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格局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认为，在过去的17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展示出了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上乘表现；在未来的20～30年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对过去17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仍将是今后二、三十年内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为此，中国的政府既要坚定不移地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任务，又要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国有经济目前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称得上全世界无与伦比，但在发展国有经济的思路和作法上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农民大国，第一产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下一世纪的产业结构中仍必须占居重要地位。东西部关系始终是中国生产力布局中的核心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虽然仍要以建设沿海地区三个经济增长中心为重点，但同时必须寻求与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相结合的途径。
中国经济的上乘表现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早在几年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们就以深邃的眼光预测着未来世纪国际经济的走势和格局。许多学者断言，未来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将在新的世纪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因此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格外关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转变。连续17年，中国经济展示出了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上乘表现。1978年至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为9.4%。90 年代上半期，世界经济处于周期性波动之中，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迟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1991年至1994年的四年间，全世界年平均增长速度2.7%，发达国家为1.7%，发展中国家为5.3%，中国则为11.7% ，其中1992年至199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3年平均为13.1%， 居世界首位。据世界银行计算，199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811亿美元，居世界第七位。〔1〕
根据这种发展趋势，中国专家们估计，9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可保持年均9%的增长率，1990年至2010年年增长率为8.25%。〔2〕国外机构的估计则比此要高。据英国牛津经济预测机构预测，1995年至199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分别达到10.3%、9.8%、10.8%、11.5%。 17年来中国的这种经济景象，不仅在中国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而且也可以与当年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出现过的高速增长时代相媲美。有的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小平景气时期”。〔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潘金斯预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还可持续30年（从1995年算起）。其间，花20年达到韩国现在水平；再花10年达到西欧、北美目前的水平；到202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会超过25万亿美元。〔4〕
上述对未来30年高速增长期的判断与一些中国专家的判断有15年的差别，中国专家是从80年代算起的。但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的实际情况，从现在起再有30年的高速发展期是可能的。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叶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的超常规增长实现的；广大内陆地区的增长潜力还远远没有释放。二是需求结构的转换，80年代以来，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消费需求迅速向以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的转换，导因是人民生活跨过了温饱水平。现在我国经济总体上看还处在向小康过渡之中，还有7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新一轮的需求结构转换刚刚开始，而且还遇到了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严重的瓶颈制约，因而需求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将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如果再考虑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同等水平时的需求结构转换，总的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将比其他国家为长。三是由于中华民族传统的节约美德和消费结构转变的时滞性，人民群众有着强烈的储蓄倾向，从而形成较高的积累率。据报载，1989年至1993年居民的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居世界第一位。综合各种因素测算，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积累率将稳定在34%左右。〔5 〕这对支撑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从1996年起若能再持续高速增长30年，到2025 年， 人口将为16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为1.5～1.6万美元，这就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正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所要求的。