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邵雍的“一分为二”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二论文,思想论文,析邵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邵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市）人。作为“北宋五子”之一，邵雍提出了一套“包括宇宙，始终今古”（《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的庞大的象数学体系，并且在我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哲学命题。
“一分为二”即“加一倍法”（程颢语）是邵雍认识世界、分析事物的一种重要思想方法。这一方法究竟是形而上学，还是蕴藏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笔者发表一点粗浅看法，希望学界同仁匡正。
一、邵雍“一分为二”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分为二”作为中国古代关于事物对立和统一关系的朴素辩证观念，很早就产生了。在中国辩证法发展史上，殷周之际的《易经》已经包含着矛盾对立观念的萌芽。春秋战国时的史墨，运用对立面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见解，具体分析和说明了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提出了“物生有两”的命题。《易传》继承先人的对立统一思想以及西周末年兴起的阴阳学说，把阴阳概念抽象为表述对立统一的最高范畴，并运用阴阳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观点，概括和总结人类有关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朴素对立统一学说，并且在解释《易经》时，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宇宙生成过程，进一步概括为“分而为二以象两”的过程。从太极生两仪而言，《易传》开了“一分为二”之先河；从两仪生四象来看，是二分为四，但都是“分而为二以象两”的，所以还是一个分而为二的连续过程。由此出发，《易传》把天道分为阴与阳；把地道分为柔与刚；把人道分为仁与义。从自然到社会伦理都分而为二，从而开了“一分为二”思想的端倪。
隋代哲学家杨上善吸收《易传》的思想，在解释《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时，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命题。他说：“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从二生三，谓阴阳和气也。从三以生万物，分为九野、四时、日月乃至万物。”（《黄帝内经》卷十九）“一分为二”命题的提出是杨上善对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大贡献。但是杨上善仅仅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命题，没有对这一命题作进一步的展开阐述，其思想也无非是重复道家关于混沌的“一”或“道”产生阴阳（天地）之义而已。
真正确立“一分为二”思想的应当首推北宋哲学家邵雍。他在总结以往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依据《易传》对八卦形成问题的解释，糅合道教有关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建立其哲学体系的过程中，第一次明确地阐释了“一分为二”的思想，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
二、邵雍“一分为二”思想的基本内容
北宋时期是我国自然科学昌明的重要时代之一，辩证思维开始从汉、隋、唐以来形而上学的困扰下挣脱出来，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也已经暴露出来。邵雍看到了这一点，在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中，展开了其“一分为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邵雍观察到了物质世界的运动和变化。他说：“天道有消长，地道有险夷，人道有兴废，物道有盛衰。”（《击壤集·四道吟》）又说：“时有代谢，物有枯荣，人有衰盛，物有废兴。”（《击壤集·观物吟》）即整个世界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他还认为，整个世界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在现实世界产生以前，早已存在过别的世界，在现实世界消亡以后，还会有新的世界出现，整个宇宙是众多的世界生灭的连续过程。他说：“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今观古，则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矣。”（《观物内篇》）这是他借助于易学中的辩证思维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他还运用这种运动变化观，为自然和人类从盛到衰的历史循环编制了一套详细的年谱和规律，这就是他的“元会运世，天地开辟循环”的学说。邵雍认为，世界可以以“元会运世”来计算时间，世界每变更一次叫做“一元”，也就是一个周期。到了“元之元”，整个世界就要发生一次大的变更，周而复始，循环无穷。在这里，邵雍看到了世界的变动性，揭示了“时有代谢”的思想，并且描绘了一套完整的宇宙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在他以前的中国思想家都未曾如此详细地阐明过，这是邵雍思想的一大特色。
邵雍在阐述宇宙生成的过程时，揭示了一系列的矛盾现象，并运用“加一倍法”的思想方法，阐释了他的“一分为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就学术形成而言，邵雍之学术思想主要来自纬学，尤其是易纬，他借助《易》数讲数理，其哲学体系是以易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为了解决宇宙生成问题，邵雍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提出了太极、阴阳、道、心等一系列哲学范畴，用来说明他对宇宙的本体和生成序列的认识。其中他把“太极”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勾画出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逻辑结构。他说：“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观物外篇》）这就是说，“太极”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也是其开始，是宇宙的本源。邵雍进一步对“太极”的本性作了规定：“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同上书）在这里，邵雍把“太极”这一精神实体看作是大中之体，它是不可变的。但它是“生天地之始”，太极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它要“从时而顺”，“知来者逆”，而不能滞于一方。正是太极自身的自我矛盾运动，推动着宇宙的产生和发展。那么“太极”是如何生成万物的？邵雍认为，“太极”生成万物的过程，是按照“先天象数”的规律来进行的。他采用“一分为二”即“加一倍法”创立了一个象数化的宇宙生成模式。他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上交于阴，阴下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同上书）
