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海洋战略与日印海权合作
杨 震 蔡 亮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周边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苏联解体使日本来自北方的海上安全威胁消失，而两个平行市场的消失使全球化进程加快。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组成部分和发达的工业国家，日本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海洋战略。新的海洋战略更加注重国际合作。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中日和中印之间的海权矛盾不断上升，日本加强了与印度的海权合作。随着美国 “印太战略”的推行，日印海权合作将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并对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 键 词】 日本 印度 海权 合作 印太战略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周边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由于苏联的解体使苏联海军对日本北方海洋安全威胁消失；此外，苏联解体在经济上带来的后果是两个平行市场的消失，全球化进程加快。日本是美日同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不是主导的部分），也是当时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与强国，出于安全和经济的考虑，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海洋战略。而日本新的海洋战略在注重海上通道安全、维护海外利益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国际合作。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中日和中印之间的海权矛盾不断上升，日本加强了与印度的海权合作。随着美国 “印太战略”的推行，日印两国海权合作将会具有更加重大的影响。
一、后冷战时代的日本海洋战略
对于作为陆地生物的人类而言，海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海洋自身富含的各种资源；二是海洋作为交通介质所发挥的通道作用。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能从海洋中获取的资源无外乎海盐和水产类食材。而这二者不仅可以在陆地上找到替代物，且不具备战略性价值。同样是受到了技术因素的限制，海洋的交通价值也非常有限，且更多发挥了阻断的作用。各大文明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只有像丝绸之路这样的陆路交通，时断时续地提供着间接的远程联络。直到公元1500年之后，这一格局才被颠覆。
尽管海洋的资源开发依然低迷，但其交通价值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在如下3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最终形成了全新的国家竞争模式。第一，促进全球化的商贸活动。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长期扮演阻隔因素的海洋转为交通坦途。随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全球”概念开始形成，伴随而生的就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商贸网络，无论是市场还是资源的分布均高度全球化了。于是，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财富。同时，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科学体系的确立，技术发明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日趋重大，武器装备系统日趋复杂和昂贵，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的关联也日趋密切。因此，谁能控制财富，谁就能打造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形成了一种由海向陆，由富而强的新国家崛起模式。第二，确保军事力量的全球移动和投送。军事力量能否自由地移动和投送，始终是影响强国对决结局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全球地图、全球市场的产生，大国博弈的舞台和军事冲突的空间也全球化了。因此，能够有效控制海上交通线的国家，就直接支配着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移动和投送的自由度。第三，在军事冲突领域，造成了海权对陆权的不对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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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未出现之前，陆军的机动长期依赖 “肌肉力”，这造成了两方面的深远影响。在战略上，陆军的机动力根本无法和海军相抗衡，哪怕后者只是一支木质风帆战舰组成的舰队。在战术上，陆军则无法灵活地移动当时最具威力的战争武器——重型火炮，而海军却可以借助浮力轻松实现。结果就是，海权在与陆权的对抗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鸦片战争就是一个最鲜活的例证。在那个时代，强权国家之间围绕海洋的竞争，归根到底不是争夺海洋本身，而是争夺海洋上的交通线。又因为争夺交通线的需要，进而必须控制与之相关的枢纽节点，如关键性的海峡、运河和岛屿。这就是英国海军特别强调的 “网结”概念。而这张大网最终套住的，是整个世界的霸权。