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科学技术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与“文化”常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种事物。说到前者，似乎只与那些摆弄数字、仪器的科学家们有关；说到后者，似乎只属于文学、艺术家们的领域。提起“中国文化”一词，人们头脑中所呈现的大多是与“古老”相联系的东西，而且为之沾沾自喜。
改革开放的硕果已经证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反映出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科技环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有识之士们已经指出，目前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建设如果不能协调地发展，就会阻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本文将通过对中西方文化某些切面的对比分析，说明在新形势下，仅仅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形式引进还不够，还要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理性精神一起引进。东方文化的优秀成分存在于道德伦理方面，而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在于科学理性方面。只有把科学理性精神补充到我国传统文化之中，我国的优秀文化成分才能真正得到弘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得到保证。
一、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回顾和现实意义
1840年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被迫向“文明强国”的桂冠告别，开始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寻求救国真理。不少有识之士提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人明确指出“科学与民主”是救国之本。就文化方面而言，经过了“师夷之长技”与“用夏变夷”之争、“中体西用”与“大兴西学”之争、科举与学校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打倒孔家店”与保存“国粹国故”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等（隗瀛涛：《教育之梦——蔡元培传》）。通过这一系列中西方文化思潮的冲突和融合，近代新文化逐步战胜了封建旧文化。然而，相比于政治与经济而言，文化具有更大的惯性，几千年形成的封建文化形态是不可能在几年、几十年中得到彻底改观的。帝制可以被废除，坚船利炮可以制造，实业可以兴办，但中国自强的根本问题却长期难以解决。尤其不幸的是，历史又将中华民族推进了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使得年轻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潮矢折于战争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然而，新生的共和国在新老文化、政治与经济的重重矛盾中，缺乏经验，走了许多弯路。其中最严重的当数“文化大革命”。无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图和最终结果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其标号为“文化”的革命。文革初期曾具体地提出“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但其结果却是被忠孝礼义、中庸之道长期压制下的灵魂发生大爆发，人与人之间剑拔弩张、你死我活，走向了孔孟之道的反面。社会的伦理道德出现了危机，国民经济也步入崩溃的边缘，已有的可能产生“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土壤被铲除殆尽。
在文革结束之际，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将着眼点放在生产力问题上是历史的需要。发展生产力是当时百废待兴的头等大事。近20年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十分符合当时的实际条件的，可以说它将中华民族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引进，也带进了良莠混杂的西方文化现象。西方社会的一些糟粕强烈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却难以融合到我国文化的主流中来，致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变得岌岌可危。
究其原因，乃中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不能相容所致。如果两个社会在文化上具有本质性的差异，是不能达到同等的经济发展规模和可持续性的。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就在于与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形态相适应的普通大众的科学理性精神。按照通常的定义，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一般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及物质生活等三个方面。精神生活，包括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方面，决定了后两者。与西方相比，在这几个方面我们最大的欠缺在于科学精神方面。
二、中西方传统文化在科学理性上的差异
科学理性是什么？概括而言，其实质有三点。
第一，以事实为基本出发点。科学只相信事实，这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在科学面前，权威轻于事实；在科学面前，谎言虚假绝无藏身之地。
第二，科学以逻辑分析为手段，追求事物的精确性和规律性。与艺术追求多样性和个性等相反，科学旨在发现事物的共同规律。在科学理性的社会里，崇尚客观、公正，讲究精确、具体，事事有规可循，有法可依。
第三，科学崇尚探索、质疑精神。科学不怕犯错误，因为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否定过去、探索未来的过程。具有科学理性的人，勇于承认错误、纠正错误，不盲从，不固步自封，事事都问为什么，勇于创新，不断进取。
