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契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意识论文,历史论文,卢卡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卡契，长期以来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异端，其实是继列宁之后又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巨匠。在他留给世人的大量理论著作中，《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内容丰富，瑕瑜互见，不易辨析的书。
乔治·卢卡契，匈牙利人，1885年诞生在布达佩斯一个大银行家的家庭，一生坎坷，1971年在他的祖国匈牙利逝世。他是紧跟时代步伐，紧摸时代脉搏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虽因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卢卡契没有能够避免错误，没有能够完全克服对纷繁复杂的多学科研究进行分析评价时的诸多困难，没有能够使他提出的那些对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得到更完备研究，得出本应更引人深思的结论，但卢卡契试图解决这些重大思想和理论问题时表现出的渊博学识，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的能力，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绝对忠诚，为多极世界中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建的伟大理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由八篇文意合成文集。其中《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写于1919年；《阶级意识》和《合法性与非法性》，写于1920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写于1921年；《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对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批评意见》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写于1922年，1923年首次出版，1968年再版。其内容，主要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卢卡契深刻论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辩证法的理解。通观全书，深深感到，卢卡契是鉴于当时教条主义之风盛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浅尝辄止，想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能够现成的应用于一切场合的公式，来说明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南，在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卢卡契的这个想法，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他们学说的一贯看法，对当代世界发展，对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此书问世至今70多年间，引起的争议非常强烈。我国研究卢卡契起步较早的学者杜章智同志曾感慨陈辞：“关于它的论文和专著，真可说是车载斗量，汗牛充栋。像布洛赫、曼海姆、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本杰明、萨特、汗洛·庞蒂、勒菲弗尔、戈尔德曼、马尔库塞、沙夫和科西克等这样一批互不相同的、世界闻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都受过这本书的深刻影响。”（注：杜章智：《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见《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杜章智同志极言介入对此书争议的人多到不计其数，极言其内涵深沉复杂不易清晰评判。这样旷日持久的世界理论思维高难度争议，出现各取所需，借题发挥，被人误解、歪曲，是一种必然。究其必然性，只能说，卢卡契写此书时的理论思维，正处于去旧更新、急剧发展变化之中。新与旧的思想和理论容于同一书中，是难以分辨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研究此书出版后引起的强烈反响，是至关重要的。在强烈反响中，对其过激批判，多于客观评定，特别是随着政治气候变化，过激批判逐步升级：
1923年5月27日，东德共产党内主管教育的官员赫·顿特尔，在德共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关于此书的第一篇文章《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指责卢卡契在书中炫耀知识，玩弄概念，铁丝网围，无法接近，使人莫名其妙，只能望洋兴叹，他给“历史唯心主义敞开一切大门”（注：陆海林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
1924年，匈共领导人库恩·贝拉，在《对列宁主义的宣传》中，指责卢卡契“企图用取消主义来阉割辩证唯物主义”（注：见《共产国际》1924年4月号。）；匈共著名理论家鲁达什·拉斯洛，在《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吗？》和《卢卡契的阶级意识理论》中，指责卢卡契同波格丹诺夫一样，想“消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对立”（注：见《工人文学》1924年第9期。）。苏联哲学家德波林，在《卢卡契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中，把卢卡契的观点描绘成，“正统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加上拉斯克、柏格森、韦柏、李凯尔特……马克思和列宁的调料的五彩缤纷的大杂烩”（注：见《工人文学》1924年第10期。）；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指责卢卡契重新陷入老黑格尔主义，季诺维也夫在开幕词中，指责卢卡契犯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错误。再往后，历次莫斯科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的学术批判会上，只要涉及有关问题，卢卡契必是批判对象。特别当卢卡契政治上遇到坎坷，处境非常困难时，更要新老账一齐算，对卢卡契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极不公正的批判。
卢卡契在紧张的学术氛围和严峻的政治批判中，承受巨大精神压力，迫使其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多次作自我批评。从已掌握的资料看，1933年，1934年，1938年，1955年，1967年，都先后对卢卡契进行了批判。每次批判中，卢卡契都曾对此书进行认真反思，并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中说：“在学术界，对任何信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表白报以冷嘲热讽已经逐步开始成为一种时髦。”（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7页。）
