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战后论文,大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后不久，为回应朝野上下的“变法”呼声，光绪帝颁布“改革谕旨”及胡燏棻、康有为等条陈折片九件，引发各地将军督抚展开了一场关于改革问题的大讨论。安徽巡抚福润就此评论道：“圣天子锐意振兴于上，诸臣恳切敷陈于下，精研时务，共图改弦更张……化弱为强、转危为安之几（机），诚在斯举。”①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也称：“此诚我中国自强之一大转机也。”②维新派更是欢欣鼓舞，盛赞：“薄海臣民，捧读王言，破去拘索（牵）之见，光大维新之命，化行风被，人人可以昌言新法。”③
关于此次大讨论，孔祥吉于1988年出版的某书中曾辟一专节论述。④此后，又有佟洵《甲午战后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⑤李元鹏《试论甲午战后“因时制宜”谕引发的讨论》、⑥《光绪乙未年地方督抚的自强论争》、⑦《晚清督抚与社会变革——以1895-1898年初督抚的自强活动为中心》⑧等文。对于九件折片的作者及内容、参与复奏的督抚及奏折，学者们各执一词；⑨关于大讨论的性质及影响，亦众说纷纭。⑩笔者近撰《关于引发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的九件折片》，专就九件折片问题作详细考证。(11)现拟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详细论述，以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揭示甲午战后清朝统治阶层应对改革的态度、策略及实践，加深对甲午战后政局的认识。
一、“改革谕旨”与九件折片
甲午中日战争使得洋务派30余年的努力宣告破产，随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使举国震惊：“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以及防边之将帅，上计之公车，泣血拊膺，合词呼吁。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12)抨击矛头所向，直指中枢。
面对险峻形势和舆论压力，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1895年5月11日），即《马关条约》在烟台互换后第四天，光绪帝颁发朱谕，“饬六部、六（九）卿、翰、詹、科、道至内阁恭阅”，(13)有意将国人的关注点引向兴革与图强：
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
两日后，他又借为新贡士拟复试命题之机，表露“与海内贤能力矢自强、单心图治”之意，鼓励众人“直言无隐”。(14)四月二十八日的朝考，则明确以“变则通通则久论”作为论题。(15)闰五月十三日，光绪帝下诏求贤，命内外臣工保举洋务、西学人才。(16)
户部尚书翁同龢公开赞成改革，“日言变法”。(17)对日和约达成后，他曾草拟《微臣奉职无状上累圣明亟请罢斥以明黜陟折》，自请处分，然未呈。(18)五月二十六日，户部出奏《偿款太巨请饬通盘筹画兴利裁费折》，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各抒己见，“如有可兴之利，可裁之费，于国有益，于民无损，勿畏烦难，勿避嫌怨，勿拘成法”。(19)当日奉旨允准。光绪帝还将参议者的范围扩大到大学士、六部九卿暨各直省将军督抚。(20)
甲午战事后期，求“变”思潮已在鼓荡。光绪帝的刻意引导，致使官员士子纷纷上奏言事，其中包括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军机章京户部员外郎陈炽、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户部主事聂兴圻、陕西按察使李有棻、委散秩大臣信恪、南书房翰林张百熙、翰林院编修丁立钧、掌浙江道监察御史易俊、翰林院编修阎志廉、翰林院侍讲学士瞿鸿禨、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詹事府少詹事阔普通武、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吏科给事中褚成博、广东进士康有为等。(21)文廷式说：“和议既成，举国争言洋务，请开铁路者有之，请练洋操者有之，请设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者亦有之。其兴利之法，则或言银行，或言邮政，或请设商局，或请设商务大臣。”(22)汪康年也说：“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23)
在这一背景下，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光绪帝颁布改革谕旨：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画，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覆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24)
与该上谕同时缮寄下发给各直省将军督抚的，是“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25)这道新上谕突破了四月十七日朱谕中限定的“练兵”、“筹饷”两大端，扩展了改革范围，明确了仿行西法的导向（主要是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反映出光绪帝的所思所想及励精图治的决心。
光绪帝发下的九件折片分别是：（一）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陈炽：《请一意振作变法自强呈》（又称《上清帝万言书》）；(26)（二）五月十一日，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而图自强呈》（即《上清帝第三书》，都察院代递）；(27)（三）五月十七日，胡燏棻：《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28)（四）闰五月初七日，张百熙：《和议虽成应急图自强并陈管见折》；(29)（五）闰五月初七日，信恪：《时事艰难请开办矿务以裕利源而图经久折》；(30)（六）闰五月初九日，易俊：《厘金积弊太深请饬妥定章程折》；(31)（七）闰五月十六日，准良：《富强之策铁路为先敬陈管见折》；(32)（八）闰五月十九日，徐桐：《奏为遵筹偿款兴利裁费补抽洋货加税等八条敬陈管见折》；(33)（九）闰五月十九日，徐桐：《枪炮宜制造一律片》。(34)共计八折一片。(35)其中，陈炽、康有为、胡燏棻、张百熙的上奏带有统筹全局的性质；易俊、准良、信恪着眼于对具体政策的考量；徐桐的奏折是紧扣五月二十六日的筹款上谕而发，其附片是对于军事失利的技术性反思。
九件折片的主张并不相同，有些方面甚至是对立的。胡燏棻、康有为、陈炽都明确提出学习西方、“变法”自强。胡援引日本仿行西法而致富、致强之例，指出：“纵观世运，抚念时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恳请光绪帝抓住甲午新败的时机，奋发图强，“事苟有益，虽朝野之所惊疑，臣工之所执难，亦毅然而行之；事苟无益，虽成法之所在，耳目之所习，亦决然而更之”。他所强调的“变法”主要指筹饷、练兵、工商、学校，政治见解并未超出洋务派的范畴。康有为批评了战后朝野上下“复庆太平”的苟安局面，主张改革“国朝法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制度各方面实行“变法”。陈炽揭橥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与甲午战败的直接关联，盛赞“泰西政教之胜于中国”，倡言：“欲振作，必须自强；欲自强，必须变法。以筹国用、罗人才为始事，以练民兵、开议院为成功。”张百熙同样痛心于“今日中国之法敝极矣”，并集矢于用人行政，颇讥“苟且因循”，但立足点还是落在“我皇上……察国事之日非，而力求其是，念时局之方危，而务求其安，于听政退朝之暇，恭取圣祖、世宗、高宗三朝圣训，勤加乙览，祖述宪章”上。徐桐大力提倡“俭德”，认为：“为今之计，惟有就现有之款力加整顿，剔除中饱，节省靡费，尽以归公而已。”而信恪、易俊、准良均属就事论事，对政治问题保持缄默。
