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与发展视阈下情报供给侧改革研究*
——基于供给侧五角模型解释框架
李 辉1，2，陈雪飞1，2，刘 如1，2，曾 文3，吴晨生1，2
(1.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北京 100044；2.北京科技战略决策咨询中心，北京 100044；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摘 要： [目的/意义]情报工作是大国重器，肩负强国使命。以高质量规模化情报供给快速响应并满足国家安全与发展决策需求，是未来情报工作变革发展的肯綮所在。[方法/过程]文章基于供给侧视角，通过分析我国情报工作服务国家安全与发展决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了情报供给侧改革的五角模型解释框架。[结果/结论]基于五角模型解释框架，从提升情报层次去产能、推进服务升级去库存、加强技术创新降成本、优化情报生态补短板、防范安全风险去杠杆5个方面探索情报供给侧改革路径，为情报引领并服务于国家安全治理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对策建议。
关键词： 国家安全与发展；情报；情报工作；供给侧改革；五角模型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面对深刻变化的国家安全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服务于国家安全与发展重大决策成为新时代我国情报工作的重要使命。近年来的中美贸易战交锋中，美国先发制人，使中国被动应对挑战。美国的情报工作为美国对华贸易的交锋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撑，一系列对华措施表明美国情报界具有较高的谋略性。而我们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一度低估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立场，在制定反制措施时，对美国的后续反应评估不够充分，对贸易战的影响评估不足，学术界就此类议题讨论甚少。该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面向我国国家安全与发展重大决策的情报供需失衡，具有真知灼见的战略判断类情报产品供给不足；二是我国国家安全与发展需要情报工作实现前沿防御、应急防卫与战略预警的功能，慑止化解可能的全面对抗，掌握对抗与竞争中的主动权。那么，如何以高质量规模化情报供给快速响应并满足国家安全与发展决策需求，使情报资源投入获得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社会利益双重产出，亦成为未来我国情报工作变革发展的核心内容。
供给侧改革是我国面对金融危机之后所出现的经济问题而主动采取的战略性选择，也是我国历史的必然选择。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众多行业基于这种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恢复了增长的活力，重新回到供给创造需求的新常态上。而反观情报行业目前的供需不平衡的问题，以供给侧改革为研究视角，准确把握和调控情报行业的问题和矛盾，精准优化，可以使情报工作在国家安全治理与社会发展决策中更好地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本研究在新供给主义经济学[1]的理论框架内，研究情报行业供给侧改革问题。在经济发展中，供给侧改革用来解决低层次供给产品不能满足高质量产品需求的供求矛盾，通过供给侧五角模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要素配置和供给结构，实现经济发展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本文以供给侧五角模型为解释框架，剖析情报工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困惑，探索情报供给侧改革路径，为情报工作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纲举目张之作用提供对策建议。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现有12个省辖市、1个自治州、38个市辖区、24个县级市 （其中 3个直管市）、38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常住人口5 724万，面积18.59万km2。湖北既是国家老工业基地和农业大省，又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城市圈是国务院批准的“两型社会”试验区之一。近年，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省正大力实施一元多层次战略，努力建设富强、创新、法治、文明、幸福湖北，着力构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
1 国家安全与发展视阈下我国情报供给存在的主要问题
供给侧由经济领域提出，是反映需求与供给关系的经济学概念。情报行业同样受经济规律制约，也面临着情报供给跟不上情报需求的现实困境。
1 .1 “预测态势、塑造态势”的高端情报产品供给不足
国家安全治理决策需要情报工作具有“感知态势—评估态势—预测态势—塑造态势”的能力，即情报工作要了解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态势，消除环境认知的不确定性；监控国家安全动向，发现影响国家安全的威胁，发现潜在对手的战略意图、潜力和准备情况；评估影响国家安全利益的因素，评估双方战略方案和措施，确定对手可能做出的反应和可能的战略选择；帮助决策者塑造未来，通过情报谋略，影响对手认知，使对抗态势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2018年8月，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罗伯特·阿什利在美国国防部情报信息系统(DoDIIS)会议上指出：情报机构必须从一个分析人员提供事件细节的描述性组织，转变为分析人员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件的预测性组织。美国国家战略信息中心(NSIC)《美国情报的未来》一文指出：“情报分析的目的是帮助决策者塑造未来。”