卢卡契对此书的反思，有两次特别应当提起。
一次是1934年在莫斯科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的学术会议上。
在这次会议上，卢卡契以题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意义》讲话作了自我批评。这次自我批评，是很有分寸很讲策略的。他一点也没有强调书中那些应强调的很有价值的理论探索，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讲：“从策略上讲，我必须公开同《历史与阶级意识》保持一段距离，因为只有如此，我对官方和半官方的文学理论的真正游击战才会被挫败。”（注：《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记录》，1952年俄文版，第53～54页。）
卢卡契策略地、毫不违心地检查错误的态度，是非常明智的。假如卢卡契不讲策略，而是一边检查，一边强调书中那些的确很有价值的理论探索，那将召来更大祸患。革命者在特定环境下讲策略，是革命需要，斗争艺术；卢卡契讲策略，为他赢得了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权力和机会。
卢卡契这次自我批评，是在认真学习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之后，发自内心的反思。他认识到，列宁批判马赫主义时，对帝国主义时期一切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对当时工人运动中各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批判；他敏锐感到，这一时期，必须要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进行新形式的斗争。可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却又有明显背离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错误。
卢卡契先剖析书中背离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错误根源，后认识其性质严重性。
卢卡契通过列宁对波格丹诺夫和马赫上半截的唯物主义是假唯物主义的批判，认识到：随着新康德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向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随着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转向理性主义历史哲学，波格丹诺夫和马赫所谈论的问题，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哲学认识论的中心问题。
卢卡契又进一步分析尼采“反唯心主义”立场、博依姆勒“英勇的现实主义”、路德维希·克拉格斯“逻辑中心论”及“生物中心论”等，指出，法西斯主义全部种族神话，都是建立在直观主义、生物神秘主义基础上，用经验符号、象形文字等，代替唯物主义反映论，代替具有宗教倾向的“寻神说”，是不穿袈裟的神甫，是不相信粗陋宗教的神甫，是宣传建神、创神的民主主义神甫；这与席美尔的生命哲学，狄尔泰的心理分析，不约而同，他们欲建造某种“新东西”，找到“第三条道路”，以便更有效地捍卫腐朽垄断资本主义，抵制无产阶级革命，使唯心主义成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卢卡契又列举社会民主党哲学在认识论上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几点最重要内容，以图把问题认识得更清楚。他分析，社会民主党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把马克思描绘成带有实证主义倾向的、不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们用“资产阶级哲学的时髦唯心主义流派，代替唯物主义认识论，先是康德主义（伯恩施坦、麦克斯、阿德勒），马赫主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后来是黑格尔主义（齐格弗里·马尔克）”（注：杜章智编译《卢卡契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271页。）。他们对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作出愈来愈大让步，战前接受席美尔影响，战后接受狄尔泰影响。在麦克斯·阿德勒那里，伦理就是按照纯粹理性方式，处理认识彼岸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用伦理对马克思主义作“补充”。他还指出，拉萨尔主义残余在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中的作用和意义。
卢卡契正确判断：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明确认识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反对唯心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重要性；第二国际中，左翼反对派进行的斗争很不坚决，软弱无力，结果使中欧和西欧各个支部都受其影响，使其思想状况极为混乱，致使大多数支部，既广泛传播着社会民主党唯心主义思想和理论残余，又抵制不住各种极左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当时在国际共运内部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德共党内右的思潮，从列维起，经过布兰德勒·费舍尔舟，到马斯洛夫等各种“左”的派别，他们都总是借助唯心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论证宗派策略，按唯心主义方式，把先锋队与群众分割开，不去争取群众，而是放弃发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政治上和波格丹诺夫套近乎。
卢卡契根据上述情况，剖析他背离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错误根源，说他曾是席美尔和狄尔泰的学生，曾受德国各种哲学流派的“精神科学”影响，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流变，从康德向黑格尔发展，同时又受工团主义影响，使他必在此时犯严重错误。诚如卢卡契自己所说：“我在1922年完成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于1919～1922年）却成了这些思潮的哲学总汇。所以列宁关于‘下半截唯心主义’的批评恰恰击中了我的书的中心错误，虽然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马赫主义。我反对反映论，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点，是这类‘下半截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形式。”卢卡契诚恳述说他所犯错误性质的严重程度。说他1930年到1931年在苏联，才弄清哲学问题。在德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中和反法西斯意识形态斗争中，他才更明确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唯心主义的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让步，也意味着对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动摇的危险！