对照科学理性这三个性质，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对待自然界、人生和日常生活问题上的态度及其解决方法上有何差异？早在本世纪初，我国有识之士梁漱溟就认识到西方人不仅对自然界的东西，也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施行科学研究，而且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通过民主与法制这个砝码，争取尽量客观一致的标准。相对于西方人追求规律、交流和发展，中国人追求神秘、玄妙和正宗。例如，我国是陶瓷制造业的发源地，然而时至今日，我国的陶瓷工艺已落后于西方。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历代陶瓷品牌追求正宗，互相保密，所以技艺难以发展、创新。而西方人重在研究其原理、规律上，对不同的原料、工序、烧制条件等进行反复试验，并留下客观的记录。然后成文发表、交流、讨论，逐步成为一门学问。现在用计算机可以模拟设计人们想像不到的花色品种。他们不追求正宗，而追求新产品。即便是为了保护名牌，也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而不是借助于“单传”、“传儿不传女”之法。
在传统上中国称技术为“手艺”，心灵手巧的人便自我摸索成为“能工巧匠”。中国古代的编钟、无樑殿、无墩桥，就是典型例子。而西方人无论大小物体都讲模式，小至玩具车，大到飞机，都有制造图纸，都用螺钉、螺栓、螺帽作为主要的连接部件。外国人最小的“手艺”都可成为技术、学问，而中国人再大的学问都变成了“手艺”。又如中华传统医药学，不同的医生对同一个病人可以开出完全不同的药方。什么叫气血、什么叫寒热都没有统一确切的定义。各种草药究竟药理是如何也神秘莫测，所以后人难以超过前人，“祖传秘方”常常失传。再看烹饪，中国人写的烹饪书西方人感到难以使用，因为书上的指导如是说：“加油少许，文火烧至七成热，……稍加颠炒”云云，而西方人相应的描述是：“加油10克，温度调至200℃，烘烤23分钟”等等。
中国人有讲究规律的时候，但注重的往往不是自然界的规律，而是人际关系的规则。这种规则是人造的清规戒律，而不是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规律。如传统儒学，不妨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科学流派，它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说前提之下，即“忠孝不可怀疑”。这种理论体系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可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不利于人的个性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例如对待教育的态度，由于师生关系的固定，真正的教与学的规律的研究受到阻碍，在教学形式上形成了千年不变的模式，教师成了教书匠而不是教育家。
科学与民主是相辅相成的。由于西方人追求自然界的规律性、一致性，便产生人与人关系的灵活性、自主性，因为这个规律性与一致性需要在交流与协作过程中获得，在协作中竞争，在竞争中求发展，共同提高。也就是说，西方是以整治自然界为核心和前提，在认识、征服自然界的过程中，对出现的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再施以治理。这样的文化氛围和经济模式必然产生民主与法制的上层建筑。而中国人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层次分明、上下有别，在研究自然对象的时候则各显其能，各自为战，互相保密，近亲繁殖，直至绝传。中国人是以治人为前提，在人的关系被确定的前提下，治理自然界。
三、科学理性精神与中国现存社会问题
文化传统上的缺乏科学理性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那些表现呢？概言之，我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常常有如下与科学理性精神背道而驰的习惯。
（1）人情重于理性。下级与领导关系好的，就被提拔、重用、 晋级。而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或不善于关系学的人，却难得被赏识。一些干部的腐败堕落，常常是被人在“人情”上打开缺口的。不顾工作自身的规律，只顾摆好人的关系的“平衡术”，是做官的基本功。也正是由于人情以及人情带来的上述后果，使得人事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成为今日中国改革的难点。
（2）人治大于法治。 中国人好为官的人数比例恐怕是世界之最了。因为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法律是人定的，我就是法。”这样的话至今还有人说。
（3）权力大于科学。尊重知识、 尊重知识分子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无论怎样的科技奖励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次序总是官员先于专家。许多学术性很强的会议开幕式非要“某某长”讲话，才显其重要性。以致于西方内行的中国通，只找坐在后排的人谈话，因为那才是专家。另一方面，若某人获得了重要科学成就，必定要冠其以一个官衔，至少也放进“统一战线”。某官方报纸在公布回国留学人员业绩统计时宣称，99%的人已成为某长或某主任。
（4）印象重于现实。人事档案是中国特色。 档案对有些人来讲是包袱，甚至是耻辱。且不谈档案本身的客观性，错误地、过分地使用人事档案是封建血统论的遗风。重档案而不重教育和培养、重过去而不重将来，往往打击人的积极性，而且给热衷于强权政治的人有机可乘。
（5）经验代替规范。科学管理只有一种， 而非科学的凭经验办事可以五花八门。因此，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若各用其法，必将影响工作的效率和正确性。西方由于管理、科研进入统一的规范化运行模式，人事调动易于进行，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可以公开招聘。而我国一个新上任的处长，由于不熟悉前任的办事方法、人事关系等所谓“处情”、“所情”或“校情”，在一两年内往往难以顺利开展工作。凭经验办事，知识不加以总结，也就形成不了规范。一位领导退休或调离，“活档案”一走，新手必将从头做起。西方人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往往有“有经验”和“成熟”之别。的确，成熟是发展过程的高级阶级，发展是科学的概念，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而经验可能是有用的，也可能是无用的，甚至是错误的。