199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85美元，在132个国家和地区中居103位。 〔6〕第三步目标实现之后，落后的位次肯定会进到中间位次。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对外贸易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进出口额将达到上万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将由现在的第11位上升为世界第5 贸易大国，从而在国际分工、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经济现在和未来的上乘表现震憾着世界。但反映是不同的。善良的、正直的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世界的福音。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人口1/5的大国，也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国家。中国富强了，是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和富裕的重要贡献。（印尼外长阿拉特斯语）也有一些人士持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预测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担心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将会带来石油等能源总消费量和粮食总消费量的更多增长，国际石油和粮食价格将会上涨，对其他国家将产生消极影响以至冲击。有的还认为，中国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的扩大和高速增长的结果，可能陷入自缚手脚的困境。还有少数人士对中国持敌对态度，他们有意夸大中国现有的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增长速度，夸大中国的国防费用，危言耸听地制造所谓“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而正直的人士都知道，“中国是竞争对手，但不会构成威胁”。〔7〕
世界经济的不断增长是客观规律，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中表现上乘也是客观规律。不管人们作出何种反映，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体制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体制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21世纪一、二十年代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体制因素仍然是关键所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彻底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7年来，这种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首先，由政府来管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计划经济体制受到了全面的冲击，整体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日益加快。过去由国家计划控制的各类产品的生产、流通和价格，现在已基本上取消了控制。其中，由市场调节的工业消费品占95%，农产品占85%，投资品占80%。这说明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传统的单一国有制结构已经打破，在继续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各种非国有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根据1994年《中国统计年鉴》所载数据，1993年中国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在工业总产值中占56.9%，在工人就业人数中占57%， 在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占39.4%，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占60.3%，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38.5%， 在流动资金占用中占38.3%。非国有经济除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农村家庭经济外，到1993年有乡镇企业2452.9万个，产值44690亿元， 就业人数2826.8万人；有私人企业237919户，产值422亿元，就业人数373万；有城乡个体经济从业者2940万人；较为规范的股份公司2.58万家（1994年数），其中股份有限公司占58.5%，有限责任公司占41.5 %， 上市公司290家，股东人数3800万人；外商投资企业19.8万家， 外商实际投资总额约1000亿美元。〔8〕以上情况说明， 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多元市场主体已经出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已开始确立。
第三，被视为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关键的价格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市场机制在实物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中已起主导作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也已开始。价格改革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使一直偏低和长期亏损的农产品价格，采掘工业品、原材料、交通运输、邮电价格等都有所提高，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
第四，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其中商品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对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促进工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带动了要素市场及其他市场的建立和试验。到1993年底，全国已建立生产资料市场1800个，期货经济公司300多个，证券交易所和交 易中心300多个，产权交易市场20多个，劳动力市场10000多个，为完备的市场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经验。
