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民族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学术界通常使用“中国伊斯兰文化”这一术语，它指的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伊斯兰文化逐渐中国化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我在这里使用的是“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这样一个术语，它比“中国伊斯兰文化”多“民族”两个字。我认为，“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既包括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有关宗教的文化，也包括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的世俗文化。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要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就要熟悉伊斯兰教的传播，熟悉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以及各民族人民在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和本民族社会现实而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包括的是广义的文化内容。
一、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
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一种一神教。现在全世界信仰伊斯兰教的约有12亿人口，近60个国家是伊斯兰国家，有的国家还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
据我国史书的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我国内地。唐、宋时期，有不少阿拉伯、波斯商人、传教士、使者通过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前来我国经商、传教及朝贡。有不少人，特别是商人在广州、泉州、扬州、长安、开封等城市留居了下来，他们是我国最早的穆斯林，他们把伊斯兰文化带进了我国，但这些穆斯林最早还是“番客”，是侨民，后来才慢慢变成了本地人。到了元代，成吉思汗把征服了的西亚、中亚各族（其中包括讲伊朗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族）中的部分穆斯林作为军士、工匠等调来中国内地、人数达数十万之众，在我国各地驻屯，“上马则备战，下马屯聚收养”。也有少数官员、天文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是应聘东来的。这不同来源的数十万穆斯林和唐宋时期已开始定居中国的穆斯林后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维吾尔、蒙古、汉等民族融合，并使用已学会的当地汉语为彼此之间的共同交际工具，以伊斯兰教为相互联系的纽带，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里聚居一起，逐渐地在中国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还有部分说蒙古语族语言的穆斯林，后来形成了东乡族和保安族，另有一部分来自中亚土库曼人撒鲁尔部落的穆斯林，迁来青海后形成了撒拉族。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与传入内地的情况不同。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民开始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大约在10世纪，即从卡拉汗王朝的萨图克·包格拉汗（Satuq Boghra Khan,?-955年）开始由信仰佛教而改信伊斯兰教，并逐渐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在传播中还运用了武力。全新疆各地（包括吐鲁番、哈密一带在内）的维吾尔族都改信伊斯兰教是15～16世纪的事。塔吉克族信仰伊斯兰教较早，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境外迁进新疆的，他们在迁入前已信仰了伊斯兰教。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信仰伊斯兰教较晚，有的地区的柯尔克孜族是到了17～18世纪才信仰伊斯兰教的。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不但使我国出现了回、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而且也把伊斯兰文化带进了我国，并对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的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科学的民族调查、民族识别后，确定中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10个。下面，分别简略地介绍一下他们的基本概况（各族人口据1990年公布的统计数字）：
