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意义的演变与发展_改造我们的学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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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4-0093-04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步总结出来的。我们党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蓬勃发展、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违背了它,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或失败,就会给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线,是各级干部从政的必修课。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的含义,对于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非常重要。

一、“实事求是”的原义

“实事求是”一语,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是东汉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对河间献王刘德的一句评语。为了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含义,了解实事求是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必要熟悉一下刘德其人其事。

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二子,生于公元前172年,卒于公元前130年。在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被册封为河间王,国都乐城,治所在今河北献县城东南7.5公里处。刘德身为帝王之子,知书达礼,好学不倦。当时,列国诸侯大都骄奢淫逸,灯红酒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与刘德同父异母的弟弟刘胜,被封为中山靖王,史书称他“为人乐酒好内”。前些年他的墓在河北满城被发掘后,随葬品中出土了不少酒器,可见其奢侈。惟献王刘德洁身自好,爱古博雅,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刘德在位26年,于汉武帝元光五年病逝。汉武帝因其聪明睿智追谥为“献王”。

刘德一生喜书好儒。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古籍文献散失,人们不敢公开喜好经典,只得心诵、腹背、壁藏、岩埋。汉初,独尊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遂有“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但儒家文献一直未得到很好的搜集整理。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初崇尚黄老的政策,转而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为儒学复兴创造了良好环境。在西汉儒学复兴初期,刘德作出了很大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表现在搜集古书上。《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刘德每遇儒家典籍,便高价收购。如对方不售,则千方百计借来,手抄笔录,以副本送给书主,将真本留藏,以此获书不少。诸如《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等,数量与当时汉朝宫室存书不相上下。后来,刘德入朝献书,武帝将所献之书藏于秘阁,当时并未流行于世。至西汉末,刘歆整理秘阁发现后,才使之流传。民间也有把“献王”理解为献书有功,俗称“献书王”。

其次,表现在整理古籍上。刘德以当时名儒毛公和贯公为经学博士,继而广招齐、鲁、燕、赵的儒学名土,把搜集到的古籍进行整理,勘误订正,校理成册。据《献县志》记载,刘德为方便群儒校勘古籍,特在乐城南12.5公里的古驿道旁建日华宫(今河北省泊头市严家铺)。宫内置馆20余所,房屋数百间,集名儒学者数百,昼夜讲读、校理,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儒学研究中心。在搜集整理德学书籍上,刘德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毛诗》和《左传》的辑传上。《毛诗》又称《毛氏诗经》,由河间人毛亨、赵人毛苌所传,刘德审定而成。为与当时流行的《齐诗》、《鲁诗》、《韩诗》加以区别,谓之《毛诗》。齐、鲁诗早已亡佚,韩诗也仅有《外传》,惟《毛诗》流传至今,成为后人义疏、笺释《诗经》的根据。至于《春秋左氏传》,汉初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献等皆曾编修,贾谊传授给贯公,贯公被召为河间国博士才辗转传至刘德之手。刘德视《春秋左氏传》为宝,经日华宫核实校正,才整理为今天的《左传》。难能可贵的是,刘德整理古籍的态度非常认真,多方考证,一丝不苟。

再次,表现在崇尚儒术上。《汉书·河间献王传》说刘德“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颜师古注:“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造次,谓所向(必)所行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刘德经常研修礼乐,衣着服饰以及所作所为都仿效儒士的样子。山东的儒士因此都归附于他。有一次,武帝在三雍宫召见,向其询问了30多个问题。他的对答按照儒学推论,语言精炼而中心明确,朝中文武都很敬佩。刘德一生还撰写了不少文章,后人辑为《河间献王书》,刘向的《说苑》曾收入刘德佚文四则。为说明问题起见,这里摘选两篇。第一篇:

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人一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

第二篇:

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酾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从中不难看出,刘德非常推崇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等先圣之德,从其之道,崇尚礼乐,以民为本,推行德治。这些都是与儒家学说一脉相承的。

纵观刘德一生,班固给他下了八个字的评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从刘德的生平和事迹来理解这句话,意思是刘德在修礼乐、学经典时,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对旧书“求真是”,“留其正本”。也就是说,刘德的“实事求是”是考证古书时求真是,讲的是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一种求实的学风。

