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中学与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内生性沉没成本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性论文,视角论文,中国制造业论文,成本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91 [文献标识码]1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2)08-0043-13
一、问题提出
干中学指由生产过程中经验和知识的累积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当一个行业存在干中学效应时，企业会为了获得未来生产率的改进而增加当期的产出。通常认为，这会导致产业集中度的上升，使市场结构趋于垄断(Spence，1981；Fudenberg，Tirole，1983)，特别是当干中学效应影响的是企业的边际成本，而不是固定成本的时候(Petrakis et al.，1997)。
Sutton(1991)在考虑产业规模动态变化基础上提出的内生性沉没成本理论为考察干中学对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按照这一理论，干中学使得企业增大当期产量，这种支出与企业的研发和广告支出一样，都是为了增加未来收益而进行的投资，属于内生性沉没成本，因此干中学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应当和研发、广告等其他内生性沉没成本相似，会减缓产业规模增长过程中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幅度。Sutton(1991)的观点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研究从内生性沉没成本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研发和广告对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Davies，Lyons，1996；Sutton，1998；Giorgetti，2003)，但是，由于无法获得具有可比性的大样本行业干中学效应的估计值，针对干中学的实证研究还很少，仅有Balasubramanian and Lieberman(2011)测算了美国250个四位码制造业干中学的学习率。并检验了产业规模增长过程中干中学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他们发现，在学习率较高的行业中，市场集中度的下限值也较高，证实了干中学确实具有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性质，对市场结构的影响符合Sutton的预测。不过，由于在测度干中学时采用的是Olley-Pakes估计法，没有解决模型的同步偏差，该研究估计出的学习率存在向上的偏误，而且以美国这一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为样本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不确定性。
干中学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近30年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不过，对我国干中学效应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侧重于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分工、技术溢出以及动态比较优势入手，分析干中学与我国自主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陈超，王海建，2002；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佟家栋，彭支伟，2007；周燕，2010；李尚骜等，2011；赖俊平等，2011)，还没有研究对我国不同行业的干中学进行具体测度，更没有研究考察干中学在微观层面上如何影响我国产业的市场结构。本文将首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中的大样本制造业企业数据集，采用Levinsohn and Petrin(2003)的半参数方法测算我国465个四位码制造业干中学的学习率，并依照内生性沉没成本理论，检验在市场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动态影响。我们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干中学程度到底有多大，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如何；二是干中学对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是否符合内生性沉没成本理论的预测，特别是，干中学与研发、广告作为企业的三种典型内生性沉没成本，现阶段谁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更显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能为Sutton(1991)的内生性沉没成本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对我国在“十二五”期间促进制造业市场结构优化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干中学、内生性沉没成本与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理论假说
沉没成本直接影响企业的进入退出决策，被经典产业组织理论视为产业市场结构的核心决定因素。沉没成本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与产量水平无关，具有固定成本的性质；二是支出之后不可回收，即在二级市场上没有转售价值。Sutton(1991)的理论贡献在于将企业的沉没成本区分为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类。外生性沉没成本的支出规模在企业的控制之外，是其进入一个市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比如按照最小有效规模建造一个工厂所要支出的费用。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支出规模则是企业可以选择的，是企业用于提高盈利能力而进行的策略性投资，比如研发和广告。当一个产业的市场规模变大时，新企业进入所需耗费的外生性沉没成本不会发生变化，但价格的上升及销量的增长会提高其进入的预期收益，因此，如果一个产业只存在外生性的沉没成本，市场规模的增长就会吸引更多新企业进入，导致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下降。传统研究认为市场规模增长会导致集中度下降，实质正是假定企业进入一个市场面临的沉没成本都是外生的。
