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概念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有效性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被增长经济学所忽视的概念——增长的有效性
增长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一般含义所作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这种解释来源于在增长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例如，库兹涅茨在定义经济增长时就把“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作为构成定义的首要组成部分，把“商品供应持续上升”看作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特征。①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库兹涅茨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各国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或每个劳动者平均产量的持续增长”。②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名著《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突出强调了他所关心的“主题是人均产量的增长”，“是得到更多的物品与劳务的过程。”③增长被视为人均产量的增长。
产量或人均产量的持续增长以及实际生产能力的持续上升，从价值或总量角度定义便是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持续增长。尽管GNP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进行宏观分析的统计指标，但这并不妨碍增长经济学将GNP当作表征经济增长甚至经济福利的最重要的指标。因此，增长经济学常把经济增长首先看作是一个总量的持续增加的过程。例如，库兹涅茨在与罗斯托的争论中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是一个总量的过程。”④最早使用“经济增长的哈罗德就是用国民收入持续增加来定义这一概念的。实际上，总量的持续增加在增长经济学关于增长概念的一般含义方面具有核心意义。因此，以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的增长经济学的注意力的根本指向，通常就是怎样求得GNP的增长。追求经济增长与追求GNP的增长在政策制订和理论含义上是等价的。在实践中，GNP或人均GNP的增长率是衡量一国经济成就大小的权威性指标。最大限度地推动GNP高增长，总是政府经济政策所环绕的首要目标。
由于投资（积累）与增长(GNP)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因而投资率或积累率的变动、投资增长率的高低便成为判断、推测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数系。著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精髓，就是投资是增长的唯一因素。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增加了劳动、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但投资的重要地位并未因此而降低。⑤实践中的多数场合投资增长甚至被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
增长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一般含义的这些思想，自然将人们对增长的关注焦点直接引向产量或GNF统计数字的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各种原因。这在不断完善的各类增长模型的设计、日益广泛的增长因素分析以及政府重要经济政策等方面得到了充分反映。
但是，这种纯粹总量意义的增长含义，在将人们对增长的关注焦点引向产量、GNP变动的同时，却忽视了使增长进而使表征增长的产量和GNP统计量富有实际意义的重要概念——增长的有效性。例如，按增长的定义，只要统计期的GNP高于基期的GNP（按可比价格），经济就是增长的。然而，如果统计期的GNP构成要素的品质是低劣的，那么，这种增长就是一种帐面的、无效的增长。因为增长没有合意的品质保证，尽管可以取得统计数字上的增长成就，统计也符合增长经济学对增长的定义要求。原因在于，GNP只统计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而不问这种价值与其承担者——最终产品和劳务——之间是否存在品质问题。
增长的有效性不仅涉及GNP构成要素的内在品质，而且涉及增长成本或增长效率以及增长结构的适应性等诸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增长的产出结构矩阵
来解释增长结构的适应性从而直观地说明增长的有效性概念：若[A]各元素与[B]的各元素在次优意义上完全适应，则增长是有效的，增长过程是一般均衡性质的；若[A]的元素与[B]的元素在次优意义上部分不适应，增长便是非均衡性的，它含有非有效成份，即短矩阵元素的不适应部分。这部分所表征的增长具有“帐面增长”的性质。
增长的有效性概念是对增长的一般含义的一种深化。它表明，只有当表征增长的总量指标同时满足增长有效性要求时，增长才具有真实意义。而增长的有效性可以定义为有品质保证的、低成本、高适应性的增长。
由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会由于各种原因而造成非有效性增长成分的存在。而增长中的非有效性成分则起着降低或改变实际增长的消极作用。
