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大开发论文,成效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从1979年到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8％。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0.20左右，是世界上最为公平的国家之一，到2004年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7，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②许多学者研究指出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危害，他们从政治经济模型、社会政治模型和信贷市场不完善模型等不同角度来探讨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Galor & Zeira,1993; Alesina & Perotti,1996; Persson & Tabellini,1994)。中国的收入差距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年增加，这种不断增加的收入差距势必会给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其中区域发展不平衡及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图1显示的是1987-2007年我国各省际人均实际收入的离散系数，及东部9个省份人均实际GDP的均值与西部10个省份人均GDP均值的比值。可以发现，我国省际人均GDP的离散系数从1987年到1991年趋向于下降，在上世纪90年代趋向于不断上升，直到90年代末期上升的趋势才有所缓解，自2004年后，离散系数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以此衡量，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在上世纪90年代不断扩大，近年来又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如果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比值来衡量，该比值在2004年之前总体上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直到2004年之后，这种不断上升的趋势才发生转变，这意味着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发生了逆转。③
图1 1987-2007中国实际人均GDP的离散系数和东西部人均实际GDP的比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分省统计年鉴。
为了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1999年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重庆、内蒙和广西等12个省、市、自治区。从2000年到2007年，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力度，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累积近15000亿元，国债、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部门建设资金累计安排西部地区7300多亿元，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④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从2000年的1460元增长到2007年的3203元(均为1978年实际价格)，年均增长率为11.9％，超过了同期全国人均GDP的增长率。⑤到现在为止，西部大开发已经实施了近十年时间，为西部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效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大开发势必会对我国西部地区乃至全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西部大开发自2000年开始实施，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从2004年开始有所下降。区域发展差距的下降发生在西部大开发之后应当不是一种巧合，而西部大开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或者缩小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呢？这是学界、政府和社会都十分关注的话题。
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如下：(1)西部大开发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2)西部大开发是否缩小了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进而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收敛；(3)西部大开发通过何种机制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全国的区域经济收敛。由于我国西部地区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因此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助于缩小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这就意味着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也就相当于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本文的重点是给出定量的评估结论。而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西部大开发如何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西部大开发实施近十年来的得与失，进而对于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提供政策含义。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引入差分内差分方法评价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是对西部大开发成效做一个比较严谨的社会科学检验。差分内差分方法在政策评价方面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方法，国内使用这种方法在政策评价方面的文献还较为少见。其次，本文用一个省际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条件收敛进行了再检验，并对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使用差分内差分方法进行了分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得失提供了科学诊断，进而为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政策含义。
二、相关文献及差分内差分方法
(一)相关文献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向东部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我国已经形成了典型的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富裕、中部次之、西部贫穷。为了解决东西部地区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2000年我国开始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的目的主要有二，其一是加快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二是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促使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前者关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后者关乎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西部大开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均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西部大开发实施至今已近十年，如何对西部大开发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上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呢？西部大开发战略自实施以来，部分学者对其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王洛林和魏后凯(2003)最早对西部大开发的进展和效果进行了评价，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在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然而在吸引民间投资、软环境建设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仍然进展缓慢。魏后凯和孙承平(2004)应用定量的方法和系统的数据，从9个方面考察了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促进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西部大开发并没有使得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缩小。刘军和邱长溶(2006)对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他们的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优惠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降低。毕涛(2008)通过建立新疆地区的生产函数及应用邹至庄断点检验方法验证西部大开发对新疆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表明新疆地区在2000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加快。
