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曲蔽假相浅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说论文,假相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要生存，首先就必须认识。影响人们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原因多种多样，消除这种原因的方法、途径也形形色色。我国古代把前者称作“曲”或“蔽”，把后者称作“去曲”或“解蔽”，在西方把前者叫作“假相”或“幻像”，为消除幻像先后提出了“真正的归纳法”、“怀疑论”、“理性批判”、“悬置法”等，现加以比较分析，或许会从中受到不少教益。
一
先从中国谈起。孔子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这里的“意”、“必”、“固”、 “我”即是孔子眼中的“四种蔽”。
关于“蔽”的种类与表现，荀子作了多方面的列举，他说：“故为蔽？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2〕显然， 在荀卿看来，万事万物只要“观其一点，不及其余”，都可能成为障碍人们正确认识的“蔽”。王廷相在《慎言·见闻》中把“蔽”理解成“梏”，即绳索，提出“见闻梏其识者多矣。其大有三：怪诞，梏中正之识；牵合附会，梏至诚之识；笃守先哲，梏自得之识”。意思是说追求新奇怪诞、牵强附会，对先辈盲目崇拜、死守着已有的教条不放，就会限制人们获得正确的、贴切的、符合事物本身实际的、出于自己独立思考而非人云亦云的认识。
南北朝时的颜之推一贯重视对家庭子侄的教育，深知人处于不同的环境，稍不自觉就有可能陷入孤陋寡闻、片面认识的境地。他说：“山中人不信有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鱼；汉武不信弦胶，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而成，若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3〕意在教诲后辈要开阔视野，免受一时一地之局限。
明末清初时的陈确善举例以明理，他以对弈为例说道，“有二人弈者，虑子而未定。其旁观者先见之。二人以为能，求与之对，则不及二人远甚，故当局虽工，而蔽于求胜之心；旁观虽拙，而灼于虚公之见。故凡以利害心虑事，则虑弥周而去道弥远，小数目然，况家国天下之事乎？故虽使愚者筹他人之事鲜不当，虽使知者筹己之事鲜或当。若是者何耶？非爱人不若爱己，而明智之士虑反不及愚下也，利害心憧，而是非之衡眩矣”。〔4〕很清楚，他是把“求胜之心”、 “利害心憧”作为两种重要的“蔽”进行谈论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种的“曲”和“蔽”的呢？这个问题上文已有所涉及，此外，先哲们还有许多更为详细明白的论述。
荀子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况于（使）〔蔽〕者乎？”并总结性地提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5〕这里的“大理”、“道”是同一含义，指的是事物自身存在和发展全面而非片面、本质而非表层的规律性东西。在他看来，正因为人们只看到事物的一面，未能看到另一面，看到“一曲”即某一个环节，而不了解它的整个过程即大理或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了。
对于上述的道理，刘勰讲得更为晓畅通达，他说：“夫曲于细者，必忘其大；情于近者，必略于远。由心不并持，则事不兼通，小有所学，大必有所忘也。故仰而贯针，望不见天，俯而拾虱，视不见地。天地至大而不见者，眸掩于针虱之故也。”〔6〕这里把大小、 远近作为事物自身对立面的有机统一，如果观察者“心不并持”，“事不兼通”，也即是说仅仅看到了一个方面，而忘记或忽略了与之密切联系着的另一个方面，就会像只看见针眼看不见天，只看见虱子看不见至大的地一样愚蠢可笑。
苏轼的诗颇富哲理，他的《题西林壁》就是一首说明人之所以蔽的千古流传的绝唱。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末一句一语中的，为什么对同一座庐山站在不同的地点观察有不同的感受呢？苏轼答道：这正是因为你身陷其中，不能跳出它的界外，从更高、更远的地方观看的结果，这和陈确所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的章学诚对于“蔽”的成因也颇有研究，他指出“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贤与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无如何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误于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7〕这是说，人在认识的过程中， 抓住一点和事物本身相似的东西，就误以为或夸大为事物本身的东西，而且还往往以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为满足，固执于一得之见，并用它去拒绝、排斥原本符合事物本身的真东西。
总括起来，第一，受利益驱使（以利害心虑事）；第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偏于“一隅之得”）；第三，身陷其中；第四，“求似不求是”在先哲们看来正是种种“曲”或“蔽”的成因。
原因诚如斯言，何以解蔽呢？孔子提出：“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思而识之，知之此也”。〔8〕言下之意要多方面讨教， 多方面观察，多方面比较，从中选择最为和谐、圆满、正确的去做，即可不受偏见蒙蔽。