用人行政方面，陈炽吁请光绪帝设立储才馆，登进人才，广开言路，澄清吏治，命出使大臣主持翻译泰西政治方面的书籍，变通取法西方的学部、矿政部、农桑部、商部、议院等。康有为提出“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端，建议由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不论已仕未仕，约十万户举一人，“名曰议郎”，承备皇帝顾问，随时请对，一岁一换，留者领班。这较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有了很大飞跃，但与西方的议院制度仍有相当隔阂。张百熙主张“直设巡抚、渝设总兵、设东边督”，(36)旨在从行政管理上查漏补缺。徐桐请求裁汰冗员，将溢额的候补人员咨遣回籍，以省靡费。
经济变革方面，徐桐强调“节流”，主张补抽洋货、清查海关、整顿招商局、稽核电报局、酌收布捐、钩稽军饷、停止贡献，反对加赋、开矿等“重累民生、无裨国计”诸举，意在固守旧辙。胡燏棻、康有为倡导“开源”，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工商业。胡建议开铁路、铸钞币、开民厂、开矿产、折南漕、创邮政，康提出富国之法有六：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胡、康二人外，陈炽、张百熙、准良也一致赞成修铁路。很可能是受此影响，光绪帝特意将“修铁路”悬诸“改革谕旨”中各项政令之首。此外，康有为于“钞法”言之最详，建议令天下银号将实银缴存户部及各省藩库，户部用精工制钞，而给以加半钞票，规模大者户部皆助资本，亏者户部皆代摊偿。胡燏棻重点论述了“折漕”，主张将漕粮一律改征折色，官兵俸米悉易为银，漕运用款并漕督粮道、仓场侍郎、监督粮厅以下兵弁，概行裁汰，“是国家岁省数百万开销，反多数百万盈羡”，有益于国，无损于民。
军事改革方面，胡燏棻、康有为、张百熙都赞成裁汰绿营。康有为最为激进，主张“全汰”、“立汰”。胡燏棻建议每年裁减二成，五年裁竣。张百熙提出各省先裁一千，大省一千五百。胡燏棻、康有为、陈炽同意规复海军。徐桐请求划一枪弹，由各官厂选择外国最快利之枪，一体仿造，子弹一律，而无须购买外洋军火。胡燏棻、康有为反对官办，主张商办，胡还断言：“欲藉官厂制器，虽百年亦终无起色，必须准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张百熙建议发动华侨捐购铁甲兵轮。此外，胡、康提议创练新军，胡、陈呼吁仿设巡捕，康、陈主张组织民兵，康、张建议精练旗兵。
社会改革和文化教育方面，以康有为的建议最丰富。他主张：设立农学会、丝茶局、丝茶学会，讲求专门之学；各州县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书籍，创行专利制度；在京师开办通商院，各省设商会、商学，仿照泰西赛会，设立比较厂；实施福利制度，移民垦荒，开办警惰院、收养所；变革文武科举，改武科为艺科，各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专立学堂，兼习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等，择15岁以上学童入学，试以经题及专门之业，再经省学、京师大考，逐级递升；各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办报纸，开民智；设“道学”科，改乡落淫祠为孔庙，广播孔子之道于外国；培养使才；派亲贵、百官、士庶游学外国。其中，在开办新式学堂、实行书院改制、派生留学、翻译西书等方面，胡燏棻、陈炽与康有为的看法相近；陈炽还提出借鉴西方先进的生活方式，整顿街衢，举办保险、电灯、自来水各事等。(37)
显然，在九件折片中，康有为的条陈最全面，所言多切中时弊，尽管也不乏可商榷之处。不过当时最为当道看重者，为胡燏棻的上奏。(38)光绪帝于收到该折的当日，即将其“留中”，(39)并携至书房与翁同龢进行讨论。翁记称：“见起二刻，书房亦二刻，看胡燏棻条陈也。”(40)数日后发布的“改革谕旨”，主体就采撷了胡燏棻的上奏纲要；光绪帝下发九件折片时，又特意将胡折置首。可见胡燏棻的论调最符合帝党上层的改革意向。
二、各地大员的主动献议与复奏的陆续上达
据军机处《随手档》、《交发档》记载，“改革谕旨”下发当日，军机处即分寄盛京将军、福州将军、闽浙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湖北巡抚、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江苏巡抚、浙江巡抚、山东巡抚12处。六月初一日，寄四川总督、河南巡抚、江西巡抚、湖南巡抚、山西巡抚、陕西巡抚、新疆巡抚、陕甘总督8处；初二日，寄钦差大臣刘坤一、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广西巡抚。均印封四百里马递。
尽管光绪帝限定于收到谕旨后一个月内奏复，但由于此期各地大员调动频繁，议复事件众多（涉及兴利、裁费、筹饷、裁军、练兵、保荐人才、补救《马关条约》第六款等），不少省份又忙于处理教案、交涉商务（主要是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等省），加之谕旨奏折皆由塘驿汛铺传递，辗转需时，各地的复奏前后拖拖拉拉持续大半年。
“改革谕旨”尚未遍达、各地复奏陆续到京之际，朝廷又收到不少大员的上奏，主动就善后事宜献计献策。其中包括署理漕运总督邓华熙、甘肃新疆巡抚陶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督办东征军务钦差大臣刘坤一、广东巡抚马丕瑶、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浙江巡抚廖寿丰、四川提督宋庆、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直隶布政使王廉等，均是政坛活跃人士。另据夏曾佑称，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也拟奏请“改章”，已拟就而未发，忽得“改革谕旨”及九件折片，正与其“原折相合”，遂将此奏改为议复。(41)
邓华熙结合洋务运动失败的惨痛教训，强调了“易辙改弦”的重要性，主张学习泰西立国之“本”：
泰西立国具有本末：广学校以造人材，设议院以联众志，而又经营商务以足国用，讲
求游历以知外情。力果心精，实事求是。夫然后恃其船械，攸往咸宜。
并随折呈进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赞其“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42)陶模从培养人才立言，罗列十三款：整饬国子监，汰减考生中额，定小试年限，停止捐例，各部院堂司官练习政事，破除旗兵积习，文武大员勤以率属，禁食洋烟，分设算学、艺学科目，培养水、陆军人才，变通操法，考求工艺，官员力戒自欺。(43)张之洞分析了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灾难及战后的险峻情势，条陈九事：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讲求商务、兴办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等。除第九条外，所言大体不出胡燏棻议论的范围。(44)刘坤一紧随其后，专折吁请设立商务公司，修造铁路。(45)马丕瑶奏陈时务十款：懋修圣学、固结民心、广开言路、崇实政务、慎择疆吏、预备将才、整顿水师、精练陆师、博访使臣、保护华商，归结于“敬天法祖”。(46)新近使俄归来的王之春，也就“身所亲历，目所经见，凡有关于国家富强之计者”，(47)胪列八端：开拓铁路、变更军制、变通科举、造就人才、筹措款项、讲求商工、振兴矿务、交涉宜专。(48)廖寿丰提出补救之策四条：端政本、节财用、修武备、整吏治，主张在尊奉圣贤经传的前提下，兼采西学。(49)宋庆对于“中外臣工纷纷条奏，言富言强，仍不外于效西法之一说”不以为然，认为：“我用我法，实事求是，庶几将士一心，缓急足恃。”(50)而同样久历战阵的依克唐阿则赞成仿效西法，条列奉天“万不可缓”者六事：练军、炮台、铁路、制器、矿产、民团。(51)王廉“甄采古今，炉冶中外”，密陈八条：改民兵、兴邮政、减取额、订西书、通教情、核户口、停止实官捐、删订各部则例；而在“核户口”一条中，他还特别强调：“将来改民兵、复选举、设议院，尤不能不以核户口为权舆。”(52)其中以张之洞的上奏最受光绪帝眷顾，收到该折的当日，即下旨督办军务处就张折内“铁路”一条，妥议具奏。(53)