目前，我国情报工作更多地侧重于感知态势，关注动向类信息，缺少对信息的深度挖掘和理解，情报产品多数是以简报、快讯、动态等信息的采集和整理为主的信息类情报产品。而国家安全治理重大决策所需求的情报研究类、评估预警判断类、远景预测类等高端情报产品相对缺乏。这导致中低端“情报产能相对过剩”，价值不高，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无法满足重大决策需求，情报机构尚未成为预测态势、塑造态势的重要力量，不能真正在决策中发挥作用，更在国家安全与发展决策中丧失了话语权。
1 .2 知识服务能力不足
另外，服务升级去库存的关键是通过知识管理将信息、知识和已有情报积累集成为战略资源，以可持续发展、创新发展为导向实现库存情报的价值再生和增值。在当今网络化、数字化时代背景推动下，过去基于信息的组织和管理发展为面向知识的更高层次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被划归为最新一代的管理。推动知识管理升级需要打破僵化的供给端结构限制，基于网络计算、人工智能、云计算和云存储等先进技术手段，建立开放、复杂、动态、协同、分布式、集成化的新一代知识管理结构，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信息交流共享、避免重复研究；另一方面有利于整合情报供给端资源规划，实现库存情报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增值创新。
1 .3 人力分析能力不足
本研究结合经济学的供给理论与情报工作实际，提出了情报供给侧改革的五角模型，如图1所示。其中，情报供给与情报需求平衡是情报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的目标；产品要素、服务要素、技术要素和环境要素4个供给要素为情报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线索；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5个任务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实现情报供给侧改革的路径。
1985年1月，钱学森在“新技术革命与系统工程讲习班”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情报工作有三个方面内容，分别是情报的搜集、情报的储存和检索、情报的活化。其中特别强调了情报的活化，并预测了未来的情报研究工作量要比过去大得多，完全依靠人工是不可想象的[3]。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情报世界收集的原始数据已超过其分析能力，大约95%的图像从未受到分析师检查。”[4]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技术远超组织的人力分析能力[5]。情报研究的先驱M.Handel认为，情报失误往往与情报人员对情报的低效率分析相关，而不是与情报收集相关[6]。
除此以外，国家安全和发展视阈下，情报感知分析需要放到宏大的历史结构、迫切的现实冲突、多维度的海量信息、复杂的环境形势中，情报人员的情报感知分析能力和工作强度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 .4 情报生态不完善
以“存在与生长、多样与进化、生存与贡献、共享与共赢”这四个生态关系理念[7]思考情报的供给与需求失衡问题，发现情报生态存在三个主要瓶颈：
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糜之象，名布为或，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糜、布侯之类。[13](P923)
碳普惠制是在现有碳交易核心内涵由生产领域到生活领域的延伸，是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居民生活减排的一种探索。一般认为，碳普惠制是对小微企业、社区家庭和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进行具体量化和赋予一定价值，并建立起以商业激励、政策鼓励和核证减排量交易相结合的正向引导机制，其核心在于对个人的节能减碳行为赋予一定的价值。
1.4.2 信息共享不够 感知国家安全态势、评估国家安全态势、预测国家安全态势、塑造国家安全态势，需要实现全源化情报分析。当前，我国情报壁垒森严，未构建起统一协调的情报工作体制，各领域情报机构信息不能共享，造成情报生产资源的极大浪费，导致情报分析人员不能完整认识情况，进而可能造成情报失误。
去产能指的是去掉低端的产能，以高层次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替代低层次产品及服务供给。提升产品和服务层次有两种途径，一是情报供给向国家安全与发展决策需求转移；二是情报供给向战略性、精细化、个性化的情报需求转移。此外，情报需求从个别领域的信息服务和微观决策需求向国家治理决策需求跃升，高层次的情报产品需要国家情报意识的培育。一是“大局观”和“专业化”的情报人才培育，包括普及和培养情报人员的国家安全发展意识；加强情报人员的国家战略决策支撑意识；培育掌握国家冲突理论、国家安全理论、情报历史理论、国家治理策略、国际情报治理、国家发展的历史规律与现实冲突等理论的专业人才。二是营造国家安全与发展视阈下的情报学术环境。国家安全与情报、国家治理策略与情报、社会属性与情报等学术研究和讨论应该成为情报学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为国家安全与发展提供学理依据。
情报服务的升级可以改造落后的情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推进情报服务升级就必须具有情报价值论思维、整合性思维、系统性思维、生产线思维、情报需求思维和数据科学思维。在“互联网+”时代，为了提升情报服务机构自身的竞争优势，将势必由静态式的战略设计向动态式的战略设计与环境互动的战略管理转变。这样的转变增加了对IT的应用需求，并将形成基于大数据处理技术的人机结合的动态情报服务体系。
拓扑分析是停电故障研判的重要基础。但在实际应用中,中压和低压配电网模型存在多变且难以获取准确拓扑信息的问题,因此可以结合配电自动化、调度自动化、用电信息采集、计划/故障停电、95598客户报修、用户欠费及台区低压设备拓扑等营配融合信息,进行停电故障研判。
1 .5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知自觉缺乏
图1 情报供给侧改革的五角模型
