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个体基本假定假定的共同知识考察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定论文,框架论文,个体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5)02-0042-13
一、引言
早期对古典的个人行为假定的批评（注：凡勃伦(1898)著名的生动描述“亭乐主义关于个体的概念是将人视作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摇摆的同质的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移动，但不会使他有所改变。他既没有前因又无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在不同的方向移动外，他始终处于稳定均衡态。他在空间上自我驱动，绕着自己的灵魂轴心对称地旋转，直到外界力量强加于他，使他不得不屈从。当这些作用消失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和以前一样静止的、不易冲动的欲望小球。”刻画了个体符合约束－极值的假定，个人行为被机械式地设定了。虽然有点类似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但是他们建议引入的因素及思路却无法与系统的经验研究衔接。），缺乏一个统一的方法论及操作框架，且低估了个体知识和创新在制度演化中的关键作用（注：科斯认为，老制度经济学致命的缺陷是无法进行实证研究，更多的只是停留在思辨的层面上。）。Clark A.(2003)指出，新古典理论的“理性”忽视了人类推理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特征，混淆了个体认知水平和外部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个体行为受到强外在约束时才是正确的；而在弱约束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甚至完全错误。纳尔逊与温特(1983)尝试彻底抛弃新古典理论的个体理性最大化与均衡分析两大支柱，重新建构基于“惯例”演化的经济学体系。社会－经济系统变化与生物演化似乎相像（注：这也体现在达尔文从马尔塞斯的“人口理论”和斯密“看不见的手”吸取的演化灵感。），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借鉴生物演化的分析逻辑(Hull et al,2001)。然而，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类比于生物演化也存在很大争议和混乱（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经济演化的运用主要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即以Alchian(1950)为代表的适应者生存的选择理论(survivor selection)以及运用达尔文的演化思想阐述现实经济活动的变化过程。后者的形式化构造也体现在演化算法（包括遗传算法和演化策略）在经济演化的频繁运用(Brenne,1998)。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对于生物演化分析框架的选取存在争议，例如，许多演化经济学家都选取拉马克演化分析思路（纳尔逊和温特，1982;Hull,1990;March,1994），此外，一些经济学家也指出拉马克演化分析框架的不足，提出必须建立一个更为宽泛的新达尔文演化理论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分析思路(Knudsen,2002)；其二，对于“复制者”(replicator)——相对于生物学的“基因型”(genotype)和“互动者”(interactor)——相对应于“表现型”(phenotype)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定义也存在很大争议和混乱，例如，在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演化体系里，惯例被视为“复制者”，企业被视为由惯例支配的与外界环境发生信息交流的“互动者”；Hull(1990)将个体社会化和职业化的身份(identity)或者社会角色(social role)视为“互动者”。因此，生物演化逻辑框架的选取以及“复制者”和“互动者”的定义对于经济演化分析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对于生物演化过程中遗传和变异的研究，已从性状水平进入分子水平，对个体“基因型”和“表现型”演化分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大多数社会——经济系统的分析工作依然采用类比生物演化的逻辑框架(Knudsen,2002)（注：认为一般化逻辑框架在传统达尔文主义理论中已得到明确的阐述。经典的生物演化理论至少包括五个要素(Knudsen,2002)：(1)“复制者”和“互动者”单位；(2)变异的来源，例如基因突变、基因重组、染色体变异等；(3)传递的机制；(4)变化的过程，即“复制者”与“互动者”之间的映像关系，“互动者”的代际变化；(5)隔离的来源，例如地理空间的隔离等。因此，可以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要素向五个要素的形式上比照归纳，形成与生物演化类比的社会——经济演化逻辑框架。），但所有的类比都使得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基因”脱离了生物学的经验基础，所以本文仅将知识的变化分析建立在这一基础上，而不采用“获得性遗传”的拉马克主义演化框架。纳尔逊与温特(1983)抛开新古典对个体寻优的假设，认为企业的行为反应是在具体场景中的习惯反应，并将自然选择过程（如基因）与市场竞争中的各个因素（企业惯例）一一对应，在其群体演化层面（即自然选择）引入了个体动力机制（即适应性学习）。但是，以企业惯例为“基因”的分析基点难以获得经验支撑，或其他经验学科成果的支撑。根据“以个体为起点的分析框架对于个体基本假设的检验是必要的”这一标准，若关于个体的基本假设缺乏两点，一、需要经验的检验基础；二、演绎体系需要外生不变的理论基点，则致力于调整新古典基本假定甚至重构经济分析框架的努力就难以成功。