就以上诸人的上奏来看，看法相当芜杂，变革意识更有明显差距。其中隐约触及政治改革的只有邓华熙、王廉，二人都提到了“设议院”，但又隐晦其词。张之洞、王之春的看法大体相近，主张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领域实行改革，与“改革谕旨”的精神基本吻合。刘坤一专就修铁路，依克唐阿专就军事、经济改革，发表了看法。陶模、廖寿丰特别强调人才的重要性，同意实行有限的军事、教育改革。马丕瑶身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省份，然见解新旧杂糅，且不乏隔膜肤廓之论。宋庆久经沙场，却反对西法练兵。此外，张之洞、刘坤一还同时提出联俄结援的建议。(54)
要更全面了解各地大员的思想见解和政治态度，还需深入研究各地的复奏。目前笔者搜集到21位将军督抚的复奏折，包括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盛京将军裕禄、江西巡抚德馨、河南巡抚刘树堂、署理吉林将军恩泽、浙江巡抚廖寿丰、护理陕西巡抚张汝梅、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开缺湖南巡抚吴大澂、安徽巡抚福润、广西巡抚张联桂、广东巡抚马丕瑶、荆州将军祥亨、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留任陕甘总督杨昌浚、甘肃新疆巡抚陶模、四川总督鹿传霖、两广总督谭钟麟、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继任江西巡抚德寿、山西巡抚胡聘之、浙江巡抚廖寿丰等。除福州将军、闽浙总督的复奏情况不明，张之洞、黑龙江将军、江苏巡抚未有奏复外，多数官员均已奉旨议复。(55)此外，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遵照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日藩、臬均准专折奏事谕旨，自行上奏。笔者亦将其并入讨论。(56)
其中，除胡聘之请求书院改制、恩泽请求开办吉林边荒矿务的专奏，分别得到光绪帝的批准及发交户部议奏外，多数奏折被“留中”、“暂存”或归箍存档，未能成为实际决策。此外，多数官员也未能按照谕旨要求于“文到一月内，分晰覆奏”，延期和托人代笔的现象。十分普遍。还要指出的是，廖寿丰共有两次复奏，第一次重在从政策层面进行探讨，第二次针对浙江情形逐条详析。祥亨是在五月二十六日“兴利裁费”上谕和“改革谕旨”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杨昌浚、张汝梅、德寿、恩泽四人是将“改革谕旨”与同年六月初六日的筹饷上谕归并讨论，该上谕要求各省就户部所拟考核钱粮、整顿厘金、裁减制兵、盐斤加价、裁减局员薪费、重抽烟酒税厘各节，妥速筹办。(59)
张之洞没有复奏的原因，可能是因其闰五月二十七日所上两折，恰好都在“改革谕旨”讨论的范围，又得知署理湖广总督谭继洵已有复奏，(60)就没再发表看法。不过，为表明拥护改革，重返湖广总督任之前，他又分别就组建江南自强军、推广邮政、筹修江浙铁路、创设储才学堂、开办江宁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等上有专奏。其中，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他特别复述了“改革谕旨”，并针对“立学堂”一款，请求在江宁创设储才学堂，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纲十六目，聘请外教，分科授学，逐级递升：
交涉之学分子目四：曰律例，曰赋税，曰舆图，曰翻书，此一门专为考求应翻外洋新出要书，藉以考核列国政要。其各国军制，已归陆军学堂，故不列入。农政之学分子目四：曰种植，曰水利，曰畜牧，曰农器。工艺之学分子目四：曰化学，曰汽机，曰矿务，曰工程。商务之学分子目四：曰各国好尚，曰中国土货，曰钱币轻重，曰各国货物衰旺。……大约法律、农政之教习，宜求诸法、德两国；工艺、商务之教习，宜求诸英国。先招文义清通、能读华书、兼通西文者四十名充高等学生，分学以上所指各门，以后逐渐增加，第其学业之浅深分为四班，至一百二十名为止。
据此，足以反映出他对教育改革的态度和对西学的认知程度，也为衡量其他大员的知识水准提供了一把标尺。(60)
三、各地大员的复奏剖析
“改革谕旨”涉及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等十四道政令，表面上是讨论如何“蠲除痼习、力行实政”，其实质却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要不要“变法”以及“变法”的深度和广度问题。
对此，反对变法的额勒精额批评道：“开铁路、裁驿站、改漕折、立学堂，无一不言仿照西学，又无一不言引用洋人，是光天化日清明世界之中，又杂一魑魅魍魉之世界……谓孔孟复生，舍洋法难言富强，纰谬已极！”祥亨宣称：“中华三王五帝，立法非不尽善尽美……道无古今，理无中西，不外用人行政循名核实而已。”李秉衡指出：“凡筹饷、练兵诸大政，蠲除痼习以实心实力行之，不必侈言变法，而自强之基不外是矣。”谭钟麟更是断言：“其欲仿行西法者，率窒碍难行。”
同意借鉴西方之长者，侧重点并不相同。一则重在西学之“用”，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工商业，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天文、格致、军事诸学等，如王文韶、胡聘之、刘坤一、谭继洵；一则重在中学之“本”，认为中西国情不同，要求“变”而不失于“正”，如福润、吴大澂、鹿传霖、德寿、马丕瑶、杨昌浚、陶模等。陶模更是以“更法”替代“变法”，称：“世变日棘，非更法无以自强”，“欲求富强，必以崇节俭、广教化、恤农商为先；欲新政治，必以变士习、减中额、汰内外冗官为先。”尤其独特的是廖寿丰的两次上奏，光绪二十一年七月首次复奏时，他还反复申论“变法有渐，正本为先”，但翌年春，却将复奏重心转到“非变通旧章，不足以变祛积弊而图振作”。余者如裕禄、德馨、恩泽、刘树堂、张汝梅，刻意绕开“变法”，回避正面表态；张联桂则抛出许多模棱两可之见。
与变“法”相比，大员们更热衷于讨论“人”的作用，即有治人乃有治法。廖寿丰指出：“从前法越之役，亦尝图自振矣。十余年来，海军非不练也，铁舰非不购也，威海一役，委而去之，所谓富强者何在？”他由此得出结论：核实用人为“庶务之纲”，“变法为因时之用”。(62)额勒精额强调：“今日之战事不得力者，将贪勇怯，又无名将总统之，加以种种掣肘，固不得归咎于西法之不行，铁路之不开也。”马丕瑶称言：“人存政举，苟非其人，行中法而弊，行西法亦未尝无弊。”谭继洵认为：“人者，本也，法者，末也，变法者，末之末也，用人者，本之本也。得其本，如挈纲而理，中法固善，西法亦善；逐其末，如治丝而棼，中法固弊，西法尤弊。”张联桂指出：“今日所急，不在立法，而在求才，不贵能言，而贵能行矣。”陶模更是反复申论：
臣非阻挠洋务者也，窃意更张不可少缓，而根本急宜先治。根本莫要于取士用人。……不治病根，但学西法，聚阘茸嗜利之辈，以期富强，只于旧法外增一法，不得谓之变法；且于积习外增一积习，不得谓之祛积习。
再就各地大员对于十四道政令的议奏情况来看，依照谕旨逐一详复的并不普遍，多数人是有选择地发表看法。另外，由于此期议复事件众多，间有重合，一些官员因之前刚就某一问题发表过看法，遂略而不谈，也有人请求另行筹议。
在众多议题中，讨论最热烈的是“修铁路”。除胡聘之外，大员们或多或少都有所表态。裕禄、廖寿丰、刘坤一、王文韶、德馨、马丕瑶、刘树堂、福润、谭继洵、德寿同意发展铁路，并就筑路原则、路线选择、筹款方法等提出许多具体建议，大都主张从干路办起，先修芦汉。吴大澂也看好芦汉铁路，鹿传霖主张从汉口、清江等处试办，但都强调本省不宜。谭钟麟报称铁路“非集股不能成”，已派候补道延年赴南洋各岛劝办。张汝梅、恩泽、杨昌浚反对在本省开办；张联桂建议缓行；陶模、李秉衡、祥亨更多渲染了修路的负面效果；额勒精额则公开违拗圣旨，高唱：
不有铁路，则中国之民各业其业，而不致失其业；不有铁路，则泰西之人各界其界，而不敢越其界；不有铁路，则民教相安，少许多烧杀之祸；不有铁路，则纲常不紊，乐无穷太平之天。泰西之法，只可行之泰西诸国，若用于中国，是乱天下之道也。
总体来看，较之战前，大员们对于铁路的态度已有很大改观。
“开矿产”并不是一个新鲜议题。仅从字面上看，多数官员都承认开矿的重要性，但落实到实践层面，却鲜有切实之语。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光绪帝专就各地对于矿务的复奏及与矿务相关的上奏作过总结，称除安徽、江西、湖南、新疆略有行动，四川、山东已奉旨开办外，其余各省或“未据复奏”，或“未据奏到”，或“谓矿不宜开”，或“谓矿无可开”，又或“谓先宜讲求矿学、慎择矿师，及悉听民间自采，招商承办恐无成效等词，一奏塞责，并未将该省如何拟办情形，详细声叙，甚非朝廷实事求是之意”。(63)