尽管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自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明显加速，但是，这种加速的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的呢？我国自2002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如果不考虑这种大环境，仅仅根据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在2000年前后的变化来评价西部大开发的效果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事实上，西部大开发相当于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做了一个政策实验，对于这种政策的效果评价，国外通行的做法是采用差分内差分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ethod)进行判断(Ashenfelter & Card，1985；Gruber & Poterba，1994)。差分内差分方法主要用来衡量某一项政策是否产生了效果，具体做法就是选择一个处理组(treatment group)和一个控制组(control group)，这个处理组在某一个时点上发生了政策变动，而控制组在这个时点上没有发生类似的政策变动。为了检验这个政策变动的实际效果，我们可以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政策前后经济发展的变化，如果处理组的变化明显地大于控制组的变化，说明该项政策产生了明显效果。
(二)差分内差分方法
差分内差分方法主要用来研究政策问题，自从Ashenfelter and Card(1985)首次使用这种方法以来，该方法已经广泛地运用在政策效果的评价中。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比较两个组别在两个时间段上的产出，其中一个组别叫做处理组，这一组在第t时点上发生了政策上的变化，也就是说经过了政策处理。第二个组叫做控制组，这个组别在t时点前后均不发生政策上的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处理组和控制组在t时点前后平均产出的变化来判断这种政策是否产生了效果。
Meyer(1994)对差分内差分方法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他假定有代表性的经济体(处理组)在t时刻发生了政策变动，而在t时刻前后，这个经济体在政策变化前后的经济行为均能被观察到。于是我们可以通过如下回归来估计这一处理效应：
通过这种简单的差分来评估政策变动的效应会带来潜在的识别问题，比如说在t=0和t=1之间，除了政策变动的效应会带来产出改变之外，其他许多因素都有可能引起产出变动。差分内差分方法的实质就是通过引入控制组而将其他因素也考虑进来。由于控制组仅仅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分离出其他因素的影响。差分内差分方程形式如下：
方程(2)中的一个关键假设条件就是当不存在政策变化时，β=0，这一假设“只有在控制组和处理组在性质上非常接近时是最为合理的”(Meyer，1994)。
三、实证模型及数据处理
(一)实证模型及变量说明
收敛性的概念包括两种，一种是δ收敛，它主要关注横截面上人均收入的方差或者离散系数是否缩小。而宏观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种形式的收敛，即β收敛，这种形式的收敛主要表现为贫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富裕地区，从而导致前者的人均收入逐渐赶上后者。本文主要关注西部大开发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进而促进中国区域经济收敛。因此，本文的实证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增长模型，其形式如下：
式中Δpcgdp是被解释变量，它反映的是各省份实际GDP的增长率。由于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方程(3)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面板模型。X是解释变量向量，它包含的解释变量为：(1)初始人均GDP，用pcgdp表示，当初始人均GDP前面的系数为负时，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经济增长率越低，区域经济因此满足条件β收敛的性质；(2)资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资本存量(k)、交通基础设施(transport)和人力资本(human)；(3)政府支出(gov)；(4)投资环境，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5)产业结构(tertiary)；(6)虚拟变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
k是资本存量，用各地区人均资本存量的对数来衡量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transport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用各地区铁路、公路和水路路网密度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human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FDI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外资及其投资环境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gov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用它来控制政府支出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tertiary用第三产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dummy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地区虚拟变量(分为中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以中东部地区为参照，dwest虚拟变量)，用它来控制地理位置的影响，还有一个是时间虚拟变量d2000(2000年及以后取值1，2000年之前取值0)，用它来控制西部大开发以后的时间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999年我国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2000年我国开始大量地向西部地区实施一些政策性的倾斜。短短几年时间，我国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西部大开发是否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呢？尽管毕涛(2008)用邹至庄断点检验的方法验证出新疆地区在2000年之后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这种方法只是估计新疆一个地区在2000年前后的变化。新疆的经济增长速度在2000年之后加快，有可能反映的是一种时间趋势，而不是西部大开发实施导致的。因为进入2002年之后，全国经济加速增长，2003-2007年我国年均GDP保持了近10％的增长速度，因此2000年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速有可能使经济进入上升周期所致。引入差分内差分方法，可以分离出经济周期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做出客观评价。本文的做法，是选择西部大开发的10个省、市、自治区作为处理组，而以全国其他18个省份作为本文的控制组。差分内差分要求控制组与处理组具有相同的性质，而在实际中要想找到两个完全同质的个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某一政策改变对一些发展中国国家的影响时会选择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控制组(Henry，2008)，为了控制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异质性问题，他们通常会引入其他一些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组选择的是我国西部大开发之外的其他省份，由于地处同一个国家之内，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同质性程度显然要比发展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同质性程度更高一些。
当然，即使地处同一个国家，我国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也很难具有完全的同质性，因此，本文引入其他一些控制变量来控制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异质性问题。此外，在进行模型估计时，我们尽量采用固定效应方法来控制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的异质性。西部大开发相当于在我国做了一个政策实验，用差分内差分方法研究西部大开发的效果是适当的。西部大开发始于2000年，因此我们以2000年作为处理组政策改变的年份，我们将方程(3)进一步变为如下模型：