作为揭示个体行为的经验学科的经济学，对个体基本假定的探讨无法脱离个体的认知（注：哈耶克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着手从大脑层面探讨《感觉的秩序》。指出了两个要点，一是人类行为的共同基础取决于大脑的解剖及分子生物学构造；二是经历的环境形成经验累积。个体依赖各种神经簇的组合，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进行分类，进而指导个体的行动。分类结构决定“刺激－反应”的各种联结模型，后者反过来又影响分类结构。世界的秩序就是心智对感觉所作的排序，即是一种“感觉秩序”。由于心智是对现实世界的排列和预期，作为分类器官的心智就比现实世界本身复杂得多。心智的自组织特征及其复杂性导致人们通过规则（感觉秩序）行动，同时又面临心智的分类规则本身及我们对心智活动了解的局限性。所以，当我们通过语言等来表达现实世界时，必然面临局限性。）行为和群体内、个体间的共同知识的研究，分散个体的局部知识是否能成为共同知识？个体对信号的行为反应怎样才可能成为群体的共同预期？这对解释共同知识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里对“经验如何可能？”进行发问，并认为个体主观的知觉判断之所以能成为较为客观的经验判断的原因在于存在先天的纯粹理智。基于生物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的研究，我们对于共同知识发生的探讨就可以有别于形而上学的思辨，进入经验范畴。沿着Hayek对知识的阐述，本文把知识界定为个体对于一个信号和另一个信号（或事件）的关联，知识的积累是个体对于外界信号的识别，通过评价反馈、学习能力而建立的信号间的联结，而将共同知识（注：青木昌彦(2001)关注的制度就是“共有信念系统”，这可以理解为本文定义的共同知识。）视为个体对其他个体面对信号的行为反应的共同预期（朱宪辰等，2004）。围绕个体信号识别行为与共同知识演化的关系，本文尝试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共同知识的来源——个体互动之前是否就已存在若干共同知识（是否存在稳定的、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的共同知识）？
共同知识的演化——个体互动之中知识变化过程如何在个体层面发生、扩散？
二、采用的个体基本假定及分析框架
秉承经济学诠释人类行为的根本任务，其自身分析体系必须具备一个可检验的、外生不变的分析起点，而不是如新古典将之建立在不证自明的公理基点上。
结合引言部分提出的问题，本文采用具有经验基础的前提假定与基本分析框架，即关于个体的三个基本假设和一个关联框架［主要是朱宪辰等(2004)的研究成果］：
偏好分层内层稳定假设 个体的有些偏好在因场景改变而变化的同时，仍然有部分偏好是不变的，即人类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不随个体、时空改变的稳定的偏好，包括摄取能量的偏好、繁衍后代的性偏好等。试误、模仿活动作用于个体表层偏好，自然选择决定了相对稳定的内层偏好。由于稳定内层偏好的存在，个体内部的评价反馈作用机制得以发挥。随着环境的变化，作为评价反馈机制的携带者，个体与外界不断相互作用，面对信号重复出现，便会表现出较为稳定的行为趋势，这种行为趋势便形成了表层的因人、时间和空间而异的外层偏好。表层偏好的改变在于个体赋予信号价值的改变（注：偏好有稳定性的层次，这对于共同知识的形成至关重要。正如哈耶克所言“不同的人具有使交流成为可能的共同结构”（哈耶克，2003），而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结构”便是不因人和时空而变化的稳定偏好。）。
学习能力假设 个体的学习（模仿）能力（注：这里所谈的学习能力是指个体面对环境，在其内部基本赏罚的作用下，与信号形成联结的能力。）是“非习得的能力”(unlearned behavior)，与后天习得过程无关，与地域文化无关。每个个体之所以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能力、才能等，源于个体后天面对不同环境的学习、训练的结果。个体表现出的行为能力并不能进行拉马克主义式的遗传。哈耶克(1988)认为通过模仿式的学习掌握各种技巧的能力大概是人类个体由遗传赋予的最重要能力。人类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偏好，而面对信号的重复的情景之所以能产生学习在于我们对由情景引起的联结给予奖励而对其他联结给予惩罚（桑代克，1999）形成联结的能力是由其基因决定的。此外，个体先天还拥有一些最基本的行动能力，否则无以支撑他的一系列学习过程和尚未经历学习之前的生存需要（注：临床研究表明，初生儿具有一系列因应生存的反射动作能力：用以维持生命的呼吸反射(breathing reflex)；当光线过强或有异物时保护眼睛的眨眼反射(eye-blink reflex)；能保护眼睛避免强光，并且帮助眼睛在黑暗之下适应的瞳孔反射(pupillary reflex)；此外还有追踪反射(rooting reflex)，该反射会在几个星期后消失，并以自发性的转动头部来替代；新生儿的吸吮反射(sucking reflex)经过几个月后会渐渐被经验修正而消失；吞咽反射(swallowing reflex)则是永久性的，虽然会受到经验的修正。），同时具有接收信号识别能力。
个体评价反馈假设 由基本的稳定偏好、信号识别能力、行动能力和学习能力作用的个体与外界信号相互作用，产生一个能被个体识别的状态，或者说个体能接收到外界环境的反馈信号，经识别，该信号或状态与稳定偏好进行对照，如果与稳定偏好的取向相同则形成“赏”的评价并存储该信号与稳定偏好的同向关联，反之个体所存储的该信号与稳定偏好的反向关联——“罚”的评价。