1.回族(Hui)回是Huihui（回回）民族的简称。回族人口有8602980人，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主要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河南、新疆、青海、云南等省区的回族人口均超过50万，山东、河北、安徽、辽宁、陕西等省的回族也较多。在首都北京市就居住着22万回族人。
居住在农村的回族以经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和小手工业；居住在城镇的以小商小贩居多，兼营饮食、珠宝玉器、皮毛业等。
历史上，不论是在宗教方面，还是文化等方面，回族受波斯的影响是较大的。
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曾做出了贡献，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例如赛典赤·瞻思丁(Sayyid al-Ajall Shams al-Din Umar)、加巴刺丁(Jabal al-Din)、阿老瓦丁(Alai al-Din)、亦黑叠尔(Ihdir al-Din)、萨都刺(Saydulla)、高克恭、李贽、郑和、马沙亦黑(Ma Shayih)、丁鹤年、马守应、杜文秀、白彦虎、马化龙、左宝贵、马骏、郭隆真、马本斋、马坚、白寿彝等。
回族中，除居住在海南省三亚市附近的部分回族使用一种非汉语的“回辉话”外，各地回族都通用汉语，使用汉文，但语言中尚保留了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词汇。过去不懂汉文，而懂阿拉伯文的回族宗教人士使用阿拉伯文字母记录各自的汉语方言土语，作为回族内部的交际工具。这套记录符号称作“小儿锦”或“消经”。
2.维吾尔族(Uyghur)维吾尔是本族的自称，意为“团结”、“联合”。维吾尔族人口有7214430人，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多数聚居在新疆南部的各个绿洲，在北疆各城市及城郊的农村中也居住着相当数量的维吾尔族，极少数散居在湖南省桃源、常德县及河南省渑池县、郑州市等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是湖南省的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主要经营农业，对植棉、园艺尤其具有丰富经验，兼营商业及手工业，擅长编织地毯、制作丝绸、绣花小帽及小刀，以及雕琢玉器等。历史上在语言、文学、艺术诸方面受波斯人的影响较大。
维吾尔族中涌现过许多著名人物，例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usuf Has Hajip)、穆哈麦德·喀什噶里(Muhammad Qashqari)、艾合买德·尤格纳克依(Ahmad Yugnaki)、萨卡基(Saqaki)、鲁特菲(Rutfi)、翟里力(Zelili)、诺比提(Nawbit)、阿布都热依木·纳扎里(Abdurehim Nazari)、黎·穆塔里甫(L.Mutalip)等，以及通晓汉文的贯云石、鲁明善、偰玉立、惠山海牙等。近百年来，维吾尔族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及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有三个方言：中心方言（包括伊犁、吐鲁番、喀什等地区的维吾尔话）、和田方言和罗布方言，标准语是在中心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历史上曾使用过突厥文、回鹘文，信仰伊斯兰教后改用阿拉伯文字母。现在维吾尔语言文字在学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及政府各部门都得到了广泛使用，促进了维吾尔族各项事业的发展。
3.哈萨克族(Qazaq)哈萨克是本族的自称。族名的释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1)白鹅；(2)脱离者；(3)勇敢自由的人。哈萨克族有人口1111720人，主要聚居在新疆北部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昌吉回族自治州和乌鲁木齐一带，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青海省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也住有少数哈萨克族。
哈萨克族曾以经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近几十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产业工人，近些年来也有人经营商业。
哈萨克族英勇反抗沙俄侵占原属我国管辖的地区，一些誓不屈从沙俄奴役的哈萨克族内迁，其中有克烈、克宰、阿勒班、乃曼等部落。
哈萨克草原牧区接触伊斯兰教虽较早，但至15世纪才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由于游牧生活的特点，牧区的清真寺不多，宗教活动也不如农区严格。
哈萨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各地的哈萨克话差别不大，有土语的差别。历史上曾使用过突厥文，信仰伊斯兰教后使用阿拉伯文字母。现在哈萨克语言文字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广泛使用，促进了哈萨克族各项事业的发展。
