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邓小平治国理政的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学习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长期处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上，遇到过大量复杂的矛盾，处理过许多重大的事务，作出过一系列令人称奇的决策，在治国理政方面显示了高超的艺术，表现了独特的治国风格。认真学习邓小平治国理政的艺术，对于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很有益处的。
一、总揽全局，举重若轻
身居国家高位，处理国家事务，面对的不是一时一地、一个部门、一个领域，而是党和国家的整体，是具有高度综合性、关联性的全局。所以，思考问题，分析形势，确定执政治国的大思路，都首先要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全局出发，着眼大局，把握大局，总揽大局，控制大局，引导大局，推动大局朝着正确的、符合于党和国家整体利益和目标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始终具有强烈的大局意识，善于从全局、战略的高度来思考和确定治国理政的大思路。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完成之时，邓小平带有总结性地概括说：“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事实也完全如此。在《邓小平文选》中，他多次讲到战略和大局问题。据简略统计，在三卷本的《邓小平文选》中，一共123次使用“战略”一词，62次使用“大局”一词，31次使用“全局”一词。文字上的表述当然是他政治实践的反映。在几十年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涯中，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他多次强调：“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
党的总路线或基本路线，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路径，也是执政兴国的战略布局。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路线问题。他最早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继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逐步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内涵和要求，从而最终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在归结他一生已经做的事情时，坦言：“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看作是关系中国全局的根本性布局，强调：“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
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一步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课题。它需要解决大量复杂的具体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制定可以指导全局的发展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先是提出到本世纪末世界将是什么面貌、中国将是什么面貌的问题。1979年，在会见大平正芳时，他第一次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正式提出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到80年代中期，他又将思考的目标进一步延伸到了下个世纪的前30年至50年，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他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强调：“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我们党正式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做了总体构想，既确定了战略目标，又提出了战略步骤；既描绘了总的战略布局，又确定了战略的重点；既有对于未来的高瞻远瞩，又有切实可行的方式、步骤，因而，成为指导和激励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20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是按照这样的大战略步步推进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我们仍然是在按照“三步走”的构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对于中国发展的全局具有多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关系，又是治国理政所需要精心注意的一个全局性战略问题。邓小平始终坚持把中国的大局与世界的大局联系起来，从战略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邓小平文选》中，有21次直接将“战略”概念用于国际、外交、对外开放方面。其中，有2次直接使用了“国际战略”的概念，有4次直接使用了“全球战略”的概念。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邓小平在论述国际问题时更是大量使用了“战略”、“全球战略”、“国际战略”以及“战略意图”、“战略关系”等概念。而且至少有13处地方使用了“全球战略”一词。1980年4月15日，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邓小平强调：“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中国自身战略的意义上使用“全球战略”这个重要概念。1985年4月17日，在会见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谈到中欧关系和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时，邓小平又一次指出：“我们不仅是从中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从国际战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考虑问题。一九七八年底我们的三中全会制定的目标也就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的。”
邓小平正因为总是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思考治国理政的大问题，所以，就很善于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沉着冷静，举重若轻。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之后，中国面临的形势一度非常严峻。但邓小平却处变不惊，异常冷静地指出，国际局势虽然有消极、严峻的一面，但也“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989年9月4日，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郑重交代：“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种大气磅礴、举重若轻的治国艺术，对于稳定人心，理清思路，沉着应对国内外复杂局面，保证改革开放的继续胜利前进，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善于创新，出奇制胜
治国理政，总是有一套基本的制度、规范、原则、方式和方法。这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基础，也是各级党和政府包括领导者赖以遵循的规矩。但是，时代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治国的思路和办法也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而不断有所创新。事实上，在实践中，我们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以往所没有碰到过的矛盾、问题和复杂情况，老办法不一定管用了，这时候，就特别需要我们能够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架，想出一些新路子、新点子、新办法来。甚至要超越常规，另辟蹊径，使出某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高招。这样的棋路或棋子虽然会有点风险，但只要看准了、走对了，往往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广东利用港澳的有利条件加快经济发展的设想。邓小平当即表示：就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由此，中国出现了被称作“经济特区”的这样一种新鲜事物。虽然当时国内国外都有很多人难以理解。但20多年来，特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90年前后，邓小平又进一步关注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问题。他在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根据邓小平的战略考虑，中央于1990年4月迅速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并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之后十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从而吹响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事实证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不仅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而且有效地冲破外部封锁，带动了我国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改善。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台湾不容分裂，但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才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邓小平从实际出发，认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当然，也不能让港澳台的资本主义吞掉大陆的社会主义。所以，必须有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办法。在毛泽东、周恩来曾经有过的一些设想的基础上，再结合当代的现实，邓小平提出了出奇制胜的一招——“一国两制”。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统一祖国，既坚持大陆的社会主义，又保留香港、澳门、台湾的资本主义；既考虑到大陆人民的需要，又考虑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人民的切身利益；既能保持香港、澳门、台湾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促进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兼顾了各方的实际利益，合情合理，切实可行。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一国两制”，“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大大超出了常人的想像之外。它突破了在一个国家内部只能允许一种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而不允许另一种社会制度及其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长期存在的传统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这个大胆而又伟大的创举，不仅有力地推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而且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并且为解决国际争端和世界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途径和范例。因此，“一国两制”提出后，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被认为是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一个最佳办法，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事业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三、化解矛盾，减少阻力