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发生过由重工业自我循环推动的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在理论上符合第Ⅰ部类优先增长的要求，具有“倾斜生产方式”的某些特征，在概念上也能满足经济增长的一般含义，并且具有可观的总量增长率。然而，这种增长实际上是非有效性的。它不仅过多地耗用了稀缺资源，造成了僵硬的增长结构，也改变了增长的实际意义。由此引起的消极后果成为深刻的体制变革的原因之一。
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经济，一方面，由体制变动而激发出惊人的增长能量，另一方面，转型期的增长中也包含着引人注目的非有效成分。
二、转型期经济增长中的非有效性成分分析⑥
1.GNP构成要素的品质
GNP构成要素是最终产品和劳务。最终产品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无论消费品、投资品还是劳务，都有相应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在理论上，GNP构成要素必须符合这些标准和相关要求。如果将不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的最终产品和劳务计入GNP，或GNP中包含了不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的最终产品和劳务，就会产生GNP构成要素的品质问题，形成“帐面增长。”
由于最终产品在价值上包含了中间产品，因而中间产品品质就会对最终产品的品质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一座属于最终产品的建筑，如果部分地使用了劣质建材，其品质就明显地受到了影响。因此，对GNP构成要素品质的分析将延伸到中间产品。为简化分析，我们用产品合格率作为复杂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的替代尺度以反映GNP构成要素的品质状况。
综合有关资料，我国产品的抽检合格率长期徘徊在大约55%-75%之间。这就意味着，在一定时期内的销售收入中，大约有25%-45%的不合格产品实际上取得了与合格产品相同的市场价值，从而为增长作出了贡献。但是，从增长的有效性角度看，构成增长的这部分市场价值具有明显的帐面性质。
在投资需求过旺的高增长时期，产品合格率往往变得更低。大量不合格产品不仅没有退出生产领域和再生产过程，相反，却起着支撑高增长、创造GNP增量的作用。据有关资料，1992年下半年商业部会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消费者协会于第四季度采取在市场商品柜台、批发仓库购买近期商品的办法，大件商品和验目眼镜采取在商店或用户中现场直接检验的方法，对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250个生产厂家，253个牌号的350个品种的13类商品的质量进行抽查，合格率只有59.1%，其中小包装名绿茶和电推剪的合格率分别为33.3%和16.7%。⑦1993年春耕期间，有关部门对农业生产资料质量进行市场监督抽查，发现合格率仅为40.58%，其中化肥只有24.56%（个别省份为14.3%）。⑧1993年第2季度，国家技术监督局对2701种国内销售的产品进行了抽检，结果合格率仅为67%，7类建材的抽样合格率平均为67.3%，其中石棉只有37.1%；5类矿用产品平均抽样合格率为57%，其中翻斗式矿车只有35%；14类机电配套设备产品的抽样合格率平均为63.5%，其中小型制冷压缩机只有38.1%；家用液体加热器的抽样合格率仅有26.7%。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建设部会同有关单位于93年7月对螺纹钢筋质量进行的调查性抽检，从北京、天津、河北所属10个市县的62个建筑施工工地的34个工地中，抽取62批在用螺纹钢筋样品，样品合格率仅为20.9%，另一项资料表明，有关部门对107个烧结普遍砖生产企业的107批产品的抽样结果，合格率只有28%。⑨
大量不合格产品的使用，必然造成严重的事故隐患，但却不妨碍将这些产品的市场价值计入表征增长成就的GNP统计表上。这种无效增长在统计上是有效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每年都有为数可观的劣质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公开销售领域，这些产品从软饮料、食品、家用电器到种籽、化肥、汽车、机床范围相当广泛。限于统计资料，很难精确估算这些劣质品的销售收入。但是在反映经济增长的GNP统计数字中，这类收入显然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比重。
对GNP构成要素的品质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帐面增长的另一种情况是假冒产品。包括对名优产品的假冒（侵权）和对产品质料的假冒（提供的产品名不符实）。
优质名牌产品具有与其品质相称且比同类普遍产品高得多的市场价值。如果对这些产品进行侵权假冒，就可以获得高于假冒产品的真实价值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市场价值。如果将这种价值计入GNP，无疑能增加GNP总量，放大GNP增长率。然而这种增长显然是帐面的，无效的。多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对名优产品侵权假冒屡禁不止，从名酒、名烟、名牌西服到名牌电视机等等，层出不穷，不胜查处。例如1992年1-7月，全国假冒茅台酒多达221吨，相当于该厂生产量的1/6，比91年同期增加了3倍多。⑩由此不难想见假冒产品的生产规模以及一定时期内的GNP中，假冒产品产值所占比重。
对产品质料的假冒，例如用人造纤维冒充天然纤维，用人造皮革冒充天然皮革制品。也会造成帐面的GNP，因为被冒产品的市场价值要比假冒品高得多。
2.增长成本
经济增长成本重要包括：投入成本、交易成本和环境成本。