4.东乡族(Dongxiang)东乡原为河州（甘肃省临夏）的东乡这一地名。新中国建立后，把过去不科学、不确切的“东乡回”、“东乡蒙古”、“东乡土人”等称谓改为“东乡”，作为族名，这是因地得名。东乡族是以来自中亚的回回人和已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为主，又融合了河州一带的蒙古等族人，在元、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伊斯兰教与东乡语为纽带，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东乡族有人口373870人，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并散居在州内的和政、康乐、广和等县，在定西县、兰州市，以及新疆一些回族地区也住有少量的东乡族。东乡族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和商业。
东乡族在历史上富有反抗精神，在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中涌现出过闯塌夫、阿布杜等农民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在与入侵的八国联军作战中，东乡族将领马福寿及其带领的回、东乡、保安等族官兵，为保卫北京正阳门做出了重大牺牲。
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中有较多的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无文字，通用汉文。
5.柯尔克孜族(Qyrghyz)柯尔克孜是本族的自称。族名释义有几种不同的解释：(1)山地游牧；(2)高山乌古斯；(3)四十个部落；(4)“四十个姑娘”的传说。柯尔克孜族有人口141550人，主要分布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特克斯、昭苏、拜城、乌什、英吉沙、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也住有少量柯尔克孜族。在黑龙江省富裕县和新疆额敏县居住的少量柯尔克孜人信奉喇嘛教，语言也与柯尔克孜语有较大的差异。
柯尔克孜族主要经营牧业，兼营农业，近些年来涌现出一批产业工人。柯尔克孜族人民历史上具有热爱祖国、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传统，为保卫边疆做出了贡献。
柯尔克孜族妇女擅长绣花、制作花毡、壁挂等手工艺品。
柯尔克孜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其方言的划分与历史上存在过的部落的划分有关。居住在克孜勒苏河以南的克普恰克、乃曼、台依特、凯赛克诸部落说南部方言，居住在克孜勒苏阿以北的冲巴额什、交奥士、切力克、库曲、克塔依、蒙都孜、蒙戈勒岛尔、萨勒巴额什、布务、萨雅克、巴色孜等部落都说北部方言。标准语是在北部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柯尔克孜族历史上使用过突厥文，保留下了不少叶尼塞吉戛斯碑铭。柯尔克孜族现在政府、学校中广泛使用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的本民族文字，出版发行柯尔克孜文报刊书籍，并有柯尔克孜语广播。
6.撒拉族(Salar)撒拉尔是本族的自称，简称“撒拉”。“撒拉尔”来自西突厥乌古斯部的“撒劳尔”部落后。已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撒劳尔”部落的部分人于元代由今土库曼斯坦撒劳尔部落地区经撒马尔罕迁来我国青海循化地区，与回、藏、汉等族长期相互融合，以伊斯兰教与撒拉语为纽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撒拉族。撒拉族共有人口87700人，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并散居在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和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及新疆的一些回族地区。
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兼营畜牧业和园艺业。新中国建立前，其社会基层单位是“阿格乃”（即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近亲组织）、“孔木散”（远亲的血缘组织）、“阿格勒”（村庄）、“工”（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组织）。
撒拉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有街子、孟达两种土语，无文字，通用汉文。
7.塔吉克族(Tajik)塔吉克是塔吉克族中各种不同部分的统一族称，有的释义为“王冠”，有的则解释为“来自部落名称Taj”。我国有两部分塔吉克人，他们分别称作“萨勒阔耳塔吉克”(Sari Kol Tajik)和“瓦汗塔吉克”(Wahan Tajik)。“萨勒阔耳”、“瓦汗”都是地名，前者在塔什库尔干一带，后者指帕米尔高原上的瓦汗走廊。萨勒阔耳塔吉克是当地塔吉克，瓦汗塔吉克是后来迁来的塔吉克。他们的语言构成两种方言，讲萨勒阔耳方言的人占多数。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他们的语言与塔吉克共和国的塔吉克语有很大的差异，实际上可以说是不同的语言。我国塔吉克族无文字，现通用维语尔文。塔吉克族共有人口33540人，主要聚居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其余分布在莎车、泽普、叶城、皮山等县。