偏好、学习能力与评价反馈的关联框架 该框架整合上述三个基本假设，用以解释个体间行为互动（个体与自然、个体与个体），即尝试通过考察个体与外界信号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来解释个体局部知识、个体间的共同知识的累积、演化与扩散，进而形成对习俗、惯例、法律、市场规则等通常“institution”的演化的解释。
行为主义通过“刺激——反应”(S→R)模型解释个体与外界信号的关系，认为“学习的过程”是“行为的变化”(change in behavior)(Hartley,1998)；认知科学对以个体学习与社会学习的研究表明个体的对信号的反应和知识积累不仅如行为主义所理解的“行为的变化”，基于“内在认知结构”(internal cognitive structuring)模型提出“学习的过程”是“内在精神过程”(internal mental process)，包括洞察力、信息处理、记忆、感知等过程(Smith,M.K,1999)。皮亚杰引入“格局”(Schema)的概念，认为个体与外界信号的关系应写作S(A)R，其中A是刺激向某个反应格局的同化，而同化才是引起反应的根源（皮亚杰，1997）。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基因——文化”协同发展模型中，处理基因和文化相互关系的核心概念是“反应的基准”（威尔逊，2003）。而本文采用处理个体与信号关系发生过程的逻辑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1 基于个体偏好分层、学习能力和评价反馈假定的分析框架
该框架分为四个层次：内层是由基因决定的个体基本假定；第二层是基于内层基本假定的个体与外界信号发生作用进行评价反馈，进而形成知识存储（局部知识和共同知识）；第三层次则是在第一、二层次共同作用下个体形成了基于场景的外层偏好与规则（行动规则和学习规则也属于个体的知识）；最后一层次便是最为表层的行为反应层，即个体对信号的行为反应。以上四个层次由内及外，形成了对于个体知识积累或行为反应的解释体系。
三、与习得无关的共同知识
（一）问题与设想
尽管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和历史都是人类的“后天”，或者说个体在经历了与他人互动以后而形成的共同知识，并试图对其变化做出解释。但是，对一个从未与他人打过任何交道的个体来说，有没有可能事先就已经存在了某些“共同知识”呢？进而设问，所有人类个体在一切互动发生之前，是否已经存在“先天”的某些“共同知识”？之所以提出如此没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问题，是因为需要回答：人类个体之间的共同知识是从哪里来的？通常可能的答案是：博弈均衡。不过博弈要有规则，那么被各自执行，据以参与博弈的规则知识是从哪里来的？
由上述问题引出的设想就是：人类个体之间的共同知识虽然大部分是后天习得的，是在个体互动过程之中生发而成的，但是也存在与互动过程无关的，即非习得的共同知识（先天而非先验）。下面讨论非习得共同知识的含义及存在性。
（二）概念——非习得共同知识及含义
根据本文的界定，知识是个体对于一个信号和另一个信号的关联，共同知识视为个体对其他个体面对信号的行为反应的共同预期。那么，非习得的共同知识就是：
个体之间具有的独立于互动过程的关于一个信号和另一个信号的相同关联。如果另一个信号是其他个体面对前一个信号的行为反应，那么非习得的共同知识就是个体之间具有的独立于互动过程的，关于其他个体面对信号的行为反应的共同预期。
个体之间具有独立于互动过程的共同知识意味着：先于任何互动就已经存在一套编解码系统；互动过程中不变（个体终生不变）；代际间不变；不因后天所处的地域“文化”差异而有什么区别。
先于任何互动就已经存在一套编解码系统（注：认知心理学描述个体知识学习过程分为：信号的接收、形成感觉、记录存贮、再一次信号接收时从记录存储中搜索、取出相应感觉记录、行为反应。记忆上的缺陷主要发生在接收获取、贮存、提取以及监控环节。记忆缺陷儿童的长时记忆(Swanson，1986，转引自赵斌，2000）中的存贮与正常儿童不一样，但是在单词再认的编码阶段（信息的感觉记录过程）的水平与正常儿童基本一致。Mazer等人（Mazer etal,1983，转引自赵斌，2000）则认为学习障碍儿童从感觉存储中提取信息的速度较慢，编码系统也是一样的。）个体刚一出生就已具备一套关于信号的编码、解码系统。个体的信号接收“传感器”——嗅觉、视觉、触觉、听觉系统（注：神经科学能对“信号”在脑中加工的不同阶段跟踪其踪迹。与触觉和痛觉有关的输入信号称为躯体感觉系统。例如针刺皮肤后，皮下局部神经把“信号”传递给脊髓，尔后，这些信号在脊髓上传，最终到达大脑的最外层部位，即紧靠运动皮层后称为躯体感觉皮层的皮层区。存在两条沿脊髓上行到达躯体感觉皮层的主要运动通路：一是演化过程中较早出现的主要传递痛和温度的系统；而另一较后出现的系统则传递与触觉相关的精细信号。这是在直觉上很吸引人的安排，演化过程使更基本的既定系统与痛、温度这样基本的生存因素相关，而有精细触觉参与的更精致的技能，则使个体适应此后积累的“信号——意义”。引自“人类的起源及其智力的发展”www.kepu.com.cn/gb/earth/artic/history。），能够接收外界的若干信号，继而解码——解读为可以进行“评价反馈”判断的功能意义。威尔逊(Wilson,1975)指出，动物间Communication的功能意义内容非常丰富（注：包括：促进与模仿、监视、接触、个体识别与等级识别、地位信号、乞食与赐食、修饰活动、警告、集会与接纳成员、领导术、表演邀请、威胁、屈服与安慰、居住地救济、性行为、等级抑制作用等等。见《新的综合》第8章。），而个体能够接收解读的信号有哪些呢？他列出的是：化学物质、声波、体表接受的力学信号、光信号和电信号。无论威尔逊罗列得是否全面、分类是否合理，我们总可以藉此理解信号解码系统（以婴儿对母乳气味信号为例），该系统是出生时即已具备的，所以是“先于任何互动就已经存在”的：
图2 个体间的信号发送接收与解读示例
同样可以理解编码与信号发送：婴儿饥饿的功能意义，启动相应的啼哭频率，发出声波。继而被母亲或其他个体同样识别解读。
互动过程不至于改变（个体终生不变） 个体经历的学习过程会增加新的联结“