第五，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迈出了重大步伐，一系列改革在1994年同时推出。财政体制改革进展顺利，中央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由1993年的14%左右提高到了1994年58%。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改革取得成功，1994年工商税收比上年增长19%。金融体制改革中，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国家中央银行职能的确立，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的分设、专业银行负债比例管理等改革如期完成。汇率并轨按计划实现，形成以银行为主的统一外汇市场，人民弊对美元的汇价稳中有升。外贸体制改革在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促进下，在统一汇率市场价格的刺激下，进行十分顺利，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以上这些改革，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新的宏观管理体制的框架打下了基础。
中国改革在没有发生巨大震动的条件下，在经济高速成长中顺利推进，得益于实行了渐进改革的策略。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是：1.先农村后城市。 当时农村经济已面临崩溃边缘， 部分省的农民已采取60年代困难时期的包产到户方式自发地起来向人民公社制度宣战。当时的问题是政府支持还是反对农民这种首创精神。支持就会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释放被压抑的生产力，迅速克服文革带来的严重经济危机；反对就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使经济危机加深。在这种选择面前，安徽、四川和中央的领导人选择了前者，大力推进了这个解决农民温饱和改善城市粮食、副食品状况的改革。这个改革看来是相当激进的，但在进行中并没有一开始就摘掉人民公社的牌子，而是在广大干部和农民普遍接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农民自己把人民公社的牌子摘去。从这个方面看，农村改革也有渐进的一面。2.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城市改革一开始，就先在国有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但改来改去，阻力很大，困难重重。于是就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各种非国有经济。开始时对国有经济还没有什么威胁，一旦形成气候，就对国有经济造成一个市场竞争的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机制的示范效应，同时对市场的发展和形成产生出一股内在的力量。这样，一方面造出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又把国有经济推进到非改不可的境地。3.采取先调后放、调放结合的方式改革价格体系。价格体系不合理是几十年的计划体制和传统的价格理论形成的，人民群众已习惯了定量供应、价格稳定的生活，一下子放开，人民和政府都难于承受。实行调和放相结合的方法，把价格分期分批地加以调整，选择适当时机，一部分一部分地放开，在一定时间还实行了双轨制，虽有副作用，但避免了大的震动。4.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先沿海、后沿边，再内地，逐步推进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也是改革，而且是一种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打交道的改革，双方都有一个试探对方、取得合作经验的过程。而且区位选择、投资环境营造、法律规范、政策导向、人才培养较其他改革更为重要。若全面铺开，外商不会来，我们也做不好，反而会把对外开放搞糟。采取渐进的办法，先试点，积累经验，形成政策、法律，规范对外开放行为；同时各地都可在那里投资设窗口，学习经验培养人才，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再来搞各地的对外开放就有条件了。5.先建立经济增长极和经济增长带，培育经济增长中心，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就是增长极，沿海地区就是增长带，目前已形成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就是三个经济增长中心。增长极、增长带、增长中心对周围经济区域都有三种特殊的功能：一是吸引功能，二是幅射功能，三是综合服务功能。把极、带、中心培育起来，就能依靠这三种功能带动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重点，到处撒胡椒面，结果人、财、物付出很多，到头来一事无成。6.使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干部在改革中都能得到实惠。中国的传统体制和政策把人民生活搞得很苦，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增加收入，取消凭票限量供应制度，把生活从计划体制下解放出来，并得到改善。这个要求是不高的，满足了这一要求，人民群众就会拥护改革、参加改革，为改革呐喊，为改革献身，从而形成一股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的推进改革的依靠力量。在过去一个时期的改革中，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所以改革的阻力是很小的。
但是渐进改革并不是没有缺陷的策略，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渐进改革的负面效应就逐步暴露出来。集中表现是：容易改的、风险小的、大家都受益的改革基本上都进行完了；难度大的、风险大的、要损害受益者的既得权力和利益的改革，几乎全部累积下来，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隐藏着某些危机。
一是反映在经济生活上，一些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扑朔迷离”、“世界罕见”的宏观经济现象，使决策者们困惑、束手。如：一方面价格总水平不断上涨，另一方面产品严重积压，1994年新增社会库存差不不多相当于新增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一方面通货膨胀、个人收入膨胀并行，另一方面国库券抢手，居民储蓄猛增；一方面人民弊在国内市场购买力空前下降，另一方面人民弊对美元的汇价却在升值；一方面企业资金紧缺，相互拖欠不断刷新纪录，另一方面国内游资充裕，套利成风；一方面国内市场有些产品短缺，另一方面，出口超过进口，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一方面“瓶颈”产业、新兴产业急需投入，另一方面看好中国基础产业、愿意投资的外商却普遍抱怨入境无门。凡此种种至今没有大的改变。〔9〕
二是反映在难度大的三方面改革上。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认识不一致，难点难突破，对策行不了，许多企业陷于困境之中。100户试点企业可以吃偏饭，对一万几千户企业就行不通。 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讲得再重要不过了；但具体措施实行得甚少。特别是农村的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还看不出明确的思路，看不出有效的政策和行动。政府职能的转变、机构的精简、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改革等进行得十分缓慢，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严重不足。
三是反映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上，腐败蔓延、奢侈风气丛生、办事效率低下、道德水准下降、社会治安不良。虽正在大力解决，但难度很大。