式中X是解释变量向量，与(3)中X变量向量包含相同的内容。与方程(3)不同的地方在于方程(4)中包含了区域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dwest*d2000。而本文最重要的一个解释变量就是区域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因为它的参数估计值，
实际上就是差分内差分的估计结果。估计出的表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在西部大开发之后是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变化。如果的估计值显著大于0，说明西部大开发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向其他地区趋同，从而缩小了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收集和整理了我国除海南和西藏之外28个省份1987-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了保持指标的一致性，本文中的数据除了资本存量k和人力资本human之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交通统计年鉴》和分省统计年鉴。我们用各地区的资本存量来表示该地区的实物资本投入，各地区资本存量数据来自Bai等(2006)的计算。人力资本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有关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1998年以前的数据来自胡鞍钢等(2001)的计算，1998年以后的数据由笔者根据胡鞍钢(2001)的计算方法计算得出。由于FDI用美元衡量，本文中的FDI按照当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调整成以人民币衡量的FDI。文中的人均GDP、资本存量和FDI都经过了价格调整，价格调整的初始年份为1978=100。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衡量经济增长的是1年期或者5年期人均GDP增长率，比如说当我们验证1987年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对应的被解释变量是1987-1988年或者1987-1992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而1988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则对应1988-1989年或者1988-1993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依此类推。将这些数据堆扎起来，我们就构建了一组面板数据，这些数据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估计方法的说明
面板数据模型最常用的估计方法是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当解释变量具有内生性时，这两种模型均不能保证得出无偏的参数估计，此时，工具变量法是更为合适的估计方法。方程(4)中出现了滞后被解释变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比如说交通投资、城镇化率等解释变量既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可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解释变量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因此对于方程(4)的估计最好使用工具变量法。为了得出参数的一致估计，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这个问题，Arellano and Bond(1991)提出了用一阶差分GMM(first differenced GMM)估计方法来解决。其基本思路是首先对方程(4)进行一阶差分，然后用滞后的被解释变量或者解释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这种方法很快就遭到了批评，当解释变量高度持久时，利用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会使得估计结果非常糟糕，因为在那种情形下，滞后水平是一阶差分的弱工具(Temple，1999)。Blundell and Bond(1998)也指出，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得到有偏的估计结果。为了克服弱工具变量的影响，Arellano and Bover(1995)以及Blundell and Bond(1998)提出了另外一种更加有效的方法，即系统GMM(System GMM)估计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回归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在这种估计方法中，滞后水平作为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一阶差分又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实验已经证明，系统GMM估计相对差分GMM估计方程来说有着更好的有限样本特征，因此其估计结果更加有效。鉴于此，我们主要使用系统GMM方法而不是差分GMM估计方法来对方程(1)进行估计。
由于在系统GMM估计中，水平变量的滞后项是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而差分变量的滞后项又是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这里面就存在工具变量是否有效的问题。Arellano and Bover(1995)及Blundell and Bond(1998)提出了两种统计检验方法来检验系统GMM的工具变量是否有效。第一种方法称为过度识别约束检验，这种方法称为Sagan检验或者Hansen检验，这种方法主要是用来判断在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矩条件工具变量在总体上是否有效。第二种检验是自回归(AR)检验，这种检验主要是用来判断残差项
在差分回归和差分-水平回归中是否存在序列相关。在Sargan检验中，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有效，在AR检验中，残差项允许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允许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了同时得出于西部大开发在短期和长期中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为了检验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时间上的稳健性，本文给出了被解释变量分别为1年期和5年期平均增长率下方程(4)的实证估计结果，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的模型均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表2的下面给出了工具变量有效性的检验值，从检验结果来看，所有模型的AR(2)检验值和Sargan检验值均在0.10以上，说明工具变量有效。由于宏观经济学家主要关注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在对表2的结果进行分析时，我们将主要集中于表2中的模型(4)上。
表2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基本上符合经济学解释，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在所有的方程中均能够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而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这一点也不难解释，即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地区的政府支出规模越大，而政府支出规模大的地方，政府干预往往更为严重。过多的政府干预往往被证明是对经济有害的，因为它往往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外商直接投资再次被证明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为当地解决了资金上的问题，而且外商直接投资还能够带来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它是“有效率的投资”，许多研究者证实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如孙力军，2008；魏后凯，2002等)。第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与我们的经济学直觉相符合，因为服务业发展越好的地方产业结构越合理，其生产效率相应更高。
