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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印两国之间建立信任措施的历程及存在的一些障碍
中印之间早在1954年就采取了有力的信任措施，那就是在两国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提出的，后来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使这些措施未得到落实。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期间所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协定》，不但贯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也可以说是中印两国之间根据两国边界争端的特点而制定的最全面的信任措施。该协定规定：“两国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将把实际控制线地区各自的军事力量保持在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双方将通过协商制定在实际控制线地区的有效信任措施。”[①]
这个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印两国建立信任关系的新进展。印度报纸说它将“使中印关系进入互相信任和更好的政治了解的新阶段，为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争端迈出了重大的一步”。[②]这个协定签订的过程与内容完全符合双方和联合国所推崇的建立信任措施所包含的精神。
历史证明，在两国建立信任措施问题上，应从以下几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1.保持首脑人物的互访。50年代中印领导人曾有过密切的交往。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访印，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和副总理贺龙亦曾先后率团访印；尼赫鲁总理、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副总统访华。在中印关系经历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停滞之后，中印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互访又于80年代初逐步恢复，如印度外长瓦杰帕伊1979年访华，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访印以及两国领导人在第三国的会晤等，都有助于缓和关系，增加信任，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1988年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恢复了两国中断28年之久的高层交往。接着李鹏总理访印，印度总统文卡塔拉曼作为印首脑首次访华，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受到包括中共5位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高层领导人的接见。在此之前，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于7月份访印，与印方商谈了削减边境驻军、重新开放关闭了32年的古老贸易通道等进一步建立信任措施问题，还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印领导人之间频繁的互访，无疑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两国建立信任措施必不可少的条件。
2.促进两国议会之间的进一步交往。90年代以来，两国恢复了中断30多年的议会代表团的互访。1995年秋，印度联邦院副议长纳吉玛·赫普图拉博士率团访华。1995年11月中国乔石委员长的印度之行，是中国人大委员长对印度的首次访问，受到了高度重视。两国议会之间的交往增多，不仅会增强两国立法机构和各党派之间的了解，从而为促进两国友好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为最终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去掉一个有可能出现的障碍。
3.两国军方应建立更多的直接接触，更多地了解彼此意图，以避免误解。自1989年印度国防部长访华以来，1993年12月我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访问了印度。1994年9月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首次访问印度，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年6月印度全国航空航天实验室主任拉米博士访问了中国，揭开了这方面合作交流的序幕；8月，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张延中访印，双方签订了民用航空合作框架协议。同年12月，在印度的班加罗尔首次召开中印航空研讨会。[③]这种交流无疑将加深两国之间在这一重要领域的了解与合作。
4.扩大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合作。两国自1984年8月15日恢复签署贸易协定后，双方有关官员互访不断增加。1993年中国国务委员兼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宋健访印，印度计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长普·穆克吉、钢铁部部长圣·莫·德伯、矿业部长雅达夫先后访华，1994年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访印。两国贸易额在1995年达到10亿美元（1984年为0.62亿美元、1991年为2.64亿美元）。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也有一些进展。但就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而言，规模都太小，亟待发展。
毋庸讳言，在中印建立信任措施问题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障碍。
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1993年9月中印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是两国建立信任关系，促进中印友好的重大措施。看来边界问题的解决尚需时日，有待双方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最终解决。目前双方达成的协定，无疑已为今后解决边界问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边界问题不应成为双方建立信任措施的障碍。
在西藏问题上历届印度政府一再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度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但是一些西藏人继续在印度从事反对祖国的活动，甚至反对印度政府同中国谈判边界问题。印度国内也有一些人鼓动达赖集团闹“独立”。这对中印两国建立信任关系、加强中印友好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对中印友好大潮流中的这股小逆流必须加以警惕。
西方在国际上散布“中国威胁论”，在印度一些人中也有影响。其实，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集中力量发展本国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和印度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迈向21世纪，跻身于强国之列。在军事上，中国实行的是防御政策，不对任何邻国构成威胁。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1995年1月召开的“马中首脑论坛”上谈到，“把中国看成威胁，并据此来部署保安的策略，不但是错误的，而且还是极差和危险的”；“马来西亚拒绝把中国视为一个军事或政治威胁，而乐意把它当作朋友和伙伴，相信中国对于营造一个和平、区域安全环境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④]他还指出，中国需要军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感受到威胁；西方国家挑拨亚洲国家关系，进行武器推销而大发其财。[⑤]这是对西方散布的“中国威胁论”的公正评论。因此，认为中国发展经济，改善国防力量是对周边国家形成了威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中印可以建立信任措施和友好合作关系
中印两国之间建立信任措施和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为：