”。将学习前非习得的知识记为联结“”，那么，个体即使再也不启用原先的联结也将一直留存终身（当情景适当时则仍有可能启动原先的联结），学习的影响只是可能将联结“”存而不用。
代际间不变 非习得共同知识的第三个含义是，这种共同知识源于人类的自然演化过程。在以地质年代为参照系的哺乳动物演化分叉树中，淘汰选择和变异机制作用形成的现代智人阶段是非常短暂的，在这一短暂的阶段中如果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异和选择，则每一代个体通过复制所传承的这种共同知识就是一样的。
不因后天所处的地域“文化”差异而有什么区别 如果存在共同知识是非习得的，那么可以引申的含义是：生物演化而形成的人类具有独立于后天所处的地域“文化”差异的共同的认知识别系统，不仅在同一个地域里的个体之间都一样（除了先天性障碍患者），而且“跨文化”的个体间也是一样的。
（三）非习得共同知识的存在
非习得的共同知识是否存在是本节讨论的关键。何以证明？
首先可以用思辨的方式考虑。如果没有任何先于互动过程的、共同的“信号接收、识别解读，从而形成与另一事件联结”的估计，那么个体之间就没有任何最基本的“行动事件与结果事件之间”传递的可能性，也就谈不上互动了。这一点似乎是自明的，不过严格证明却比较困难，本文只能就一个比较具有一般性的案例予以说明，具体分析见附录。
第二，主要引用成熟的生物行为学的经验研究成果，考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非习得的共同知识。由Frisch,Lorenz和Tinbergen开创的动物行为学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了信号行为——signaling behavior(Campbellet al,2003)。这意味着个体之间存在发出信号和接收信号的共同联结解读方式，正如人们通常所认识的那样，这种共同解读大部分是由所携带的基因决定的非习得“知识”。人类作为灵长目哺乳动物无法彻底摒弃这一演化产物。加入了“文化”因素以后的情况只可能是：人类个体经历的学习过程扩充、改造了“共用交流符号系统”的行为表现形式。根据威尔逊的思想，signaling behavior可以分为直接意向型的和仪式型的两类。分别讨论如下：
非习得共同知识——存在直接意向型的信号行为(signaling behavior)
直接意向型的signaling behavior中，领域性行为(Territorial behavior)是最为典型的。领域性的signaling behavior是一种分配生态资源的社会行为模式。领域(A Territory)是一个个体保卫并且排除同种其他个体的“地区”，该领域的生态资源用于喂养个体本身、或交配、或养育后代等功能（注：Ardrey(1966)提出领域是食物供给和成功交配的关键，因此“占区”决定了动物的许多行为。）。领域的大小与动物种类、领域的功能、以及其可使用资源的量而有所不同，它往往固定在一个地区。领域的维持机制就是：领主个体发出（进入者将受到攻击的）信号→其他个体接收→解读功能意义→保持距离。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表明，领域所有权制度需持续不断地通过发出信号才能维系（注：常见的信号方式为：鸟鸣，例如新西兰塘鹅(New Zealand gannets)用鸣叫和互啄来保卫领域，它与其他个体间几乎只保持一啄之隔的领域（其家园比领域大）；歌雀领域范围却高达3000平方米，它的家园就等于它的领域。噪音，例如海狮(sealions)的嘈杂狂吼声；地松鼠(squirrels)的喋喋不休声。在公开场合巡逻防御。不准侵入的“气味”标记，例如尿液。1980年代，动物学家Alan Rabinowitz在中美洲贝里斯(Belize)长期观测六只成年美洲虎的行为与生态，发现他们以粪便、抓地、嚎叫来表示其存在。）。
在直接意向型的signaling behavior中，同群的个体在攻击前的信号行为是另一个典型。许多动物都存在攻击性，人类亦然。而且Lorenz(1996)指出，只有（注：事实上大型猿并不是富于攻击性的动物，著名的珍妮·古多尔（中译本1980）的田野工作已经表明黑猩猩争夺“王位”都不用杀戮，现代以狩猎为生的部落也没有与相邻部落的频繁战争(Leakey and Lewin,1978)。所以人类嗜杀同类的演化本能之说一直有争议，不过该问题与本文讨论的共同知识无关，我们只是关注攻击信号的共同解读。）人类这个物种会倾向于杀掉自己的族群。这些行为都是天生的并且可以被后天环境所改造。从莫瑞斯在《裸猿》里对攻击行为的描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攻击前的信号与识别的共同认知是非习得的（注：攻击行为如何进行？其所涉及的行为模式究竟怎样？我们如何互相恐吓？对此我们仍必须靠观察别的动物去寻找答案。哺乳动物的攻击行为被激起之后，身体内部发生了许多生理变化……就威胁这一信号系统而言，这一生理激荡是自然的赠品。它提供更为丰富的信号源泉。自主神经系统的信号、意向性动作、自相矛盾的体态和移位活动……（Morris,1967中译本，1988））。
为什么说自主神经系统活动、意向性动作信号是非习得的共同知识呢？Morris在文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因为“这一生理激荡是自然的赠品”（注：攻击前，交感神经系统受到刺激，大量肾上腺素注入血液，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受到深刻的影响。血液从皮肤和内脏流入肌肉和大脑，血压上升，红血球的生产大大加速，血液凝固所需时间有所减少。此外，消化和储存食物的过程暂时休止，唾液分泌受限，胃的运动、胃液分泌、肠的蠕动都受到抑制。而且，直肠和膀胱不像平常情况下那样容易排便。体内储存的碳水化合物迅速从肝脏中流出，使血液中的葡萄糖急剧增加。呼吸活动大大加强，呼吸次数增加、强度加大。调节体温的机制也活动起来。汗毛直立，大汗淋漓。Morris(1971)说，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助于信号发送者准备战斗。仿佛有魔法似的，它们能在顷刻之间消除疲劳，调动大量的能量，准备进行预期之中的生存斗争。血液被有力地泵入最急需的地方——大脑和肌肉，以适应敏捷的思维和剧烈的运动。血糖升高增加了肌肉的工作效率。血液凝固过程的加快说明：任何外伤性出血都能更快凝固，由此而减少血液损失。脾脏释放红血球的速度加快，再加上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这有助于呼吸系统代谢功能的提高——吸收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毛发直立使皮肤裸露在空气之中，有助于身体散热，汗腺排出大量汗液亦有助于散热。因此就减少了因活动过度而身体过热的危险。）。如肌肉紧张和情绪激动，裸露皮肤所表现出的“涨红”和“苍白”、又快又深的呼吸、握紧举起的拳头、身体的有力活动以及相伴随的额头紧锁、牙齿外露威胁对手的面部表情，等等，成为对手明确无解读的信息。