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前面的系数为正，而且所有的系数均处于0和1之间，所有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线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效应，用动态面板模型显然要比静态面板模型而言更适合于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初始人均实际GDP前面的系数在所有的情况下显著为负，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条件β收敛，这一结论与先前大多数研究者得出的结论相同(林毅夫、刘培林，2003；蔡昉等，2001)。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也证实了先前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们的观点(Aschauer，1989；Cazzavillan，1993)，再次说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表2中最为重要的参数估计是衡量西部大开发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分内差分估计结果。这种政策变动的影响体现在区域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交叉项的参数估计上，即dwest*d2000前面的系数上。差分内差分变量前面的系数反映的是西部地区2000年前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是否比东部地区2000年前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更大一些。从估计结果来看，dwest*d2000的估计系数在各个模型里的估计结果都显著为正，这说明西部大开发加速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使得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有所缓解。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于中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增加了约1.5个百分点(参看表2中模型(4)dwest*d2000前面的系数)。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中东部地区的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是11.4％，而同期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均实际GDP的年均增长率为11.9％，在这段时间内，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中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差距出现了逆转。如果没有西部大开发，那么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增长率仅为10.4％，这一速度低于中东部地区。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西部大开发，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与东部地区的人均GDP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收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控制变量差分内差分估计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西部大开发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本文进一步地用差分内差分方法来估计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其他一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的影响。表3中给出了这些控制变量的差分内差分估计结果，它们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投资(transport)、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human)、外商直接投资(FDI)、政府支出(gov)、产业结构(tertiary)和全要素生产率。⑥
表3中最后一列给出了这些变量的差分内差分的结果，这些结果反映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这些变量的影响。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除了使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本存量相对东部地区来说有所改善之外，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得到相对改善。早前已有学者验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Schultz，1961；Becker，1964)。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大了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但是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人力资本分布非常不均衡，大量的高素质人才都选择了经济条件更好的东部地区，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还比较匮乏。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尽管2000年后全国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加速增长，但是中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超过西部地区，说明西部大开发并没有给西部地区带来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因为FDI通常都是有效率的投资，它不仅能弥补当地的资金不足，而且还能够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FDI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综合投资环境，这一综合环境不仅包括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环境，还包括这个地方的开放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地方的FDI反映了这个地方经济增长潜力的“软环境”。我国的FDI分布也是相当不均衡的，1987-2007年，我国西部地区吸引的FDI总额不到全国的5％。表3的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后，我国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FDI增长率均有所下降，但是西部地区下降得更快。我国西部地区在对FDI的吸引能力上本来就比中东部地区差，而FDI的增长率下降得比中东部地区更快，这会扩大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FDI引进上的差距。FDI反映了一个地区的软环境，因为FDI往往倾向于选择人力资源丰富、法制环境更好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并没有显著地改善西部地区的软环境。
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服务业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了显著地提高，而且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速度更是有所加快。但是从差分内差分的结果来看，东中部地区的服务业增加速度明显要高于西部地区。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TFP更是能说明一些问题，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85-1999年为0.040，而在西部大开发之后则下降为0.037，TFP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而东中部地区的TFP则有所增加。由此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并没有改善西部地区的生产率。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政府支出的差分内差分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在1987-1999年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增加5.4个百分点，而在2000-2007年里平均每年增加8.4个百分点，增加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而中东部地区同期每年只是增加了0.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就政府支出而言，西部地区的政府支出规模在西部大开发之后增加了。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对经济增长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从表2可以看出，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早前的研究者也发现了过多的政府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证据(Kwan and Sahni，1989；Mitchell，2005)。从理论上来讲，适度的政府支出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法治环境和产权保护，但是过多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是多方面的，Mitchell(2005)列举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8点危害，其中有两条就是资源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从表3可以看到，西部大开发没有降低西部地区的政府规模，而政府支出规模过大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效率的降低。因此，减小政府支出规模，发挥市场在西部地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也是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根据表3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但是到现在为止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实物资本和基础设施等有形资本的投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尤其是软环境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软环境往往反映了一个地方经济增长的潜力，它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往往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五、结论