内生性沉没成本的存在会显著改变市场规模与产业集中度之间的关系。与外生性沉没成本不同，企业投资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激励与一个产业的市场规模有关。以研发为例，假定一个企业现在要投资某个研发项目，该项目能够使其每单位产出的利润增加1元。如果企业未来能够卖出100个单位的产品，其现在愿意为该研发项目进行的投资最多只能是100元，但如果未来的产出规模增长到1000元，其投资意愿就会增加到1000元。可见，随着市场规模的增长，企业会在内生性沉没成本上进行更多的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是企业间的一种“军备竞赛”，只有支出更多，才能获得领先于竞争对手的优势，如果比竞争对手支出得少，就有可能被逐出市场。因此，当市场规模扩大时，企业在收益预期和竞争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会不断增加对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投资，这会提高潜在进入者的进入成本，从而使得市场规模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更多新企业的进入。一旦增加的内生性沉没成本负担超出了市场规模扩张给企业增加的收益时，产业当中的企业数量反而会减少，导致市场集中度上升。
根据上述效应，Sutton(1991，1998)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一是内生性沉没成本越高的产业，市场集中度随市场规模增长下降得越慢；二是在具有内生性沉没成本的产业中，即便市场规模增长到无穷大，市场集中度也不会下降为0，而是存在一个大于0的下限，并且，内生性沉没成本越高，下限值越高①。
考察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影响之所以可以借用Sutton(1991，1998)的内生性沉没成本理论，是因为我国企业的干中学符合内生性沉没成本的特性。一方面，企业为通过干中学提高未来的生产率而在当期扩大生产规模，由此引发的投资是企业的一种策略性行为，与做不做广告、搞不搞研发类似，企业同样可以自主决定要不要进行干中学，以及在干中学上进行多大的投资；另一方面，企业用于干中学的支出尽管主要以资产和设备的形式体现，比花在广告和研发上的支出有形程度更高，更容易转售，但多数也是不可回收的。除了资产专用性这一侵蚀企业干中学投资转售价值的基本因素之外，在转轨时期的我国，诚信的集体性缺失加剧了二手设备和资产交易中的“柠檬问题”。即便是通用型的设备和资产其二手交易的价值也会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资金、土地、经营许可等关键性生产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很大力气来打点政府关系，这种灰色费用发生之后更是无从回收。
既然我国企业的干中学具有内生性沉没成本的特性，那么，按照内生性沉没成本理论，在产业的市场规模增长的过程中，在位企业增加干中学投资的激励会增强，当期生产规模超出正常规模的幅度变大。对潜在进入者而言，其只有保持与在位企业相当的生产规模，才可能在生产成本上不处于劣势，进入成本相应提高。此外，在位企业为获得干中学所进行的大规模生产还会使产业新增的市场规模中，留给潜在进入者的部分减少，这也会降低后者的进入收益预期，从而阻止其进入。因此，虽然市场规模的增长客观上会刺激新企业进入，但我国企业为提高生产率而进行的干中学很可能会在产业层面减缓需求增长所带来的市场集中度下降幅度。借鉴Sutton(1991，1998)关于产业市场规模增长过程中内生性沉没成本与市场结构关系的两个基本假说，我们可以得到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影响的两个假说：
假说1：干中学学习率越高的产业，市场集中度随市场规模增长下降得越慢。
假说2：干中学的学习率与产业市场集中度的下限值正相关。
当把干中学置于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框架中时，不难发现，干中学和同为内生性沉没成本的研发及广告都能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对企业而言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三种策略，在产业层面则共同作用于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但是，研发的风险性较大，广告的收益期偏短且要依赖消费者的反应，干中学通过生产过程中经验的累积来提高生产率，只要产出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就能获得单位成本的降低和盈利能力的提高，是三种内生性沉没成本中不确定性最小、企业最容易控制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内市场需求能力很大，加上国外市场，客观上为我国的制造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进行干中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收益预期。同时，我国要素市场的扭曲导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偏低，处于晋升博弈中的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也偏爱大型企业，倾向于为大型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这又降低了制造企业以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进行干中学的成本。因此，在现阶段我国研发环境尚不健全、虚假广告的屡屡曝光使广告的市场价值也趋于减弱的情况下，我国制造企业在进行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投资时无疑会更偏重干中学。一些研究也都证实，中国制造企业有很强的规模扩张冲动，热衷于扩大产出规模(陈平等，2006)。因此，除根据Sutton(1991，1998)的基本理论得出的上述两个假说之外，我们还预期，在干中学、研发和广告三种典型的内生性沉没成本中，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当前市场结构的影响会更显著，即：
