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目的地社会心理承载力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承载力论文,社会心理论文,目的地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性发展与当地居民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能否长期成为吸引旅游者的目的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社会心理承载力。社会心理承载力，亦称社会承载力，是指“在不至于导致当地社会公众生活和活动受到不可接受的影响这一前提下，所能接待来访游客的最大数量”。① 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心理承载力反映了当地居民对旅游者及其旅游活动的理解与支持的程度。
社会心理承载力是旅游承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当旅游目的地的自然承载力为一定时，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心理承载力便成为旅游接待人数的决定性因素。本文运用旅游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社会心理承载力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对天津市的社会心理承载力进行的实证研究，试图揭示其在确定旅游目的地最大接待量和促进旅游目的地可持续性发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文献综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旅游学者对于旅游目的地社会心理承载力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扬格(Sir G.Young)、达莫尔(L.D' Amore)、墨菲(P.E.Murphey)、萨利姆(N.Saleem)等人。
扬格在《旅游：福祉抑或灾祸》一书中提出，为了消除旅游活动给旅游目的地造成的消极影响，应设法“影响政府制定一项政策，使每个地方的旅游者人数都能达到最优化，即旅游者既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同时，还要说服决策者们，使他们认识到当旅游者的人数超过一定限度后，就会造成负面效果。”②
达莫尔在《目的地社区和谐规划指南》一文中，将旅游目的地社会承载力定义为“因旅游活动的发展给当地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达到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程度的临界点。”达莫尔还利用社会心理承载力为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内一些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提出了9项指导意见。③
墨菲在《旅游：社区途径》一书中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承载力进行了比较深入地研究，指出，“社会承载力的观念为社区旅游规划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社区可以在两个规划策略中任选其一：一个是旅游设施集中布局策略，另一个是旅游设施分散布局策略。”④
萨利姆从社会-经济角度建立了一个框架，以检验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承载力。为此，他在《旅游目的地承载力指数：一种确定旅游承载力的方法》一文中，运用乘数理论分析了社会承载力及其适用范围，并提出了衡量旅游承载力的模型和公式。⑤
我国旅游学界对于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心理承载力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李天元教授在《旅游学概论》中提出，“旅游承载力决定着可持续旅游发展的规模极限。由于随着旅游者来访数量的增多，旅游带给目的地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的程度也会随之加深，因而，游客来访量的增加一旦超越当地的旅游承载力，这些消极影响的程度便会突破当地环境和社会文化的自净或免疫能力，从而极易使原本的潜在影响转化成为现实的严重问题”。⑥
梁智在《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承载力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提出，“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承载力包括旅游者的效用、旅游目的地政府的效益、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的效益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效用等四项要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经济承载力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接待旅游者得到的净效益和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得到的净效用。这两者一旦一方超过另一方都会使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承载力失衡，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⑦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旅游学者都认识到，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心理承载力在衡量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活动给当地生活环境造成消极影响的承受能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旅游目的地社会心理承载力的测算，目的地政府和旅游业人士能够更好地做好旅游规划，确定接待游客的数量，减少旅游活动给当地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改善当地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关系，提高当地居民的好客度和旅游目的地的美誉度，保证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旅游目的地社会心理承载力的理论分析
1.旅游者人数与当地居民社会心理承载力的关系
旅游者的消费活动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经济收入提高、就业机会增加等效用，有利于提高后者的生活水平，使他们产生对旅游者的好感。但是，旅游者的到来也必然会造成当地居民生活空间的相对缩小，当地公共交通更加拥挤、增加当地公共服务供给的紧张程度，以及旅游目的地的环境污染加重和旅游景区(点)人满为患等消极影响，从而干扰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侵害了当地居民的利益。
当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较少时，他们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效用往往大于后者为此所承担的成本。此时，当地居民从旅游者那里获得的净效用为正值。然而，随着旅游者人数的增加，他们给当地居民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便逐渐抵消甚至超过所产生的效用。这时，当地居民从旅游者那里获得的净效用变为零或负值，从而导致当地居民对待旅游者的态度由热情欢迎转化为不满甚至怨恨，造成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关系的紧张。
为了科学地分析和研究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社会心理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决定旅游目的地的最大旅游接待数量中的作用，作者建立了用于描述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社会心理承载力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为了分析和论述的简洁，作者提出以下假设：
(1)旅游目的地居民从每一位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中获得的效用相同；
(2)所有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时间相同；
(3)所有旅游者给当地生活环境造成的影响相同。
作者用W表示当地居民通过游客的旅游活动获得的总效用，用N表示旅游者人数，用T表示每个旅游者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效用，则当地居民通过旅游者获得的总效用可表示为：
W=NT
作者用C表示当地居民所需付出的成本，即旅游者给当地居民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随着旅游者人数的增长，这种成本不仅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是递增的。即
C=C(N)
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效用W减去旅游者给当地居民增加的成本C后，即得到净效用W[*]，即有：
W[*]=NT-C(N)
旅游净效用最大化W的一阶条件是
W′=0
即：[NT-C(N)]′=0，得：
T=C′(N[*])(1)
由于C′(N)≥0，故C(N)为单调增函数。如图1所示。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T=C′(N[*])时，旅游边际效用等于旅游边际成本。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角度来看，旅游接待量达到了最大，同时也意味着当地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达到了极限。
2.旅游者态度对当地居民社会心理承载力的影响
旅游者对当地居民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后者的社会心理承载力。如果旅游者对当地居民的态度比较友善，则后者的社会心理承载力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反之，如果旅游者对当地居民的态度比较恶劣，则当地居民可能更不愿意容忍前者给其生活带来的不便。因此，作者将态度作为模型的调节变量，验证态度与社会心理承载力的关系。本研究的模型可以用图2表示。