塔吉克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
近代以来，塔吉克族人民在抵御浩罕汗国、英国和沙俄的侵略活动中，建立过突出的功绩。
8.乌孜别克族(Ozbek)乌孜别克是本族的自称，来自14世纪上半期的金帐汗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乌孜别克汗的名字。新疆的乌孜别克族多为来自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商人的后裔，他们共有人口14500人，主要分散居住在喀什、伊犁、莎车、库车、乌什、和田等地，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有一个乌孜别克族民族乡。
乌孜别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有阿拉伯文字母文字，由于散居在维吾尔、哈萨克族人民中间，所以也多使用维吾尔文或哈萨克文。
9.保安族(Bao'an)保安，原为地名，即“保安三庄”（青海省同仁地区）。历史上住在同仁地区的被称作“保安回”、“黑黑”（即“回回”的音转）的这一部分穆斯林于清初迁居甘肃省积石山一带。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族意愿以地名定为族名，定名保安族。保安族是元代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与蒙古、藏、回、土等族长期交往，自然融合，在伊斯兰教与保安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保安族有人口12210人，主要聚居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大河家、刘集一带，少数聚居于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保安族主要经营农业，手工业以打刀为主，有闻名西北地区的“保安刀”。保安族与东乡族、回族的服饰相近。保安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无文字，通用汉文。
10.塔塔尔族(Tatar)塔塔尔是本族的自称，来自古代族称“鞑靼”、“达达”等。我国的塔塔尔族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沙皇统治下的鞑靼地区迁移来的。新疆的塔塔尔族主要居住在伊犁、塔城、乌鲁木齐市及附近的农牧区。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有一个塔塔尔族民族乡。居住在城市的塔塔尔族多经商或从事医务、文化教育工作，居住在农牧区的则经营农牧业，并特别喜爱养蜂。
塔塔尔族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知识分子按人口比例在全国各族中居于前列。塔塔尔族中的知识分子，在新疆早期的近代教育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塔塔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有阿拉伯文字母文字，但由于多散居在维吾尔、哈萨克族人民中间，所以也多使用维吾尔文或哈萨克文。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人口为17597360人（1990年统计）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9.3%。
此外，有一部分回族，由于清末回民起义失败进入其他民族地区，在语言、习惯上接受了当地民族的影响，便出现了“傣回”、“白回”、“藏回”及“蒙古回回”等。在人口统计中，这些人常统计在当地民族人口之中。据估计，2000年底时，全国各族穆斯林总人数已近2000万人。
三、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
在介绍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之前，先简述一下我对有关这个题目的几点看法：
第一，在我国民族和宗教往往是有密切联系的，但毕竟民族与宗教不是一回事。拿回族来说，没有中国这块土地，没有汉语作为彼此间的共同交际工具，没有伊斯兰教作为纽带，没有在各地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区，唐、宋时东来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元代从西亚、中亚东来的大批各族穆斯林和从南洋一带来到中国定居的各族穆斯林，就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回族在形成过程中的确融进了维吾尔、蒙古和汉族等不少成分，并且从其形成一个民族迄今都在说汉语，但回族毕竟不是汉族，更不是汉族信仰了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回族形成的来源中有汉族成分，但不能说汉族是形成回族的惟一来源。过去在我国回族中也有少数人有模糊的认识，认为回族是来源于阿拉伯人，这也是不全面的。回族形成中有阿拉伯人的成分，但不是惟一的来源，更不能把宗教与民族等同起来，伊斯兰教是从阿拉伯传入的，但回族并不是阿拉伯族。
新中国人民政府和旧中国历代政府在对待回族人民上的最大差别，就是新中国人民政府科学地承认，同时尊重回族作为一个平等的少数民族而生活在祖国大家庭内，并尊重其宗教信仰，而旧中国的历代政府，不是把回族当作不安的隐患，就是看做是“生活习俗特殊的”人，而不承认是一个民族，更谈不上尊重其宗教信仰和承认其文化了。