以上两个典型的直接意向型（领域和攻击）signaling behavior从遗传的生理机制上解释了为什么会有非习得共同知识，说明了两个体使用非习得共同知识的过程。下面讨论第二种。
非习得共同知识——存在仪式化的信号行为(signaling behavior)
与直接意向型信号解读系统不同，生物演化形成的另一类是仪式化的信号传递、解读系统。可以将仪式化信号传递系统理解为“演化之手”对某些直接意向型信号的“借用”。Wilson(1975)认为这种“借用”的演化步骤甚至能导向最怪诞的信号传递系统。促进传递信号功能的任何演化行为变化，都被称之为”语义化”。在语义化过程中，往往是一套原先具有直接行为意向的实际动作不再与信息符号相联系了。符号保留，但转作其他功能涵义了。Wilson对仪式化信号给出了如下概念：
信号接收方“把某些在功能上完全是另一码事的运动、解剖特征或生理特点作为信号感觉。在仪式化过程中，这种运动的通讯能力更有效了。仪式化的生物学特征表现为显示行为。”这种仪式化的信号体系显然是同种个体之间的共同知识，也是非习得的。Wilson指出，生物演化出这种系统的作用是调和、建立和维持社会结合。
例如鸟类有仪式化的捕食、仪式化的食物交换和仪式化的飞行（注：仪式化的捕食——雄性灰苍鹭展示一套捕鱼动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发出的求偶信号（是求偶典礼的一部分）；仪式化的食物交换——鸟类的接嘴有许多功能，主要是用来建立和维持联合。某些鸟类用接嘴作为配偶相遇的礼仪或平息争端（妥协）。这种行为显然源于幼鸟接受成鸟哺食。仪式化飞行——某些雄鸟求偶采用特别费力、引人注目的方式飞行，以最大限度地展示羽翎。飞行中它们扇动光彩炫目的翅膀，或者拍打出特殊的声音来，以此吸引地上雌鸟的注意。）。哺乳动物行为的仪式化，经常出现于冲突的场境中（注：Wilson认为不仅是出现于冲突的场景，也是由从两种或更多的行为企图的矛盾中产生的信号演化。当一只雄性动物面对一个对手、又无法决定是勇猛出击还是逃之夭夭时；或当它接近一只潜在的交配对象，但又具有两种强烈的倾向：既想去威胁、又想去求爱时，或许它什么也不选择，相反，它可能干一种表面上不相干的活动。它把自己的侵犯意向转移到身旁的其他目标之上，例如一块卵石，一片草叶，或一个旁观者。或者它会出其不意地换一种替代活动。），特别是动物决定不了是否要全力投入战斗的时候。行为上的踌躇表现就告诉了同一物种中的其他旁观者，自己的状态如何，准备会有什么行动。灵长目认输俯首称臣的信号基本模式有两种，一是“关闭”激起攻击行为的信号，一是“开启”明白无误的非攻击性信号。“关闭”攻击信号只能使占上风的人冷静下来，而“开启”信号能积极改变进攻者的情绪，因而有助于让他息怒。通常动物研究显示的“开启”信号基本上都是仪式化的，大致都是模拟幼小的同类寻求成年个体照顾的行为姿态，或者是变形的模拟雌性臣服的姿势，以使强手息怒。此外，人类从微笑到大笑的复杂的信号显示，与其他高等灵长目也是直接同源相似或相同（Van Hooff,1972，转引自Wilson,1985），也是“露齿显示”演化而来的仪式化信号。“露齿显示”是一种最原始的信号，大多数灵长目成员面临厌恶刺激时，都呈现这种表情。当无法逃脱时，则更为强化。
以上主要引用Wilson和Morris经典的哺乳纲灵长目，以及一些其他脊椎动物的社会行为及演化分析，说明了同种个体之间因演化适应而共有行为知识（信号事件联结），具体存在两种——直接意向型的和仪式化的非习得共同知识。
新近的脑科学研究(Evelyne Kohler,2002)发现，在短尾猿脑中存在一组可能代表语言进化初级阶段的神经元——“听觉－视觉镜像神经元”。可能由这些神经元记录关于动作的抽象信息，以便用来计划和执行动作以及识别其他个体的动作。不管是自己做了动作，还是听到了与动作有关的声音，其脑部某一区域的一些神经元就被激活，同时当他看到其他个体做这些动作时，这些神经元中的许多也被激活。根据这些事实，“镜像神经元”可能也是动作通讯(gestural communication)的一个关键，而动作通讯可能导致了人类的口头语言。2000年国际黑猩猩专家组织对黑猩猩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全面的考察，考察范围从黑猩猩对工具的使用到它们相互打交道而形成的交流方式与社会习俗，发现在黑猩猩群体里早巳存在了对于信号行为反应的共同预期，即存在共同知识(Whiten & Boesch,2001)。例如，对于马哈纳的两只雌性黑猩猩在互相梳理的同时握手的情景表明，该地区的黑猩猩对于握手向同伴表示友好的形成共同的行为预期(McGrew,1992)。上述对黑猩猩这种新的认识，改变了人类认为自己具有独特性的观念，揭示了人类非习得共同知识存在的生物演化基础。
推论人类个体由自然演化而来的（非习得的）、相互之间能够共同识别的信号事件联结，就是人类在社会互动中最内层的稳定不变的共同知识。
四、个体知识变化与共同知识演化
（一）知识分层特性
共同知识的变化必然是个体知识的变化，要考察共同知识的变化就需要考虑个体的知识变化过程。个体更替已有知识（图1中“知识存储”）的难易程度，或者说已有知识的稳定性，无法设定为一样的，所以不失一般地设定：如果稳定性存在差异（注：知识稳定性差异存在首先体现在个体预先存在的独立于互动过程的“非习得知识”，这是最稳定的。导致稳定性差异的一般原因与分层偏好的后天变化机制有关。偏好分层相应可能导致“知识”分层。），则可以认为个体积累的知识具有分层特性，相应地共同知识也需要考虑分层特性。