本文应用差分内差分方法评估西部大开发对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及缩小中国区域差距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增加了约1.5个百分点，由此使得西部地区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超过了中东部地区，促使中国区域经济从趋异转向收敛。但是，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实物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的。而那些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和软环境的重要因素，如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对外开放度等方面，并没有因为西部大开发而得到显著改善。
本文在肯定西部大开发取得一个较好开局的同时，也发现前一时期西部大开发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十分重视硬件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软件投资的问题，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并没有显著加快，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等。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国家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根据本文研究我们得出的政策含义如下：
(1)西部大开发要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实物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西部地区整体上还处于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西部大开发实施近十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实物投资的深层次原因。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家对西部地区的实物投资还需要继续得到加强，否则，已经开始的区域经济收敛有可能发生逆转。此外，相对于中东部地区来说，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善，但是总体上仍然较为薄弱。本文证实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国家应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进一步缩小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差距。
(2)西部大开发在加强实物资本投资的同时，还应当强化以人力资本为代表的无形资本的投资。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源、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实物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胡鞍钢，2001)。我国的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衡，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的部分大城市。尽管西部地区拥有一定的教育资源，但是相对于中东部而言，西部地区的教育资源总体上还很匮乏。而且，西部地区培养的高素质人才，相当多地流向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因此，西部地区要想更快地积累人力资本，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差异，就必须大力强化对教育的投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人文和制度环境建设，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能够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
(3)西部大开发在加强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的同时，还应当重点强化政策法规人文等软环境的建设。未来要进一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加强西部地区的软环境建设。这包括政策制度、法制水平、社会人文环境等一系列社会软件的建设。西部大开发不仅需要国家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投入，还应当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向西部地区投资，这些都有赖于西部地区软环境的建设和改善。只有加强了西部地区的软环境建设，西部地区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外部投资，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4)西部大开发还应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为此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应注重推进政府改革。过去近十年西部大开发的实施，的确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缩小了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与此同时，无论是相对于西部大开发之前，还是相对于同期的中东部地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都有所下降，说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因此，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在加大各类投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还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本文的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伴随着实物资本投资的大量增加，政府支出大幅度增长，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说明政府过度参与和介入经济领域，这也是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因此，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国家要推动西部地区各级政府从经济增长型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把公共财政、行政体制、绩效管理等政府改革列为重要方面。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加强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根据《2008中国统计摘要》数据计算。
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WIID2C)。
③本文将西部大开发的12个省、市、自治区定义为西部地区，这12个西部地区是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重庆、内蒙和广西，本文中重庆的数据被并入到四 川，西藏地区数据缺失严重因而略去，因此本文中的西部地区仅包括余下的10个省(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海南、辽宁和福建，由于海南数据不全，因而本文中的东部地区仅包括除海南之外的其他9个省(区)。中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
④王政：《西部大开发8年纪实：经济增长最快，人民得实惠最多》，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0/14/content_10190008.htm,2008年10月14日。
⑤数据系作者根据各省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⑥TFP的数值系作者自估算，估算公式为：TFP=GDP增长率-0.5×资本增长率-0.5×就业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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