1.两国对当前国际形势有着广泛的共识。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时，就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两国要为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而共同努力。拉奥总理访华时双方对国际形势看法也基本一致，认为在国际生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十分严重，双方同意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磋商。印度报纸也说，“双方对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的看法互相接近、同情、理解”。[⑥]“两国都面临单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惩罚”。[⑦]美国对中国和印度经常挥舞“人权”大棒，中印两国都认为，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参见1991年12月16日中印联合公报）。近几年，印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都支持了中国的立场。正如有的印度朋友所说，“美国的行为足以促使印中团结起来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⑧]当然中印领导人现在都不会把发展两国友好建立在反对任何第三者的基础上。
2.两国在政治上都更加成熟，都有增加接触、加强两国友好的愿望。拉奥总理访华时就说过，“现在印中关系成熟了，双方没有让分歧妨碍双方互利合作的发展”。[⑨]印度前陆军参谋长孙德吉也认为，上述1993年有关边界问题协定的签订“是在理性政治和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迈出的一步”；辛格·布拉尔中将说该协议是“政治上务实政策的重大进步”。[⑩]在今年印度举行的第11届大选中，主要政党国大党、人民党和印度人民党在其竞选纲领中，都表示要继续同中国友好。例如人民党纲领说，“我们将进一步促进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势头”。印度新总理高达也表示要增进同所有邻国的关系。两国领导人排除干扰，实事求是地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这就为保证中印关系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3.冷战结束后，过去因美苏对抗而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已不复存在，前苏联的干扰已基本消失。冷战期间印苏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给印度造成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中印关系一度恶化与前苏联是分不开的。冷战后，作为前苏联主体的俄国和印度都调整了各自的外交政策，印度同中国和俄国改善和发展了关系，俄国也改善和发展了同中国的关系。一年多来，经过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的访俄，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和总统叶利钦的再度访华，中俄关系大为增进，俄、中同印度的关系也都有了新进展。今春俄外交部长普里马科夫访印时，签署了1994年拉奥总理访俄时提出的设立两国领导人之间保密电话联系协定。普里马科夫说这不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他还说：“不管是莫斯科还是新德里都希望同伟大的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4.中印两国都迫切要求发展经济，并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经济中的互补面将不断增大。中印两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市场的国家，也是科技力量最为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地理位置接近，国情也有相似之处，便于互通有无和相互借鉴。印度1993年5月成立的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外贸和吸引外资办法的小组认为，“研究中国比研究‘四小龙’更切合印度的实际，因为‘四小龙’经济规模小，而印中都是大国，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11)]以往两国有关部门对两国经济中的互补性看得不够，对某些出口产品的市场碰撞看得过重，因而对发展经贸关系信心不足。实际上两国经济也各有优势。中国的某些技术具有先进、实用、价格合理等特点，适合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国在钢铁、煤炭、小水电、医药、石油开采和加工、城市污染处理、废弃物利用、陶瓷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对印度都适用；中国的机械设备、小马力拖拉机、电站设备、炼钢炼铁设备、石油开采和输送设备，以及生丝、农副土特产品、轻工及文教用品等，在印度也会有市场。特别在炼钢方面，印度计划到2000年使钢产量增至3，400万吨，中国的小高炉生产技术与工艺对印度颇为适用。印度一些专家对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道路也感兴趣。印度的电脑软件、电子原器件、制药设备、胶合板、化肥、木材等，可在中国找到市场，吴仪部长访印时还表示欢迎印度企业家到中国的能源、交通、原材料、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李岚清副总理1993年初访印时曾表示，希望两国在航空、电子、铁路、机器制造、矿业和建筑业等方面进行合作；两国贸易额在几年内可扩展到30亿美元。回顾10多年前，中国只购买印度大宗出口品铁矿砂10多万吨，而今已达400多万吨，据估计还有成倍增长的潜力。今后，关键是工商界人士应多交往，以及时了解彼此的市场和可合作的领域。同时及早建立两国之间的直接船运和空运航线，改善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此外，加强边境贸易也非常重要，其数量虽不会很大，但它不仅对繁荣两国边境地区落后的经济和改善边民贫困的生活起重大作用，也可使两国边民在经济交往中增进了解和感情，这些将大大有助于稳定两国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5.印度国内均赞同对华友好，这将为顺利建立和实施两国间的信任措施提供稳定的基础。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当年在开启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后，有意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但遭到反对党和国大党内一些人，其中包括亲苏院外集团的反对。英·甘地的顾问们“也不信任中国人”，还有老一代的外交官“对中国抱严重敌对的态度”，因而“中国合理、可行的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被他们拒绝了”。前总理拉·甘地访华也是排除了阻力才实现的。他访华后才逐渐形成对华友好的共识。到拉奥总理访华时已得到一致的支持。这以后，两国关系就更顺利地开展了。
中印两国是经济在迅速发展中的伟大邻国，加强友好与合作，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亚洲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建立各方面的信任措施，最终导致两国之间存在的唯一问题边界问题的解决，从而把两国友好合作推向更高的水平。其巨大影响至少可表现在：将大大有利于两国加速经济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拥有足够的份量；给世界上存在争端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和平解决争端的榜样和希望。中印、印巴、中巴友好合作对稳定这个地区的局势是一种重要保证。在中苏交恶期间，在这个地区曾经出现过苏印、美中巴对立的格局。中国自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为求和平的建设环境，就积极实施同所有国家特别是同所有邻国友好而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政策。随着苏联局势的剧变及其所带来的俄中、俄印关系的变化，上述对立格局已彻底改观。多年来中国领导人同印巴领导人交往中，一再向他们表示希望印巴两国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建立友好关系。
总之，中印建立和实施信任措施，导致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其影响所及将使更多的国家致力于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注释：
①新华社1993年9月7日电
②《印度时报》1993年9月8日
③《印度快报》1994年8月18日
④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5年1月24日
⑤新华社1996年1月12日吉隆坡电
⑥《印度时报》1993年9月7日
⑦印度《经济时报》1993年9月8日
⑧路透社1993年9月5日新德里电
⑨同④
⑩见《India Today》1993年第9期载印度记者《印中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一文
(11)新华社1993年5月27日新德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