投入成本的主要表征指标是产值能耗比。据一项研究，我国生产1美元GNP的能耗是法国的4.98倍，巴西的3.82倍，英国的2.97倍，日本的4.43倍，印度的1.65倍。我国产品能耗与先进国家相比，火电高32%，钢高40%，水泥高66%，平板玻璃高45%，合成氨高83%，纸高38%(11)从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来看，1980-1988年间，除1983年外，都是负值：从1980年的-0.9发展到1988年的-15.5(12)。这些数字意味着，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过高的投入成本支撑的。由此表明了增长的低效率：按汇率计算的相同的GNP并不能提供相同的有效产品。交易成本的含义是为达成和监督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包括信息、谈判、签约、监督等费用。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若交易成本大于管理成本，企业就会通过合并将交易成本内化，反之则通过分解将过高的管理成本转化为较低的交易成本。企业对成本的反应保证了“成本均衡”的过程几乎不存在；另一方面，转型期的无序状态内含着交易概念的非规范性扩大，交往关系的货币化程度迅速提高，行政和非行政权力表现出极强的“交易创造”能力，权力行为商业化。这不仅导致信息、谈判、签约等直接交易费用的上升，例如，在厂长基金的支出结构中，伙食招待、请客送礼两项已占到88%；(13)而且造成各种名目的收费、摊派等间接交易费用的膨胀。(14)
环境成本是为增长而付出的环境代价。在我国，这种环境代价是相当可观的。以80年代为例，污水排放量1981年为292亿吨，1987年上升为349亿吨，人均32.3吨；废水排放量与社会总产值高度相关，增长弹性值为0.26；大气污染严重，对全国城市SO，2等4项代表性污染物的监测结果表明，降尘、颗粒物100%超标，废气排放量与社会总产值呈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59；1981-1987年社会总产值增长了1.03倍（按可比价格计），同期废气总排放量增长了0.6倍；工业费渣产出量1981年为37664万吨，1987年升至52916万吨，增长了40.5%，工业费渣产生量与工业总产值高度相关，弹性系数为0.438。此外，532条河流中有82%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983-1987年城市地表水中，化学耗氧量增加了2.8倍，生化需氧量增加了2.3倍，氨氮增加了2.1倍，亚硝酸盐氮增加了1.4倍，砷、汞各增加了1倍；在380个城市中，至少有2/3处在垃圾的包围中，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不到5%。(15)
这些情况使得我国在80年代高增长期的环境污染类似于发达国家50-60年代的污染严重时期，而当时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一般在1000美元以上，我国8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到400美元。足见我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边际社会成本是惊人的。但是，由于污染对于制造污染的企业而言，属于外部不经济，因此并不妨碍和降低企业产出对GNP增量的贡献。
3.增长结构的适应性
增长结构的适应性指产出结构符合区位优势原理和均衡增长要求，产品供给结构符合消费需求结构要求（结构静态适应性）；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结构对消费需求结构变动反应灵敏（结构动态适应性）。结构适应性越强，增长就越有效率，越能保证增长的有效性；反之，就会造成增长的高成本低效率，形成非有效增长。
我国产业结构状态的突出特征是不遵循区位优势原理和均衡增长要求。这表现在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和基础能源的滞后，据对1981-1987年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动态考察，1987年的AI系数（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化程度）和LH系数（产业结构中的轻型化程度）的均方差都小于1981年系数的均方差，说明各地区的AI系数和LH系数正向其均值逼近，即不同地区间的产业结构是趋同的。(16)再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工业结构看，也是高度趋同的（见表1）。
表1 中国东中西部工业结构相似系数
区域东部中部西部
东部 1
中部 0.9339 1
西部 0.9352 0.9793 1
资料来源：《管理世界》1990年第6期第69页。与此同时，我国的基础能源产业却长期滞后。以能源工业为例，通常一个国家进入经济高增长期时，能源弹性系数（能源生产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一般要大于1，如日本1960-1972年经济高增长期间，能源弹性系数为1.15，即GNP增长1，能源工业相应增长1.15。而我国在1979-1987年的增长期内，能源弹性系数仅为0.39，1986年以来，该系数没有超过0.45。表2反映了我国基础产业的滞后状况。
表2 1980-1989年中国基础产品滞后系数
产品
原煤 原油 发电量 成品钢 木材 公路铺设 铁道铺设
滞后系数
0.35 0.50
0.250.31
0.560.56
0.59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摘要(1990)》有关资料计算。
显然，我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趋同性产业结构的建立和对加工工业的持续投资取得的，这种增长不仅以分工利益的丧失和对均衡增长路径的偏离为代价，而且造成了过高的增长成本和结构性过剩，这使得表现为增长成就的投资结果，即已实现的投资品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相当一部分不得不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这样，增长就必然具有某种帐面性质。