在上述历史巨变的刺激下，形成了以美国的马汉和英国的科贝特为代表的经典海权论。他们的理论基础在于：一是海权对陆权的压倒性不对称优势；二是由海向陆、由富而强的国家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核心概念就是制海权，而其所制者，实非海洋本身，而是以下两方面：一是维护交通网的安全畅通；二是控制关键性的战略节点。① 王鼎杰：《新海权时代的忧与思》，《世界军事》2013年第5期，第4-5页。 海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角色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以往的大国交通障碍转为沟通全球物流的通道。由于海洋的通达性使其在占领市场、获取财富、发展综合国力方面具有其它空间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因海而富，因海变强成为各大国的共识。日本这个东亚传统的海洋国家因此加大了对海洋空间的关注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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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岛国，日本37.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面积比英、德、意等传统欧洲大国都要辽阔，而日本领土面积位居61位的世界排名也昭示着它并非一个 “小国”。实际上，日本面临的最大困境一方面是相对1.25亿人口而言，这样的幅员显得相当有限，另一方面是日本列岛的资源极度贫乏，其能源自给率只有8%，其余92%均要从海外进口。粮食自给率甚至仅为39%，远不如面积不及它的英国 （63%）、德国 （95%）和意大利 （60%）。② 丹羽宇一郎 『日本をどのような国にするか——地球と世界の大問題·はじめに』、岩波新書2019年、4頁。 这样的自然禀赋缺失导致日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广阔的海外市场，走贸易立国的道路。而日本贸易立国的经济形态又导致其对航路畅通的要求是极其强烈的，甚至将其提高到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
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日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洋战略，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对海洋的控制。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在2005年11月曾经发表过 《海洋与日本——21世纪海洋政策建议》。在该建议的指导下，日本出台了 《海洋基本法》，并于2007年开始颁布实施。在 《海洋基本法》的要求下日本先后在2008年、2013年和2019年颁布了三期 《海洋基本计划》。可以说， 《海洋基本法》以及 《海洋基本计划》是构成日本海洋战略的指导及框架文件并涉及到日本海洋政策的方方面面。《海洋基本法》对日本的海洋政策进行了概括：（1）保护海洋环境；（2）推动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3）维护海洋运输；（4）推动日本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开发；（5）大力推进日本的海洋调查；（6）确保海上安全；（7）振兴日本海洋产业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8）大力推进海洋科研体系发展；（9）保护离岛；（10）加强日本海岸带的综合管理；（11）提高日本国民的海洋意识；（12）推进海洋领域的国际合作。② 海洋政策研究財団編 『海洋白書2008日本の動き世界の動き』、成山堂書店2008年、33-38頁。 而三期 《海洋基本计划》则对日本的海洋立国战略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即建立新型海洋国家，在积极开发利用海洋以及保护海洋环境二者之间达成协调平衡。该计划有四大方针：首先，挑战未开发的海上疆域；其次，加强海洋事务的国际合作；再次，通过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实现繁荣富裕的目标；最后，由从前的 “被海洋保护”向主动 “保护海洋”进行转变。① 「海洋基本計画」、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sanyo/dai41/shiryou2_2.pdf。 在国际合作领域，日本近年来与印度共同推进和落实了许多海洋安全项目，值得关注。
作为全球第三工业大国，日本工业对燃料和重要原料有旺盛需求，但是这些重要物资国内无法满足，几乎无一例外依赖进口。具体而言，日本的羊毛、棉花等纺织原料以及炼焦煤等燃料和铝以及天然橡胶是全部依靠进口；石油的自给率可以忽略不计，为0.2%；铁矿石的99.4%和锡的98%以及天然气的88.7%依赖进口。此外，日本的战略物资储备不足，大多只能维持不到2个月。如果停止进口原料，原本就不太景气的日本经济有可能会 “休克”。如前文所述，日本是全球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的第三工业大国，其重化工业比例位于全球之冠。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因此极度依赖国外市场，其机械设备、交通工具、金属制成品以及电子产品需要向国外市场销售。这种两头在外的经贸格局给日本造成了一个困境，就是位于高度发达制造业和日本本土资源严重匮乏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呈现出有增无减的趋势。由于海运的独特优势和日本四面环海的地理形态，其进出口对海上运输的依赖程度极高。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年的外贸海运量都在7亿吨左右，而进出口比重则高达7.5：1左右，在世界海运总量中的比重也达到20%。对于日本来说，海运具有双重意义——在战时作为维持战争运转的支柱，在和平年代则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一方面日本国内资源匮乏，粮食自给率低、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狭小，这导致日本是一个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国家，进而极端重视保持海上交通线的畅通。基于此，日本认为海上交通线事关日本的生死存亡，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① 小原雅博 『日本の国益』、講談社現代新書2018年、227、248頁。