“折南漕”则是一个陈旧的条目。其中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改征折色已久，相关督抚已无异议。奉天漕粮无多，同意听候部议。只有浙江、江苏为漕米大省，且尚未改折。不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否认漕弊严重，并以“向无成案”为由，借口推脱。江苏方面，据国子监司业瑞洵的上奏推断，巡抚赵舒翘同样持反对态度。(64)额勒精额断言胡燏棻所说“万万不可行”。张联桂、德寿主张缓办。谭继洵则以湖北改折的实践，强调胡燏棻所奏“诚非虚语”。鹿传霖干脆称：“只以一纸文行而事办矣。”
对于裁减绿营兵额，官员们大多敷衍了事。就裁减比例而言，无一赞成全裁。胡燏棻的“五年裁竣”说和户部议定的“裁七留三”，同样遭到冷遇。吴大澂批评道：“五年裁竣以后，应供之役，以何人驱使？事多窒碍，迹近烦琐！”“骤裁七成，失粮觖望之人过多，良莠不齐，为盗为匪，亦难保其事之必无。”他主张将马兵、战兵一律改为守兵，操马全裁，再将守兵核减三四成。刘坤一提议照张百熙所奏，择兵多之营，酌裁一半或三成。谭继洵反对划一比例。张汝梅、陶模、杨昌浚表示无兵可裁。鹿传霖、谭钟麟同意裁减一成。(65)只有李秉衡、裕禄、张联桂态度相对认真，李承诺五年内裁减五成，裁兵不裁官；裕禄坦言奉天八旗与绿营“积弱之势”相似，提出抽调移防、筹办屯田二策；张建议停发八旗额粮，绿营“或多裁劣营，或先汰腹地，或归而并之，或渐而除之，缺出不补”。
至于“练陆军”，官员们多不看好，大都主张在现有基础上严加整顿而已。空谈如马丕瑶、德寿、祥亨者，仍视刀矛藤牌为制敌利器。张联桂也反对引用洋法，认为只要粮饷充足，尽心整练，“虽使执锄耰以御强敌，可也”。陶模同意习练洋操，但又从经费不足的角度，强调普及新式枪械的困难。廖寿丰表示：“浙江库储支绌，募军制械，均属力有未逮。”吴大澂反对胡燏棻变革武科、创设大枝新军的建议，只同意调取天津武备学堂生充当教习。裕禄主张将战兵、巡防兵分开规划，后者无须习练洋操。杨昌浚表示军务倥偬，推诸异日。只有刘坤一、谭继洵态度相对认真：刘建议在南洋等省添设武备学堂，聘请中外名师教练军官，刀矛杂技悉改枪炮；谭提出每省练精兵四五千人，参用西法，优予饷糈。福润口头上也同意编练新军，但落到实处，却称：“皖中饷项支绌万分，安得筹此巨款？惟有将练军防营实力整顿，一俟饷力稍充，再议兴办。”此外，祥亨主张精练旗兵，分驻京畿、东北、热河等地；马丕瑶认为，“康有为所陈起练民兵，宜于有事时行之”。
值北洋海军覆没之际，“整海军”一项显得格外沉重。裕禄、吴大澂都将此事推之南北洋，刘坤一、李秉衡倾向于缓设，刘树堂、鹿传霖没有表示意见，德寿模棱两可。额勒精额主张弃海战，守陆地。福润、张联桂、谭继洵、廖寿丰同意规复海军：福润主张照泰西章程，延请洋员，择要先办，分年添设，广设船坞；张建议尽裁水师，省其费以供海军，聘洋员为提督，选近水平民入伍，不必出洋学习；谭吁请速筹巨款，添备兵轮，招外国名厂来华包办船械，培养技工，募沿海平民为水军，任精通天、算、地舆者为管带；廖提出就福建船政局宽筹经费，访购外洋新式船械，并准民厂开办船坞，雇募洋教习，招广东渔户充军。刘坤一、额勒精额、鹿传霖赞成张百熙令华侨捐办铁甲兵轮的建议。
此外，争议较多的是“造机器”、“制钞币”、“创邮政”、“立学堂”四项。
对于“造机器”，官员们多将关注点放在制造军用器械上，同意就现有局厂进行扩充，但在制造种类、是否仿造洋枪、是否允许民间办厂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尤其是在民厂的问题上，分歧甚大：刘树堂、福润反对广开民厂；裕禄、吴大澂强调本省不宜；张联桂态度骑墙；谭钟麟一笔带过，称：“听商自便”；杨昌浚、刘坤一、德寿、李秉衡原则上同意，但未提出具体的招商、护商办法；鹿传霖主张先在粤、闽、苏、浙等省试办。只有马丕瑶、谭继洵态度稍微积极，马指出：“胡燏棻、康有为欲广开民厂，用意甚善”，已饬员绅在广州、香港各处招商承办船械机器等局，并拟鼓励商民开办机器缫丝、电气、燃气灯、内港小轮等；谭也认为胡燏棻“所论诚是”，建议将官厂一并出租给商民，开办公司，派巧匠遍历外国，准享专利。廖寿丰首次复奏时只赞成“因旧厂以渐扩”，第二次复奏时却主张购“制机器之器”，令福建、江南各局厂加工仿造，“除枪炮及一切行军利器外，遇有民间制造舟车器用及利商便民之物，需用机器，俱可向官厂请领，廉其值而薄其税”。
“制钞币”又被分成两种情况讨论：铸币与行钞。在铸币这点上，由于广东等省早有自铸银圆的先例，不少官员表示赞成，连额勒精额也表示：“收回利权，尤宜照行。”至于行钞，则遭到多数官员反对。很多人都对康有为的“钞法”提出质疑。只有吴大澂、鹿传霖、福润、张联桂支持行钞：吴从挽回利权和银根紧缩的现状考虑，主张由户部统一制钞，各省关匀拨三分之一左右现银，解部领票，除京、协各饷缴纳实银外，其余银钞并用，同时在省会及通商口岸设立“公柜”，吸收公私存款，派商经理；鹿鉴于银锭取携不便、钱价上涨，也同意交部议行，并拟在四川设立官钱局，票、钱搭用；福润提出在通商要区设立官银号，由户部颁给银钞，视现存资本加倍，仿照银行、汇号办理；张建议行钞“宜先导之以实，有一金制一金之票”，日久人信不疑，再推而广之，则一金可行二金之票。(66)裕禄虽然承认行钞的重要性，但认为非奉天所能独办，并就防伪造、防雍滞、防折耗三端提出具体意见。王文韶呼吁开银行，但在设计上又将铸币、行钞与银行割裂开来。
“创邮政以删驿递”则招致许多官员不满。尽管当时已有电报、轮船，但奏牍公文仍恃驿站传递，同时还负责协助转运、承应来往官宦等，牵涉官员们的切身利益。裕禄认为，裁驿置邮所省无几，于公事大有妨碍。额勒精额谴责：“言此者，不过恐电线不用，与洋人不便耳。”吴大澂、谭继洵都表示本省不宜。刘树堂、福润、廖寿丰推说铁路通行后再办。张联桂、马丕瑶详细分析了裁驿置邮之弊，前者总结称：“外洋可行，中国不可行；有火车轮舟可行，仅用邮递不可行”；后者结论为：“无益民生，有伤政体。”德寿建议扣减两成驿费，以省开支。李秉衡表示：“事关旧制，无取纷更。”谭钟麟干脆称：邮政为“广东所不必办者，应毋庸议。”
“立学堂”是一个敏感话题，除恩泽、德馨、张汝梅、王文韶未予置议外，多数大员都有所表态。其中，批评八股、试帖、词赋所学非所用的，颇不乏人，但同意从根本上改革教育制度、大规模推广普及新学的，寥寥无几。胡聘之、德寿主张变通书院章程，增课天算格致诸学；刘树堂、吴大澂、马丕瑶、鹿传霖主张于传统书院之外，另开新式书院，研习西文、西艺；裕禄只同意聘用同文馆的学生居住省城，以为倡导；福润别出心裁，主张将学堂与军工厂总立一局，一面生产，一面教授生徒；杨昌浚建议学堂官办，但又称本省不宜；额勒精额、李秉衡、张联桂、祥亨既反对新学堂，又反对书院改制；谭钟麟则主张将广东旧有水陆学堂大加裁减。此外，廖寿丰、刘坤一、陶模、谭继洵的想法相对丰富：廖建议购取外洋书籍、舆图，遍发各学堂，使之分门肄习，增辟西学科目，文场试以算数、制器、光、电、化、重等，武科以舆地、测量、驾驶、演靶为重；(67)刘主张专设水师、武备学堂，各书院添备西学译书，聘华洋博学教习，废八股、试帖、词赋，予西学生以正途出身；陶提出算、艺分科取士，停罢旧例武科，设立军事学堂，但反对胡燏棻所说改试枪炮，赞同康有为挑选近支王公入新学堂的建议；谭主张各书院一律改习格致，延请名师，置备西学译书及教学器具，举贡生监、士庶商民均可入学，同时改革科举，增试西学题，设立女学堂。显然，在对西学的认知程度上，无一超出张之洞《创设储才学堂折》的范畴；在具体实践上，更无一具备张之洞那般勇于任事的魄力。
相对而言，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察荒田、汰除冗员四项引起的争议较少。多数官员都承认是分内之事。不过具体到如何办理时，同样多有回护。刘坤一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省关税厘金多归中饱，冗员坐耗薪资，荒田匿报开垦，官民分肥，均系实在情形，应责成各督抚关道，不避嫌怨，认真振顿，于经费不无裨补。”
整体来看，将军督抚们对于“改革谕旨”及“九件折片”的奏复，陈词滥调多，具体规划少，除修铁路、铸银圆、制造军械火器得到一定程度的积极回应外，矿务、邮政、新军、行钞、学堂等项，或是受到消极抵制，或干脆被否定。有些人甚至作情绪化的发泄。如额勒精额在上奏中指名点姓地攻击胡燏棻：“性情疏阔软熟，常存容容两可之见……此折必由洋人授意于奸细，由奸细转交胡燏棻呈进者也，使返而问之，则胡燏棻之疏阔，将茫然而不晓也。”李秉衡也批评胡燏棻设立新学堂的建议为“离经畔（叛）道之谈”，“其祸有不可胜言者”。康有为、陈炽虽然较胡燏棻更为激进，却很少遭到正面攻击，顶多被讽为“作纸上空谈，逐事上万言之策”。(68)陶模、马丕瑶还对康的若干建议表示赞赏。至于康要求设“议郎”，陈要求仿设学部、矿政部、农桑部、商部、议院的建议，不独无人赞成，而且无人反对。(69)