1.5.1 对国家安全威胁关注不够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安全内涵，使国家安全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延伸到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大领域[8]。更高层次的安全观赋予情报工作新的挑战和新的使命：对11类国家安全工作提供情报支援。但是，当前我国情报工作存在结构性的杠杆问题。在服务国家安全决策中，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柱和保障作用，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情报工作更多地侧重于本领域信息服务，对安全威胁、国家安全议题关注不够，缺少服务于国家安全决策的情报智慧，危机预警能力弱。比如，科技情报工作侧重于科技信息服务，尚缺少服务与其强关联的科技安全决策的战略想象力。情报结构的杠杆化问题使情报工作不能满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要求。
1.5.2 情报安全风险防范意识不足 情报安全，即指情报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危害、损伤、损失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无危、无损状态的能力[9]。情报安全是安全问题在情报工作中的内化，先于国家安全而存在，是国家安全的派生要素，贯通于情报服务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决策的各要素中[10]。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情报安全是保障总体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我国情报机构特别是民口情报机构在情报安全考量和风险防范方面的意识还相当薄弱。在情报供给决策需求过程中，情报组织的内部安全、情报活动的安全、信息通信基础设施设备安全等尚缺乏严密的安全措施和安全机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也不健全。情报安全威胁将为国家安全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2 情报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及其五角模型构建
2 .1 情报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面对我国情报工作中低端产能相对过剩、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供给侧改革是推动我国情报工作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情报供给侧改革就是用改革优化的办法推进情报供给侧要素的体系和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情报产品供给，扩大高端情报产品供给，提高全要素情报生产率，增强情报供给对决策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最终实现情报产品与情报服务能够满足国家安全与发展决策中的高端情报需求。
2 .2 解释框架：情报供给侧改革五角模型
情报人员的感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核心任务[2]。大数据时代，来自网络、物理传感器和各种其他信息介质的大数据及噪声数据不断增加，导致具有情报识别价值的信号微弱、分散而难以显现。情报人员的感知分析能力不能适应对海量信息的理解和判读要求，带来人力成本升高和信息资源浪费挑战。
3 基于五角模型的情报供给侧改革路径
3 .1 提升情报层次去产能
Sink节点主要完成组网、接收路由节点和终端节点的数据信号，通过RS-232发送到上位机，同时接收上位机控制命令并下发；路由节点和终端节点功能类似，只是多了一个数据/命令转发功能，采用定时器中断模式，不工作时处于休眠状态，减少能量消耗。协调器和终端节点工作流程如图3和图4所示。
1.4.1 攻防情报合力缺失 我国军事、国防、公安等传统安全情报部门与社会、经济、科技等非传统安全情报部门处于相对封闭、自我欣赏和自我认同状态。长期以来，传统安全情报工作与非传统安全情报工作平行发展、互不相交、缺少沟通，致使情报张力受阻、情报合力缺失，难以适应国家安全与发展决策中的攻防双重情报需求。
3 .2 推进服务升级去库存
去库存指的是减少库存中无人问津的产品，“少入库”和“多出库”都能达到去库存的目的，例如提升产品和服务层次去掉过剩产能有利于减少库存。古人云“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去库存的关键是情报服务的升级。情报服务升级主要是通过打破僵化的供给端结构限制，通过人才交流、技术合作、资金流通及信息共享等生产要素的融合，形成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等，从而节约生产成本。
1.4.3 情报传递决策路径受限 我国庞大繁杂的情报机构体系在支撑决策的途径和渠道上存在很强的局限性。由于多数情报机构属于国家设立的组织机构，存在很强的行政特色，一份优质的情报产品只能传递到上一级的单位，跨级传递和跨领域传递的途径无法开放，这导致情报供给与需求的严重失衡，情报工作远离决策，同时也消耗了情报价值。
情报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它往往是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针对特定局势做出的判断，提供情报服务一定要迅速。当情报产品“库存积压”，外部环境的条件变化会导致情报浪费甚至失败。当情报产品失去时效性后，就成了一种知识；当情报产品“库存积压”后，就成了一个知识的汇聚。目前的情报机构还缺乏通过知识管理使知识流动增值，并实现情报价值再生的手段和能力。
据悉，其主线通车已经超过13年，沥青桥面出现裂缝、磨光、老化等病害。对沥青桥面进行病害处治，以维持、提高桥面铺装服务质量、延长桥面铺装使用寿命，已成为当前广惠高速养护的首要任务。
3 .3 加强技术创新降成本
技术创新是提升供给能力、降低人工成本根本所在。近年来，国外情报领域在机器感知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涉及对未来情景、数据信息、反恐活动、空间威胁和用户需求的感知以及对人类感知能力的提升等很多方面。在对未来情景的感知方面，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在2018年3月宣布了一个新项目COMPASS，基于博弈理论，通过AI技术研发一套可以识别、判断对手在某假设信息刺激下的反应和进行决策的智能系统[11]。在对数据信息的感知方面，DARPA在2012年启动了DEFT(Deep Exploration and Filtering of Text)项目，探索实现系统自动向情报人员汇报有用信息，利用深度学习进行自然语言处理，高效处理大规模文本信息并揭示文本之间的隐含关联，在发现潜在有用信息(比如内容、任务、地点等可疑信息)时提醒情报人员注意，从而帮助专业人员进行更好的情报感知[12]。在反恐活动感知方面，DARPA在2002年开发了全信息感知系统(TIA)，收集、处理和分析大量恐怖组织数据，感知、预警恐怖主义活动[13]。在对空间威胁的感知方面，为了提升其空间设施抵御攻击能力，以及防止和限制敌对国家利用空间的能力，美军通过空间探测和跟踪系统(SPADATS)、导弹预警系统等感知空间的目标情况[14]。在提升人类感知能力方面，美国启动了特种兵下一代可穿戴技术研发项目“蝙蝠侠”，旨在提高特种兵态势感知(听觉、视觉、触觉)能力[15]。