二、近年来的日印海权合作概况
在进入21世纪以前，对日本而言，对印关系并未受到太大重视，而是位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延长线上。② 堀本武功 「日本の南アジア外交——緊密化する対印関係と今後の課題」、国分良成編 『日本の外交·第4巻·対外政策 地域編』、岩波書店2013年、171頁。 而对印度来说，虽然日本长期以来是印度最大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提供国，但在印度的外交排序中，日本排名却很靠后，排在美英巴 （巴基斯坦）中俄法德之后的第八位。③ 近藤正規 『二一世紀の日本とインド——インドの賢人五〇人にきく』、三恵社2001年、23頁。 进入21世纪以后，双方关系却急速升温，尤其是安倍2012年底第二次组阁以来，日印关系发展更为迅速。
观其一生，艾迪无时无刻不在与死亡和孤独斗争。童年的艾迪常听父亲讲，“活在世上的理由就是为长久地安眠做准备”，而这在福克纳专家埃德蒙德．L．弗尔普(Edmond L．Volpe)眼中正是“她存在的试金石”。［4］在拜其父所赐的死亡与虚无中，艾迪尝试打破孤独，大胆追寻生命的意义，正如克里昂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写道，“艾迪认为人只有通过某些独特姿态坚持自我才能证明自己活着。”［5］艾迪反复鞭打学生，希望以这种方式建立起她与学生的联系，迫使学生认可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
莫迪此次访问日本的联合声明内容有56点之多，其合作内容包含政治、经济和防务等诸多领域，双方一致同意将外交与防务部门 “2+2”会谈进行升级，升级到部长级别。这种升级表明日本和印度在未来几十年有可能将双边关系保持在其外交政策的优先议程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性由此得到较大提升，并得到一系列合作内容的支撑。② Shamshad A.Khan，“India-Japan Relations：Suggestions to Further Deepen Bilater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http：//www.icwa.in/pdfs/PB/2014/PBshadec22014.pdf.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新兴科技的高度发展，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和国内开放型金融体系的建成，客观上要求我们的金融运行方式和金融品种要进行不断的创新，它为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更加崭新的市场环境和广阔的融资空间。
由此可见，日本和印度关系升温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两国在价值观、利益、目标等问题上立场较为一致，并在很多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如印度十分期待日本在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可以助印度一臂之力。而对日本来说，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其市场潜力不可限量。如此一来，经济发达且有强烈投资意愿的日本和市场庞大并继续投资来改善基础设施的印度在经济结构上就有了很强的互补性。③ 堀本武功 「日本の南アジア外交——緊密化する対印関係と今後の課題」、国分良成編 『日本の外交·第4巻·対外政策地域編』、岩波書店2013年、172、175頁。 此外，日本还愿意向印度出口先进的核电站技术、先进交通工具——新干线技术和先进防务装备。这同时是日本第一次与未加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进行合作，安倍将其鼓吹为双方战略互信和战略伙伴关系达到新高度的 “闪亮标志”。④ 「日印共同声明—自由で開かれ，繁栄し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て—」、平成29年9月1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90053.pdf。 其次是地缘因素。一方面日本认为印度所处的地理环境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对其确保航路畅通，推进自由贸易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日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历史负资产，加上地理距离相隔遥远，两国在地缘政治领域没有重大矛盾。日本是东北亚的海洋国家，而印度是南亚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分属于不同的地缘政治板块，两国没有领土及领海争端。这样的地缘因素不但有利于双方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还极易推动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合作。① 堀本武功 「日本の南アジア外交——緊密化する対印関係と今後の課題」、国分良成編 『日本の外交·第4巻·対外政策地域編』、岩波書店2013年、180頁。 莫迪就认为，印度转向东方已经有数千年历史，目前全球目光也转向东方，因此，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对21世纪的世界命运将产生深刻影响。