另一次，是1967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的回忆。
卢卡契在这次回忆中，说他曾用席美尔和韦伯的方法论眼镜，观察他接触到的马克思著作。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再次研究马克思著作时，才不怕受精神科学者的影响；说他同时又研究黑格尔思想和理论，在接受黑格尔影响时，早年所受的克尔凯郭尔批判黑格尔的思想，对他起了制约作用；说他与工团主义代表索烈尔建立关系，力图超出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说他厌恶考茨基，对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持不同观点；说他受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内左翼反对派精神领袖萨波·埃尔温和置身于多国革命激流中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影响很深。卢卡契流亡维也纳时，说他这个时期思想和理论中包含着的矛盾两重性达到顶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表态呈现两重性，思想方法上的裂痕发展成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卢止契检查：“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高度矛盾的理论混合物，它在大战期间和战后的头几年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页。）
卢卡契清醒地把握：如果把他这一段思想和理论研究中的矛盾，从“精神科学角度”统一起来，构成一种有机的内在精神发展，必然违背他的实际。卢卡契借用德国作家歌德《浮士德》中主人公，明确他这一时期思想和理论发展的两重性：“如果我们允许浮士德的胸中藏有两个灵魂，那么为什么一个常人，当他在一个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时，就不能肯定他的内心不会泛起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潮流呢？至少，我觉得，就我能够追忆的那些岁月来说，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在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页。）
卢卡契准确解说：当他回想起他当时写的数量不很多，并且不很重要的文学性质的文章时，他感到其中那些直言不讳、自相矛盾的唯心主义成分，往往比他早期的作品还要多。卢卡契强调：“如果现在把这种不和谐的两重性视为我那个时期的思想特征的话，那么它决不包括对立分明的极端，决没有黑白分明的画面，仿佛革命的善在同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斗争中已经把这种对立的动力耗尽了。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直接与期敌对的阶级的转变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页。）卢卡契通过对往事的回首，深感他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伦理唯心主义，带有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因素。
卢卡契判断：因为他逐步走和革命道路，所以认识不断提高：“思想上的混乱并非意味着一片混沌。暂时地看它可能加剧内在的矛盾，但长远地看，它将导致这些矛盾的解决。这样，我的伦理观要求转向实践、行动，从而转向政治。这反过来又使我转向经济学，转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缓慢的、不平稳的。”（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页。）《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正写于这个转变时期的危机之中。卢卡契认为，此书是他对从大战最后两年开始的发展时期的最后结算。卢卡契感到对此书评价很不容易，可又实事求是认定，尽管恰当评价困难，但其特点还是很明显的，与其主观愿望和写作意图相反，此书“在客观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所有各种表现形式，不论它们的哲学根源和政治影响是如何极不相同，也不论是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6页。）。卢卡契在“新版序言”中，对书中有失误的重要概念，都作了重申。这些重申，对我们准确理解书中的理论问题，透析被改造的时髦观点所造成的思维混乱，有重要认识作用。诚如卢卡契说的：“我真诚相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错误的，并且直到今天我还这样认为。以后，当这本书的错误被改造成时髦的观点时，我抵制了那些想将时髦观点与我的本来看法等同起来企图，今天我同样仍然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页。）
按卢卡契重申的大体顺序，它们是：“实践概念”、“总体范畴”、“异化现象、物化现象与对象化”、“同一的主体—客体”、“辩证范畴”、“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
卢卡契分析，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真正马克思主义学说，不如说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他抨击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思潮，是因为它们极力推崇一种貌似客观，实则是完全脱离实践的认识问题的方法；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加强了他重视实践、作好工作的信心，然而他并没有真正深刻认识到，如果不以实践为基础，是可以走向其反面，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直观之中；恩格斯用实践驳倒康德的“自在之物”是正确的，但实践必须超越上述那种直观性，而“我当时对恩格斯的解决办法的反对，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正因为如此，我的论证也就更错误了”（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页。）。
卢卡契分析，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总体范畴”阐述，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他不知道，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论，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核心地位，“我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页。），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占统治地位，而是总体观点至关重要，把“总体范畴”置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并让其超越“经济优先性”。这种方法论上的谬误出现，是因为他对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深恶痛绝，在批判中走过了头，一般地否认“经济优先性”；又由于总体被视为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柱，使其得到进一步加强。实际上，“总体范畴”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优先性的强调并不是对立的；“总体范畴”涵盖“经济优先性”，它们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强调“经济优先性”，决非意味局部可以代替整体；而“经济优先性”，突出经济关系的决定和制约作用，是对“总体范畴”的展开分析，决非意味着整体可以等同于局部，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责任在他，而不在马克思。