邵雍以“先天象数”来推衍“太极”生成万物的过程，也就是“一分为二”的过程。邵雍的太极是无体的“一”，它虽然“不动”，但可以通过纯粹“数和形的概念”的逻辑，推演而变化出物质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一分为二”就有了天地（动静）；“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就有了“天之四象”——日月星辰和“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日月星辰之“变”就有了暑寒昼夜；水火土石之“化”就有了雨风露雷；暑寒昼夜之“变”就有了性情形体；雨风露雷之“化”就有了飞走木草。合计起来刚好是“八分为十六”。邵雍就是这样用每层加一倍以至于无穷的象数关系来描绘宇宙万物生成过程的。用这种“加一倍法”的数学推演下去，就可以按照“一分为二”的固定公式，从“太极”本体中不断地分化出万事万物。透过其先天象数这件神秘的外衣，我们可以看出，邵雍在这幅宇宙万物生成变化图中，揭示出了“统一物之分为二”这一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则。
同时，邵雍也认识到了对立面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提出“相生相须”的学说。他观察到自然界到处都存在矛盾，如天与地、阴与阳、动与静、刚与柔、水与火、雷与风、山与泽等，都是矛盾的对立。他描述宇宙生成过程中“加一倍法”的基本思想，就是统一体不断地分化出对立面，对立面层出不穷。比如，太极演化成相互对立的两仪（动与静或天与地）、两仪演化成相互对立的四象（阴与阳和刚与柔），而由四象演生出来的八卦也是由四个对立面构成的，即日与月、星与辰、水与火、土与石。邵雍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他说：“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观物外篇》）又说：“阴阳相生也，体性相须也。”“阴伏阳而形质生，阳伏阴而性情生，是以阳生阴，阴生阳。”（同上书）以此来说明对立面相须互补，天地万物都处于对立面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邵雍以对立面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渗透，说明世界的普遍联系，触及到了对立面的统一问题，这无疑是一种辩证的思维。
邵雍还以探讨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和阴阳消长作为其哲学宗旨。他在阐述阴阳两种势力相互消长时，谈到了“物极必反”的发展规律。他认为，阳盛到了极点，便向阴转化，阴盛到了极点，阳也随之发生。“数极必反，故为变也。”（《观物外篇》）天道如此，人事也是如此。他说：“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南而北则乱，乱久则复北而南矣。天道人事亦然，推之历代，可见消长之理也。”（同上书）这说明邵雍对“乱久则治”、“物极必反”的矛盾转化规律已有所认识。他在其诗篇中也表达了这个思想，如“人盛必有衰，物生须有死。”（《击壤集·人物吟》）又说：“为今日之山，是昔日之源；为今日之源，是昔日之山。山川尚如此，人事信宜然。”（《击壤集·山川怀旧》）这些都说明邵雍对于事物的矛盾双方发展到一定程度，无不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邵雍的这些思想无疑是辩证的。
三、邵雍“一分为二”思想的局限性
邵雍的“一分为二”思想是建立在其庞大的先天象数学的基础之上的。他运用“一分为二”的法则来解释天地万物的形成，既具有发生论的意义，又有结构论的意义。这是对汉唐以来以阴阳学说为中心的宇宙论的发展。他承认宇宙中万事万物的发展，是从一到多，从单纯到复杂，而且没有穷尽，所谓“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并且以对立面的互相依存，说明世界的普遍联系，蕴藏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宋代诸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充分认识邵雍“一分为二”思想的合理性的同时，还必须看到，由于受阶级地位和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邵雍的“一分为二”思想有其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邵雍往往注重从形式上运用“一分为二”的法则，牵强附会的地方不少，而没有深刻分析“一分为二”的思想内容。因此，不可能真正揭示出宇宙万物的演化规律，不可能对客观世界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解释。并且，由于他把宇宙间极其复杂的矛盾结构，仅仅归结为简单的等比级数的模式，所以这一思想又是简单的、贫乏的。正如列宁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的一般概念说明世界看作是“枯燥的，没有过程（运动）的，‘非辩证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3 页）同样，在邵雍的哲学体系中，世界也只是神秘的数量的变化，是枯燥的、非辩证的。
其次，邵雍对于事物的前进性和上升性未予以重视和深入研究。当他津津乐道“一分为二”、“变化”、“相生相须”、“物极必反”时，却总是避而不谈事物的前进性、上升性。这就使他的辩证法思想总是摆脱不掉循环论的框框。比如，邵雍认为，用“一分为二”来推衍宇宙生成时，从物质性的天地来说，是可分的，“天分而为地，地分而为万物”，“气变而形化”（《观物外篇》）；从作为封建伦理纲常在观念形式上的表现来看，“道”（“太极”）自身是不可分的。因此，他说：“道不可分也。”（同上书）以此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道”）的完整性。再比如，邵雍提出“相生相须”学说，在于说明事物总是由对立面相配合而成，其目的还是为了用来论证对立面中阳的一方应该永远居于主导的地位，而阴的一方只能顺从阳的一方，阴要以阳为法，天地万物都随阳的势力而变化。这种观点在一定意义上实际上又否定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
邵雍之所以这样来处理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其目的仍然在于给封建王朝以神学论证，证明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证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对立面——君臣、父子、夫妇等封建等级的差别和对立是天经地义的，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这正是反映了保守集团的利益。因此，邵雍的“一分为二”思想，尽管蕴含了统一体分化为对立面和对立面不能孤立存在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但就其理论体系来说仍旧不能摆脱神学的支配，不能摆脱循环论的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