第二，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学术界朋友们常说是“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文化”或“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我觉得应强调一下这里的“中国化”，不宜只指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应包括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影响；这里的“中国特色”也不宜只指“汉族传统文化的特色”，也应包括中华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因为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后，为了能在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存在并发展下去，就必然要尽可能使自己适应中国的社会实际，并吸收、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汉族传统文化占有相当重要位置，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还应包括汉族以外的许多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使用汉语文的回族来讲，我们可以说回族的伊斯兰文化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相当大的影响；但对一些有本民族语言文字，居住在新疆的各民族，例如对维吾尔族来说，则与回族的情况是不同的。他们也受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更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周边国家一些语言相近的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同等程度地接受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由于过去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的某些学者所讲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只是回族的伊斯兰文化，未包括中国信仰伊斯兰教其他民族的文化，所以，他们讲的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指汉族的传统文化。我认为，要全面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就要在充分重视研究汉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一定要对各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传统文化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的文化。
第三，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应当是指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的文化，其中既包括与中国伊斯兰教有关的宗教文化，也包括其他方面的世俗文化等。过去，我们有的学者在介绍伊斯兰文化时，既介绍与伊斯兰教有关的宗教文化，也介绍包括伊斯兰世界，主要是阿拉伯、波斯的天文学、数学、医学、建筑、哲学、语言学、文字、书法和工艺美术等世俗文化内容。但在介绍我国的伊斯兰文化时却只偏重介绍与中国伊斯兰教有关的宗教文化，而对中国信仰伊斯兰教10个民族的世俗文化却介绍得不够，或不认为它也是属于中国伊斯兰文化范围。我认为，要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就要对他们民族文化的全部都予以重视，给以科学、全面的介绍。
（一）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课和主要的禁忌、习俗及节日等，这些方面与世界各国穆斯林是共同的。
1.伊斯兰教规定，作为一个穆斯林必须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六大信仰：(1)信仰真主，即信仰安拉（阿拉伯语）、胡达（波斯语）；(2)信仰天仙；(3)信仰经典（主要指《古兰经》，也信《旧约》、《新约》等经典）；(4)信仰圣人（穆罕默德）；(5)信复生；(6)信前定。与此同时，还要在行为方面履行五大功修：(1)念作证词（我作证，万物非主，惟有安拉，他独一无双；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主的奴仆，是主的使者）；(2)礼拜（每日的五时拜有：晨礼［4拜］、晌礼［10拜］、晡礼［4拜］、昏礼［5拜］、霄礼［9拜］，另有星期五聚礼日晌礼时的主麻拜，会礼的开斋节拜、宰牲节拜及副功拜和殡礼上的祈祷仪式等）；(3)斋戒（伊斯兰教希吉来历9月为斋月）；(4)天课（用施舍来扶贫济困）；(5)朝觐（每年希吉来历12月9日至12日在麦加朝觐）。
2.伊斯兰教规定禁食自死物、血液、猪肉及未诵安拉尊名而屠宰的动物；禁止酗酒、赌博、崇拜偶像和抽签占卜；也禁止通奸、卖淫；禁止高利贷、禁止诬陷；禁止溺婴，不许侵占孤儿的财产；反对滥杀和自杀；主张孝敬父母、夫妻和睦、爱憎分明、分清敌友；鼓励团结，不要分裂；倡导谦虚谨慎、平等待人、注意礼貌、以德报怨……另外，还有起“经名”、割礼及婚、丧等习俗。