荀子专门撰述了《解蔽》篇，对于如何破曲除蔽作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大体说来他提出了这样几种办法：其一是“虚”，要求观察者虚怀若谷，虚心接受外物的方方面面，不要只看到某一现象、某一环节就浅尝辄止；其二是“壹”，要求观察者专心致志，集中精力，专注于某一事物；其三是“静”，即要竭力排除各种干扰，不为纷纭现象所动。“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其四是采用辩证思维，从事物的对立面中考察是非，不可偏执于一个方面，即“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其五是“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即是说不仅要全面考察、陈述对象，还要确定一个正确的衡量是非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他一再申明的“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即事物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好老、庄，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观点常与儒学相抵牾，但在去私解蔽方面与荀卿却又有相同看法。他在《释私论》中说：“不以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充当”。荀子说解蔽必先“正心”，认为“万物莫不相为蔽”是“心术之公患也”，而嵇叔夜提出：只有“心有所矜”、“情无所系”才能“是非充当”，虽说表述不同，其思想实质显然是完全一样的。
近代的戴震则视去蔽与去私并重，指出“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9〕这表明他既看到了蔽与私的内在联系， 又看到了二者同等的重要地位。
如何去曲解蔽是认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综观我国古代先哲们的思考，大致可以概括为：正心，去私，多闻，兼陈，悬衡等，是否妥当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二
再说西方。中世纪的罗吉尔·培根提出：“在掌握真理方面，现在有四种主要的障碍，它妨害每一个人，无论人们怎样学习，都无法弄清楚他所学的问题。而总是屈从于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以及由于我们的认识的骄妄虚夸带来的我们自己的潜在的无知”。〔10〕这里是把“权威、习惯、偏见、无知”看作获取真理的主要障碍，即中国哲人眼中的曲或蔽，并认为“人们受蔽于这四种错误的迷雾”而“找不到补救的办法”。大约400年之后， 弗兰西斯·培根旧话重提，明确提出：“扰乱人心的假相有四种，第一种为‘种族假相’，第二种为‘洞穴假相’，第三种为‘市场假相’，第四种为‘剧场假相’”。〔11〕这里除内含有前一个培根说的权威、习惯、偏见之外，还涉及到一些更为广泛、深刻的内容。霍尔巴赫在《自然体系》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人们或者是由于懒惰，或者是由于恐惧，拒绝了自己感官的见证。因而在他们的一切活动和事业中，引导他们的便只是想象、热情、习惯、成见，特别是利用他们的无知来欺骗他们的权威。”〔12〕这里除重述习惯、成见、无知特别是权威对人正确认识的影响外，还指出了懒惰、恐惧、想象、热情与假相的密切联系。
是什么原因产生、造成了这种种的假相和障碍呢？弗兰西斯·培根对此作了深入独到的分析。他说：“种族假相的基础就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就在于人类的种族之中……人的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这是从“人”和其他事物即“非人”的区别中来考察的。意思是说：人和动物相比，既有源于物、属于物的一面，又有高于物、超出物的另一面。高于其他事物，超出一般自然物的另一面的集中表现就在于人具有认识、理解、把握、改造利用其他物的特性。人的理智尤如一面镜子，虽然可以映射出其他事物的面貌，但正因为人是万事万物当中的一种，因而任何时候也不能完全摆脱、超脱自然物性的羁绊，这就使人往往从物的观点出发去观察人，反过来又往往从人的观点出发去观察物，“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从而曲解了事物本身。古代西方哲学中的“万物有灵论”，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说，无一不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弗·培根又说：“洞穴假相”是个人的假相。“因为每一个人（在一般人性所共有的错误之外），都有他自己的洞穴，便自然又会发生曲折和改变颜色；这是由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特有的天性；或者是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与别人的交往；或者是由于读书和他所崇拜的那些人的权威；或者是由于印象产生于具有成见人的心中或产生于漠然无动于衷的人心中而有所不同；或者是由于其他类似的原因”。如果说种族假相是从“类”、“种”即宏观角度，从人和非人相区别的角度考察的话，那么，“洞穴假相”则是从不同的人之间，从微观的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指一个人由于其出身、所受教育、个人经历不同而形成独特的立场、观点、思维方式。当具有不同立场、观点、思维方式的人面对同一问题时，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独特的印记。
“市场假相是由于人们彼此交往而形成的……人们是通过言谈而结合的，而语词的意义是根据俗人的了解来确定的。因此如果语词选择得不好和不恰当，就会大大阻碍人的理解……语词显然是强制和统治人的理智的，它使一切陷于混乱，并且使人陷于无数空洞的争辩和无聊的幻想”。这里的语言、语词显然是指日常语言，这种语言的内涵由于是“根据俗人的了解来确定的”，因而和按照一定规则严格制订的人工语言有着很大的距离。借助日常语言进行交往的人们往往因时、因地、因风俗习惯不同赋于同一语言形式不同的内涵，或者赋于同一内容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这就造成了人们理解上的障碍，不可避免地“陷于混乱”、“陷于空洞的争辩和无聊的幻想”，从而产生种种假相和弊端。