假说3：在三种典型的内生性沉没成本中，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影响要大于研发和广告。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为测度中国制造业四位码产业的干中学强度继而考察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1999—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造了一个由465个四位码制造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构成的大规模非平衡微观面板数据集。尽管数据库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但其中有些样本数据是错误的和缺失的，因此，我们参照李玉红等(2008)的方法删除满足以下任何一条的观测值：企业总产值为负；企业的各项投入为负，包括职工人数、中间投入、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产净值；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小于固定资产净值；工业增加值或中间投入大于工业总产值。此外，由于我国从2003年起实行了新的国民经济统计分类标准，我们参照Loren et.al(2012)的新旧产业调整目录统一了前后制造业部门的四位码产业的统计口径。考虑到“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与“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这两个二位码行业下的17个四位码行业在2005年以前企业数量较少，我们将其在样本中进行了剔除。样本数量的基本情况见表1。
2.干中学的估计方法
我们研究的第一步是测算我国四位码制造业干中学的学习率。估计干中学学习率的传统方法是直接估计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与累积产出的幂律函数，这种方法的缺点是需要获得企业成本和产量的准确数据，难以应用于大样本的研究。Bahk and Gort(1993)以及Balasubramanian and Lieberman(2011)都将干中学效应嵌入于生产函数中，通过估计累积产出的系数来得到行业干中学的学习率。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提供企业生产成本和产量的数据，我们也采用生产函数法来估计我国四位码制造业的干中学强度。
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形式，取对数后可得到如下的待估计方程：
在公式(1)中，由于与净产出有关的部分因素如管理质量等未被观测到而包含在残差项中。残差项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很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出来的系数是存在偏误的。另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只统计了那些存活下来的企业，退出市场和破产的低效率企业没有包括在样本里，这意味着我们所用的样本观测值并不是随机选择的，计量估计还存在选择偏差。
最近的研究基本上采用Olley and Pakes(1996)的方法(OP法)，使用投资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来解决投入水平与未观测到的具体企业生产率冲击的内生性问题(刘巳洋等，2009；田巍，余淼杰，2012)。但是，由于存在较大调整成本，投资往往不能够完全响应企业生产率的变化，内生性的问题仍然可能存在。而企业中间投入由于调整的成本较小，更可能对生产率的变动做出完全响应。尤其是对于具有准确中间投入的样本数据而言，使用中间投入变量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来控制内生性问题，也即Levinsohn-Petrin的半参数方法(下称“LP”法)，相比使用投资变量的OP法具有更高的精确度(Levinsohn，Petrin，2003)。王敏和赵彦云(2010)以及简泽(2011)都尝试使用LP法测度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文也采用LP法，将式(1)中的残差分解为两个部分：
变量的具体衡量方法如下：①资本存量K。按永续盘存法估算，即企业当期的资本存量=上一期资本存量+当期投资-当期折旧。企业当期投资用相邻年份固定资产原值之差来衡量，折旧额直接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观测值，样本基期的企业资本存量初始值用企业1999年的固定资产净值或首次出现在数据库年份的固定资产净值替代。全部数据均按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1999年的实际值。②劳动投入L。以企业年平均从业人数衡量。③净产出Y。用经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企业各年工业增加值来衡量。由于数据库缺少2001年和2004年的企业工业增加值数据，我们借鉴刘小玄和李双杰(2008)的方法对这两年的数据进行了推算，方法为：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期末产成品-期初产成品-中间投入+增值税额。④累积产出X。计算方法为：累积产出=期初产量累积值经验转化率+当期产量。Benkard(2001)认为制造业的经验转化率大约在80％-90％之间,本文取85％。由于数据库并未报告企业的产量和累积产量，本文使用企业总产值来替代。1998年和新办企业上一年的累积产量取0，数据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⑤中间投入M。数据库直接报告了企业各年的中间投入额，本文使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其统一折算成1999年的不变价格。
3.内生性沉没成本视角下干中学对市场结构的影响：下限分析法