四是反映在对改革的认识和程度上，由于经济生活中矛盾甚多，特别是失业和物价上涨，给一部分人生活带来困难；由于党风、社会风气不良，引发一些人的不满；由于新出台的改革将损害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削弱和剥夺一些人的权力，打掉一些人的秩饭碗，搬掉一些人的铁交椅。因此，与80年代相比，一些人对改革热情减弱，改革的阻力增大。
1994年中央领导人就提出改革到了攻坚阶段，现在看来确实如此。攻坚攻什么？核心的问题还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争取在本世纪末建立起新体制的初步框架。具体作法应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农业的改革，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改革。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和农业改革是不同的，二者可以同时进行，不会相互妨碍，政府改革与这两方面的改革相比处于主导地位。中国的改革是政府领导的改革，现在轮到改革自己，要自觉地担当被改革的对象。中国的改革动力来自政府，过去10多年中，政府常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而在改革方向上发生动摇；现在进入攻坚阶段，动摇则意味延缓改革的进程，动力就有变为阻力的可能。在这样的时刻，政府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前进十分重要，而且要有敢于冒一定风险闯过这个“坎”的胆略和勇气，在改革中勇于自我革命。
由于改革的复杂性，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将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如果从80年代初算起，可能要持续30年。因此在下世纪，中国还需要进行改革的最后冲刺，并从改革中继续获取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
国有经济在未来发展中的地位
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据1994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93年的资料看，中国国有经济占着全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总量的71.8%，占工业企业流动资产总量的60.6%，占国家财政收入的60.6%。其中1000户国有大型企业不足国有企业总户数的0.5%，而它们的总资产、净资产、销售税金、利润则分别占到全国国 有企业的40%、51%、52%、66%。〔10〕说明国有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企业是当今中国经济的台柱子。但仅此还不能完全说明国有经济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高速增长所起的重大作用。现在人们都赞扬中国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飞速发展，都称颂它们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作的重要贡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必须看到，这些非国有、非公有经济大都是小型的轻型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如果没有国有的铁路、公路、航空、航运、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支撑，没有煤炭、电力、钢材、石油、化工等能源和基础原材料的支撑，没有重型机械和其它重要装备的支撑，没有城市和工矿区水、电、气等公共设施的支撑，没有国有银行信贷的支撑，这些经济成份的企业是难以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大中型国有企业是中国非国有、非公有经济赖以建立和发展的支柱。
从这里我们还悟到，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他们都是私有制，为什么也要发展国有经济？现在看来，它并非出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安排，而是出于发展本国、本地区经济的需要。因为任何国家要发展经济都离不开基础设施、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经济学上称为基础结构或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建设，才能吸引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进行其它方面投资；同时还要不断地进行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不断提高本国的经济质量。而这些建设投资大，周期长，回收慢，回报率低，无论外资和内资都无力也不愿进入这些领域。因此，要想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就必须由政府筹资来举办国有企业。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些方面仍然是主要的制约因素，发展科学技术则更是立国之本。因此，无论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发展基础结构（社会资本）和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都需要继续发展国有经济。
但是发展国有经济的思路和作法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1.紧缩战线，掌握命脉。即抛弃一切经济领域都要国有、公有的传统观念，把国有经济收缩到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上来。这些领域大体是：基础设施产业、大型能源工业、基础原材料工业、重型设备制造业、国防工业、高科技研究和开发产业、金融业、公共服务业。这些产业可以是国有独资形态，也可以是国家控股形态。除此以外，其他产业领域都可放手让非国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经营，必要时国家可以投资参股。
2.重组资产，扩大规模。中国的国有企业小的多，大的少；就是大型企业，与国际上的大公司比也是小企业。要依托一批大中型核心企业，实行联合、兼并政策，重组国有资产，组建以资产为纽带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形成规模经济，走向国际市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县办国有企业，都可以采取改、转、租、卖、破、股等形式，有偿转让给非国有、非公有经济成份经营。
3.搞活存量，调整结构。中国国有资产存量达数万亿元，但都是不能流动的物质形态，而非可以流动的资本形态。调整经济结构仅能依靠每年数百亿元的增量投资，难于达到结构合理化的目的。要通过股份制等形式对国有企业存量资产实行资本化经营。存量资产转化为可以流动的货币资金（二者一般是等额的，也可能是增值和贬值的），用于调整结构或其他项目的投资。为了扶持幼稚产业，国家可以举办国有独资企业，但成熟后，就不再经营，而把产权有偿转让给集体或私人。这样，国家可以循环运用有限的资金不断发展幼稚产业。