从我国产品的供给结构看，相当程度上存在着对需求结构的严重偏离。以最近的一次增长周期（1987-1993年）为例。据统计，1989-1990年预算内国营工业生产企业产成品库存的年增长均超过50%，1991年1季商业库存近4000亿，50%以上为滞销积压品，20%的商品库存期已超过两年。1991年6月末，产成品库存余额达1300多亿元，超过了正常库存水平700多亿元。另据一项调查过的统计，1989-1991年每年新增库存都超过1000亿，相当于当年实际总供给的4-7%左右，据商业部1991年上半年对市场上646种商品的供求排队，供不应求的商品比1990年上半年减少4.1个百分点，而供过于求的商品增加4.4个百分点。(17)
1992年我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GNP增长率达12%，但据商业部有关部门对682种主要商品1992年上半年的供求排队，供不应求的商品只占10.9%，而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2.4%，比1991年下半年增加5个百分点(18)另据工商银行对4万家工业企业的调查，1992年新增贷款约有46%变成了积压在仓库中的产品。(19)
这种边生产边积压的状况说明，我国产品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变动缺乏灵敏的反应，结构转换严重滞后，创新力差。
然而，只要库存属于当年新增者，就可以计入GNP以计算经济增长率，尽管这些库存品与需求结构严重偏离。
上述分析由于受到统计资料的限制，显得实证不足。但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值得重视的非有效性成分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在总体上仍然是低质量的。高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改进并不理想。
三、非有效增长的成因
1.政府推动增长的传统模式 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有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在市场体制下由企业推动。企业在其财产约束下，依据市场信号，通过景气预测做出有关决策并承担决策风险。整个经济增长是无数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活动的结果。国家的作用在于为增长创造宏观及结构环境。另一种是在集中计划体制下由政府推动。政府依据其战略目标及其偏好而非市场信号做出增长决策。实现增长的基本条件是政府集中动员资源的能力，实现预定增长的过程常伴随向下的压力，使计划增长率逐级放大。当计划增长过高或过高的增长计划难以实现时，便会出现增长中的“不良行为”：虚报产值、“短边行为”(20)等等。
进入转型期以来的我国经济，市场边界不断扩张，市场的机制对增长开始 起调节作用。但推动增长的基本模式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的政府推动型，并且各级政府成了更主要的推动者。不同的是，政府不再直接用“资源动员”而改用“政策供给”的方式推动增长。因为转型采取的是行政性分权，地方政府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权力，从而承担起推动增长的责任。但地方政府也是政府，不是经济实体，其增长偏好和决策难免带有非经济因素，其经济行为可以不受经济关系的约束，也不承担决策风险，这样，由行政性分权所产生的区位利益原则。“政绩感召”、充分就业压力，尤其是中央政府差别政策造成的区域增长反差，促使地方政府形成强烈的产值速度意识、速度攀比情绪和旺盛的投资冲动。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刺激产值速度的财税制度，诱使投资活动涌向同一类型产业，造成趋同性增长结构，导致增长成本增加，效率下降。计划增长率可以在计划执行期内，应某种特定的社会原因而上调若干百分点。在速度攀比的高压下，企业便采取超常规运行，结果使产品质量下降，使GNP构成要素品质降低。政府为实现许诺的速度而向上要政策，形成扩张的政策需求，但对增长质量则很少关心。在产值速度和区位利益驱动下的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使边界价格不起作用，造成资源流动成本增加，而且使地方政府对发生在本区位内的侵权、伪劣等不良经济行为以及严重污染的企业采取一种类似政治投票中的“理性无知”态度，甚至进行公开保护。这就导致严重的帐面GNP，也使消费者和居民付出高昂的代价。同时，由政府的“交易创造”行为引出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和摊派导致可观的间接交易成本。
2.企业资产存量刚性 经济有效增长的条件之一是企业资产存量的可调整性。通过转产、倒闭、兼并、扩张等调整行为，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从而提高增长结构的适应性和经济质量，保证增长的有效性。
但是，转型期的我国经济，企业资产存量严重刚性，难以调整。企业可以不断进入某一个产业却很少退出。政府保护、财政补贴、银行贷款形成了有效的退去壁垒，当企业处于或低于停业点时，可以在壁垒保护下得到维持；某些新建项目尽管不提供有效产品，同样能存在下去，由此形成日益庞大、结构僵硬的资产存量。从而使增长结构适应性低度化，增长质量低下。
3.交易中的“寻租”(rent-seeking)行为
“寻租”通常指由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供求差价收益，即垄断利润。从更一般角度看，“寻租”活动总与特定的供求关系有关而无论它是否由政府管制或干预造成。例如，A企业为取得B企业的外加工订货而向B企业有关人员行贿，或B企业有关人员向A企业做出某种暗示以为签约条件。这里，B企业有关人员就是利用了握有的外加工签约权和A企业对外加工订货的需求以获取额外的收益，这样，外加工订货签约权有了租金价值，这类“寻租”活动可以发生在交易过程的各个环节。(21)大量假冒伪劣产品所以能进入市场，进入生产消费，存有质量问题的工程所以能通过验收，甚至成为全优工程，很大程度上与各种形式的“寻租”行为有关。其直接经济后果便是降低了GNP构成要素的品质。