个体“信号－事件”联结的稳定性差异表征为不同分层。调整知识的过程决定了不同的“信号－事件”联结的重新构建所涉及的偏好层面及评价反馈是不一样的，例如学习规则比行动规则更为稳定。其中，非习得“知识”稳定性最强，就称之为最内层；发生图1中“目标引导的行为”时，信号与行动结果的联系就处于外层，因为像“经济人”那样求线性或非线性规划最优解的知识是后天习得形成的。个体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存在相对比较稳定的“共同知识”，也就是个体交往过程的信息披露并不会改变“较底层”的“共同知识”。稳定程度由内及外，变化大致由外及内。总之，只要个体的知识积累是分层的，那么个体间的共同知识就是分层的。同时，哈耶克指出分层知识也是重叠的（注：哈耶克指出规则是分层且重叠的，其含义是个体与环境、个体之间互动时，分层知识同时参与行动。见“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9)的跋（邓正来译“法律、立法与自由”）。）。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共同知识分层。类似哈耶克建议“规则”分三层，这里也大致分三层（注：哈耶克的三层规则结构中，第一层也是遗传的”本能”，与本处相同。第二层“乃是人类在其经历的前后相继的社会结构类型中所习得的各种传统的全部留存规则，也就是人们并不曾刻意选择但却广为传播和盛行的那些规则；这些规则之所以得到传播和盛行，实是因为某些惯例促成了某些群体的繁荣，而且还致使它们的规模得到了扩大（这些群体的扩大也许更多的是凭靠它们对群体外的人的吸引，而不是靠群体内部人口的迅速增长）。第三，也就是这个重叠规则结构中的最高一层；这是一个较薄的规则层，其间所包括的乃是人们经由刻意采纳或刻意修正而用来服务于那些明确且已知的目的的那些规则。”(Hayek,1979)。实际上，他是依伦理倾向进行划分的，因为“使人变成好人的因素，既不是自然(natural)，也不是理性(reason)，而是传统(tradition)。”这里考虑知识变化的稳定性而不是批判人工理性设计，所以第二、三层之间的划分未按Hayek主张的“刻意”与否作为区别分界。）：上一部分已经讨论的“非习得”共同知识；个体之间通过长期面对面交往习得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可以不通过“默会”的，可被个体显性描述授受（注：当事人之间可以不通过面对面，而是通过语言文字等符号作为中介的共用编码系统实现记录解读传递交流。而界定“默会”为“不可言传”而共同会其意。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被社会生物学、文化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用文字描述“默会”时用的记录和解读手段，并不是当事人自己转换成文字再用文字交流的手段。）的习俗、禁忌、惯例、制度等行动规则。
第一层“非习得”，包括个体行为与环境互动分析框架（图1）里，个体共有的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内层稳定偏好、行为能力、识别能力和学习能力，此时，个体共有着如皮亚杰(1965)、哈耶克(1967)、波普尔(1990)（注：皮亚杰(1966)通过对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认为认知活动产生于生物学的基础上，行为过程与生物体的生长存在联系性；哈耶克(1967)认为个体的知识分别来源于先天的（遗传继承的）和后天习得（文化传承的）；波普尔(1990)在其“走向进化的知识论”的演讲中也强调知识的生物性基础。）所谈的先天的知识。
第二层“默会”，也包含一些纳尔逊和温特(1982)、Cohen(1996)、Becker(2001)等意义上的“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作为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中当事人只可意会的“惯例”。
第三层“可被个体用文字等符号描述交流”，这一层“共同知识”在行为反应层面也表现为“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具有知识的常规性。同时，拥有“共同知识”个体的互动行为反应也表现出由规则支配的准自动或者程序化特点。
给出知识分层特性将有助于下面讨论个体知识变化过程，同时如果分层的知识积累是分叉增长的话，那么也可以由此理解某些认知发展被“锁定”在皮亚杰的“schema”里的现象。
（二）个体知识变化过程
具有基本稳定偏好、信号识别能力、行为能力的个体，在生存、延续的活动中不断经历外界的刺激（可能来自自然、其他个体、个体间社会互动过程），如果产生一个被个体判断的新信号状态，个体将以直接试误或间接模拟的学习方式进行该信号事件（后果）与偏好取向的对照。若与偏好的取向相同则形成“赏”的评价并存储该信号与稳定偏好的同向关联，反之个体所存储的该信号与稳定偏好的反向关联——“罚”的评价（本文将这种对照比较的过程称为评价反馈机制，见图1）。经历一次或数次这样的重复信号出现过程，个体通过评价反馈机制，形成与此信号的新联结，便习得了新知识（一个信号和另一个信号的新联结）。
知识变化源乎新信息 上述知识变化的整个过程源于新信息。如何考察新信息？根据知识的界定，新信息对个体意味着两种可能性：一、与已有的知识相比，个体感官系统接收到了“异常信号”，即在已有的知识集合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联结，从而不能对新信号进行解码，赋予其功能意义（无法识别的信号>；或者，二、出现“异常联结”，即信号与相应发生的事件不符合个体已有预期的“信号—事件”联结，与信号联结的事件结果超出个体既有的预期范围，例如原估计可以觅食的地点或方式不再奏效。
直接试误或间接模拟学习 面对“异常信号”，个体将采取的应对方式无非是直接试误或间接模拟学习来进一步观察事件结果，即观察自己尝试应对的事件结果，或者观察其他个体尝试应对（作为自己的模拟）的事件结果，并将事件结果的“功能意义”与原有偏好进行对比评价，进而可以分析如何影响“信号—事件”联结集。观察事件结果与偏好对比评价有三种可能：一、中性评价——与既定偏好并无多大关系，个体将对此新信号做一个中性事件的新联结存于知识集，或者以后不再接收，例如“视而不见”处之。二、赏的评价。新信号与具有奖赏意义的事件形成新联结添加存入知识集。三、罚的评价。与奖赏同理，新信号与具有惩罚意义的事件形成新联结添加存入知识集。