在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框架下检验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动态影响，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测算市场集中度在产业市场规模趋于无穷大时的下限值。为此，我们借鉴Giorgetti(2003)的研究，构建如下形式的双曲对数模型：
其中，下标j和t分别表示四位码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中的CR为行业当中最大的若干家企业市场份额的总和，市场份额用企业销售额占行业销售额的百分比来衡量。为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避免指标选择的随意性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我们分别选择行业当中最大的4家、8家和20家企业，计算
。在指标设计上，采用CR/(100-CR)的形式，以消除异方差性对计量模型的影响。该指标越高，代表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
D为反映各个产业干中学效应强弱的虚拟变量。我们将上面计算出的我国四位码制造业各产业干中学的学习率由低至高进行了四等分，
的值取1分别代表一个产业干中学的学习率处于第二个四分位区间(即25％至50％)、第三个四分位区间(即50％至75％)和第四个四分位区间(即75％至100％)。
S为产业的市场规模。如果以常用的行业总产值或销售收入来衡量，行业中个别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会引起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我们使用各个产业的行业总产值与新开企业必要资本的比值来衡量这一指标，新开企业必要资本的计算公式为：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企业销售额中值/行业销售额。
为控制在干中学之外，同为内生性沉没成本的研发和广告对产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我们引入企业的研发支出R和广告支出A两个控制变量，并且与对干中学的处理方式一样，同时考虑其对市场结构的直接影响和与市场规模S的交互影响。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只报告了2005年的企业研发投入与广告投入的具体数值，因此，我们将这两个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以四位码行业的研发和广告支出中位值为界，若一个行业的研发和广告支出大于中位值，则相应的变量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
对公式(6)求极值可以得到，干中学强度处于任意一个四分位区间的产业(τ=2，3，4)在市场规模S趋于无穷大时市场集中度的下限值，高研发和广告支出与低研发和广告支出两种不同情况下，下限值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上述计算所涉及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四、实证结果
1.中国四位码制造业干中学的测度结果
我们首先基于半参数法，运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分别估算出样本中每一个四位码制造业的干中学学习率，限于篇幅，表3只报告了按照二位码产业分类后的估计结果。由于干中学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直接表现为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表3的最后一列还给出了与干中学学习率相对应的成本降低率，以更直观地显示干中学的经济含义②。
由表3可以看出，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现阶段存在较强的干中学效应。样本包括的465个四位码制造业的干中学学习率均值为0.32，比Balasubramanian and Lieberman(2011)测算的美国制造业干中学学习率的均值0.28高出4个百分点；干中学引致的成本降低率均值为19.78％，意味着累积产出增加1倍会使单位生产成本较初始水平降低19.78％。这说明，中国制造业目前的生产率提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大规模生产形成的学习效应。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曾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干中学”机制，中国企业在生产中表现出的极强“学习”能力是使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关键因素，我们的研究首次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数据支持。
分行业来看，我国不同制造业在干中学的学习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全部样本的上四分位数为0.42，下四分位数为0.19，不到前者的一半；中位数为0.29，比均值0.32要低，分布呈现右长尾的特征，说明我国制造业中有少数行业的干中学学习率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具体到二位码产业而言，“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三组产业的干中学学习率最高，组内均值分别为0.54、0.53和0.51，比样本总体均值0.32高了近70％。“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三组产业的干中学学习率最低，组内均值仅为0.13、0.14和0.14，比样本总体均值低了近60％。当把干中学的学习率转换为成本降低率时，会更清楚地显现干中学的行业异质性。对上面三组干中学学习率最高的行业来说，其相应的成本降低率均在30％左右，意味着产出增加1倍会使单位生产成本降低30％；而干中学学习率最低的三组行业成本降低率则在9％左右，当产出增加1倍时，单位生产成本只会降低9％，仅为干中学最高组的1/3。