4.统计幻觉 总产值、GNP、产品产量、投资等是常用的反映经济增长的统计指标。但这些指标大多存在统计幻觉。例如，总产值指标，由于其统计方法，在实物量不变的条件下，加工环节越多，重复计算量就越大，总产值也就越大，从而经济增长率也越高。GNP是最通用和权威的增长统计指标，但它不仅存在某种明显的重复计算成分(22)，而且存在着成本收入倒置的统计幻觉。对此，兰德尔曾指出：GNP只记录支出的费用而不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区别。例如，售出的新汽车的价值是和以处理废旧汽车为主的人的收入加在一起的，但后者是成本项目，应从前者中扣除而不应加在一起。此外，污染使环境愈来愈糟但却不减少GNP，相反，污染引起人类健康问题，增加了医疗服务开支；污染引起的腐蚀，加快了耐用品的更新。就是说，污染实际上还增加了GNP(23)。
这类例子随处可见，如一部劣质汽车投入使用后不得不为此追加非正常维修费用，无论从使用者或者是社会看，这都应属于成本。但非正常维修费用支出同样是有效需求，结果成本反倒构成增加的GNP(24)。名优企业产品被侵权导致名优企业增加打假支出（增加广告、制作防伪标志、组织专业打假队伍、进行诉讼、旅差等等），这类支出显然属于追加的社会成本。但由于支出增加了有效需求从而增加了GNP，社会成本由此为增长做出了贡献，成为GNP增量的组成部分。社会秩序混乱，市场竞争无序，导致治安、司法、诉讼费用上升。这些社会净成本也由于同样原因而成为GNP增加值。如此等等。这说明在GNP总量中有一部分直接来自于与社会成本相关的再生产系统，其规模与社会成本的大小严格正相关。
投资也有类似情形：当一项投资最终可能不提供有效产品时，也不会妨碍以投资率来表征的经济增长。
总之，如果满足于统计报表上的数字，就难免不会产生对单纯增长速度的偏好，进而完全忽视增长的有效性。
注释：
①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现代经济学论文选》，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页。
②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③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3页。
④西蒙·库兹涅茨：《评起飞》，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⑤例如，人们在分析增长波动或“景气”时投资通常是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就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看，两者很难完全分开，因为投资往往与新技术的运用相结合。
⑥进行这类分析依赖于相应的统计材料.但我国现有的统计信息系统还不能为此提供所必需的资料.例如，仿冒产品的市场价值就没有可供参考的数值.因此分析是尝试性的，不充分的。
⑦1993年2月4日《经济日报》第1版；1993年2月9日《经济日报》第5版。
⑧1993年5月25日《经济日报》第1版。
⑨根据“93中国质量万里行”有关报道。
⑩《轻工业部呼吁保持名牌产品》，《亚太经济时报》，1992年11月1日，第1版。
(11)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编：《现实与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66页。
(12)钟朋荣：《三角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13)钟朋荣：《三角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14)例如，云南某市建设一小型化工厂的200万元投资中，真正用于基建的仅111万元。陕西省工商行对18项技改工程预决算进行审核，结果共核减不合理支出近4000万元。
(15)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3页。
(16)刘国光主编：《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中国计划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17)张衔：《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几个理论问题》《财经理论与实践》1991年第4期；
郭树清：《经济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18)《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10月16日，第27页。
(19)于祖尧《改革与增长孰先孰后？》《经济参考报》1993年6月29日第4版。
(20)指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如生产超重玻璃以完成产量指标等等。
(21)例如，可以按定货者要求开发票，向工程验收组进行馈赠、开宴席等等。甚至形成“寻租”手段供给“行业”——售卖假发票。购买者利用现行报销制度和发票管理办法的漏洞，编造支出，大发其财。这类入帐的支出完全是虚构。
(22)张衔：《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几个理论问题》，《财经理论与实践》1991年第4期。
(23)美阿兰·兰德尔，《资源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9-30页。
(24)自行车维修业曾一度十分兴旺，原因是自行车质量过于低劣，但这却增加了劳务G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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