这场大讨论折射出各地大员的思想境界和知识水准。张之洞是官僚集团的先觉者，额勒精额、祥亨、谭钟麟持顽固立场，更多的人摇摆在顽固与开明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将变法大政付诸疆吏，不啻缘木求鱼。这再次提示，中国战败的真正原因，不仅由于军事落后，而且因为整个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都患有“制度病”。
四、京城的改革动向与帝后党争
和约达成后，清朝中枢随之发生剧烈变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称病告退，奉旨允准。十六日，吏部左侍郎徐用仪被逐出军机处、总理衙门；礼部左侍郎钱应溥入军机；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麟书授大学士；昆冈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二十一日，户部尚书熙敬改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敬信改户部尚书；荣禄升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七月初九日，李鸿章入总理衙门，王文韶调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至此，自甲午战争开始的中枢机构调整宣告完成。
新一代中枢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翁同龢、李鸿藻为中坚，庆亲王奕劻、荣禄、军机大臣刚毅、户部左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为骨干。李鸿章初入内廷，处境相当逼仄，不久奉派使俄，才逐渐恢复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权。其中，翁最得光绪帝宠信，享有毓庆宫“独对”的特权，不过也因此招致同僚的侧目和慈禧太后的猜忌。
此外，在京城还出现一股由文廷式、陈炽、康有为等中下级官僚和开明士绅结成的新兴政治势力，意图通过自下而上的宣传鼓动，推动变法。其组织基础即强学会，主要活动是办报、译书。该会得到了内自翁同龢、孙家鼐、张荫桓，外而总督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及前方将帅宋庆、聂士成等人的捐助，影响力甚大，一度被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视为“清国改革之要素”。(70)
新的中枢刚刚组建，恭亲王与翁同龢的矛盾就凸显出来。其实，恭亲王也并非无意改革，甲午战后，恭亲王曾要求总税务司赫德提出改革方案二十条，以备参考。(71)但他显然反对由户部独揽改革大权。荣禄与翁一向交恶，慈禧太后则意向不明，结果正如李鸿章所揭露的，“虞山（按：翁同龢）硕画太多，担当不起，竟是一事不办”！(72)“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73)
反对变法的言论从未绝迹。“改革谕旨”下发的第二天（闰五月二十八日），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就上奏《法无可变宜斥邪说以塞乱源折》，痛诋洋务新法为“邪说”，“商货已变，并及朝政，军器已变，并及文事，尽破成例，尽坏成法”！(74)江南道监察御史管廷献、肃亲王隆懃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翁同龢。管氏指称：“户部为财赋总汇，酌盈济虚，何至束手无策？部臣既无办法，岂内外诸大臣果有办法乎？”“居今日而理财，不在开源也，亦节流而已；不必变法也，亦法祖而已。”(75)肃亲王深韪其言，并发表评论：“近闻诸臣所言，首以‘变法’为第一义，此皆二三言利之臣耗国家之财，谋一己之私，援引私人，党比匪类，殊非起弱振衰之道。”(76)康有为也因听闻徐桐、御史褚成博皆欲弹劾，又受窘于强学会内部的人事纠葛，只得离京南下；后又游说张之洞另开强学会于上海。
在阴沉不定的形势下，八月二十九日，御史陈其璋上奏《创痛巨深亟宜乘时变计折》，深表忧心：“自换约以后，屈计已及半年，凡所谓筹饷练兵诸大端，尚未见诸实事。前车之覆，后不知鉴，恐祸又不旋踵而至，何以弥之？”他说，日本强益思强，拟以中国所偿赔款购买大批军火，英、法、俄等国也在中国边境蠢蠢欲动，“自强与不自强，转移之间，实间不容发。若再不急思变计，窃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何时图强，何时可以雪耻”？该奏当日呈慈禧太后。(77)九月初七日，陕西道监察御史恩溥出奏《各部院议奏事件敷衍塞责片》，弹劾各部院懈怠公事，掣肘改革：
刻下大小臣工条奏较多，大都因时制宜、吁请变通之说。每见特旨交议，原折发抄，此后之部议如何，匪特原奏者不知准驳，即专司稽查之衙门亦无从闻见。其秘密是公是私，用意难测。奴才风闻，各部院堂官近来专尚安逸，凡遇交议之件，展阅未竟，辄嗔言者好事。于是司官迎合其意，不曰窒碍难行，即称未谙定例，一驳一奏，囫囵塞责。(78)
初九日，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孚宸又奏《时局艰难请饬枢臣力挽积习以图补救折》，对中枢诸臣提出批评，请求正本清源。同日呈慈禧太后。(79)
内部的舆论不满如此，外人的批评更加尖锐。九月十四日，英国公使欧格纳离任前，曾对恭亲王等人进了一番“肺腑之言”：
恭王爷为中国第一执政又国家之尊行也，今日之事，舍王孰能重振哉。自中倭讲和，六阅月而无变更，致西国人群相訾议。昨一电曰德欲占舟山，今一电曰俄欲借旅顺。由是推之，明日法欲占广西，又明日俄欲占三省，许之乎？抑拒之也？且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聚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善病，精力不继，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事推诿，一无所就乎？
翌日陛辞后，欧格纳又郑重叮咛恭亲王、翁同龢“毋忘昨言”。(80)
最终在列强的军事外交压力和内外舆论的共同作用下，总理衙门上奏《时事艰危邦交难恃仰祈圣鉴速图补救折》，吁请自强。该折分别陈述了俄、法、德、英等国近来的种种侵略行径，并援引外洋舆论尤其是欧格纳的临别赠言披露了各国的险恶用心，呼吁君臣上下“卧薪尝胆”，尽快举办“三数事”，以耸动内外视听，图强弭患：
目下积薪厝火，势已阽危。不惟欧使有言，各国使臣亦皆鹰瞵鹗顾。臣等（原稿删“承覆车残局”）辁材短智，坐受各国之凭陵，不敢不殚极血诚，力相抵拒。顾口舌争持，要归无补，惟望皇上广揽群言，速决大计，于利国便民之政，理财讲武之方，刻期创举三数事，期于先易彼之观听，以冀稍遏异谋。然后谘方略以储疆吏之才，考事言以博使臣之选，明号令以专趋向，广识拔以励功名，时不待人，矢来无嚮，事虽难集，为之犹胜于不为。人材以历试而出，功效以渐进而见，勉强经营，庶几万一变既至而图之，则无可措手矣。(81)
此“三数事”，即铁路、新军、精练旗兵，乃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等集议商定。“午到督办处，李、长两君先来，恭邸亦上，所定者三事：一、胡燏棻造铁路；一、袁世凯练洋队；一、荫昌挑定旗兵入武备学堂也。”(82)
十月二十日，在初步讨论的基础上（此时已有18位大员的复奏折送到），督办军务处首先就铁路问题上奏：一则派胡燏棻督办津芦铁路，以作示范；一则招商承办芦汉铁路，渐推渐广。(83)同日，光绪帝下旨批准，并且严正声明：“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朝廷定议，必欲举行。”二十二日，督办处又奏派袁世凯督练天津新建陆军，专仿德国章程；候选道荫昌挑选精将至天津武备学堂教练。皆奉旨准行。(84)
改革形势刚露端倪，内廷争斗风云又起。十月十七日，素来亲帝的户部右侍郎长麟、吏部左侍郎汪鸣銮同遭罢黜，罪名是于上年召对时，“信口妄言，迹近离间”。这显然是慈禧太后借机发泄甲午战争以来对于帝党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是对翁同龢的“第一打击”。(85)十二月初七日，李鸿章的姻戚、江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以开办书局为名，勒索地方文武，结党营私。(86)当日奉旨查禁。随后，上海强学会也“局事内溃”。(87)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下令撤销毓庆宫，且私下有言曰：“咱门（们）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88)二月十五日，有太监寇连材向慈禧上书，大意为行官票、开矿产、裁厘局、厚奖赏、广练兵、多修工、设立官学院、禁造铁路、洋军器、赦免罪犯、官员不宜连任、划一度量衡、公选国嗣等。(89)翌日，被戮于菜市口。十七日，文廷式又因杨崇伊的奏劾，被慈禧太后驱逐出京，永不叙用。