通常认为，行业的生产要素密集程度会决定行业的干中学效应(周燕，2010)。由表3不难发现，我国制造业不同行业在干中学学习率上的差异与行业的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直接相关。干中学学习率高的行业均具有很强的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特征，干中学学习率低的行业则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现阶段在我国多从事代工、加工和简单制造，产品附加值低，企业员工的素质不高，流动性大，难以通过生产中的学习累积经验自然不足为奇。
此外，行业的研发投入对行业的干中学效应也有较大的影响，因为研发投入在催生行业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会产生技术外溢，为企业从事干中学提供空间。我们计算了样本行业2005年的研发强度③，发现我国制造业中干中学学习率最高的30个四位码行业的平均研发强度为2.44，干中学学习率中等的30个行业平均研发强度为1.39，而学习率最低的30个行业平均研发强度则仅为0.93。显然，不同行业在研发强度上的差异也是导致我国制造业干中学行业异质性的一个原因。
2.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基准估计结果
为检验本文的假说2，我们利用表4中的回归结果，按照公式(7)计算了我国制造业在市场规模趋于无穷大时市场集中度的下限值。如表5所示，无论研发和广告投入是高还是低，与处于干中学学习率最低四分位区间的产业相比，处在干中学学习率更高四分位区间的产业市场集中度的下限值都要更高，并显著大于0。以研发和广告投入低的产业为例，干中学学习率处于最低四分位区间的产业
的下限值仅为0.55％，而干中学学习率处于最高四分位区间的产业其的下限值则为13.42％，
和
也都存在同样趋势。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说2，即在我国的制造业中，由于干中学效应的存在，即便市场规模增长到无穷大，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也会存在一个大于0的下限，干中学学习率越高的产业，市场集中度的下限值也越高。当然，同为内生性沉没成本的研发和广告的存在会强化这种差异。比如，在研发和广告投入低的产业中，干中学最高四分位区间的产业的下限值比最低四分位区间的产业高12.87％；而在研发和广告投入高的产业中则为19.94％。
在控制变量方面，研发投入R及其与市场规模的交互项R×(l/InS)的回归系数均显著，符号也符合理论预期，广告投入A及其与市场规模的交互项R×(l/InS)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制造业中企业的研发支出与干中学一样具有进入阻止的效果，会减缓产业的市场集中度随市场规模增长而下降的速度，而广告支出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则不显著。将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与干中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干中学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多数情况下大于研发投入。以针对的回归为例，代表干中学最高四分位区间的变量
及其与市场规模的交互项D4×(l/lnS)的回归系数分别为3.82和-22.40，而研发投入R的相应回归系数则分别为2.46和-11.80。这说明，在三种典型的内生性沉没成本中，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影响确实要大于研发和广告，验证了本文的假说3。
上述三种内生性沉没成本在回归系数上的差异从侧面反映出，现阶段我国的制造业中，通过要素积累和规模扩张形成的干中学对依靠研发投入形成的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在位企业用扩大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要比提高行业的技术壁垒阻止新企业进入获得“知识租”更有动力，这显然是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的。
3.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及结果
按照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研究范式，行业的市场结构可能会影响企业的产出水平进而影响行业的干中学效应，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干中学与市场结构很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此外，遗漏某些变量也会导致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使基准估计结果有偏或非一致。
我们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法(Blundell，Bond，1998)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在计量模型(6)的基础上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从而将回归方程扩展为以下形式的动态模型：
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有“一步法”和“两步法”，但“两步法”标准误会严重下偏，从而影响估计(Bond，2002)，因此我们使用“一步法”对公式(8)进行估计。系统广义矩估计法需要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残差项是否序列相关，本文选择Sargan统计量来检验工具变量选取的有效性，采用一阶差分转换方程的一阶、二阶序列相关AR(1)和AR(2)来判断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4的第(4)至(6)。可以看出，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相比，代表干中学不同分位区间的变量
