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税制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92(2016)04-0036-09 为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我国构建了初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过渡性分税制，并逐步形成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财政制度体系。分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和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收制度改革。自分税制实施以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从分税制改革前的4000多亿元增加到现在的14.03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14年的22%。另外，自2002年我国进行税制和谐改革以来，税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国税在总税收中占比有所下降，同时地税在总税收中占比逐渐上升，且地税与国税之比不断提升，如图1所示。众所周知，税收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具有兼顾“稳增长和调整结构”两方面的作用，所以，在分税制下，国税与地税及其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如何选择国税和地税政策才能够实现我国当前“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等问题成为经济理论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为此，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以国税和地税政策为外生冲击构建了宏观经济DSGE模型，并对中国分税制下的税收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图1 1994-2013年总税收中国税占比、地税占比及地税/国税变化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对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逐渐引起经济学研究者的关注，特别对税收制度的讨论更是不断升温。同时，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能够深入地探究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系统的影响。McGrattan(1994)[1]构建了具有税收冲击的DSGE模型，考察了扭曲性税收冲击对消费、产出、劳动、资本存量和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Jonsson & Klein(1996)[2]构造了三种不同的DSGE模型，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引入财政政策的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瑞士经济波动的特征；Yang(2005)[3]在DSGE框架下研究了完全竞争市场中未预期到的和预期到的税收政策的不同效应；在扭曲性税收和黏性价格的假设下，Siu(2004)[4]构建了一个现金先行(Cash-in-Advance)的DSGE模型探讨最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问题。此外，Mertens & Ravn(2011)[5]及Mattesini & Rossi(2012)[6]等以不同的形式将税收政策引入DSGE模型，讨论了不确定状态下的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相应地提出了可行的财政政策建议。可见，国外关于税收政策的研究往往是针对发达国家的情况建立DSGE模型，从而探讨在不同经济环境假设下税收政策的不同效应。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税收政策与经济波动研究的领域也十分活跃。蔡铭超等(2009)[7]将资本收入税率冲击和消费税率冲击引入RBC模型，研究发现这两类冲击都是顺周期的。王文甫(2010)[8]在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考虑了线性平滑税，并讨论了在价格黏性假设及流动性约束下的财政政策效应。郭长林等(2013)[9]在DSGE模型中将税收作为应对产出缺口及债务缺口的外生冲击源，研究了税收政策对消费和劳动等变量的影响。黄赜琳等(2015)[10]构建了中国财政税收的RBC模型，实证研究了劳动收入税与资本收入税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朱军(2015)[11]构建了包含线性平滑税、累进税、税收预算软约束和税收比例增长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表明，预算软约束下的税收增长模型更适合中国实际。可见，我国利用DSGE模型分析税收政策效应的研究中，或是借鉴国外研究中的税收模式设计——应对产出或债务缺口的反应模式，或是将税收看作一次性总和税进行讨论，鲜有根据我国特有的分税制税收体系探讨税收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完善税收制度”为起始语，明确部署新一轮的财税制度改革，即“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中共中央，2013)。许多财税专家对我国新的历史阶段完善税收制度的方向定位与改革趋势做出深入分析与解读，如高培勇(2015)[12]对现行税收制度格局的功能和作用进行了系统评估，并提出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思维理念及操作路线。 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以国税、地税政策为外生冲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DSGE模型，并研究国税、地税税率变化及其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具体地，本文通过模拟分析得出产出、消费、劳动等经济变量对国税、地税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详细分析国税及地税政策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及传导机制，以期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方向定位提供理论依据，并为我国税收政策制定提供具体的量化参考。 二、新凯恩斯DSGE模型 (一)家庭
在我国的分税制度下，根据不同税种征收权的归属，国税税种主要包括消费税、增值税、各类金融企业所得税、车辆购置税、证券交易印花税、个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等，其中消费税在商品和服务的零售环节转嫁给了家庭的实际消费。并且，由于中间产品厂商由代表性家庭所有，国税中其他税种也以对资本收益征税的形式转嫁给家庭。地税税种主要包括个人所得税、农牧业税(2006年之前)、个体及集贸税收等，即以劳动收入税的形式由家庭直接缴纳。将国税税率