现实中个体大量面对的往往是“异常联结”，个体同样经过后验（学习），调整更新联结（注：信念调整涉及记忆遗忘等学习理论的分子生物学和行为经验研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研究领域，这里只能非常简化地假定）。
个体知识的分层变化 因为不同的外界信号在相同的刺激强度频率下，不同层的知识存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个体接收到新信息，通过学习及偏好对比评价，导致以下个体知识的分层变化（按照知识分层特性）：
最外层是可被个体用文字等符号表述（可被个体显性描述）的知识变化，一般影响的是个体常规性由规则支配的准自动或者程序化行为反应。例如重游一个以前熟悉的城市，发现街道与以前的印象不同时，再用一张新的地图建立新的地理位置联结关系，从而指导出行路线。又如欧洲人将滑膛枪及其战斗力第一次展现给新西兰毛利人的时候，使毛利人由来已久的传统作战方式发生根本改变，毛利人由此广泛应用新式武器进行战斗（注：欧洲人到来之前，新西兰毛利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攻击性的民族之一，10多个毛利人部落经常相互杀戮并视之为最高成就。欧洲火药武器的引入使他们的作战方式迅速发生改变：从起初看到滑膛枪威力的万分惊奇到广泛拥有，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威尔逊，1979，中译本，1987）。）。可以指出的是，一般仅仅使最外层知识发生变化的新信息出现时，个体的行为模式改变而个体偏好可以保持不变。一般体现为人类的工具技术变迁，使得当事人认为原偏好取向的行为效率提高了。
默会知识的改变。这一层的改变可归纳为影响外层偏好的改变（注：外层偏好可以理解为是实现内层偏好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较外层的偏好就是“默会知识”。）和学习规则的变化。
如果将谋求较高等级位置作为较内层的偏好（注：黑猩猩群体亦然，这一倾向在灵长目群体中是显著的。例如见珍妮古德尔(Jane van Lawick-Goodall,1971)的经验观察。），那么追求时尚的行为举止和装束方式就是较外层的偏好。外界信号使个体改变自己，形成“有教养的贵族气质”就是一种默会知识的改变。一般地，外界新信号使个体判断不符合原先的外层偏好时，个体将依据内层偏好重新评价原先的外层偏好取向（例如否定评价），一定次数的新信号重复刺激将使个体改变外层偏好。引发偏好改变的起因也可能是较外层的技术知识的成功变迁在内层遭遇的惩罚评价（注：反之未必成立，即技术知识变迁未必一定带来偏好改变。）。典型的例子是毛利人在成功地完成了滑膛枪使用的技术知识扩散25年之后，战争取向的价值观受到怀疑，又经历十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注：“整整有1/4的毛利人死于与冲突有关的各种原因。到1830年，尼加秘希人开始怀疑用战争的方式进行复仇的必要性与价值。很快，旧有的价值观被打破了。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全部毛利人迅速转向基督教，部落战争也完全停止了。”（威尔逊，1979，中译本，1987,P.110-111））。
学习规则是指个体寻求满足重复预期的新联结所采用的直接试误或间接模拟等学习方式，例如当遇到“异常信号”或“异常联结”时，个体习惯于求教于长者、祭司或水晶球、听命于高等级权威，模仿大多数、模仿自己认为可信的成功者，还是自己直接试误。这是运用演化博弈模型的关键所在。可以指出的是，只有当最外层的知识调整总不能满足偏好取向的奖励评价预期时，个体才有可能（但并不一定）改变自己的学习规则——干脆换一种尝试探索的方式。例如，设想一位郎中在尝试了若干剂不同的草药处方均不奏效以后，干脆改习生理生化病理药理和临床医学。
·最内层知识的问题。哈耶克(1979)考虑分层知识的重叠性，以及青木(2001)关注多重域(domains)之间可能的制度“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都说明个体显示的行为表征同时受不同层的知识影响。所以如果由基因携带的最内层知识不再显示其行为特征时，实际是第二、三层的知识与最内层知识共同作用下的个体行为表现，最内层知识未必被清除。
（三）个体间互动与共同知识变化
个体交流与共同知识变化的基础 在上述个体知识变化可能性分析的基础上，现在可以考虑个体间的交流互动和共同知识变化。个体间交流互动的前提，是先于交流过程就已经存在的非习得共同知识，这一点在前一部分讨论中已经表明，其存在性可以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另一方面，个体之间学习的能力具有人人平等的遗传基础（依假定）。所以，分析个体之间通过已有的共同知识交流互动，进而扩展共同知识的基础已经具备。同时，每一个个体都拥有其他个体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局部知识，所以现在可以形象地说，个体间交流扩展共同知识“既有可能又有必要”。
新共同知识来源与一般变化 既然前面已经阐明个体新知识来源于新信息，那么“共同知识”的演变，或者说新的共同知识必然也来源于个体都能接收到的新信息。一般而言，“共同知识”演化变异的来源是经济系统的普遍不确定性、创新的出现以及迁徙等。当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创新者出现，知识的常规性就会落空，创新个体依评价反馈（注：即个体自己对信号的常规性，或哈耶克认为的个体与自然的均衡。）对该信号作出外显的行为反应，而这一反应又成为向其他个体发出的新行为信号（注：除非创新者自己独有的特征使之成为其他个体无法接收，或经赏罚评价判断为中性的（其他个体认为与自己没有可比性，不具有参照意义）。）。于是，新信息打破了原来行为预期的稳定。创新者在其评价反馈促使下对新信息进行适应性的学习，继续做出新的反应，一开始这个行为反应属于创新者的局部知识，此后，随着个体间通过“试错”、观察、模仿筹学习方式和相互作用逐渐形成对该信号行为反应的共同预期，即形成新的共同知识。