、市场规模l/InS和×(l/InS)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的符号都没有发生变化，且多数至少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此外，滞后变量lnCR/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制造业的市场规模稳步扩张，大量新企业的进入导致很多行业的市场结构趋于分散，出现了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为提高市场集中度，优化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现阶段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两类政策：一是强制性退出，如2009年以来进行的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二是鼓励企业外部扩张，如“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的兼并重组。这两类政策都依靠政府的直接干预，见效虽快，但容易扭曲市场机制，引发寻租和腐败。事实上，提高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总需要直接借助政府的力量。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产业市场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企业对干中学、研发等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投资会自动减缓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幅度并最终使其稳定在某一适当的水平，只要保证企业投资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激励不被抑制，市场结构就不会出现过度分散。因此，我国制造业现阶段的问题表面上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实际上是企业投资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激励缺失，要优化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政府应当下大力气保护企业投资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激励，为其进行这种投资创造便利。
具体到本文重点关注的干中学而言，我们发现，我国制造业的干中学学习率具有整体较高、行业之间差异较大的特点，干中学的进入阻止效应在现阶段对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且作用强度明显大于另外两种内生性沉没成本——研发和广告。这一研究结论具有三方面政策含义：
第一，政府对产业市场结构的干预应当充分考虑各个产业在干中学强度上的差异，干中学学习率高的产业会自然具有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在市场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出现过度竞争的可能性较干中学学习率低的产业要小，借助政府力量提高市场集中度的重点应放在后者，而不是前者。
第二，要充分发挥干中学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干中学学习率普遍偏低，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全球经济的“再工业化”趋势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巨大就业压力的我国亟须阻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下滑，利用干中学提高这类产业的生产率是现阶段较为可行的一个应对方法。为此，政府应当健全面向这类中小型制造企业的信贷机制，积极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保障体系，加大对蓝领工人的技术培训。
第三，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我国制造业干中学对研发的挤出。干中学属于次级创新，需要依赖产生初级创新的研发活动，没有研发活动产生的新技术，也就没有干中学的空间。在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影响方面，干中学的作用大于广告不足为奇，大于研发则说明企业不愿意投资研发，更倾向于在既有技术的框架下利用大规模生产中经验的积累来提高生产率从而阻止进入。这不但会制约我国制造业技术竞争力的提升，也会加速干中学潜力的消散。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完善企业的创新环境，除了继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之外，特别要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和减少对经济的不正当干预来消除我国企业当前普遍存在的短期化倾向，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愿意从事研发和技术创新，对干中学的过分依赖才会被彻底打破。
受数据可获性的限制，本文在测度我国制造业干中学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没有直接测度企业间的溢出效应，很显然，一个企业可以学习其他企业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来降低自身的生产成本，我们只是使用年份虚拟变量来表示这一效应，可能会导致一定的偏差；二是没有区分干中学与流程创新，由于流程创新同样影响企业的累积产出并提高生产率，在现实过程中又很难区分出来，导致本文测度的干中学实际包含了企业的流程创新；三是没有区分主动学习与被动学习，有观点认为干中学中主动学习的那部分应归为企业研发的效果(Sinclair et al.，2000)，本文未做区分，而是把任何与累积产出增加相关的生产率提高都归结为干中学。上述三点中，第一点有可能使我们的估计结果下偏，后二点则可能使估计结果上偏，希望后续的研究能够解决这些不足。
注释：
①有关Sutton理论的直观证明，可以阅读Shiman,Daniel R.The Intuition behind Sutton's Theory of Endogenous Sunk Costs[EB/OL].http ://ssrn.com/abstract=1018804 or http ://dx.doi.org/10、2139/ssrn.1018804,(1/15/2008)
②干中学导致的成本降低率等于
，其中λ为干中学的学习率。具体推导过程详见Balasubramanian and Lieberman(2011)。
③研发强度用行业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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