二、“实事求是”的引申

自刘德开创实事求是学风的先河后,它作为一种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在我国古代的思想界、学术界逐渐流传开来。但魏晋的空谈之风、唐末的浮华之风冲淡了求实之风,直到宋以至元明清,学术界才盛行起了实学之风。同时,也逐渐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

从孔子开始,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虽已成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以“实体达用”为基本内容的实学,则始于北宋。北宋仁宗时期,宋王朝开始由宋初的繁荣局面向内忧外患的颓势转化。面对这种社会政治危机,许多满怀忧患意识的朝野人士在痛苦中反思。他们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二是唐末宋初以来“尚文词而遗经业”的浮虚学风所致。要改变这种局面,除了进行社会政治改革外,还必须在思想上批判佛老的“异端邪说”和俗儒的崇尚词赋的浮华学风。所以,许多士大夫、学者便由佛老的虚无本体之学转向以气为本体的实体之学,由崇尚词赋的浮华之风转向“明经致用”的经世之学,掀起了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的复兴儒学的社会思潮。

从北宋程颐始提“实学”概念到晚清的洋务派,中国的实学思潮经历了800多年。它的基本特点是“崇实黜虚”,处处突出一个“实”字。在本体论上讲“实体”,反对“以无为本”、“以空为本”;在人性论上讲实性、实心,反对“以心性为空”;在道德修养上,讲“实修”、“实功”,反对“空悟”之论;在行动上,讲“实行”、“实践”,反对言行脱节的浮夸之风;在人生价值上,坚持“实政”、“实用”,反对逃世、出世;在学风上,提倡“实言”、“实风”,切忌一切空谈,讲大话、套话。在这些思想的引导下,不少实学家积极进行“兴利除弊”的社会改造工作。他们在田制、农技、水利、赋税、漕运、荒政、边务、兵制、吏治、科举诸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有的还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如北宋王安石、明代张居正等,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中国思想史上的“实事求是之学”。继康熙年间推崇程朱理学之后,乾嘉时期考据学达到了鼎盛而立盟学坛。乾嘉考据学派别林立,人才辈出。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汪中等为代表的杨派,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尽管他们学派不同,风格各异,但都继承与发扬了汉代“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有别于宋儒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及其帖括八股之文,所以又称“实事求是之学”。钱大昕发挥吴派的求实学风,提出治学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二十二史考异·序》)。汪中自述其治学宗旨:“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别录》)乾嘉学派所谓“实事求是之学”,其主要内容是:士人读书,不应只读宋明理学之书,当先从儒家经典开始;研究儒家经典,应力避宋明义理之学,当先从汉儒注疏开始;研究古代注疏,当先从训诂开始;欲明训诂,当先从声韵文字开始。只有按照以训诂求义理的原则治经,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乾嘉学者提倡的“实事求是之学”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对于批判宋明理学末流和八股时文的空疏之弊具有积极作用,在考据学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宋明以后,一直到近代,实事求是的思想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许多书院和学校都把实事求是作为宗旨。湖南岳麓书院门匾上就书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清末创办的北洋大学的校训也是“实事求是”。北洋大学作为工科大学,提倡少说少写多学多做干实事。在茅盾先生的小说《子夜》里也写到:“我们不论是办个银行,或是别的什么,总是实事求是,不能干买空卖空的勾当。”意思是说要求真求是,不干买假售假坑蒙拐骗那一套。这可以说实事求是在做人处事上的应用。