4.转换机制，实行“四自”。中国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效益低下的要害，在于企业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尤其是不能自负盈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决策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企业的出资者拥有最终所有权，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出资者由负无限责任变为负有限责任；拥有法人财产权的企业则由不负盈亏到自负盈亏。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两个外部条件：一是国有企业（包括独资和控股企业）要完全纳入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成为市场主体，按照市场的规律运行；二是政企要分开，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的自主权，也不保护企业因决策和经营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但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要进行监督。
国有企业进行这样的改革后，表面上看，国有经济控制的领域缩小了，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一部分存量资产被卖掉了，非国有、非公有经济成份膨胀了。这是私有化吗？从实质上看，中国的国有存量资产以及今后政府继续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只会有形态的变化和量的增加，而不会有量的减少。至于所有制结构，在下一世纪很可能是：微观层次上，国有独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都将是少数，混合所有制将成为企业的主体；在宏观层次上，公有制仍然是主体，国有制仍然是主导。
农业和未来世纪中国的产业结构
在预测中国21世纪的发展前景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的需求和供给产生优虑。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在研究中国未来产业结构时不能不首先研究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对这个问题提得最尖锐的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他于1995年2月8日在奥斯陆可持续生产与消费部长级圆桌会议上作了《谁养活中国》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的空前提高、粮食消费的大幅度增加，同时，耕地大量减少、水资源严重不足、环境污染和单产难以迅速提高等因素作了综合分析，尔后得出结论说，到2030年，中国粮食需求将比1990年至少增加41%，即由1990年的3.35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吨；而这一期间，由于迅速工业化，耕地大规模减少， 粮食的产量至少下降20%。（每年平 均下降0.5%）。供求之间将出现2.16亿吨的缺口， 超过1993年全世界2亿吨的出口量。在非洲、印度次大陆、 拉丁美洲等地区粮食供求也出现巨额短缺的情况下，即使中国有能力进口，世界上谁也不能供应中国如此巨额的粮食。一旦中国在不断扩展基础上转向世界市场，中国的粮食短缺将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短缺。中国的耕地和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的短缺。如果中国失去对人口的控制将立即影响全球。尖锐的食物短缺和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中途夭折。〔11〕
布朗的观点不仅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轰动。因为布朗所预测的21世纪30年代中国的粮食危机，实际上是对普遍看好的中国下世纪的发展前景的一种否定。若中国失去养活16亿人口的能力，那么还有什么下世纪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可言呢？
对于布朗的悲观估计，中国的专家们是不认同的。他们用许多数据、从多个侧面对中国的粮食前景作了分析，认为中国有条件、有能力解决1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同时也认为，布朗的观点的立足点是高的，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对中国未来粮食供求矛盾的严重性和对世界影响的判断也是有依据的。尤其是从当前中国农业生产所面临的突出矛盾看，如耕地减少过多，粮食生产徘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业投入不足等问题来看，布朗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警惕。如果本世纪内中国的粮食不能上台阶，即由目前的4.5亿吨增加到5亿吨，那么在下世纪30年代出现几千万吨的缺口（有的专家估计为7000万吨）不是没有可能的。〔12〕
有鉴于此，在中国未来世纪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仍然必须放在重要地位，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要从现在起就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空谈农业的重要性上。
耕地是中国所有资源中最紧缺的资源，必须划定范围，规定限额，用法律的形式严格保护。
粮食是中国商品中最紧俏的商品，必须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增产、储备、节约。
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棉油价格是急需市场化的价格，必须尽快消除政府与农户之间的不等价交换。到下世纪，中国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农村土地制度是农村中最基本的制度，必须用法律形式，稳定、界定、保证土地公有、农户承包的产权制度。
农业微观基础是中国农村急待创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必须在保证农民既得财产权益的基础上，创造多种形式，由农民自由作出选择，逐步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
农民是中国劳动者中既需要稳定又需要大规模转移就业的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保证和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强农业增长的内在动力；同时要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以不断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缩小城乡差别，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一切基本建设中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建设。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必须担负起长期支撑农业发展的责任，逐步提高农业投资在国家总投资中的比重。同时要实现等价交换，维持农业的自养能力；把农业变成盈利产业，提高农民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