（6）习惯重于改革。 我们改革的最大阻力可以说是来自所谓的“国情”派。什么是我国的国情？国情应该是暂时无法改变的一些客观存在，如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教水平落后等等。但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僵死的人事制度，人浮于事、绩效低下的管理体制则不能视为国情。我们曾习惯粮票、油票，但当它阻碍农业发展的时候，我们就改变、取消之。我们习惯于老式的人事档案管理方法，但当它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人尽其才的时候，就应该改革。
更为严重的是，以上种种非理性、反科学的风气，已经侵入科学研究领域。如论文写作。重结论，轻方法，不顾及观察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不区分事实与观点，不写明什么是属于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什么是前人已有的工作。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也不乏其人。
社会可以通过迷信和宗教达到秩序，也可以通过强权政治达到一种有序，但这都不是文明社会的标志，都不是一种稳定的、可持续的有序，而只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只有绝大多数公民具有科学理性的文化素养，科学理性已经成为一种不需意识控制的习惯，才能真正达到社会稳定，社会也才能在稳定中自发地向文明进步，这才是现代文明社会，这才是现代化。
有人会问，我们民族的文化已经生存了几千年，说明了它的合理性。而且现在许多西方人也学习中国文化，我们为什么非要那种现代化呢？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中西方都在寻求一种规则，只是西方重物，东方重人罢了。重物者，物质世界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重人者，人与人的关系被摆得层次分明，此二者本可互补长处，这已为东西方有识之士所共识。退一步说，如果此二者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干，双方都甘愿闭关自守的话，也可相安无事，无所谓孰优孰劣。因为坐飞机和坐马车都可以到达目的地。快慢是相对的，在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无所谓快慢。然而，当今世界是开放系统，闭关自守将没有出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不仅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竞争规则。
什么样的文化叫“优”或“劣”呢？这样的问题虽然可以由哲学家来百家争鸣，但最后的裁决却不在哲学家，而在于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文化讲究人情、亲情，讲究中庸和谐，可以使得社会在物质文明方面进展得慢一些，人类消费自然界的速度慢一些，这样人类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自身的前途和命运。这也正是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东方文化研究的缘故。国外东方主义的思潮也从种族歧视的态度转为研究、学习的角度。但是，我们也必经清楚地看到，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他们以此为借口，愚弄中国人；他们害怕中国走物质文明之路，那样他们独霸资源、独占市场的时光就会结束。事实上，“中国威胁论”已一语道破天机。
社会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现代文明主要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正如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为资产者（《共产党宣言》）。因此，我们中国人应该一方面从理性上承认我们古老文明的某些成分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缺乏科学理性。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被西方人为了弥补他们文化缺陷的需要而对中国文化称赞不已的现象所迷惑，进而偏面地、错误地理解“下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论点。下个世纪可能是中国的，但前提是中国是否能够坚持改革开放，丢弃自身的弊端，学习别人的长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只能对艺术形式而言，而不能用在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底蕴上。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可能独立于其它文化而存在。越是世界的，就越要成为中国的。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科学与民主之重要性，为何至今仍收效甚微？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固有的惰性，或者说社会条件尚未成熟，而且我们的文化恰好有中庸调和、消极无为的一面，无论遇到什么外来“入侵者”，它都置之不理、无动于衷，直至“入侵者”被同化而告终。另一方面，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毛病。
有人说当今西方社会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和难以驾驭的社会问题。回顾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发源于古希腊文化，流传到欧洲后，一度极端个人化，出现了类似于春秋战国时如孔子所云的“礼崩乐坏”的局面。随后出现了中世纪的毁灭人性的黑暗时代。物极必反，文艺复兴又唤醒了人性，之后高速发展到如今，然后似乎又到了“礼崩乐坏”的周期。而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相对平衡得多，这不能不引起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刮目相看。
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对别人是有益的，而对自己却有不足。我们不能象国宝大熊猫一样成为世界之宝、奄奄一息。我们民族要崛起，要发展。只有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超过别人，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时，儒家学说才能真正成为最有成就的社会科学流派，中国文化才能成为真正的举世瞩目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