“剧场假相”是从“各种哲学教条，以及从错误的证明法则移植到人心中的”。这些教条或“一切流行的体系都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而且“也不只是完整的体系”，还有“由于传说、轻信和疏忽而被接受下来的许多科学中的原理和公理”。〔13〕这是说任何理论体系、任何原理和公理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有些体系甚至在产生的当时就已经是对客观存在的歪曲反映，这正像演戏一样，是“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表现它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退一步讲，即使当时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其真理性的颗粒也日益被磨灭。一味地抱残守缺，轻信传说，疏于思考看不到以往理论体系、原理、公理的局限性，自然会使人们的认识误入歧途。关于这一点后世的霍尔巴赫似乎看得更为清楚。他说：“各个民族永远是为习惯、成例、偏见的潮流所播弄；教育使人心对那些最荒唐不过的意见习以为常，就像使身体习惯于各种绳捆索绑的姿势一样。”〔14〕教育自然是教授现成的东西，也即先辈们流传下来的“体系”、“原理”和“公理”。如果死抱着原有的教条不放，这些由于时过境迁而变得“最为荒唐的意见”，通过教育则会变为束缚、捆绑人们思想的道道绳索，这样一来就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了。而且“人人都在协力使人类的盲目万古长存；所有的力量都结合在一起防止人们发现真理，暴君们憎恨真理、迫害真理，因为它敢于议论他们那些不义的、虚构的权限；教士咒骂真理，因为它否定了他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浮词；人民的无知、惰性和激情更使自己成为奸徒的同谋，这批人是存心使人民盲目，以便宰割他们；从他们的不幸中取利的。”即使“有一些人，看穿了他们的同胞的偏见的虚妄，敢于向他们指出真理。可是他们微弱的呼声怎么能够对抗那些和着乳汁一道吮吸下去的、为习惯所巩固的、为成例所核准的、为一种常常参与毁灭它的政治所武装的谬误呢？”〔15〕这表明真理的探求与传播是多么的艰难，不仅有认识论上的根源，还与当时当地的政治、社会历史状况密切相关。在神权和封建独裁统治之下，真理的光辉常常为谬误的黑暗所遮掩。
除此之外，培根还谈到意志和感情对认识的重要影响。他说：“人的理智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感情灌注在里面的，由此便产生了可以称为‘任意的科学’的科学。”〔16〕这个思想非常深刻，它表明人认识事物既和镜面反射有相同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之处在于相对于被认识、被反射对象来说，意识的产生与镜面成像本质上都是通过反映进行的。不同的一面在于和其他事物包括镜面相比，任何人都是有意志、有感情的生物。当他注目、认识一个外物时，反映并不是像镜面成像那样的一个纯物理现象，而是不可避免地在认识中贯注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也即感情和意志，并必然地对认识结果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可惜的是直到今天，传统认识论还对此研究得非常不够。关于这一点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则说得更为清楚。笛卡尔明确指出：“我之所以犯错误……只是由于意志比理智广阔得多，我没有把意志纳入同样的限度之内，而把它扩张到我所不了解的东西上去了；意志本身既然对这些东西是一视同仁的，于是就极容易陷入迷途，把假的当作真的，把恶的当作美的，这就使我错误和犯罪了。每当我严格地把我的意志限制在我的认识的限度之内，使它只对理智向他清楚明白地提出的东西作判断时，我就决不会犯错误”。〔17〕言下之意，意志和理智相比有力得多，应为其划定界限，否则超越限度地任意志驰骋，就会使人“错误和犯罪了”。
斯宾诺莎说：“我把人在控制和克制感情上的软弱无力称为奴役。因为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割”。比如，“对于荣誉与资财的追求，特别是把它们自身当作目的，当作至善的所在，是最足以令人陷溺的”。〔18〕这些论述充分表明意志、感情常常成为驱使人们行动的圭臬，“奴役”人们的绳索，足以使人“陷溺”于盲目、谬误之中。
爱尔维修还把培根关于人们因追求荣誉、资财而产生谬误的思想进一步引申发挥为明确的功利主义认识观。他说：“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在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个人利益总是使他们利令智昏的”。〔19〕“利令智昏”言简意赅，突出说明了当对于功利的追求超过一定限度时，必然会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意志，凝聚为不可抑制的情节，促使人们理智发昏，盲目行动。
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对宗教的社会作用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于宗教影响人们的认识也有着清醒的看法，霍尔巴赫指出：“自古以来宗教的唯一作用就在于：它束缚了人的理性，使它无法认识人的一切正确的社会关系，真正的义务和实在的利益”。〔20〕这和今天一些号称深谙宗教学说，大力宣扬宗教具有积极作用的人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