1.完善培养与引进人才的相关制度。人才供给是制约中西部等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意识到留住人才最重要的是留住人才的心。企业可以从构建良好环境入手，建立薪酬激励和晋升制度，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供完善的培训方案，为员工个人需要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提供条件。
加强情报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于促进情报工作的智能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机交互的情报感知将全面提升认知、理解和判断等感知能力，不仅可以处理海量数据，自动发现隐藏的信息，降低情报生产成本，还能使情报工作更加精确及时地发挥保障决策的“耳目、尖兵、参谋”作用，增强情报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决策中的支撑能力。
3 .4 优化情报生态补短板
情报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基于“情报机构—情报产品—决策者”的复杂生态系统，完善情报生态系统可以使情报工作良性发展，实现情报行业共赢，以共生、共存、共进的方式支撑国家决策。国家安全与发展视阈下，情报生态系统对“情报机构—情报产品—决策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生态学理论研究情报发展态势及其与其他领域情报机构的融合路径可以弥补情报机构分野、情报资源浪费和决策渠道闭塞的短板。
3.4.1 军民融合落地，打破生态主屏障 情报生态的大融合，最大的障碍就是军民情报机构的融合，这是一道影响情报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要屏障。总体国家安全观扩大了国家安全的范围，也扩展了情报工作范围，把军民情报纳入了统一的国家安全体系之中。美国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几乎所有的现代武器系统都依赖来源于科技情报的数据”[16]，从侧面反映了攻防情报融合对国家安全决策的重要性。新形势下，正确把握和认识军民情报融合思想，探究军民情报融合路径，对于提高军用、民用情报服务效能，形成攻防情报合力履职国家安全与发展决策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军口的特殊体制限制了军民融合的落地。建议国家在军民融合的探索中，在民口情报机构做融合试点基地，作为体制障碍的缓冲地带，有助于让军民情报数据形成共享的保密通道，并补充和助力军口情报工作。另外，可以通过“机构协调—要素融合—任务驱动”的三维路径，推动我国军民情报工作深度融合。以推动制定《军民融合法》为契机，建立军民情报融合法律制度保障体系，并逐步完善军民情报保密和安全体系。
图2 肯特模型的缺陷与肯德尔模型的比较
3.4.2 构建统一的情报工作体制，实现情报界信息共享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应加强情报工作的宏观治理，各领域情报工作要分别履职11类国家安全。借鉴美英法等国家情报工作体制模式，我国应对参与情报活动的主体进行适度归口或统一管理，建立一体化的国家安全情报体系并创新运行机制。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重新界定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国家安全情报机构构成，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关机构纳入情报工作组织体系，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并赋予其相应的法律权限，为其有效履职提供条件和保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专职的情报管理机构，负责情报机构协调管理、优化情报资源配置。可以模仿美国和法国的情报管理体制，设置情报总监办公室，通过立法赋予情报总监管理情报界的权力，负责对各领域情报机构进行业务指导。一体化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体系将情报工作从传统的部门或机构层面提升到整个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层面，有利于整合情报力量，实现多元主体协调以及情报资源的优化布局和协同运用，让信息在整个情报界周转，并畅通情报传递路径。
3 .5 防范安全风险去杠杆
去杠杆的本质是安全风险防控。“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无论什么样的风险，防范的成本都要远远低于化解的成本。国家安全与发展视阈下的情报工作应与国家主题相适应，保障国家安全，反对霸权主义，各领域情报工作应在前沿防御发挥作用，并深植情报安全文化。2018年，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报告《美国国防战略与中国崛起》中对前沿防御做了界定：“随时随地准备在竞争对抗中出现的威胁，而不是等侵略发生很长时间以后直接进行应对、或者是通过其他战区大成本的消耗间接进行应对。”前沿防御的概念其本质就是一种主动感知并做战略性评估的情报分析过程。相比之下，具有被动性的应急防卫情报工作，则缺乏对风险的防范功能。
随着互联网的进程加快，数据量日益需求，使数据形态多样化，不仅有传统结构化数据，更多的是非结构和半结构化数据。
美国国防情报学院教材《情报革命的结构：意义构建》(Sensemaking：A Structure for an Intelligence Revolution)从理论的层面分析了防范情报工作安全风险的模型和方法。教材在总结了珍珠港袭击、苏联入侵阿富汗、“9·11”恐怖袭击等情报失败的案例后，发现这些情报错误和决策失败的发生正是因为美国情报工作延续了肯特情报理论，即为了解决某一个孤立的“情报难题”(Puzzle)而去寻找更多更好的数据。与肯特情报理论相比较，教材指出了基于肯德尔情报理论可以很好地防范情报安全风险。与肯特模型不同[17]，肯德尔的观点，即情报应该通过宏观认知的整体方法为决策者“画一幅画”，类似于情景分析方法，在情报工作中将演绎逻辑应用于情报的意义构建，预测不同的对抗和环境下所可能发生的事件，告诉决策者哪些现象可能是危机事件的前兆，并做出支撑决策的防范预案。肯德尔模型更适合作为情报工作提升危机预警能力，在国家安全治理中发挥情报前沿防御和风险防范作用的理论框架。肯特模型的缺陷与肯德尔模型的比较见图2。
