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进程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对工业与农业相互关系的研究就一直长盛不衰，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其中，“二元经济理论”是这一研究过程中重要的理论发现之一。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传统部门（农业）和现代部门（工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它主要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将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不仅可以解决很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增加这部分劳动力的收入，而且可以增加现代工业部门的产出和积累。反过来，现代工业部门的不断增长使之能吸收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这种互动的良性循环使二元经济过渡到现代经济增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基本社会条件。政治体制改革为农业劳动力流动创造了制度空间，这在人民公社体制时代是难以想象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为农业劳动力流动创造了就业空间。2001年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18.6％，大约有九千万在外的农民工（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2）。
然而，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没有像刘易斯所预期的那么顺利。近年来在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跨地区就业的时候，农业劳动力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而且部分农业劳动力回流现象成了人们备受关注的话题（注：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广义农业的劳动力，即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它是按照劳动力所从事职业来划分。农村劳动力，则是按地域划分的，比农业劳动力范围更广，除了包含农业劳动力外，还包括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已有研究表明，制约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过大且其文化素质较低；乡镇企业对农业劳动力吸纳呈下降趋势；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化发展水平低以及我国双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等（张建武，2001；都阳，2001；乔桂银、焦忠祝，2003；朱巧玲，2003）。而本文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从工业化进程这个角度来进一步考察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期对这一问题的深化。
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是市场化、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和农民比较利益的下降等多方面原因，我国农业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剩余劳动力。这也正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的直接原因。
从总体数量上看：对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事实，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注：目前理论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的混用非常普遍。本文所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其它研究中所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原则上是一致的，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比较好下定义，即农业劳动力中多余的劳动力。本文借用一个比较通俗而不影响其实质内容的定义，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而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人口（张培刚，1999），它的界定属产业范畴，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要复杂得多，它比农业剩余劳动力包含的范围更广，它的界定属地域范畴，而且其地域范围是难以界定的；第二，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即使农村劳动力中存在部分第二、三产业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中的大多数最终也会回到农业中去，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对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量多少却有不少争论，这主要是源于不同学者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估计方式的差异。不过，他们得出的结论大概都在1.2亿到2亿左右（钟甫宁，1995；王凤云，2002；国家统计局农调队，2002），其中，韩俊、杜鹰等人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总量为1.5亿较具代表性，且为许多学者所认同。另外，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估计，我国农业劳动力今后平均每年还将新增1000万人，这种总供给规模到2010年才会停止扩大。而且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还以每年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加之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业会释放出更多劳动力，从而使目前的形势更加严峻。
从地区分布上看：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差异很大，虽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带有普遍性，但在各地区的数量分布不均衡。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较少。但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的比例较高，有些地区高达40％以上。
从受教育程度看：鉴于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及其受教育程度的资料在目前的统计文献中无法获取，所以本文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状况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参考值。实际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比参考值还要低，因为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去的劳动力通常具有较高文化素质（胡英，2001）。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统计（2002），在农业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2.28％，初中文化程度占48.88％，而小学和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分别占31.14％和7.69％。其中，中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仅为2.63％。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体文化素质比较低。
三、我国工业化进程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
一般说来，工业的比较利益大大高于农业的比较利益，从而把农业劳动力吸引到工业中去。同时，工业化的发展应该相应地带动城市化进程。但由于我国工业化道路存在一定偏差，以及后来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其主要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工业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衔接严重脱节，最终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本文分两个阶段来考察以上基本判断。
（一）改革开放前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大都是沿着由轻工业到基础工业，再到重工业的发展轨道来推进的。也就是说，工业化过程都要经历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其一是外延式增长阶段，其二是内涵式增长阶段。外延式增长是以工业中的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增长为前提的，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是在这个阶段实现的。然而，建国初期的中国由于受国际环境和前苏联示范效应的影响，最终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由于重工业具有资本技术密集性特点，其人均资本需要量大，这显然有悖于当时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而资本相当缺乏的国情，也不符合经济学中所说的用相对过剩资源代替相对稀缺资源的原理。1952年重工业总产值为124亿元，轻工业总产值为225亿元，重轻工业产值比为0.55，到1958年这个比值达到1。以后，这个比值随着国民经济的波动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看，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一直都高于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如下图1）。