治理国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的矛盾。从解决矛盾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是一个行家里手。他最大的一个思路和举措，是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确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和全国所有工作的中心，从而推动中国的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其他许多领域，邓小平也都运用他的智慧和才能，解决了很多复杂的矛盾。
当然，对于治国理政遇到的矛盾，是不是全要一个个解决它？常规的思路是肯定的。于是，有些领导者往往会跟着矛盾跑，哪里出现矛盾，就把目光和力量投向那里；凡是有矛盾，就一定要花力气把它解决。其实，有些矛盾要解决，但有些矛盾未必都能解决或能在当时当地解决。因此，对矛盾，也要会采取其他一些特殊的办法。这种特殊的办法超越了我们常规性的解决矛盾的思路，因而属于领导艺术而不是领导科学的范畴。邓小平不仅在解决矛盾方面展示了他的治国艺术，在规避和化解矛盾方面，更有其令人称奇之处。邓小平并不总是跟着矛盾走。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果有什么矛盾影响既定的任务和进程，他宁可回避它，搁置它，而不让因解决这一个矛盾而影响整个大局发展的进程。比如，在拨乱反正过程中，特别是在一些历史问题的处理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强调“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总是很多，也很复杂，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搞清楚，不仅很困难，而且还会引起很多的矛盾，把大家的精力吸引到这种对现实无益的争论上来，影响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新措施、新现象、新事物，人们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以此统一人们的思想。同时还指出，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可以采取不争论的办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回顾十几年的经历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不争论是不是不分是非呢？不是。但由于很多改革举措要在实践的发展中加以检验，有些是非要通过一段过程逐步地显露出来，或者逐步地为人们所认识，在此之前，空洞地加以争论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而且会妨碍实践的探索。与其进行这种无谓的争论，不如把争论搁置一边，先干起来再说。
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共运的一个大问题。100多年来，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如何处理党际关系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有过许多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开始与一些曾经闹过矛盾的党实现关系正常化，这就遇到一个如何解决历史上的争论的问题。邓小平同样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并加上了“一风吹”的方针。1980年，在会见以总书记贝林格为团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邓小平表示：“过去吵架，没关系，统统作废，一起烧掉。”“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随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原则，我们党迅速打开了党际关系的新局面，不仅同共产党，而且同社会民主类型的政党、民族民主类型的政党，以及其他有影响的政党，恢复或建立了不同情况不同形式的联系，对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尤为突出的是，邓小平提出了“不当头”的原则。早在1982年6月，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提出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邓小平当即就表示：“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同年8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他又讲到：“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当苏东剧变的冲击席卷而来时，邓小平同志于1990年12月又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先后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决不当头，以及韬光养晦、善于守拙、抓住机遇、有所作为等思想，成为我们应对国际复杂局势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表现出了高度的远见和胆识，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谋略艺术，不仅对我们渡过那段比较严峻的时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们现在乃至将来从容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把握潮流，紧跟时代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打开了全方位向外开放的大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把中华民族推向了恢弘壮阔的世界大舞台。展现在我们眼中的今日世界，无论经济、科技，还是社会生活，都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之间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在这样的形势下，井底之蛙已无生存之地，鼠目寸光只会处处碰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就必须以开阔的胸襟和眼界，把握时代潮流，瞄准世界前沿”走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所以，邓小平一再要求领导干部“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正是因为高屋建瓴，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所以，邓小平对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国际形势的走向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著名论断，抓住了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和最主要的特征，向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解决世界各种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和立足点，同时也指明了世界人民所要解决的最主要任务。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解决当今国际问题的一系列大思路、大政策。从宏观全局把握国际战略形势，从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为我们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争取到了一个比较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
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在世界范围蓬勃兴起。世界经济的竞争正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竞争。凡有一定实力的国家，都把高新技术的开发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把高新技术的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这些现象，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1988年10月，他明确地预见：“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他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将给世界带来重大的影响，世界的发展愈益紧密地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面对高科技发展的潮流和趋势，邓小平要求紧紧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他说：“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当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关于跟踪高科技发展的建议时，邓小平迅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正是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推动下，国家迅速制定了“八六三计划”，使我国的高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一位外国朋友问：中国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邓小平回答说：“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