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_汉语拼音方案论文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_汉语拼音方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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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建设》的编者对我说:刊物要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40周年,请你写一篇文章,回忆方案的制订过程,你是拼音方案委员会惟一一位健在并且还能执笔的成员了。我欣然同意。

建国初期,中央为了使人民大众迅速提高文化,把研究制订一个比较理想的拼音方案作为重大工作,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由胡乔木承上启下,指导工作。

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大约在1952年略早,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到苏联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倪海曙创办《语文知识》月刊,刊登有关文字改革的研究文章,协助北京的设计工作。

我写了一些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文章,发表在《语文知识》上,作为选择或创造字母的参考,后来编成《字母的故事》一书,1952年出版。我体会到,一种字母成为民族形式,需要极长时期的实际应用,经过约定俗成,方能成为公认的民族形式。新创字母很难得到公认是民族形式。创造字母不难,大家同意极难。国外的历史告诉我们,国际形式和民族形式是相互转变的,国际形式用久了就成为民族形式。例如,英文字母间接来自罗马,借用了几百年,英国人就认为这是英国的民族形式了。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开幕。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订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

这个《草案初稿》(书稿)现在难于找到。我大致记得是这样:参加文字改革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一份征求意见的材料,有六种方案草稿,四种民族形式,一种拉丁字母形式,一种斯拉夫字母形式。四种民族形式草稿的设计者是:吴老(玉章)、丁西林、黎锦熙(改良注音字母)、委员会秘书处(陆志韦、郑林曦所拟,汉字笔画式音素字母,结合成为音节)。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这些草稿没有进行讨论。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在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文改会秘书长)、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

1955年6月,拼音方案委员会分为甲乙两个小组,甲组拟订汉字笔画式(民族形式)方案,乙组拟订国际通用字母(拉丁字母)拼音方案。

文字改革会议以后,吴老向毛主席报告,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于得到大家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主席同意,并在中央开会通过。这一决定的经过,叶籁士有文章说明(见《关于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载《语文现代化》1981:5)。此后,拼音方案委员会只研究拟订拉丁字母方案。

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

拼音方案委员会开会讨论初稿的时候,除个人意见之外,还提出各个重要部门的意见。为了顺应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严格的“一音一母”原则,把初稿中六个双字母改为六个新字母(无点i;带尾z,c,s;长脚n;俄文“基”)。初稿经过这样修改之后,成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删除“文字”二字),在1956年2月12日由文改会发表,公开征求意见。

群众提出的意见,来路广,创见多,反应热烈,无以复加。多数人不同意用新字母。邮电部门说,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也难于叫外国都改用同样的电报机,中外设备不同,就无法通电报。

国内国外群众来信4300多件,无法归纳成为一个草案,结果归纳成为两个草案,作为两种“修正式”,在1956年8月由文改会发表,再次公开征求意见。

两式的分歧,关键在“基欺希”的写法,第一式由“格克赫”(g、k、h)变读“基欺希”。第二式由“知吃识”(j、ch、sh)变读“基欺希”。注音字母的“基欺希”有专用字母(ㄐㄑㄒ),不用变读法。新方案可否也用专用字母呢?一早就有人建议,用"j、q、x"代表“基欺希”。但是拼音方案委员会不敢贸然采用,因为"q、x"读作“欺希”跟外文(主要是英文)习惯不同,不仅英美人反对,读过英文的中国人也反对。

拉丁字母的“国际音域”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基本音域”,第二层是“引申音域”,第三层是“特殊读音”。"q、x"读作“欺希”是“特殊读音”,这要谨慎从事。其实,"j"在英文中的读音也是“特殊读音”。英文把半元音的"j"读成辅音,西欧国家多数人觉得英国人古怪。英国可以用一个古怪字母,我们再加两个古怪字母有何不可?两式相持的解决办法是打破习惯,采用三个专用字母"j、q、x"(基欺希)。请看比较:

注音字母 ㄓ ㄔ ㄕㄐ ㄑ ㄒㄍ ㄎ ㄏ

威妥玛ch ch' shch ch' hsk k' h

国罗 j ch sh j ch sh g k h

北拉 zh ch sh g k xg k x

拼音 zh ch sh j q xg k h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字母的使用方法是逐步改进的。拼音方案青出于蓝。

拼音方案的制订是在十分慎重中进行的。文改会提出的方案,都要再经过国务院组织高级“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汉字简化方案》如此,《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如此。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高级“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

方案的名称从“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拼音方案”,删除“文字”二字。这在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委员们都了解,叫它“文字”,它也不可能代替汉字;不叫它“文字”,它也有文字的性质。从一套字母到成为公认的文字,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不是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百年的事情。日本使日语罗马字取得法定地位,结果至今也没有成为真正的通用文字。与其有文字之名而无文字之实,不如有文字之实而无文字之名。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申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切合实际的政策,避免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

可是,是否是“文字”方案的问题在群众中间十分关心。不少希望有一个“文字”方案的热心分子,不断创制“文字”方案,寄来文改会。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时期到1955年8月31日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为止,寄来655个“文字”方案。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时候为止,寄来1000多个“文字”文案。从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为止,寄来1667个“文字”方案。共计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有3300多个。这种创制“文字”方案的群众热潮,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