和地税税率
分别界定为对总消费(
)与资本收益征收的平均税率和对劳动收入征收的税率①，家庭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二)生产企业
(四)中央银行 假设中央银行不采用调节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根据泰勒规则选择名义利率。本文将泰勒规则表示成所有变量偏离稳态值的对数形式，即
综合家庭最优决策的一阶条件、厂商最优决策的一阶条件、政府收支平衡条件、市场出清条件及对外生的供给、需求、技术进步、政府购买、货币政策、国税政策和地税政策的随机性假设，即由式(1)-(16)共同构建了本文研究的DSGE模型。 三、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贝叶斯估计 对于构建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本文采用近年来最为常用的参数校准与Bayes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求解参数。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模型的对数线性化技术及稳态求解技术④。 (一)参数校准 在本文中稳态参数的校准值主要利用实际经济数据⑤通过稳态方程推算并结合相关文献的惯例设定得出。根据1990-2013年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均值计算出季度存款利率，从而得到季度贴现因子β的校准值；根据刘斌(2008)[14]等人的文献校准资本产出份额；参考多数学者的研究和我们的模拟试验，得出价格黏性程度的参数
。其他相关的稳态参数值均通过稳态方程计算得出。具体稳态时各参数的校准值如表1所示。
对于国税税率和地税税率的核算是本文实证分析的重点之一。由于国内文献中鲜有此类研究，本文参照刘溶沧等(2002)[13]对消费、劳动和资本征收的有效税率的估算方法，并结合本文对国税税率和地税税率概念的界定，计算了1994-2013年我国的国税税率和地税税率，并且，以估算得出的国税税率和地税税率的均值分别作为各自的稳态值，得出稳态时的国税税率
=0.102、地税税率
=0.082。另外，参考国内文献中对“宏观税率”⑥概念的界定及核算方法，以1994-2013年的平均值作为稳态值，则计算得出稳态时国税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0.1，地税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0.08，可见，本文核算得出的国税税率和地税税率较为符合我国实际。 (二)参数的Bayes分析 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货币供给量(M2)、货币余额为观测变量。由于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包含了消费税，但基于本文模型对变量的假定，需要将其中的消费税剔除⑦，保留实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原始样本数据为1994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然后将所有变量取对数；最后采用X11和HP滤波剔除季节因素和趋势项。 在稳态附近对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得到模型的动态方程，对动态方程中的动态参数采用Bayes分析方法进行估计。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四、税收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 (一)国税政策冲击的效应分析 基于上述估计的DSGE模型，宏观经济变量劳动、消费、资本收益率、资本存量、总产出及总税收等变量对于国税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所示。
图2 国税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 从图3可见，对于1单位正向的国税政策冲击，在短期内会挤出消费者的劳动，显示出在政策实施当期劳动大约下降0.85个百分点；并且，国税税率上升导致资本收益率下降约0.13个百分点，家庭减少当期投资并增加休闲等消费业态，消费上升约1.6个百分点；此外，劳动和资本存量的下降导致总产出大约衰退0.5个百分点，根据总税收的定义式可知其变化趋势及幅度与产出基本一致，即总税收下降约0.45个百分点。同时，由于劳动减少导致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使家庭消费在第二期降至稳态值以下，然后逐渐回归稳态；资本存量及国内债务⑧受国税政策冲击影响的持久性较其他变量更为明显，大约在20期后才逐渐返回稳态水平。总之，国税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效应不大，并且在短时期内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负效应。 (二)地税政策冲击的效应分析 同理，基于上述估计的DSGE模型，宏观经济变量劳动、消费、资本收益率、资本存量、总产出及总税收对于地税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如图3所示。 从图3可见，对于1单位正向的地税政策冲击，家庭会立刻提高当期的劳动供给使得劳动上升约3个百分点，随后快速下降至负向偏离的最大值，在第15期左右逐渐恢复至稳态；由于对劳动收入增加征税，家庭认为收入降低而立即减少消费，消费下降近6个百分点，之后又迅速回升，随后缓慢向稳态水平发展；此外，地税税率上升使得资本收益率上升约0.36个百分点，使得家庭对投资的意愿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存量上升约0.35个百分点。由于劳动和资本存量均有上升，使得总产出增加大约1.8个百分点，总税收仍然保持与总产出基本相同的变化趋势及幅度。总之，地税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效应较大，约为国税政策冲击效应的3-4倍。并且在短时期内有促进就业及增加产出的效应，另外对消费和通货膨胀率的短期抑制作用也较为明显。
图3 地税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 (三)税收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分析 比较脉冲响应结果得出国税、地税税率增长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效应，如表3所示。