农业科技是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中需要优先实践的科技。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大科研力度，增加科研投入，创造高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品种，把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建立在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基础之上。
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是当今中国急需下力改革的体制。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方向是市场化。管死价格、关闭市场只会产生农民惜售、私商投机、地方封锁、粮店“寻租”、强迫征购等负面效应。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的方向是农户、工厂双方受益，中间环节微利经营。让多层中间环节插手其间、私商牟利、供销社“寻租”、农户高价买、工厂低价售，效果适得其反。必须寻求一种新兴的中介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些矛盾。
认真解决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加强农业、发展中国第一产业、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如果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本世纪末开始见到成效，下世纪中国经济的强大腾飞就有了基本保障，世界也就不再那么担心中国的高速发展对他们的负面影响了。
加强第一产业在未来世纪中国产业结构中的地位，不但不会影响中国迅速工业化的进程，恰恰是为中国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创造条件。现在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到1993年，中国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是：第一产业为21.2%，比1978年的28.3%下降7.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为51.8%，比1978年略低1.6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为27%，比1978年的18.3%增加了8.7个百分点。〔13〕第三产业份额 的增加，基本代替了第一产业份额的下降，出现了所谓“配第——克拉克法则”引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向安全实现工业化的方向过渡。据国家计委预测，到2000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之比将为19:51:31；2010年将为12:53:35。按比例推算，到下世纪30年代实现工业化应当是可能预期的目标。根据世界的经验，中等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50%左右。估计中国可能达不到这个水平，因为中国第一产业的份额不可能再下降很多。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工业化在整个工业化中占有比其他国家较高的比重是正常的。比重太小反而不正常。
在第二产业中，轻重工业的比重，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对未来的发展特别重要。在本世纪和下世纪一、二十年代，轻重工业都将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将快于轻工业，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略有上升。原因是需求结构向住宅、汽车、通讯工具等长期耐用消费品的转变，和加快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以克服瓶颈的迫切需要，必然是促进包括投资品和新型消费工业品在内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同时，长期积累下来的老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也必然推动投资品的更快发展。由于中国尚处在工业化过程之中，传统产业还将以较快的速度继续发展，但设备、工艺等将陆续采用当代的高新技术；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将在中国迅速成长起来。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有先行国家先进的技术、产品和管理经验的借鉴，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先行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而且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巨大创造力和经营力的民族，只要尽快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和新的机制，高新技术将会在中国层出不穷地发展起来。
生产力布局和东西部关系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产力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从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展开的。采取的方式是建立经济增长极和经济增长带。增长极就是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及沿海经济开发区；经济增长带就是整个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增长极和增长带起着两个扇面作用，一个扇面向着国际市场，一个扇面向着国内市场；由此又形成双面的幅射和吸引功能。它们既吸引了大量外资、外技和外国管理经验；也引来大量内资、内技、高新技术管理人才和廉价劳动力。这两类生产要素有机组合在一起，在极和带上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又反过来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辐射开去。如此循环往复，在短短十几年内，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造就出一片经济超高速增长的热土，形成三个对全国经济发展起着巨大带动作用的经济增长中心。
一个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这个经济增长中心是80年代依靠大量港、台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这个地区转移而发展起来的。是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高、人民生活最富裕的地区。80年代中兴起的广东经济北伐，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正在为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高新技术的产业结构所取代。与此同时，与香港1997回归俱来的珠港、粤港经济一体化，不仅使这个经济增长中心的实力大大增强，而且增添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活力，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将会更大。