图1：1952—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重、轻工业比重变化图（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1）》）
另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52—1978年期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份额由45.4％下降到20.4％；而同期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只由83.5％下降到73.3％，每年平均仅下降0.47％，而农业产值份额年均下降速度为3％。而此时工业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虽从1952年的19.52％上升到1978年的49.4％，但在工业就业的劳动力份额却只从1952年的6％上升到1978年的12.5％。到1978年，73.3％的劳动力还在农业部门就业（林毅夫等，2003）。这表明在建国后近三十年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处于半停滞状态。因此，从工农业产值的比例来看，我国已明显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一农业国。但从工农业的就业构成来看，我国还是典型的农业国。由此可见，在外延型发展阶段，我国要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以及整个社会由以乡村为主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城市为主的工业社会，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
综上所述，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虽使我国重工业实现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但这种发展战略减弱了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阻碍了伴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就业结构的转换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仅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使传统体制下农业劳动力的隐性剩余显性化。为此，中央政府在继续收取农业剩余的前提下，允许社区政府兴办乡镇企业，以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部分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下，这种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把劳动力固定在农村，从而保证了城市不受冲击。因此，中国走上了一条特有的双重工业化道路，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同构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累计吸纳农业劳动力1亿左右，年均吸纳近六百万人。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形成，以及面临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明显缓慢，亏损面不断增加，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一部分乡镇企业（大部分是沿海发达地区的）虽然在竞争中能生存下去，但它们往往都过早走上了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道路，由外延式增长向内涵式增长过渡，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条件和机会。因为当工业的增长进入内涵式增长阶段后，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下降了。这样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为困难，转移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更难以在城市中找到就业机会，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通过其它渠道来吸纳。
上述这一基本判断可以从我国工业人均资本量的统计资料得到支持。从人均拥有资本量来看，我国工业资本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对劳动的排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人均固定资产原值从1978年的5709元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67930元左右（已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十倍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左右。而且从下图（图2）可以看出，1978年到1992年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是，从1992年以后，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呈现了较快增长速度。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七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发展较快，这部分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而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高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如三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结构调整的国有企业等，这样就促使我国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迅速提高。同时，于立、姜春海（2003）对中国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就业所做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类似。另外，在当前国有企业改制时期，工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工业化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严重脱节。
图2：我国人均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图（1978-2001年）横轴为年份；纵轴为单位元
说明：1978—1992年的工业人数可以获取，而1993—2001年的工业人数数据由第二产业人数减去建筑人数所得（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后的双重工业化道路在较短时期内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过早走上了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影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四、简要结论与思考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国农业人口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的直接原因。1.5—2亿农业剩余劳动力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第二，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及改革开放后的双重工业化道路，都使我国工业过早走上了越来越明显的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从而降低了我国工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需求。
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并非中国所特有。但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达1.5—2亿之多却是别国所未曾有过的。再则，我国工业化道路的偏差，使我国工业化过早走上了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而发达国家至少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时间才能走完这段路程。另外，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面临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这一国情，而且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我国还面临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一特殊国情。
二元经济理论可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上提供一些启发，但是二元经济理论毕竟是建立在大量假设上的纯粹理论逻辑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它把二元经济结构归为一个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方向，并且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停滞的原因及其消除条件的深入研究。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处在“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的第二阶段。如何顺利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许多学者容易忽视农业本身的发展对剩余劳动力吸纳的贡献，而过多关注通过发展非农产业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更是希望仅仅用刘易斯所设计的步骤来完成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条道路在我国当前国情的约束下是走不通的。因为，上述我国存在的特殊国情在二元经济理论中是始料不及的，况且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是战后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复制的。所以，我们认为用“两条腿走路”仍是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