中国制订拼音方案之前,苏联已经悄悄地废除拉丁化,改为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方案一概改成斯拉夫字母。蒙古文也是如此更改了。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没有追随苏联。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些同志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结为文字同盟。苏联前来讲学的语言学者也提出这种建议。据说,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到中国,跟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

关于语音标准问题,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重新肯定1924年实行的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在此之前,拉丁化运动反对纯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北拉接近“老国音”而不同于“新国音”,并且提倡方言拉丁化。例如:北拉区分“尖团音”,“基欺希”写"gi、ki、xi",“济妻西”写"xi、ci、si"。这时候,拉丁化运动团体解散了,不再谈方言拉丁化。

回顾历史,19世纪后半的教会罗马字主张方言拼音文字。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不少人提出方言拼音文字。劳乃宣提出了有名的“以南就北”的理论。瞿秋白把中国的方言等同于苏联的民族语言。这些主张的共同特点是,只看到中国语言的分歧现象,没有看到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已经高涨,群众迫切要求从“书同文”向“语同音”前进。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共同语的拼音方案,不是地区方言的拼音方案。

今天,还时时有人提出改进汉语拼音方案的建议。我十分注意这些建议。但是新的建议中很少是在50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略举数例如下:

拼音方案里的字母“迂”(ü,两点),破坏了除调号以外不用符号的规则。“两点”上面再加调号,重床叠屋。改为"iu"(双字母)表示“迂”(“国罗”如此写),不更好吗?拼音方案委员会当时的考虑是:“迂”是个重要元音,需要有一个单独字母代表它。现在看来,这仍旧是一个问题。有人建议用"v"代表“迂”,经过研究,弊多而利少。近来有人建议,用"yu"代表在音节“吕”“女”中的“迂”,作为“技术处理”,只在必要时候使用,并不是改变方案,其他音节照旧不改,但是都省略两点,这或许是比较有可行性的建议。

舌尖元音要不要写,如何写,是一个棘手问题。台湾注音符号第二式用"r"表示舌尖后元音,用"z"表示舌尖前元音。用这两个辅音字母代表元音,拼音方案委员会曾经做过试验,觉得不好,特别是上面还要加上调号。拼音方案委员会尝试过多种方法,包括“省略不写”,写无点i;写ih;写y,等等。只有现在的办法(写"-i"),比较符合原理,也方便实用。这种写法有语音历史变化和现代“十三辙”作为依据。

有人建议,北京语音“俄”(e)和“喔”(o)实际是一个音位,可以合成一个字母,不必分为两个。注音字母原来只有一个“ㄛ”,实用之后觉得不方便,就在“ㄛ”头上加一点,后来一点连接起来成为“ㄜ”。根据这个历史经验,拼音方案也分为两个。

好些人建议,"ao""iao"应当改为"au""iau"。这是一个实用问题。为了书写避免跟"n"混淆,改"u"为"o",有实用价值。国罗、北拉,也是如此写的。对这个问题,徐世荣做了理论的解释。

有人建议,用"z、c、s"代表使用频度较高的“知吃识”,用"zh、ch、sh"代表使用频率较低的“资此斯”。或者,“知吃识”和“基欺希”都用"j、q、x"。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纸张。拼音方案委员会考虑了节省问题,但是还要考虑国内和国外的习惯,因此这个建议未能采取。

北拉“波”写"bo",“多”写"do"。拼音“波”写"bo",“多”写"duo"。有人建议一概按照北拉写法,可以节省字母。又有人建议把“波”也写成"buo",统一规格,符合原理。方案委员会研究之后,决定采用注意字母的传统写法。

"y、w"这两个半元音字母要不要的问题,经过几次反复,最后决定要用。因为,这是分词连写所必要,而分词连写是书写普通话所必要。普通话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应当分词连写。分词连写是拼音正词法的基础。汉语拼音的“阅读法”采取“元音连读”原则,因为汉语中有许多复元音的音节,例如"iao"是一个音节“要”,不是三个音节“伊阿喔”。日语罗马字跟汉语拼音不同,它采取“元音分读”原则,因为日语的音节基本上都是单元音的音节,例如"aoi"(“青”)是三个音节,不是一个音节。半元音字母对“元音连读”能够帮助分清音节,是拼音正词法的极有用处的条件。

调号问题是一个难题。采用注音字母的调号,有历史经验可以依靠,而且跟欧洲文字中的“分音符号”也相似。声调有原调,有变调,如何标呢?决定标原调,不标变调。(变调可以在语音学书籍中用科学方法标记)。后来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七八不”的标调方法是实用规范。

调号标在那里,也是有争论的。标在音节末尾可以区别音节,但是过于松散。标在元音字母上面,能表示声调基本上是元音的声高变化。但是,"iu""ui"标在哪一个字母上面好呢?这个问题,方案委员会没有做出决定。现在标在后一字母上面,已经成为习惯,这是群众的约定。

方案规定了字母名称,但是没有认真推行。注音字母的名称事实上代替了拼音字母的名称。近来又有用英文字母名称代替的趋势。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习惯问题。

问题很多,不能细谈。《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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