② Narendra Modi，“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Government of India，June 01，2018，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日本则认为，鉴于难以单独对抗强大的中国，印度应加强与区域外主要国家的合作。近年来，迫使印度加强与美国和日本多样化关系的最大因素是中国，从这个意义考虑，虽然可以将与日美的广泛合作视为这个原因，但是对于与 “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关系应该特别指出的或许是2017年5月发表的亚非增长走廊 （AAGC）。亚非增长走廊以印度在非洲的经验和日本的技术实力、资金力量为杠杆，提高非洲与南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的连接性，日本与印度共同推进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在印度的战略共同体中，经常作为对 “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对抗措施提出。另外，还就印度与日美三国在连接性、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进行协商。③ 日本防卫研究所编：《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9——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及其影响》，2019年2月，第43页，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chinese_index.html。 此外，日本和印度在 “印太战略”④ 2018年11月6日，日本正式将 “战略”一词改成 “构想”（vision）。参见 「インド太平洋、消えた戦略政府が構想に修正」、『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1月13日。 框架下中相互支持，目的在于提高各自的国际地位。最后是第三国因素。这里主要指中国和美国。一方面日印关系升温本身就有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含义⑤ 堀本武功 「日本の南アジア外交——緊密化する対印関係と今後の課題」、国分良成編 『日本の外交·第4巻·対外政策地域編』、岩波書店2013年、183頁。 ，另一方面就是受美国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战略布局影响。美国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同时也是美日同盟的主导国家。近年来，为了适应所谓的大国竞争，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包括 “亚太再平衡”、“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印太战略”等。这些地缘与军事战略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整合周边力量围堵中国。日印的综合国力是亚洲仅次于中国的两大强国，日本除与中国存在钓鱼岛的主权争议外，两国围绕东海的海洋权益之争也常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印度则与中国分别在西藏、新疆边境地带存在东、中、西三段，面积高达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争议，甚至历史上还曾兵戎相见。总之，历史的恩怨与现实的利益纠葛使得中日、中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缺乏互信，因此日印两国均被美国视为围堵中国的重要战略支撑。换言之，日印关系急速升温离不开美国的默许甚至鼓励。
首先是军事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海军建设。这里主要是指加强航空母舰编队建设和增加海军航空兵轰炸机的数量。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尽管都是亚洲排名靠前的海上武装力量，却各有其结构性缺陷。日本海上自卫队是一支辅助型的海上武装力量，长于反潜和扫雷行动，其短板主要在于防空和反舰领域。就其能力而言，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短板和缺陷在于缺乏体系作战能力、独立作战能力和夺取制海权的能力 （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是美国控制日本的手段）。中国是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具有一套完整的军工与研发体系，可以独立研发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所有类型的舰艇。③ 杨震、刘丹：《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现状、特征与未来战略构想》，载 《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3期，第117页。
三、日印海权合作的特点
近年来，日印海权合作出现了一些鲜明的特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军事色彩浓。2001年1月，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尔南德斯访问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双边合作，这也是双方首次进行国防部长级正式对话。同年7月，日本和印度举行了两国安全对话和双边军事磋商会议。12月，日本与印度签署 《印日联合宣言》，承诺两国将在反恐、海上安全以及军控等领域展开合作。2006年，两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将在防务领域加强合作。2016年11月，安倍与莫迪进行首脑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将安倍的 “印太战略”和印度的 “东进战略”进行结合，双方在此框架下加强安全与经济合作。② 「日印首脳会談」、平成28年11月21日、http：//www.mofa.go.jp/mofaj/kaidan/page3_000194.html。 这就为日印海权合作打下了色彩浓厚的军事合作基调。从目前日印海权合作的内容看，主要就是军贸合作以及联合军事演习，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战略意图还是实际操作，日印海权合作很大程度上都是军事合作。