3.伊斯兰教规定的节日有“阿舒拉日”（希吉来历1月10日，传说这天是安拉造化阿丹、哈娃的日子，也是他俩若干年后又相会的日子）、圣纪（希吉来历3月12日，圣人穆罕默德的诞生纪念日）、登霄节（公元621年，希吉来历的7月27日，传说圣人穆罕默德这天夜里乘仙马从麦加城的禁寺夜行到耶鲁撒冷的远寺，在那里，他的身体和灵魂一并升到第七层天上）、拜拉特（坐夜，希吉来历8月15日夜晚，这一夜祈求真主宽恕自己的错误）、盖德尔夜（希吉来历9月27日夜晚，鼓励穆斯林在这一夜多做善功）、开斋节（希吉来历10月1月）、宰牲节（希吉来历12月10日）。
上述伊斯兰教的规定，在传入中国后，被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民所遵守，并作为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有关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所接受，其中不少习俗已成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风俗习惯。
（二）我国明晴时代开始的经堂教育及以儒诠经和《古兰经》、《圣训》的翻译
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回族中的一些有知识的人，为了使伊斯兰教及其文化在中国内地得到更顺利的传播和发展，便仿效中国内地古代就有的办私塾和新疆维吾尔族早在11世纪就开始的举办经文学校的办法，开始创办经堂教育。最先是由陕西著名经师胡登洲（1522-1597年）倡导的，这在中原和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维吾尔族、回族经堂教育中规定的课程及教材，也都应看做是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中所包括的内容。此后又出现了汉文译著活动，回族中一些经汉两通的学者便对有关伊斯兰文化方面的经注学、教义学、教法学、圣训学、典礼制度及习俗等方面的典籍进行了著述及翻译。例如：王岱舆（约1570-1660年）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1584-1670年）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伍遵契（约1598—约1690年）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马注（1640-1711年）的《清真指南》，刘智（约1660-1730年）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实录》、《五功释义》、《天方字母解义》，金天柱（1736-1795年）的《清真释疑》，马复初（1794-1874年）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醒世箴言》、《朝觐途记》、《天方历源》、《祝天大赞真经》、《寰宇述要》，马联元（1841-1903年）的《辨理明证》、《孩听译解》等，其中有的是以著为主，以译为辅，有的是以译为主，以著为辅。他们就是以儒诠经，用中国古代汉族哲学中的某些概念和思想来解释伊斯兰教教义，从而形成了中国回族的哲学体系。例如王岱舆在其《清真大学》中就全面介绍了伊斯兰教的本体论、宇宙观、认主学，他以阿拉伯伊斯兰哲学中的宇宙本体论和认主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用中国儒家、道教的哲学概念去阐述、补充、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中的哲学体系，对中国回族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上一世纪的王静斋、达甫生、马良骏、马坚等学者、阿訇又为著述及翻译宗教典籍做出了贡献。
我认为，构成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中有关宗教文化的最重要内容的应是《古兰经》和《圣训》的汉文译本和维吾尔文译本。《古兰经》汉文译本有以下的版本：
①马复初译：《宝命真经直解》。
②李铁铮译：《可兰经》（由日文译本转译白话文），北平中华书局1927年出版。
③姬觉弥等译：《汉译古兰经》，上海爱俪园广仓学窘1931年出版。
④王静斋译：《古兰经译解》（文言文，甲种本），北平回教促进会1932年出版。
⑤王静斋译：《古兰经译解》（经堂语、乙种本），宁夏捐资1942年石印。
⑥王静斋译：《古兰经译解》（白语文，丙种本），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年出版。
⑦刘锦标译：《可兰经汉译附传》（白话文），北平新民印书局1943年出版。
⑧杨仲明译：《古兰经大义》（文言文），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
⑨时子周译：《古兰经国语译解》，台北中华学术院回教研究所1978年出版。
⑩马坚译：《古兰经》（白话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1)林松译：《古兰经韵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12)全道章译：《古兰经译注》（白话文，阿汉对照本），南京译林出版社1989出年版，2000年再版。
(13)周仲义译：《古兰经》（白话文），新加坡佳艺彩印公司1990年出版。