另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这个经济增长中心是90年代以浦东的开放开发为契机而形成的。上海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远东地区的金融、贸易中心，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现在上海正朝气蓬勃地进行第二次创业，目标是在下世纪第一个十年内恢复其远东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在上海周围的江苏、浙江、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是靠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与上海形成很强的协作和互补关系，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与珠江三角洲有很大的不同。现在这个地区正处在投入的高峰期，国内和国外资金大量涌入，仅上海一年就投入1000亿元；同时也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农业的改组、改制、改造的高峰期。到下世纪，这个经济增长中心不仅将带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而且也将与国际市场接轨，无疑会对全国经济产生巨大的推动。
第三个是由京津唐地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构成的环渤海经济区，范围涉及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山西、内蒙7 个省和自治区。这个经济区是中共十四大确定的今后20年我国的重点发展地区之一。它是我国能源等重要资源的密集区和生产加工区，也是重要的输出区。从生产加工规模看（不包括内蒙），1992年，煤炭产量占全国的45%，钢铁产量占全国的40%，原油产量占全国的40%，纯碱、烧碱产量占全国40%，乙烯能力占全国的45%，盐占全国的51%，货运量占全国的1 /3，机械装备占很大的比重，高新技术在全国也占有突出地位。 这些产业都是由国家投资建设起来的，是支撑东南沿海两个经济增长中心和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支柱。重型资源和生产加工型产业结构和国有经济为主的所有制结构，形成这一经济区区别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两大特征。环渤海经济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与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蒙古国水陆相连，是中国华北、东北、西北及华东部分地区走向太平洋的重要通道，有着广阔的国际经济合作前景。
中国在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同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通了与原苏联中亚地区的铁路联系，进行了兰新铁路的复线建设，开通了从连云港到阿拉木图的第二欧亚大陆桥；新建了从北京经江西九江到香港九龙的京九南北铁路大动脉；建设了连结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直到北海等北部湾港口的南昆铁路，开辟了西南出海大通道；开始进行三峡工程建设，迈出了开发长江的决定性步伐；与此同时，成都到重庆、武汉到宜昌、洛阳到开封、九江到南昌等多条高速公路相继建成通车。由于这些战略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建成，一大批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被孕育出来。如京九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但直接沟通了首都与香港的直接联系，而且使沿线的铁路、水路交汇点，如河南的商丘、安徽的阜阳、江西的九江、广东的惠州等一跃而成为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三峡工程的上马，使宜昌、武汉、重庆等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得到新的加强和发挥；成渝等高速公路建成，使成都到重庆、九江到南昌等成为新的经济走廊。特别值得重视的西部地区军事工业转而生产民品的工作有很大突破，全国闻名的嘉陵摩托、长虹彩电等都是“山沟里飞出来的金凤凰”。
伴随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和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兴起了发展区域经济的热潮。一大批由地方政府支持的层次不同的区域经济协作区自发地建立起来。最大的如西南五省区七方经济协作区、长江沿岸城市经济协作带，第二欧亚大陆桥经济协作带；小的如内蒙古中部经济区、川陕甘宁经济协作区、闽赣粤边经济协作区等，都已有10年左右的活动历史。他们建立有自己的经济协调组织，有常设机构，有联合大厦，有实体性的投资公司，有自己的报纸和内部刊物，有自己的商品交易会，有定期轮流坐庄的会议制度等，不受中央政府的指令和制约。西南经济协调会不但一年一度在省市政府领导人一级举行；省、市人大、政协、群众团体、研究机构、党委各部门、政府各部门都建立了各自的协调会议，行业间的协调会就更多了。这些区域经济组织在联合进行交通通讯建设、资源开发、商品物资交易、协调政策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可以说是中国推行区域经济合作的一大创举。
近年来中央政府也在研究和探索在全国范围划分经济区和对经济区进行规划的问题。1993年颁布了《西南和华南部分地区区域规划纲要》，《环渤海经济区规划纲要》已有了草案。另外还有五个经济区正在规划之中。西藏自治区虽然属于西南，与西北也有经济联系，实际上是由中央政府直接规划和实施的。
以上情况说明，经过1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形成了一个新的生产力布局框架，从而为下世纪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80年代以来的发展和建设主要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进行的，中央政府的政策也是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尽管全国各地都有发展，但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和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 一些统计资料表明：从经济增长速度看，1981—1988年东部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8%， 西部年均增长为10.77%，西部相当于东部增长率的91%；1992年东部增长为18.37%，西 部仅为9.23%，西部相当于东部增长率的50%。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看，1980年东部为488.3元，西部为274.3元，差距为43.8 %；1992年东部为1398.9元，西部为692.0元，差距为50.5%。〔14〕