印度海军尽管拥有航空母舰，其舰载机性能和数量均存在缺陷，防空能力不足。且印度海军缺乏足够数量的先进大型水面战斗舰艇，为其航母编队提供保护的驱逐舰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中国相比。如果能够以轰-6K轰炸机搭载 “鹰击-12”反舰导弹实施空中突击，将能对印度海军航母编队形成有效压制。在必要时，轰炸机编队可以在南海上空对远在印度洋的印度航母编队实施威慑。
再次是双方投入力度较大。在日印海权合作中，双方投入的资源，特别是军事资源较多。以2018年度的 “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为例，在此次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的舰艇包括高波级驱逐舰1艘、秋月级驱逐舰1艘、苍龙级常规动力潜艇1艘以及P-1反潜巡逻机1架。而印度也派出了其最先进的什瓦利克级隐身护卫舰。该型舰是印度海军最先进的水面战舰，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派其参演，表明印度希望能加强与美日两国的军事合作。高波级驱逐舰和什瓦利克级隐身护卫舰分别是日印最先进的驱护舰，而P-1则是日本最先进的反潜巡逻机，双方的投入力度可见一斑。双方在海权合作中投入资源多从一个侧面说明合作的决心。
从过去的技术推广方面来看，站在技术推广的角度看，在进行林业技术推广时，主要依靠的是国家支持，虽然比较科学，但是推广形式是单一的，而且也不能灵活的运用，林农们不能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使用相应的技术，使林业技术的推广缺乏针对性，不能达到林业技术推广的实际作用。
最后是受美国影响深。日印海权合作很大程度上在美国 “印太战略”的框架下进行。这是一个以日印为两翼，以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为要点的四边防务战略网络。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正努力在亚太合纵连横。日本是 “印太战赂”的积极推进者，想通过拉中国另一侧的印度参与。使中国面临传统的 “海防”与 “塞防”难以兼顾的局势。美日印三国还举行 “马拉巴尔”联合训练，美日还竭力 “撺掇”更多国家支持 “印太战略”，共同构建 “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上秩序”。① 李大光：《“亚太”改为 “印太”，美国抛出 “印太战略”——打造围堵中国的 “四边形包围圈”》，《当代海军》2018年第6期，第64-66页。 由此可见，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印日海权合作，不仅决定其走向，还控制着其进程。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日印海权合作的主要针对目标是中国，且军事色彩浓厚，对中国的海洋安全构成了较为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在中国海外利益日益增长的今天显得越来越突出。② 杨震、蔡亮：《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海权与海外利益保护》，《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3期，第38页。 面对此种情况，中国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日印两国合作的重点议题是海洋领域。在这方面，双方的合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海洋政策的相互呼应。2017年9月14日，安倍晋三在日印首脑峰会上表示，两国要形成 “强大的印度为日本，强大的日本为印度”，进而形成从东南亚到非洲的具体合作议案。完成印度的 “东进政策”与日本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统合。对此，印度总理莫迪表示支持，还宣称东盟各国对印日两国充满期待，两国能为地区发展提供范本。① 王鼎杰：《从 “亚太”到 “印太”：美国霸权下的地缘波动》，《世界军事》2018年第6期，第9-10页。 其次是进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此类演习以 “马拉巴尔”演习为代表。“马拉巴尔”演习每年一次，轮流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进行。据环球时报2018年6月7日报道，美国、印度和日本三国在6月7日至16日举行了 “马拉巴尔-2018”演习，演习地域位于关岛海域。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次演习的重点是反潜作战。此次演习中，日本和印度都出动了反潜飞机，此外还出动直升机航母、驱逐舰、护卫舰、先进常规动力潜艇以及油轮参演。不仅参演军舰型号众多，参演科目也是数量繁多，其范围涵盖了各种海上战争与非战争军事行动科目，包括航母的防空反潜以及反舰作战；海上拦截与搜索；反船只劫持等。② YR：“2018年印度军力发展大盘点”，2018年12月19日，https：//mp.weixin.qq.com/s/xV3ApkTQB_QcnwE9BS30kQ。 同年10月，日印两国在印度安得拉邦维萨卡帕特南港举行了联合海上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出云”级直升机母舰 “加贺号”和 “稻妻”号导弹护卫舰和印度海军的多用途隐身护卫舰 “萨特普拉”号、反潜作战轻型护卫舰 “卡德马特”号以及补给舰 “莎蒂”号参演，此外，印度海军还派出潜艇、反潜侦察机和直升机参演。最后是实施海洋领域的军工合作。