可见，(1)国税税率冲击与地税税率冲击具有相反的政策效应，应根据经济状态选择合适的税种调控经济；(2)地税税率增长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即宏观经济变量对地税政策冲击更为敏感，因此，在熨平经济波动时，应充分发挥地税政策对调节家庭决策更敏感的优势。尤其，在现阶段“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实体经济转型”的经济战略下，更应该及时深化分税制的结构性减税改革，以刺激新型消费业态增长，积极落实“调结构和稳增长”的目标。 我国税收收入结构呈现出高“间接税”、高企业赋税的特征⑨。事实上，就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而言，国税税种中除个人储蓄利息所得税及证券印花交易税属直接税之外，其余均为具有税赋转嫁性的间接税税赋，平均占比达到国税税收总额的90%以上⑩；相对地，地税税种中对劳动收入征收的税负占比近50%，若加上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由消费者直接缴纳的税种，则直接税占比达到地税税收总额的55%。可见，本文所讨论的分税制度的结构性减税改革与文献中按间接税和直接税划分的结构性减税改革并不矛盾，前者是结构性减税制度改革在我国经济的具体化。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部署中，“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实则是以“稳定税负”为基本约束的，这也意味着间接税比重逐步降低。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措施主要包括对大部分征税所得项目以综合计税方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居民个人存量房产征税以及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这些无疑都是增税效应而绝非减税政策。从现行分税制下征收权的归属来看，这些税种的税收都将归于地税收入，不仅可以弥补间接税减少造成的地方税收收入亏空，并且会使得地税税率逐步上升。积极的地税政策是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调控手段，正是目前中国经济“从高位运行到下行”的形势下所需要的。 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同时，还应该注重税制结构的优化调整，本文所讨论的国税与地税的结构调整正是税制结构优化的具体实施。国内文献中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建议实质上旨在减少间接税的比重。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围绕减少间接税比重最主要的措施就是“营改增”，中央政府提出进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通过简化税率即减少了税率级次，又相应下调增值税税率。根据对国税中间接税占比的分析可知，通过“营改增”实现的减少间接税效应，必然引致国税税率的下降。由模拟分析结果可知，国税税率下降短期内具有促进就业和产出增长、抑制通货膨胀的功效。同时，如果国税税率下降所导致的净总产出对总税收的贡献大于国税税率下降所产生的税收收入流失，则减税有助于财政收入增长和国内政府债务的减少。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从中国经济实际出发，在充分考虑分税制政策的情况下构建我国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通过对国税及地税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发现：外生的国税政策冲击和地税政策冲击均会对劳动、消费、资本收益率、资本存量、总产出及总税收等经济变量产生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效应。 首先，国税政策正向冲击短期内挤出劳动、降低资本收益率，从而降低总产出及总税收，同时会推动国内债务上升，而消费和通货膨胀率均在短期呈现增长、长期效应有限；地税政策正向冲击效应与国税相反，它在短期内会导致劳动增加，提升总产出及总税收，同时降低消费和国内债务，通货膨胀率在短期表现出下降态势，未呈现长期效应。其次，国税政策与地税政策正向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幅度也有差异，国税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为平滑，而地税政策冲击的经济波动效应大约是国税效应的3-4倍。可见，正向的国税政策冲击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负效应，而正向的地税政策冲击短期内有促进就业及增加产出的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佐证了我国分税制实施以来税收结构调整方向的正确性，也对我国充分利用国税、地税政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实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取向的指导。首先，由于国税及地税政策冲击对总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呈现相反的效应，当宏观经济处于产出下行通货膨胀高企的“滞胀”状态时，应选择积极的地税政策，以短期内扩大就业、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相反，当经济处于产出过剩通货紧缩状态时，可以采取积极的国税政策，例如，调整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使其更加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如对奢侈品、稀缺资源等提高消费税和增值税率。其次，由于宏观经济对地税政策冲击的敏感性更强，在下一轮税制改革中应重视“完善地方税体系”，充分发挥地税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最后，还应意识到税收制度不仅是经济调控手段，更是国家治理的支撑性要素，例如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和高档消费品征税以及推进资源税、环境保护费改税的改革等措施，不仅仅是“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实现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必要举措，更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①我国的国税税率及地税税率详细的核算方法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说明。 ②本文假设债券为政府发行的国内债券，按照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对国债收益免征利息税。 ③因篇幅所限，未列出生产企业最优化问题的全部推导过程，如读者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④如读者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⑤本文所采集的原始宏观经济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 ⑥宏观税率定义为税收收入总额占GDP的比重。 ⑦按照本文核算的稳态时国税税率为0.102，得到实际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898。 ⑧由于篇幅原因，未列示国内债务的脉冲响应图，如读者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⑨如2013年，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税赋占比约为51.5%，国有、集体及股份制企业赋税约占税收总额的61.1%。 ⑩自1994年至2013年，仅2007年证券交易印花税高达1945.15亿元，使得当年国税税收中直接税占比约为14.6%，其余年份直接税占比均未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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