对于东西部差距的拉大，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差距的拉大带有很大的危险性，是对中国政治、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因而主张取消对沿海的特殊政策，甚至提出取消经济特区，要求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投资要向西部倾斜。一种认为差距拉大是事实，但还没有超过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按世界银行公布的五等分法计算，我国平均贫富差别约4倍左右，世界低收入国家是5.8倍，中等收入国家是10倍，高收入国家是6.8倍，均大于我国〔15〕因此还构不成威胁。 因而主张取消政策上差异，对西部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扶持，但不能抑制东部的发展势头，特别要继续推进沿海地区三个经济增长中心的成长。
我认为，东西部关系始终是中国生产力布局中的核心问题。历史留给新中国的遗产是：东部沿海相对发达，西部严重落后。毛泽东出于战争的考虑，把建设重点放在内地，60年代到70年代又在西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这对改善历史形成的东西部生产力布局的畸形格局，改变西部的愚昧落后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战争形势估计错误，带来的是东西部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应当说是“歪打正着”；但长期抑制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也应当承认是一种严重的失误。直至80年代初，中央政府对广东、福建、浙江、海南等沿海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投入，造成这些地区发展的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中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给这些地区的腾飞带来久盼的机遇，被压抑的生产力终于暴发出来，短短十余年时间，使这些省份成为当今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但是不是都是这些地区的功劳而与西部无关呢？不是。在我看来，若是没有三线建设形成的西部经济实力和科技力量的有力支持，这些地区是难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16〕
现在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确实拉大了，而且还呈继续拉大之势。国际上的警戒线标准固然值得我们参考，但不能不考虑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任差距继续拉大而不顾肯定是一种危险的决策；而用抑制东部的办法去发展西部，或用撒胡椒面方法到处点缀一下，同样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沿海地区的三个经济增长中心是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要它们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投入和相当的时间。如果抑制它们的发展，不但对全局不利，而且对西部也不利。因此，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本世纪末到下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根据我的思考，以下几点可能是一个较好但难度较大的思路。
1.继续坚持本世纪80年代以来开创的生产力布局的新格局。到下世纪一、二十年代仍然以建设沿海地区三个经济增长中心为重点，同时寻求与西部地区开发开放相结合的途径。如引进东部的资金改造和重组西部的企业，形成东西部之间企业和产业的优化组合和有机协作。在国家政策上，要严格制止西部已有而在东部又重复建设、另建一套的作法。
2.要大力培育中西部地区已出现的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增长中心。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各个层次的经济协作区，在优势互补和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两条原则下，不断提高其协作水平。
3.缩小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要分步进行，不要急于求成。根据目前已形成的格局判断，缩小的过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作为阶段性目标，第一步，经过几年的努力，抑制住差距的扩大；第二步，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把差距缩小到经济上和心理上可以承受的水平；第三步，争取在全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把差距缩小到最低限度。这三步中的第一步极为重要。只要差距停止扩大，就会给人们以缩小差距的勇气和信心。〔17〕
4.目前全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中，绝大部分在西部地区，脱贫后返贫率也比较高。国家要给予特殊政策，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给予扶持。同时，国家要协助西部多利用国外政府和世界银行贷款建设一些基础设施项目，并为西部承担一定的偿债任务。
此外，研究当前和下世纪中国的经济格局，必须把包括大陆、港、澳、台经济在内的整个中国版图内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要认真分析它们之间已经形成的越来越紧密的、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深入研究它们在下个世纪将不可避免地形成的一体化格局。鉴于我的另一篇文章已对这一问题作过专门的分析和探讨，〔18〕故本文不再赘叙。
注释：
〔1〕《经济参考报》1995年8月21日。
〔2〕《中国经济进入21世纪的理论思考与政策选择》， 载《经济研究》1994年第8期。
〔3〕陈东琪：《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若干特征》， 载《科技与发展》：《中国发展》专刊1994年第2期。
〔4〕《美日专家展望21世纪的中国经济》，载《开放导报》 1995年第3期。
〔5〕《中国经济进入21世纪的理论思考与政策选择》， 载《经济研究》1994年第8期。
〔6〕《经济参考报》1995年8月21日。
〔7〕《美日专家展望21世纪的中国经济》，载《开放导报》 1995年3期。
〔8〕《中国经济年鉴》1994年卷。
〔9〕参见郭树清：《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宏观调控问题》， 载《经济研究》1995年6期。
〔10〕《经济参考报》1995年8月13日。
〔11〕林自新：《中国能否养活自己》，载《改革》1995年第4期。
〔12〕《经济参考报》1995年8月3日。
〔13〕《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
〔14〕《我国东西部差距问题及其对策》， 载《党校科研信息》1995年第10期。
〔15〕李平杜：《关于我国目前贫富差别的哲学思考》，载《党校科研信息》1995年第3期。
〔16〕林凌：《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 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6月版。
〔17〕林凌、刘世庆：《中国西南地区开放开发面临的重要课题》，载《区域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18〕林凌：《大陆、港、澳、台的经济协作与中国经济之发展》。载《经济体制改革》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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