日本目前为止对于向国际市场推销武器依然十分谨慎，它所提供的主要是 “双重用途”装备。但是印度正是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自己的兴趣，它在2011年就为海军航空兵购买12架日本新明和公司生产的US-2大型水陆两用飞机的可能性展开谈判。上述飞机计划被用作搜索救援和运输作业。新明和公司根据印度要求推出的飞机具体型号为US-2i，根据评估，购买总价为16.5亿美元。该交易不仅将成为日本在国防出口方面的突破，而且也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产品出口。同时印度要求仅仅只有两架飞机以成品的形式提供，其余的则需要在印度组装。2015年印度和日本之间签署了有关军事技术和工艺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它规定要调解相应的问题并交互秘密信息，而且还专门讨论了出售US-2i的问题。① ［俄］K·V·马基廷克等著：《印度国防工业及与外国的军事技术合作》，知远防务战略与防务研究所译，知远防务战略与防务研究所，2016年版，第222页。 2018年4月，日印双方就该型机的技术转让达成协议。
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中国对海洋的重视以及对保护其海外利益的关注已经促使解放军逐渐向边境及周边地区之外的区域实施部署行动。解放军海军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此前的 ‘近海防御'向由近海防御和 ‘远海防卫'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这种态势反映了中国扩大作战能力覆盖范围的意愿。自2009年以来，解放军已经在此前仅限于港口访问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基础上逐步扩展了其全球部署行动的范围，如解放军海军执行远程海上部署、军事演习和对外交流任务的范围、频次都已超过以往。解放军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并在该基地部署了3至4个综合保障支援中队、2个警卫侦察中队、1个护卫舰艇中队、1个直升机中队、1个情报电子通信中队、1个卫生医疗中队、1个基地后勤中队等力量。此外还有可能在其他地区继续建立此类基地，这种态势标志着解放军开始在印度洋及更远地区拓展行动范围的转折点。这些海外基地以及解放军在未来10年内在其他领域作战力量投送能力的提升，都将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外运用军力威慑以及持续实施作战行动的能力。”① U.S.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China Military Power，Modern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January 3，2019，Washington，D.C ，pp.28-29，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Military%20Power%20Publications/China_Military_Power_FINAL_5MB_20190103.pdf.
两国关系发展迅速的主要表现为领导人互访频繁，且每次都有实质性的合作项目产生，其中尤以莫迪2016年11月对日本的一次访问为甚。在此次访问中，莫迪鼓吹日本是印度的 “天然伙伴”，两国在日本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和印度的 “东进战略”方面要实施有效对接。④ 「日印共同声明」、平成28年11月11日、http：//www.mofa.go.jp/files/000202950.pdf。 印度和日本要强化这种非常特殊的战略关系及全球伙伴关系。印度和日本是亚洲地缘政治的两大主角，双边关系的提升与强化将会产生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对于这种影响，莫迪作了一番解释：首先，日本未来在印度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中地位与作用日趋重要，安倍晋三已经承诺未来5年对印度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以及融资领域投资350亿美元。其次，印度与日本的成功将对彼此都有利，因此，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是全面的，包含了防务合作以及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前进的方向将塑造这个世界的面貌。日本和印度是亚洲三大经济体中两个历史最悠久的所谓民主国家，因此其关系不仅仅局限在亚洲地区，还具有全球影响。日本和印度在军备控制、联合国改革、太空安全、网络安全以及亚太地区论坛等方面的合作也得到了加强。最后，日印关系是特殊的双边关系。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目标宏大。莫迪认为，双边关系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已经得到了质的飞跃，因此实现更大目标有其可行性。第二是内容特殊。日本和印度在防务领域开始了范围较大的合作与交流，这种合作与交流是深化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彼此信任的结果。第三是有悠久历史。日本和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有历史传统的，两国文化联系有长远历史，两国民众对发展双边关系具有广泛共识，这是印度在邦交国中比较罕见的。① Prime Minister of India，“PM's Remarks at the Joint Press Briefing with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f Japan”，http：//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remarks-at-the-joint-press-briefing-withprime-minister-shinzo-abe-of-japan/？comment？disable.