三、“实事求是”的新义

虽然“实事求是”一语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早在古希腊,就已产生了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思想,德莫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都是著名的代表。遗憾的是,在黑暗的中世纪,这种思想没有得到延续。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思想界、科技界、学术界也随之掀起了一场新的思想革命,认识自然、追求科学、改造社会的思潮之火重新燃烧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又有了长足发展。伽利略、哥白尼、达尔文、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运用科学实验、科学归纳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求实哲学思想的发展。培根、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一大批哲学家,又促进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大师,更使古典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哲学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就是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并吸收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从世界观的高度,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含义,创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形成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了120多位高级干部,在延安举行整风学习会议。5月19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报告从思想上、理论上总结了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号召全党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列主义学风。这个报告实际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思想动员。从此,开始了对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科学的阐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根据毛泽东的论述,今天我们讲实事求是,主要是指竖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研究和遵循客观规律。不过今天所讲的实事求是,首先也是个学风问题。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学风。从这一点来说,与刘德的“实事求是”也有相似之处。虽然学问的性质不同,刘德是对待儒学的态度,我们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遇到问题相近,就是不管在对待任何理论、学说时,都要联系实际,求其真是,既不要搞教条主义,又不要搞经验主义。同时,实事求是是无产队级世界观的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客观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办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思想与行动的统一。这是一个总的定义,如果拆开来理解,可以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层是“实事”。什么叫“实事”?毛泽东解释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颜师古注为:“务得事实。”那么,实事与事实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少同志把事实和实事当成一回事。其实,这是不对的。彭漪涟所著《事实论》一书,对事实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他指出,事实之所以是事实,就在于它是在人们直接感知基础上,对事物存在的实际情况所作的一种陈述。因而,事实必须是能直接或间接观察到的,必须是为主体的概念所接受,并由主体对之作出断定的,否则,就谈不上知觉到什么事实。一般地说,事实是关于感性经验的一种知识形式。事实作为呈现于感官之前的事物的实际情况的一种陈述,其要点:一是被人们所感知、所接受的客观事物;二是对这种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的陈述。离开这两点的任何一点,都不能称其为事实。

由此可见,实事与事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一切事物,有的进入了我们的感知领域,被人们所认识,有的则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但它也客观存在着,也是实事。而“事实”则必须是被人们所直接感知到的客观事物,否则就谈不上是事实。“实事”的含义是广泛的,它应当包含“事实”在内。颜师古所注,在实事与事实之间划了等号,显然不妥,应当给予纠正。

第二层是“是”。什么叫“是”?毛泽东解释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我理解,这里所说得客观规律,是被人们所认识、所掌握的客观规律,是经过“求”后,人们对客观事物内部联系的正确认识。这同“实事”有不一样的地方。如前所述,“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既包括被人们所认识的,也包括未被人们所认识的。而“是”则不一样,它是经过人们艰苦的探索和研究后所得到的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

第三层是“求”。什么叫“求”?毛泽东解释为我们去研究。我理解,这个“求”最丰富、最生动,也最重要、最关键。它不仅包括我们去研究,更主要地还包括我们去探索、去实践。这个“求”,我认为最主要的含义不是去研究,而是去实践。因为,实践是认识的根本基础,是探索真理的主要途径,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只讲了去研究呢?这主要是在解释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时,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所讲的。在这个报告中,着重讲了“求”就是要去研究。但同时接着指出,这个“研究”,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讲的“研究”,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我们知道,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在实践中才能提高认识,发现真理。可以说,毛泽东所说的去研究,其基本精神与去实践是一致的。如果从学风的角度讲,“求”就是去研究;如果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讲,“求”就是去实践。

还应当看到,“实事求是”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单指概念,像北京、天津、河北或孔子、老子、孙子等,而是一个多指概念。北京、天津或孔子、老子等就指一个,是专用概念。而“实事求是”则不这样,它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

首先,实事求是是指一种学风。从“实事求是”一词的产生来看,它的最初含义就是指的一种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在使用这个概念时,也有这个含义。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解释“实事求是”,目的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因此可以说,实事求是首先是一个学风的概念。

其次,实事求是还是指一种作风。作风是一种倾向、一种指向、一种风气。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优良的作风,可以促进事业的发展和工作的成功,不良的作风则会贻误事业,耽误工作。比如求真务实与弄虚作假就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工作作风。弄虚作假导致说假话、使虚劲、办坏事,导致浮夸风,最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则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养成这种风气,会极大地促进我们事业的发展。

再次,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简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又完整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它既简明扼要,又完整准确。因此,我们党把它作为思想路线的简称再恰当不过。

当我们把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来使用时,它又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恢复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进一步的科学表述。在新修定的《党章》中,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这样表述的:“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表述中提到了四句话,这四句话共同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当然每句话的含义不同,但它是一个整体。在理解和把握时,我们既要掌握每句话的含义和要求,又要从整体上来把握。

[收稿日期]200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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