如此一连串动作，使翁同龢“日内皇皇自危”。(90)二月二十三日，户部发生大火，燃尽大堂、二堂。翁顿生感慨：“入奏奉职无状，每办诸事，无一顺人心，即无一惬己心，故遭此变。”(91)大有意在言外的味道。
二月十九日，汪大燮致函汪康年，详细通告了京城的政治变动，并且发表评论称：
将来大局固不可问，而京师目前之急危又过之，可怕之至。以目前事观之，不至于滴血不止。方圆之地，将尽为肉林血海也。(92)
同在京城的叶昌炽也预感到“钩党之祸，近在眉睫”。(93)
不仅如此，当时还一度有天下易主的传言。二月初五日，吴德浦函告汪康年：
日内闻恭邸病危，甚确。又闻有与上立后之说，不可测。闻系端王之子。此绝大关系，朝局恐有大变。
二十九日，汪大燮又补充道：
前述建储一节，其意在端王之子名溥儁者，年十岁，以嗣毅云。(94)
原来“己亥建储”自此已埋下伏笔。
最终，在慈禧太后的高压下，京城的“开新之风扫地矣”。(95)强学会虽经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等人努力澄清，终被改头换面化身“官书局”，躯壳虽存，精神已失。京城的状况很自然地影响到各地，多数大员乐得奉行故事。只有张之洞、陈宝箴等少数督抚仍有意振作，但难有突破性进展。
五、余论
自从“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清朝内部围绕着是否学习西法、引进西学的问题，曾有过多次讨论。甲午战后的改革大讨论是以往历次讨论的升华。之前的讨论，主要是由总理衙门主持倡议，改革大讨论却由光绪帝亲自设定并发起。从与议者的情况来看，甲午战前，参与讨论的主要是南北洋大臣和沿江沿海的将军督抚，此次却至少有28位地方要员有所表态，多数人直至戊戌年尚在位。透过这一相对完整的群体面相，可以为我们考察“百日维新”提供新的启示。
这场看似郑重其事的大讨论，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首先，帝后党争从根本上阻碍了改革的顺利推行。其次，光绪帝对于“西学”尚无充分认知，更乏实政经验和统筹全局的能力，却又急于求成；其辅助者翁同龢同样见识有限，无法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革新方案。“改革谕旨”中涉及的十四道政令，无一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国大政。然而这一“点到即止”的改革大纲，却无先后、无重点，并限定于收到谕旨后一个月内奏复，显然不切实际。至于修铁路、制钞币、创邮政、整海军各项，尤其需要中央统一筹划，而不应由各地自行其是。再次，除张之洞等个别人外，多数大员识见平庸，作风保守，抵制改革。文廷式曾总结疆臣们抵制开矿的原因有八：疑于招谤、惮于用心、艰于措款、嫌于多事、怯于聚众、畏于受累、慊于无赏、难于持久。(96)开矿如此，其余新政类比推知，情况大多相近。加之帝后党争、新旧冲突导致政策摇摆不定，自内而外普遍的财政枯竭，纵使若干大员有心改革，同样难于措手。正如李鸿章所说：“虽欲变法自强，无人、无财、无主持者，奈何！”(97)此外，士人阶层尚未构成影响朝政的有力群体。京沪强学会的成立原本是为了联合各方的进步势力，推动改革，但在实际运作中，却过于依赖官方的支持，忽视群众基础，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最终给顽固派的反扑提供可乘之机。
注释：
①《遵旨筹议时务酌度办理情形分晰复陈折》，《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2/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又，本文所引档案藏于该馆者，以下不再注明。
②《遵旨复奏时政请以开银行修铁路振兴商务为首要折》，《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2/7。
③《强学报》第1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强学报·时务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
④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97-108页。
⑤《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3-163页。
⑦《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⑧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年，第25-46页。
⑨孔祥吉以刘坤一《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为据，将“九件折片”的作者确定为：徐桐、胡燏棻、张百熙、陈炽、准良、信恪、康有为7人；他并未开列各地的复奏名单，其书中提到者有额勒精额、李秉衡、吴大徵（澂）、廖寿丰、马丕瑶5人。（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100-108页）佟洵采信了孔祥吉对于“九件折片”的研究，但将“准良”误作“桂良”；另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提到有17省19人复奏。（佟洵：《甲午战后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李元鹏新近提出，“九件折片”的作者应包括易俊，但仍将张百熙《请饬督抚荐举人才片》及徐桐《和议虽成武备难缓仍应选将练兵以固根本折》列入；对于复奏大员，则统计出26人，但所列有误。（李元鹏：《晚清督抚与社会变革——以1895-1898年初督抚的自强活动为中心》，第26-27、35-36页）
⑩关于此次大讨论的性质，孔祥吉认为主要围绕着要不要更张旧法，推广西学；要不要引进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要不要推广西方文化，改革考试方法三个问题进行，“从实质上说来，是前进与倒退之争，开新与守旧之争”。（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103-108页）由于掌握的材料有限，他对此问题的展开尚留余地。佟洵强调了此次论争的政治性，认为这是一场维新派与守旧派、变法与反变法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也是后党与帝党的一场较量，“各项新政的反对者，至少占半数以上”，“光绪的圣旨毫无权威，纹丝不能触动督抚的冥顽态度，更不能督责他们认真遵照实行。一道诏书几成一纸空文”。（佟洵：《甲午战后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这些说法有待商榷。李元鹏则认为大多数督抚赞成“自强”主旨及练兵筹饷、修路开矿、兴学育才等具体措施，由此拉开了清廷“自强改革的序幕”。（李元鹏：《光绪乙未年地方督抚的自强论争》，《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25页）证诸战后清朝的改革成绩与社会舆论，难称客观。
(11)《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2)《御史王鹏运奏应相机收复辽台以系人心而维国脉折》，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55页。
(13)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803页。
(14)《德宗实录》（五），《清实录》第5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80-786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1册，第208页。
(17)梁启超致夏曾佑，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页。