发展海权成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战略选择，而航空母舰的列装正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中国海权也由此进入了航母时代。② 杨震、蔡亮：《航空母舰与中国海权》，《当代世界》2017年第8期，第42页。 航空母舰是制海能力最强的舰种，在中国海军的作战体系建设中作用显著。如能使航母编队早日形成战斗力，不仅可以以己之长击彼之短，还可以与反舰弹道导弹结合，对日本未来可能搭载F-35B战机的 “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形成压制的态势。
其次是指向性强。2005年，澳大利亚记者迈克尔·理查森第一个公开指出作为地缘战略概念的 “印太”，已经有了形成的迹象。2006年，美国刚从反恐战争中腾出手来，开始加速与印度缓和关系，安倍晋三顺势抛出美日澳印 “四边同盟”构想。其实质就是要打造一个针对中国的跨洋联盟，进而孤立、挤压中国。2007年5月，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举行。一时间，所谓 “四国同盟”搭台 “亚洲版北约”的说法甚嚣尘上。12月11日，首届东盟与印度互联互通峰会在印度新德里开幕。尽管是与东盟间的峰会，印度却邀请了日本作为唯一的域外国家参加此次峰会。《印度时报》称，这是印度联合日本及东盟国家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又一新举措。③ 王鼎杰：《从 “亚太”到 “印太”：美国霸权下的地缘波动》，第9-10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从1962年印度挑起边境战争并溃败之后，中国就成为了印度最大的假想敌之一。日本因此不无恶意地揣测，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参与的扩大，无论中国的意图如何，经济影响力都可能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对追求地区霸权国的印度而言，意味着印度的地位受到侵蚀。特别是如果区域内国家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发生很多对华债务，会使中国获得强有力的政治杠杆。目前印度在反对 “一带一路”建设时提到的关于在推进连接性时顾及的开放性、透明性，以及当事国财务健全性等原则，可以认为反映了一种担心，这就是民主发展不充分的南亚国家同意与中国开展合理性存疑的经济合作，承担不可持续的债务，结果被处于中国强大的政治影响之下。在这种不安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在区域内的 “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相关动向引起了印度的警惕。① 日本防卫研究所编：《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9——围绕亚洲秩序的战略及其影响》，2019年2月，第41页，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chinese_index.html。 此外，这种对中国的敌意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印度的海上扩张方面。② 杨震、汪小伍：《海权视域下的印度海上扩张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5期，第110页。 而中国在冷战后进行正当的海权建设一定程度上成为印度海上扩张的借口。③ 杨震：《论后冷战时代的海权》，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8页。 由此可见，印日双方在海权领域的合作针对中国的意味相当明显。
美国国防情报局还认为：“中国的现代海军平台还包括先进的导弹和技术能力，这些能力将提升部队的核心作战能力，使其能够在陆基防御的范围之外执行战斗行动。海军的行动不再限于近邻地区，将为中国提供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打击目标的多样化能力，此外还将提升其防御能力，如对海上交通线实施控制。远洋能力的提升，将扩大中国的海上安全缓冲地带，更有效地保护中国的近海和远海利益。中国现有的航母和计划中的后续航母，将把 ‘防空伞'扩展到沿海系统的射程之外，并帮助在远海地区执行特种部队作战任务。海基对地攻击可能是海军的一项新兴需求。中国军事专家称，为了在远海执行防御战略，解放军海军必须发展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提高其从海上掌控陆地的能力。”③ U.S.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China Military Power，Modern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January 3，2019，Washington， D.C， pp.31-33， 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Military%20Power%20 Publications/China_Military_Power_FINAL_5MB_20190103.pdf.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唯有建设足以威慑日印的海上力量，才能使其合作对中国海上安全威胁的程度降到最低。如果中国海军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相对于日印海上武装力量的体系优势和远程精确打击优势，日印海权合作中的军事成分对地区海上安全形成造成的负面影响可望降到最低。
②智能监控处理进程。实现了对每一个后台处理程序的实时监控，一方面控制其运行的时间、频次，另一方面在程序出现错误或程序进程挂起时，自动停止该进程、记录错误日志、发出告警信息、并根据已设置的时间表重新启动程序运行。
其次是外交领域，建立多边海上安全机制。中国周边海域毗邻的国家数量多，且拥有强大海上力量的国家数量也多，加上域外国家的干涉，该地区的海权矛盾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实际上是呈现出上升趋势。加上非传统海洋安全威胁，诸如海盗、海啸、海洋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使中国周边海域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是无力单独应对海上安全挑战的。早在2006年，菲律宾就和马来西亚有合作应对海盗的协议，然而效果不明显。2017年，菲律宾向中国求助，请求中国帮助打击海盗。菲律宾的困境充分说明中国周边海域的海洋安全形势迫切需要各国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如果中国以此作为契机建立一个以东南亚国家为主的多边海上安全机制，不仅有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也有利于中国向周边海域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美国默许日印海权合作针对中国的政治借口，诸如 “中国威胁论”将会不攻自破。