基于个体（环境）互动分析框架的两类共同知识变化 个体通过共同面临环境面对面交往从而调整共同知识的过程可以用图3——个体（环境）互动分析框架表示。
第一，个体与外界环境互动形成的共同知识变化。当重复的外界环境信号被个体I和J同时识别，个体I和J经互相观察对方响应外界信号之行为，形成关于对方信号反应的估计，从而形成对于信号反应的共同预期。例如上面提到的滑膛枪显示射击效果是“外界环境”向个体I和J发出的信号，又，个体彼此可观察对方已“知晓新工具的效能并努力替代弓弩”。
图3 个体（环境）互动分析框架（两个体面对面简化）
第二，个体间互动。个体I对J发出行为信号ai（在外界环境场景下），个体经评价反馈对信号（注：个体I和J彼此关于对方行为的信号解读的一致性，依赖于较为稳定的共同知识。）ai做出行为反应aj。若aj与个体I的联结(ai-aj)预期不符，则I将依一定学习规则调整发出第二次行为信号a'i，于是a'i又将与个体J联结(ai-aj)的预期不符，再次引发个体J的调整行为aj'，……如此类推，经过长期的面对面试错、模仿，最后形成了对于信号ai的共同行为反应预期。同时，这两个个体间的交往行为及反应，对于其他个体又是一系列新信息，其他个体在评价反馈的作用下也通过预期试错、观察模仿对信号形成联结，如果该联结结果与前两个个体一致，即形成了三个个体的共同知识。由此类推到n个个体的共同知识。这种通过较长时间个体面对面交往形成的“共同知识”通常是个体“理性不及”的，即无法言说的，扩散过程更多地通过个体潜移默化的“隐性学习”(implicit learning)。一般由此形成较稳定的共同“默会”知识。
最外层共同知识的变化 最外层共同知识可被个体显性描述。从文字之前的语音图形符号到现代通讯编码系统，都是最外层共同知识的内层支撑。随着“共用交流符号系统”及传播介质的发展和人类交往秩序的扩展，个体间的社会交往大大超出了“面对面”方式。这种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规则、惯例或者秩序与“面对面”交往形成的共同知识相比，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一是受制于“面对面”知识（注：在形成新的共同知识时，个体间在相互交往过程的行为反应依旧会受到原有的较为稳定的共同知识的影响，例如，个体依旧受到原有熟人社会形成的“默会知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较为外层的共同知识变化过程中依旧存在稳定不变的共同知识，后者指导外层共同知识的形成和变化。），二是较不稳定。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熟人社会的习俗比较难以发生改变。例如费孝通早期在《乡土中国》中谈到“文字下乡”在农村推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在熟人社会中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往模式。
互动与共同知识演变小结：互动前个体们已经拥有先天遗传和后天习得的知识（注：哈耶克(1967)认为，个体通过先天遗传和后天对于环境的学习形成了“行为规则系统”(the systems of the of the conducts)，“行为规则系统”经过长期的演化形成“行动秩序”(the order of actions)。），在行为反应层面上受到“局部知识”和已有“共同知识”的共同作用。前者是分散在每个个体不为外人所知的对于特定信号的联结，后者是个体间对于信号行为反应的共同预期。个体通过在行为反应层面的交流互动，发现新的联结（或信号），互相调整预期并作出行为反应，再调整预期，类似迭代算法直至收敛。并且这种变化能够被其他个体观察，通过学习模仿而扩散。
共同知识的传递主要是靠个体的学习模仿机制。群体外的个体通过观察、试误，在赏罚评价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偏好取向，习得该知识。不同层面的共同知识需要不同的学习过程，例如，对于“默会知识”的学习，则需要个体参与其中并且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体会。因此，群体内个体面对面形成的“共同知识”也具有场景性。
五、结论
基于个体基本行为假设——分层偏好、学习能力和评价反馈的关联框架，可用于简化描述共同知识（相互之间能够共同识别的信号事件联结）的存在与变化。
存在与互动过程无关的共同知识，即非习得的直接意向型的和仪式型两类共同知识（共用信号交流系统）。其存在性得到了生物演化和行为研究的经验支持。
共同知识的概念体现了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内核”。从发生的角度，共同知识是分层的，越往外层的共同知识越不稳定。外层共同知识的演化受到底层稳定共同知识的作用和制约。
共同知识可分为“非习得”、面对面“默会”，和“可被个体用文字等符号描述交流”三层。
新的共同知识来源于个体都能接收到的新信息，新信息打破原来稳定的行为预期，进而引发个体在评价反馈机制作用下根据偏好取向，通过观察、试误，互动调整行为及（信号事件联结）预期，直至新的联结预期达到稳定。
［收稿日期］2005-01-12
附录：非习得共同知识存在性说明
“内层”共同知识分析 上述案例表明，个体获取新的共同知识或者要以符号性语言为媒介（第Ⅰ种情况），或至少要有同样的信号接收、识别解读方式（第Ⅱ种情况）。新的个体发现木桩标识，也就是他对人工烧焦木桩信号与领主的邻居具有相同的“信号接收、识别解读”方式，“从而形成与另一事件联结”——有人曾经烧过这个木桩。即使是试误，个体之间相互发出行动也要以共同的识别解读为前提（注：例如，农户如果用烧焦的木桩作为标识来防范飞行的鸟类啄食庄稼，鸟类与农户就烧焦的木桩则无法达成共同知识，因为没有非习得共同知识作为基础。）。既然存在“内层”共同知识是一般共同知识的必要条件，那么最“内层”的必然是“非习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