卢卡契分析，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异化现象、物化现象和对象化”，表述得不清楚。他认为，“异化现象”是从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是各种理论都承认的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被黑格尔看作是生存于世界，面对着世界的人的地位的根本问题。黑格尔认为，在“外化”这一术语中，包括任何一种形式的对象化，这样，在逻辑上，“异化”便最终与“对象化”合为一体；“物”，仅仅作为自我意识的外化物而存在。卢卡契说，他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也将“物”仅仅看作为自意识的外化物而存在，远离了事物的本体论基础，“很明显，《历史与阶级意识》迎合了这种观点，虽然它的意图与这种观点不同，而且的确是对立的。因为当我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时，我是将它看作一种社会范畴——社会主义将最终消除异化，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它在阶级社会中的不能消除的存在，特别是由于它的哲学基础，它就同‘人类状况’的说法相去不远了”（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页。）。如果说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将其升华为纯粹哲学问题，就会将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社会异化，变成与对象化活动一样普遍的永恒化，就必然导致对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存在的肯定。卢卡契根据他自1932年以来长期学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体会，对“异化现象、物化现象和对象化”研究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力图加以纠正，强调必须把三者区别开来，否则，就违背马克思正确论述，对社会发生误导。
卢卡契分析，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同一的主体—客体”问题，是用黑格尔精神论述的，同样没有说清楚。在黑格尔那里，“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一种以纯粹逻辑和哲学方式提出的，是通过消除外化、自我意识向自身返回，并由此实现“同一的主体—客体”，是绝对精神在哲学中达到它的最高阶段。卢卡契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这个过程表现为社会历史过程，当无产阶级在它的阶级意识中达到了这一阶段，并因而成为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时，上述过程也达到顶点。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正确地拒绝在实现统一主体—客体问题上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观念，拒绝了谢林的“理智直观”，而要求采取一种哲学的、理性主义的解决方式。黑格尔从来以具体方式表现这一实现的要求怎样才能达到，因此，“将无产阶级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的实现，而是一种想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一切现实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2页。）。而真正“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不能只凭自我认识就能解释清楚的，因为即使当认识的内容被归结为认识的主体时，也并不意味着认识活动因此就摆脱了它的异在本性。
卢卡契分析，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辩证范畴”的表述最多，但只作了自相矛盾的解释。他对辩证思维问题的起源和历史发展演变关系，都试图作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解释；他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辩证法，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本质研究一方。资产阶级哲学家们，从来未能使黑格尔与康德在哲学上决裂成为他们分析的基础，他们在狄尔泰的影响下，企图在理论上把黑格尔辩证法与现代非理性主义联合起来。普列汉诺夫等人，过高估价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面对“辩证范畴”具有的理性意义强调不够。国际共运内部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观点，虽然也不时发生碰撞，但他们都共同表明，要重视经济力量决定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过程，而轻看作为辩证思给不可缺少的社会意识的巨大能动作用，他们把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视为统一的，没有区别的。卢卡契认定：“与早期观点相比，我此时的理论进步似乎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形式。一方面，我强调黑格尔哲学中那些认为经济范畴是社会现实的倾向，以反对拉萨尔和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另一方面，我因为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非辩证的批判态度，而对他作了尖锐的抨击。”（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页。）卢卡契讲，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所以，他承接马克思的研究，对经济和辩证法的关系，想作出更加准确说明，但因他过分强调黑格尔的经济学和社会辩证法的世俗基础，虽然这种辩证法与各种类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正相反，但受黑格尔的理论体系影响，使他没有能够有更高超越，直到30年后，他才又试图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