(18)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五·甲午战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第521-522页。
(19)参见《户部奏摊还洋款请旨饬各省赶紧设法片》，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22，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1935年，第18页。
(20)《德宗实录》（五），《清实录》第56册，第815页。
(21)参见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五月、闰五月。
(22)《闻尘偶记》，《近代史资料》总4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23)汪大燮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二日，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01页。
(24)《德宗实录》（五），《清实录》第56册，第837-838页。
(25)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
(26)孔祥吉：《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37-153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27-549页。
(28)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77-290页。
(29)张百熙原折见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439-441页。遗憾的是，编者未录其附单。据翁同龢《随手记》，张折有附单十四条：“铁路、矿川滇、捐封典等，直设巡抚、渝设总兵、设东边督、铁甲华商捐办、银钱、罚锾、练旗兵、汰绿营、团练、变文武科、机器局。”（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78-1179页）其中部分收入《上条呈时事疏》，孔广德编：《普天忠愤集》卷2，光绪二十一年校印，出版地不详，第3-6页。
(30)《军机处录副·专题类·矿务项》，3/168/9643/23。
(31)《军机处录副·光绪朝·财政类·杂税项》，3/131/6506/41。
(32)《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1/9。
(33)《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1/11。
(34)孔广德编：《普天忠愤集》卷2，第2页。
(35)参见张海荣：《关于引发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的九件折片》，《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36)《随手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七日，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第1179页。
(37)以上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于诸人名下之折片，并请参考相应注释。
(38)该折很可能非胡氏亲笔所书，而是由王修植、邵作舟捉刀代笔。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12页。
(39)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40)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09页。
(41)夏曾佑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14页。
(42)《时事艰难亟宜补救谨陈管见并录呈书籍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文教类·图书项》，3/145/7174/9。
(43)《培养人材疏》，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69-277页。该折出自其子陶葆廉之手，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第4120页。
(44)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89-1001、1009-1011页。学术界一般认为该折为张謇所拟，参见《代鄂督条陈亡国自保疏》，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9-41页。然据郑孝胥闰五月初二日、初六日、十一日、二十日日记，似乎他才是主要撰稿人。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99-503页。
(45)《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2-886页。
(46)《敬陈管见及时奋兴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六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第627-638页。
(47)王之春：《使俄草》卷8，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五日，光绪二十一年孟秋上海文艺斋石印本，第42-43页。
(48)《时艰孔迫道宜自强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孙学雷、刘家平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25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第10596-10635页。
(49)《时局艰危亟应力图补救敬陈管见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第638-643页。
(50)《治兵之要应黜虚文力求实用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697-600页。
(51)《沥陈奉省情形请速筹拨巨款俾得因时变法力求富强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第565-560页。
(52)《敬拟自强各条折》，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4/8。
(53)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54)《密陈结援要策片》，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02-1003页；《密陈联俄拒倭大计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五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875-877页。
(55)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光绪帝专就各地对于开矿的复奏做过总结，批评“吉林、黑龙江、江苏现亦未据奏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2册，第32页）不过，吉林将军长顺随即辩称，前署将军恩泽已于复陈吉省情形折内，请弛矿禁，奏部复准。（《遵旨复奏吉林矿务缘由片》，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八日奏到，《军机处录副·专题类·矿务项》，3/168/9643/62）笔者也已找到了恩泽该折及户部的议奏。再查军机处《随手档》，没有黑龙江、江苏方面的复奏记录。此期，齐齐哈尔副都统增祺署理黑龙江将军，江苏巡抚为赵舒翘。另外，福州将军庆裕、闽浙总督边宝泉的复奏情况不明，此时二人正忙于处理古田教案。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庆裕去世，继任将军为裕禄。