综观西方先哲对假相、幻像、幻觉成因的探讨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人作为“类”或种的属性，使人易将“物”人化，把人与物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从而产生假相；个人的独特经历，使人往往囿于一孔之见，出现认识上的偏差；流行经年的习惯、成见，为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所支持，障碍着人们正确认识的进行；依靠人们偏见支持的权威“强迫人们无知，……并时刻准备着处罚任何意图拆穿这些偏见的人”；〔21〕交往中语言的失范，“滥用名词”成为人们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过时的体系、原理和公理仍然桎梏着人们的视野；意志的误用，感情的放纵，利益支配，利令智昏；宗教的束缚等等。
为了破除假相，消除幻像、幻觉对人们认识的影响，西方先哲们作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措施与办法。
培根指出：“用真正的归纳来形成观念和公理，无疑是避免和清除假相的适当补救办法”。〔22〕什么是真正的归纳法呢？在培根看来，“真正的归纳法”是相对于流行的、传统的、然而是不科学的归纳法提出来的。他说：“寻求和发现真理的道路只有两条，也只能有两条。一条是从感觉和特殊事物飞到最普遍的公理，把这些原理看成固定和不变的真理，然后从这些原理出发，来进行判断和发现中间的公理。”“另一条道路是从感觉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伸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这种“正当的上升阶梯和连续不断的步骤”是“真正的道路”，只有借助于它才可能对科学抱着好的希望。〔23〕应当承认培根提出的从特殊逐级上升到最普遍原理的归纳法确实对于科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为近代实验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至今在人们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他还用蚂蚁、蜘蛛、蜜蜂作比喻，指出“历来研究科学的人要么是经验主义者，要么是独断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它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它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24〕正是在广泛搜集、整理大量事实、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大胆的分析、改造，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祛除假相、幻觉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
培根提出“真正的归纳法”作为新工具用以反对从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旧工具即演绎法，笛卡尔则提出普遍怀疑法与传统偏见相抗衡。他说：“我在好多年以前就已经觉察到，我从早年以来，曾经把大量错误的意见当作真的加以接受，而我以后建立在这些不可靠的原则上的东西，也只能是极其可疑，极不确实的；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断定，如果我要想在科学上建立一些牢固的、经久的东西，就必须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严肃地把我从前接受到心中的一切意见一齐去掉，重新开始从根本上做起”。〔25〕任何人只要联系自己的人生经历，就不免会象笛卡尔一样产生基本相同的感觉。事实表明，确如笛氏所说，由于幼稚、无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人们确实极易受骗，极易把大量的谎言当作真理相信。基于这种情况，笛卡尔要求审视内心，祛除成见，从确实可靠的“我思故我在”开始，经过普遍怀疑逐步逼近真理，并规定了探求真理的四条原则，而第一条就是，“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毫无疑义，笛卡尔本人之所以能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代巨匠，是与他自己确定的这些不为假象迷惑，不断地破除偏见，只把无可怀疑的东西看作真理的原则分不开的。
原先，人们普遍认为，思维和存在是直接统一的，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与矛盾，人的理性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周围事物。可事实一再表明这种看法并不正确，认识上的错误与偏差常常给人们的行动带来巨大失误。那么，究竟思维和存在之间有没有同一性，认识中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人究竟有没有能力认识周围事物，人的理性能力到底有多大？在一定意义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产生的。他指出：“对纯粹理性本身的批判……并不是对书本和体系的批判，而是从理性可以不靠任何经验独立取得的一切知识着眼，对一般理性能力进行的批判；因此要决定一般形而上学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要确定它的来源、范围和界限”。〔26〕康德自视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革命”，这“要比发现绕道好望角的新航路重要得多。”〔27〕通过批判，他给感性、知性与理性，知识与信仰分别划定了界限。