再次是地缘领域，加强经略南海的力度。印度是印度洋沿岸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太平洋岛国。两国分属不同的地缘政治板块，陆地上不相连，海洋是将日印连接起来的唯一媒介，这也是日印海权合作能够推进的地缘因素。南海是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枢纽海域，也是日本海洋战略和印度 “东进战略”的交汇之处，更是日印海权合作的重点区域。按照莫迪的说法，两国要实现印度倡导的 “东进战略”和日本倡导的 “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对接，这个对接的区域就是在南海，这从日印两国近年来频频与东盟国家召开相关会议就可看出，一旦中国能够在南海地区通过构建多边海上安全体制加强影响力，就可以使日印海权合作针对中国的部分在地缘领域遭到冲击，其对中国海洋安全构成的威胁也将削减。此外，中国还可以利用南海前出，对日印在海上形成有效牵制。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亚丁湾地区部署护航编队，2017年派出第28支护航编队，继续为打击海盗活动做出贡献。在此期间，中国海军继续进行反海盗行动，为中国海军潜艇赴印度洋巡逻提供依据。2016年，中国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在海军司令员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对该国卡拉奇港进行了港口访问，标志着中国核潜艇首次停靠南亚港口。2017年，中国攻击潜艇对马来西亚塞班加尔和巴基斯坦卡拉奇港进行了港口访问，这些潜艇巡逻展示了中国海军保护中国海上交通线的新能力，也加强了中国在印度洋投送兵力的能力。中国继续利用人道主义、救灾和反恐合作行动作为低威胁途径，推进与许多外国伙伴的军事接触。① U.S.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China Military Power，Modern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January 3，2019， Washington， D.C， p.51， 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Military% 20Power%20Publications/China_Military_Power_FINAL_5MB_20190103.pdf.
最后是经济领域，利用经济合作倡议缓解压力。需要指出的是，日印两国在海权领域的合作主要是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合作是受美国 “印太战略”影响，但是很难想像日印两国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特别是日本深知靠日本自身的发展来战胜中国是不可能的，时间不在日本一边，与中国单纯拼经济拼发展，日本胜算极低。这一点从日本对待 “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即可看出。2017年6月，安倍明确表示等条件成熟将与中国在 “一带一路”领域进行合作，同年12月，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未来中国可以借助该倡议加强与日本在第三方的合作，增加双方共同利益。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上合组织以及金砖会议等平台加强与印方在地区经济合作的力度，从而缓解日印海权合作带来的战略压力。
尽管眼下还面临印刷产业转型升级，环保治理等课题，但身为“老印刷人”的张仲伯仍然坚定地表示，印刷是个很有魅力的行业，它的魅力正体现于变化的快速。二二〇七人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思考如何把为军服务保障与服务首都功能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二二〇七工厂的特色发展之路。
结 语
日印海权合作构成了两国在地缘政治领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在海洋政策领域的相互呼应、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进行海军装备及其技术的转让等。日印海权合作军事色彩浓、指向性强、受美国影响深，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以 “印太战略”为框架推行和实施的。由于 “印太战略”以及日印海权合作针对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因此中国有必要对这种威胁海上安全的合作作出有效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进行有针对性的海军建设；建立海上多边安全机制；加强经略南海的力度；利用 “一带一路”倡议缓解压力。从长远看，日印海权合作将对印度洋、太平洋以及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海权战略格局发展演进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作者简介】 杨震，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海权理论，电子邮箱seapower2009@126.com；蔡亮，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对外战略，电子邮箱cailiang@siis.org.cn.
【项目基金】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 “印度社会经济发展与对外政策研究” （项目编号：19JZD055）、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2016年度重点项目 “日本海洋战略跟踪研究”（项目编号：CAMAZD201611）、2019年上海交通大学智库引导性研究项目 “海洋强国战略下我国无人技术应用于海洋的国际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ZKYJ-2019005）、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 “我国无人机海洋维权执法的国际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CLS（2017）C46］、上海市哲社规划一般项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下我国维护海上通道的法律保障研究”（项目编号：2018BFX012）的阶段性成果。
【DOI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19.04.004
（责任编辑 刘 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