(56)李元鹏编有《督抚、将军复奏表》，但其中多有阙误；王廉、河道总督许振伟的上奏则与此次议复无关。（李元鹏：《晚清督抚与社会变革——以1895-1898年初督抚的自强活动为中心》，第35-36页）王廉的上奏，上文已作分析；许的上奏是针对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上谕，保举罗麓林等5人（《遵旨敬举所知以备器使折》，《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3/3）
(57)《李秉衡集》将奏到日期误标为“九月二十九日”，今据《呈李秉衡等折片奉旨单》更正。（《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其他》，3/111/5723/90）
(58)夏曾佑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314页。
(59)《德宗实录》（五），《清实录》第56册，第846页。
(60)谭继洵曾将复奏内容告知张之洞，张命幕僚抄录一份备案，即《遵旨议复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张之洞紧要折稿》第九函，甲182-1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李细珠先生据该档认为该折作者是张之洞，有误。（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50页）
(61)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81-1083页。
(62)《变法有渐正本为先折》，《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2/6。
(6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2册，第31-32页。
(64)《南漕改折利益甚多请试行折》，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财政类·田赋项》，3/126/6251/66。
(65)鹿传霖：《遵旨筹办部议裕饷各条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财政类·经费项》，3/135/6638/6；谭钟麟：《呈拟各条分析单》，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财政类·经费项》，3/135/6639/26。
(66)《遵旨筹议开源节流十条折》另清折，《张中丞奏议》卷3，第67、56-58页。
(67)《遵旨筹议臣工条奏并本省拟办情形分晰清单》，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综合类》，3/151/7439/6。
(68)王文韶：《遵旨复奏时政请以开银行修铁路振兴商务为首要折》，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2/7。
(69)以上引文凡未注明者，皆请参见第二节“各地大员针对‘改革谕旨’的上奏清单”。
(70)内田康哉致大隈重信，1897年2月8日，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73页。
(71)北京去函，1895年8月4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90页。
(72)李鸿章致盛宣怀，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73)复新疆抚台陶，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5页。
(74)《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1/22。
(75)《请将机器制造等局全行裁撤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三日，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3626页。
(76)《请纳正言而裕财用折》，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26/50。
(77)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585-586页；军机处《随手档》。
(78)《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0/24。该片奉旨“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1册，第329页）
(79)《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8/5330/38；军机处《随手档》。
(80)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45、2846页。
(81)翁万戈辑：《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新政·变法》，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年，第307-310页。
(82)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第2851页。
(83)《奏派广西臬司胡燏棻督办津榆铁路事宜折》，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上册，第148-149页。
(84)《德宗实录》（五），《清实录》第56册，第944、946、947页。
(85)林董致西园寺公望，1895年12月11日，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470页。
(86)《京官创设强学会大干法禁据实纠参折》，《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33/35。
(87)致王儒龄书，1896年2月29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53页。
(88)吴樵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80页。
(89)参见戚其章：《梁启超〈烈宦寇连材传〉考疑》，《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
(90)吴樵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81页。
(91)《松禅自订年谱》，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第1064页。
(92)《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728页。
(93)《缘督庐日记》第4册，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95-2396页。
(94)《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390、731页。
(95)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60页。
(96)《请饬民间集股办理矿务片》，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专题类·矿务项》，3/168/9643/58。上奏时间据军机处《随手档》。
(97)《复彼得堡许使》，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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