认为以往人们之所以犯错误，主要因为是把只能适用于“现象界”的范畴误用于此一界限之外去，用于对“自在之物”、“宇宙”、“上帝”之类的判断上去。时间、空间、自由、必然、原因、结果等范畴的误用与僭越导致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的出现。由此他指出“谁尝到了‘批判’的甜头，谁就会永远讨厌一切教条主义的空话”。〔28〕“批判”即考察，科学地考察在特定条件下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确有重大作用。这会警省人们尽管人们的认识能力本质上是无限的，但在每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实现来说却是有限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的理性能力总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只能达到一定限度，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说不承认这一点，无限夸大理性能力，必然重蹈以往的错误覆辙。
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是当代西方广为流行的三大方法之一（另外两种是分析方法和辩证方法）。作为现象学方法有机构成环节之一的“悬置法”则和以往思想史上的怀疑论，消除幻像、假象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胡塞尔为现象学规定了四项目标：1.追求严密性。不求助于一些基本的假定，不使用一些不经考察的概念和范畴；2.追求彻底性。现象学要成为其他学科的开端，而不受其他学科的限制；3.重建人性。要为人的生活服务，不能是一种单纯、冷漠的自然态度；4.追求直观性。寻求直观事物本质的方法，这种本质不是所谓的事物自身纯而又纯的自然本质，而是体现着对人的价值，对人的意义的本质。显而易见，其中的第1、2、4项就是直接针对着人们认识中的种种虚妄和谬见而提出来的。 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的现象学就是关于观察者怎样摆脱一切预先假定，凭直观来发现本质的方法。换句话说也即如何使观察者真正面向事实本身的方法。这是因为从表面看来，人们似乎就直接生活于各种事实之中，但是正如狄德罗所说：“自然界的一切事实，生活中的一切境遇，无一不是张开大口等待我们陷进去的陷阱”。〔29〕因为“现象无限，原因隐蔽；形式变幻无常”，兼之人们自身无论看待任何事实都包含了各种文化假定。所以每个人似乎都面对事实，但由于外加的和自身的各种因素却都难以真正地面对事实，为此胡塞尔提出了悬置法（也即加括弧法），即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用括号括起来，暂时不予理会，不对以前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作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判断。而是把它看成一种假定，藉以排除偏见的影响，努力使认识直接面对事实本身，这种思路和培根、笛卡尔、康德等都是一脉相承的。
从培根提出“真正的归纳法”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到胡塞尔的“悬置法”，西方哲人们不懈的探求破除假象、幻觉、偏见的种种努力，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三
以上粗略的分析表明：1.“曲”、“蔽”、“假相”、“幻像”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对此必须加以认真研究。认识史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看法基本趋同，但相比之下我国古代先哲对此觉悟较早，西方只是从近代才开始将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2.虽说荀子对“蔽”的表现、成因，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但和以培根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相比，却显得较为空泛、笼统。这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西哲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总体性特征；3.在如何解蔽、如何破除“假相”的问题上，荀子虽然早在两千年前作了有益的探讨，但相对于近代的培根特别是当代的胡塞尔来说却显得粗糙、简单，后者更为精细、深入；4.尽管先哲们对曲蔽、假相问题论述甚丰，有些还至为宝贵，但应当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个问题都未能完全解决，有待后人承薪传火，继续努力。
注释：
〔1〕《论语·子罕》。
〔2〕〔5〕《荀子·解蔽》。
〔3〕《颜氏家训》卷五《归心》。
〔4〕《陈确集·别传》卷三《胜蔽》。
〔6〕《刘子》卷八。
〔7〕《文史通义·辩似》。
〔8〕《论语·述而》。
〔9〕《孟子字义疏正》卷下。
〔10〕〔11〕〔13〕〔16〕〔17〕〔18〕〔22〕〔23〕〔24〕〔2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85页、第350页、第350—351页、第351页、第378—379页、第403页、第305页、第360页、第358—359页、第366页。
〔12〕〔14〕〔15〕〔19〕〔20〕〔21〕〔26〕〔27〕〔28〕〔29〕《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208页、第193页、第194页、第183页、第202页、第194页、第239页、第240页、第307页、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