4 结束语
情报源于人们对安全威胁的思考，过去、现在、未来，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重大决策需求是情报工作的永恒主线。当前，总体国家安全观赋予了情报工作新的挑战和新的使命。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以“更高的忠诚”，即对国家、价值、信念、真理的忠诚，提升情报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对于防范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国家安全能力至关重要。本文以供给侧五角模型为解释框架，对国家安全与发展视阈下情报工作面临的供给侧挑战、情报供给侧改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进而提出了情报供给侧改革路径，以期促进我国情报工作良性发展，更好地保卫国家安全，促进社会发展。本文尝试对情报供给问题作了初步探索，希望可以激发更多的学者开展与深入研究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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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lligence Supply -side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Supply -side Pentagonal Model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Abstract : [Purpose/significance] As a powerful weapon,intelligence service is bestowed with the mission to turn China into a powerful country.It’s pivotal for future intelligence servic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o respond quickly and meet China’s decision-making need reg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with high quality and large-scale intelligence supply.[Method/progres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pentagon model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for intelligence supply reform through analysis of existing major problems in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s facilitating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practice with regard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structure.[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the pentagon model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supply reform from five aspects and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make intelligence services guide and facilitate important decisions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at is,optimizing the hierarchy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to cut overcapacity,promoting service upgrading to reduce inventory,spurring technical innovation to lower the cost,improving the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to strengthen the areas of weakness and preventing safety risk for deleveraging.
Keywords :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intelligence;intelligence service;supply-side reform;pentagonal model
DOI: 10.16353/j.cnki.1000-7490.2019.10.002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的科技情报服务创新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8BTQ054。
作者简介： 李辉 ，女，1975年生，硕士，研究员。研究方向：情报分析，应急情报。陈雪飞 (通讯作者)，女，1987年生，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情报。刘如 ，男，1982年生，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情报理论与方法。曾文 ，女，1973年生，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情报理论与方法。吴晨生 ，男，1967年生，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计算机技术,科技情报。
录用日期： 2019-05-31
标签：国家安全与发展论文; 情报论文; 情报工作论文; 供给侧改革论文; 五角模型论文;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论文; 北京科技战略决策咨询中心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