卢卡契分析，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是错误的。卢卡契讲：“我指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社会的哲学，因而忽视或者否认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理论的倾向。”（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页。）卢卡契叙述，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一些学者，像麦克斯·阿德勒和卢那察尔斯基那样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共同维护过这类观点。可在今天，他发现，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法国和它的思想圈子之中，由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这类观点再次出现。而他的书在这个问题上持有很明确的立场，认为只有关于社会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知识，才与哲学有关。卢卡契仔细考察以后认为，忽视或者反对关于自然的理论，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必然削弱马克思哲学的特征，因为正是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才造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之间真正的区别。回避这一点，就模糊了哲学领域里的斗争。正因为在方法论上对社会诸范畴的明显抬高，必然歪曲它们真正的认识论功能，使人看出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思想和理论的超越。实际上，恩格斯阐述的自然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之间，存在着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区别。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阐述，不是根据黑格尔的错误引导，而是根据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根据自然界本身辩证发展，既恢复了黑格尔的哲学的革命方面，又摆脱了在黑格尔那里阻碍着把辩证法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卢卡契对自然辩证法的反对和否定，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即涉及到把马克思主义只看作是一种社会理论，还是既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理论，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宇宙观问题。所以，卢卡契在“新版序言”中，反复说明《历史与阶级意识》，反对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根基。
卢卡契分析，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拒绝“反映论”的观点，有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根源：“首先是我对机械宿命论的极端厌恶，在机械唯物主义中，宿命论总是同反映论休戚与共。我思想中当时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关于实践优先性的观点都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提出了强烈抗议——这种抗议又不是完全错误的。其次，我知道劳动怎样成了实践的起源和根基。最原始的劳动，例如原始人挖掘石头，就包含着人对他所处的现实的正确反映。因为，如果没有对他所处的客观现实的映象，无论这种映象有多么粗糙，任何有目的活动都是无法进行的。只有基于对现实的正确的反映，实践才能使理论得到实践并成为它的检验标准。”（注：卢卡契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页。）卢卡契拒绝当时流行的反映理论中，把认识类同于摄像的错误看法是正确的。但流行的自然主义的所谓反映理论，与列宁的唯物论反映论绝对不同；列宁的唯物论反映论是能动的马克思主义反映论，而自然主义反映论属机械的庸俗社会学理论。卢卡契非常重视因这方面失误造成的理论研究的被动局面，并想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从而把握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的普遍性质，并在此基础上，就他的实际可能，在努力建造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上作贡献。1931年到1933年间，卢卡契在柏林作为批评家的活动中，表现得很明显。那时，他首先批判了自然主义倾向，因为一切自然主义都建立在现实的“摄像式”反映的观点之上。他说，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未曾强调过现实主义同自然主义之间的区别，而对于辩证的反映论，对于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美学理论来说，强调两者的区别，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从卢卡契上述两次自我批评中，我们能够看出，卢卡契在书中表述的理论，虽然是一种高度矛盾的理论混合物，含蓄地比喻他像浮士德那样，胸中藏着两个灵魂，内心泛起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潮，存在不和谐的两重性，但决不包括对立分明的两端，决没有黑白分明的画面，决不像卢卡契的批判者逐步升级批判的那样，在书中给历史唯心主义敞开大门，企图用取消主义阉割辩证唯物主义，想消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对立，歪曲它是“五彩缤纷大杂烩”，重新陷入老黑格尔主义，是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正如卢卡契解释的那样，革命的善在同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斗争中，已经把这种对立动力耗尽了，因为，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敌对阶级转变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卢卡契的检查，除采用当时流行的官方话说是违心外，正式检查都是很诚恳的，很有分寸、很讲策略的。卢卡契对重要理论的重申，都是在认真理论反思基础上作的，所以分析得都很实在：过度夸张实践概念，将重新陷入唯心主义；坚持总体范畴的方法论谬误，将轻看经济动机的优先性；将异化、物化、对象化等同，不可能准确把握理论研究尺度；把无产阶级目的看作真正人类历史的“同一主体—客体”，不能彻底克服唯心主义带来的弊端；辩证范畴的自相矛盾形式，既是理论研究的进步，又表现出局限性；不深切认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价值，必然反对或削弱其理论意义；不特意区分反映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反映论的明显差异，属理论思维失误。卢卡契清醒把握自己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并非意味着一片混沌，暂时可能加剧内在矛盾，长远看将导致矛盾解决，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如果把书中的错误改造成非卢卡契的所谓时髦观点，才真真切切要造成理论研究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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