用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出版的《古兰经》，在新疆能见到的有哈米力·木铁依(Hamil Mutiyi)译的塔塔尔文本的《古兰经塔塔尔语解》，1915年在喀山出版。用察哈台语（即中古维吾尔、乌孜别克书面语）译的《古兰经》有夏克日江·哈米德(Shakirjan Hamit)译的《七分之一的古兰经阐释》（不完整本）及佚名氏译的《古兰经阐释之精华》（选译本）和另一位佚名氏译的《古兰经的阐释》。此外还有1910年玉素甫大毛拉(Yusup Domolla)在新疆塔城选译的《古兰经译注》（选译本），由夏木西丁大毛拉(Shamshidin Damolla)（?-1936年）译注的《古兰经注释》及1958年大毛拉木汗买提·泽尔甫哈吉(Damolla Muhamet Zarip Haji)在新疆伊犁译注的《古兰经译注》，1961年沙比提大毛拉(Sabit Damolla)在伊犁译注的《至理名言》和1986年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买买提·赛来(Memet Selle)译注的《古兰经》等。
《圣训》在伊斯兰教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重要经典，新疆维吾尔族用察哈台文曾译述过《圣训》，有过不少的不同版本的手抄本。在内地最早的译本，即经堂教育中的《虎图布》课本——李虞宸译自波斯文的《圣谕详解》。此外，就是1952年陈克礼译的《圣训经》，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买买提·赛来译成维吾尔文，又由宝文安由维吾尔文译成汉文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和1999年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协助，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又出版的《圣训》另一版本《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一部）。
除《古兰经》、《圣训》外，我国内地及新疆的穆斯林学者还翻译了不少宗教性的其他著作。内地和新疆各族穆斯林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和“教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下，也传播了一些进步思想，为弘扬中国伊斯兰文化做出了贡献。
（三）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民族中，除塔吉克族属什叶派中的依斯玛仪勒派，居住在新疆沙车县境内的部分维吾尔族属十二依玛木派外，其他各族穆斯林都属于逊尼派。逊尼派中又分重视教乘(Shariat)宗教功修，不搞道乘(Tarikat)宗教功修的，和重视道乘宗教功修的两派。前者包括格底木、依合瓦尼、西道堂，以及新疆各族中的逊经派、圣训派等，后者是苏非派（神秘主义修道派），即西北回族、撒拉等族中的门宦教派和新疆境内的伊禅教派。
中国伊斯兰教的教派中门宦的分化时间不长，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是流，不是源，它们彼此在理论上没有多大差别，差别多半在仪式或对一些事情的解释上。这里不多讲了，也可参看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及门宦史制度略》一书。
（四）中国伊斯兰教的清真寺
清真寺，即穆斯林们礼拜的场所。中国的清真寺有两种建筑风格，一种是阿拉伯式的建筑，一种基本上是中国寺庙传统风格的建筑，但在室内也吸收了一些阿拉伯特色。清真寺中除了有礼拜的大殿外，还有沐浴室和为穆斯林办理丧葬的屋子。比较大一点的清真寺中，还设有进行经堂教育的教室。清真寺既是穆斯林礼拜的场所，又是穆斯林青少年习学经文和宗教知识的地方，它还是为穆斯林办理婚丧嫁娶及屠宰禽畜的地方，也是举行集会，商议有关本地区穆斯林事务的地方。还有的在清真寺中办武术班，这里也是锻炼身体的地方。
历史上，清真寺在凝聚附近一带的穆斯林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有的清真寺在反清回民起义和抗日战争中成了指挥部所在地。我国现有3万多座清真寺，其中以北京牛街清真寺、广州的怀圣寺、泉州清净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等最为著名。
（五）中国伊斯兰教民族在天文历算、医学、建筑、造船、航海、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书画、音乐、武术及烹饪等方面为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在天文历算方面，维吾尔族11世纪的古典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在他的长诗《福乐智慧》中就谈到“整个宇宙运转不停”，“太阳是七大行星惟一发光发热的天体”，“月亮距地球最近，绕地球旋转”这些观点。在内地，元代回回人加巴刺丁为我国制造了7种天文仪器：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半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编制了《万年历》，司马刺丁(Ismail al Din)编制了《回回历》。到了明代，回族马沙亦黑译出了不少阿拉伯文天文历法书籍，他们都为我国天文学的发展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另外，在教学方面，也是如此，我国从元代开始使用阿拉伯数码，这也是由回回人介绍到我国的。
不论是维吾尔族，还是回族，都把阿拉伯伊斯兰的医学经验继承了下来。维吾尔族的《卡侬切》(Qanunche)是维吾尔医学的专著，明代《回回药方》是回回医学的文献。维吾尔医、回回医，不论从治疗方法和药材方面都丰富了我国的传统医学。回族的著名中医赵炳南先生（1899-1984年）在外科方面有很高的造诣，维吾尔族的著名医生玉素甫阿吉·卡地尔阿吉(Yusup Aji Qadir Aji)（1876-1961年）医术高明，特别在治疗白癜风病方面非常擅长。中国伊斯兰教民族中还有过不少著名的大夫和药材专家。