四、调查与数据
1.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200个初选样本，最后回收有效问卷168份。
本研究问卷共分4部分，第一部分测量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成本。此部分共6个问题，均采用5分量表，给最不赞同的赋1分，给最赞同的赋5分。第二部分测量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收益。此部分共2个问题，均采用5分量表，给最不赞同的赋1分，给最赞同的赋5分。第三部分测量天津市居民对外地旅游者的态度及天津市居民所认为的外地旅游者对自己的态度。此部分共2个问题，均采用5分量表，给最不赞同的赋1分，给最赞同的赋5分。第四部分为人口统计数据，包括被访者的住址、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等。
为了检验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作者利用SPSS14.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了均值比较分析(Means)、相关性分析、T-TEST分析和ANOVA分析，以研究天津市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
2.可靠性分析
(1)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成本量表的可靠性分析
从表1可知，测量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成本的6个项目可靠性指数均超过0.50标准，说明这6个项目所构成的量表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可以用这一量表来反映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成本。此外，信度系数为Alpha=0.6658，Standardized item Alpha=0.6959，说明在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成本方面，量表获取真分数的能力为66.58％。由此可以认为，这一量表信度较高。
表1 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成本量表[a1]的可靠性分析
(2)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收益量表的可靠性分析
从表2可知，测量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效用的2个项目可靠性指数均超过0.50标准。说明这两个项目所构成的量表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可以用这一量表来反映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效用。此外，信度系数为Alpha=0.5829，Standardized item Alpha=0.5945，说明在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效用方面，量表获取真分数的能力为58.29％。由此可以认为，这一量表信度较高。
3.调查结果描述
(1)被调查者的基本统计特征
表3 被调查者的基本统计特征
(2)天津市居民社会心理承载力分析
①均值比较分析(Means)
从表4可知，采用5分量表(“非常赞同”=5，“非常不赞同”=1)，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效用均值界于1～5之间，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成本均值界于1～5之间，因此天津市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均值介于-4～4之间。通过分析发现，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成本为2.2625；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收益为2.5656；天津市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为0.3031＞0。
表4 旅游者的活动发展给天津市居民生活带来的成本、收益及天津市居民社会心理承载力的均值
注：c1在0.01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c2在0.05的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c3在0.01或0.05的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c4在0.01或0.05的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③T-TEST分析
从表6可知，天津市区居民和郊县居民在社会心理承载力方面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而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存在着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男性的社会心理承载力大于女性。换言之，男性比女性更能够容忍旅游者活动给当地社区带来的负面影响。
表6 天津市居民社会心理承载力的T-TEST分析[c5]
④ANOVA分析
从表7可知，不同年龄段天津市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存在着统计上的差别。其中，30岁以下的居民社会心理承载力最高，为0.3652；50岁以上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最低，为-0.2778。不同收入段天津市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不存在统计上的差别。
表7 年龄、收入差别对天津市居民社会心理承载力影响的分析(ANOVA分析)
五、结论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天津市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居民的旅游社会心理承载力较强(0.3031＞0)，反映出旅游者的活动给天津市的居民生活带来的效用(2.5656)大于后者为此而付出的成本(2.2625)。换言之，在目前的情况下，天津市的居民总体上能够容忍到访的旅游者给他们生活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与旅游者较好地相处。
作者从年龄、收入、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等5个方面对于天津市居民的旅游社会心理承载力进行了相关性分析、T-TEST分析和ANOVA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与其旅游社会心理承载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和男性居民往往对于旅游者的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容忍程度较高，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和女性居民的旅游社会心理承载力则较低。另外，尽管调查数据显示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年龄与其旅游社会心理承载力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但是，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旅游社会心理承载力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研究结果显示，30岁以下的年轻居民的旅游社会心理承载力最高，50岁以上居民最不能够忍受旅游者给其生活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结果还显示，不同收入的居民对于旅游者的容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在相关性分析中作者还发现，外来旅游者对待当地居民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目的地居民的好客程度和对旅游者的容忍程度。从对天津市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相关因素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旅游者的态度与当地居民的社会心理承载力呈正相关关系，旅游者对当地居民的态度越友善，当地居民就越能够容忍旅游者的活动给他们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种种不便。
注释：
①李天元.旅游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②Young,Sir G.Tourism:Blessing or Blight? [M].Harmondsworth:Penguin,1973.
③D' Amore,L.Guidelines to planning harmony with the host community[A].In Murphey,P.E.Tourism in Canada:Selected Issues and Options[C].Victoria,BC:University of Victoria,Western Geographical Series 21,135～59.
④Murphey,P.E.Tourism:A Community Approach[M].Methuen.Inc,1985.
⑤Saleem,N.The destination capacity index:a measure to determine the tourism carrying capacity[A].In Seaton,A.V.Tourism:The State of the Art[C].John Wiley& Sons Ltd,144～51.
⑥李天元.旅游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⑦梁智.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承载力的经济学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2，(4)：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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