在建筑学方面，中国伊斯兰教民族也有不少贡献，例如全国各地清真寺、“麻扎”（陵墓）的建筑，都有突出的伊斯兰特色，如今民族地区的一些新的建筑物也吸收了拱门、圆顶的形式，并成为表现伊斯兰教民族建筑的一种民族形式了。另外，众所周知的元大都城——北京，也是回回人亦黑叠儿设计的。
在造船、航海方面的贡献，我不准备多介绍了，只想提一下云南回族郑和（1371-1435年）率船队7次远洋出海的事迹就够了。
在语言学方面，我想先谈一下世界闻名的《突厥语大词典》。这是宋代维吾尔族著名语言学家马合木德·喀什噶里（约1008-1105年）编纂的一部包括突厥语族诸语言词语、谚语、民歌的大辞典，它是包括分布在中亚及新疆一带广大讲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人民的语言、民间文学、民俗、地理、农业、医学、天文等多方面资料的一部百科全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明代回族马沙亦黑等编纂的《高昌馆杂字》、《回回馆杂字》是汉语、维吾尔语和汉语、波斯语对照的分类辞汇集，它们对研究当时的维吾尔语及波斯语都有一定价值。此外，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语言中都有不少阿拉伯、波斯语借词，在语法方面也受了一定影响。回族虽然通用了汉语，但语言中也有不少阿拉伯、波斯语词汇及一些专为回族人民使用的特殊术语，这些现象都丰富了我国语言学。历史上回族人民曾使用阿拉伯文字母来记录所讲的汉语，这也是对中文拼音化的一种实践。
在文学方面，我国伊斯兰教民族的贡献更是非常突出，以维吾尔族为例，除了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之外，还有撰写了哲理诗《真理的入门》的艾合买特·尤格纳吉及翟里力、诺奥比提、阿布都热衣木·纳扎里、毛拉比拉勒、黎·穆塔里甫、铁衣甫江(Teyipjan)等许许多多的诗人、作家，也有像《阿凡提故事》那样非常吸引人的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哈萨克族中除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多部长诗和“阿肯”（民间游吟诗人）弹唱外，像唐加勒克·焦勒德(Tangjariq Joldi)一样的诗人、作家也不少。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Manas)共8部，长达20多万行，史诗《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Jüsüp Mamay)能全部背诵下来。在回、撒拉、东乡、保安等族中广泛流传的“花儿”（一种民歌）和宴席曲及一些民间传说、故事，也丰富了中国民间文学宝库。回族使用了汉语，使回族诗人作家们能以汉语文创作，其中也出现了萨都剌、丁鹤年等一批著名的人物。
在史学方面，中国伊斯兰教民族也保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献。就以当代中国历史学家来说，维吾尔族的翦伯赞和回族的白寿彝两位教授都是中国历史学界中的泰斗，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是世人皆知的。
在哲学方面，除了明代回族哲学家李贽（1527-1602年）撰写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书以外，还有更多的内地回族学者是把伊斯兰哲学介绍到我国，并用伊斯兰哲学来丰富和补充了中国的传统哲学。他们“以儒诠经”，自觉地吸收儒家思想影响，使伊斯兰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伊斯兰哲学。
在书画方面，历史上回族中除了出现过瞻思（1277-1351年）、萨都剌（1271-1368年）、高克恭（1248-1310年）、赵孟頫（1254-1322年）、董其昌（1555-1636年）等一大批书法家、画家外，还有不少阿訇擅长用各种阿拉伯文体书写条幅、匾联、中堂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族中也有不少专门书写民族文字的书法家。这些书法艺术品，也是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与绘画有关的是工艺美术，明代青瓷器上的“回回花纹”，新疆各族穆斯林在丝绸、小帽、地毯、花毡、壁挂上绘制的图案都是别具特色，非常美丽的。
在音乐方面，新疆各族穆斯林都是能歌善舞的，一些维吾尔族的民族，不仅流传到内地，而且也传到了海外。维吾尔族的大型套曲《十二木卡姆》(12 Muqam)是举世闻名的，它丰富了我国音乐宝库。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等民族的乐器主要有都它尔(dutar)、热瓦甫(rawap)、考姆孜(qomuz)、东不拉(dombura)、手鼓、木琴、笛等，其中有的乐器是我国内地民族所缺少的，用这种乐器演奏的曲目特色鲜明，受到国内外听众的欢迎。
在武术方面，属于回回拳的有“查拳”，由明代查密尔传授，还有清代河北沧州一带回族的八极拳，河南回族买壮图的简化心意六合拳及马凤图创出的通备劈摇拳等等。这些拳都丰富了中华武术。
在烹饪方面，不论是在新疆，还是在内地，中国伊斯兰教民族中经营餐饮业的人不少，他们办的都是清真饮食，在菜馔和小吃方面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今新疆的羊肉串、馕、烤包子及回族的牛肉面等，已成为各族人民都非常喜欢吃的家常便饭了。
中国伊斯兰教民族文化内容极其广泛，也非常丰富多采，限于篇幅，也只能概括地介绍以上的一些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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