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在社会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因而与该研究内容相应的研究方法也是复杂的。一般而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内容是分析社会中人们思想政治形成和活动的规律并阐明如何科学地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其研究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矛盾的分析方法和系统的综合方法。在我们看来，如若将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作更深入考究，那么研究的基本内容方面需要的是更加突现研究主题，而围绕主题内容的展开应采用更切近的研究方法。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容的主题，我们认为，它是“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人的政治社会化，社会学看作个体人的公民意识的养成过程。公民意识是公民对于自己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的自觉意识。就意识的对象，可以表现在家庭、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体）方面，也可以表现在社会、国家和世界层面；就意识的层次，可以处于社会心理层面，也可以处于社会政治理论层面。以此界定引申，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笼统的“公民意识”培养，而是在社会政治理论层面对公民进行权利与义务的教育，使他们养成相应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意识，以及与这些思想意识相适应的、适合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社会行为，从而加速人的政治社会化进程。
显然，将人的政治社会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容的主题，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以这样的方式确定研究主题，我们以为其可取之处有三：一是“研究域”可清晰划定。划定“研究域”是研究活动开展的最关紧要的事情。面对复杂的系统对象若贸然就“研究域”作直截了当的“划界”似欠妥。情况往往是这样，若先将视界扩展开去，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方”研究，“界限”会显得较为分明。二是研究域“内”与“外”的关联可明确界定。研究域的“内”与“外”的划定本来就具有约定俗成性，但没有它便难以判明“分内”研究和“分外”借助的关联。其实，“研究域”的划定与域“内”“外”关联的界定是相应的。若后者具备了，不仅能避免研究过程出现的“纷争”，而且可少出现不必要的“烦恼”。三是为基本内容的深入和拓展研究奠定逻辑前提。将人的政治社会化的“某一域”划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专门对象”，乍看是个“限制”，但实质表明，惟有这“限制”，方具备向“纵深”钻研的“内涵”条件和向“接壤”拓展的“外延”氛围。
别的暂不论。“划界”的意义，至少在总体层面上，为人们就思想政治教育特性的认识提供了4种观念：社会性、公民性、提升性和系统性。粗略来分，前两种特性是“外延”拓展的观念，后两种特性是“内涵”深化的观念。下面，就此4种观念作一概括性的陈述：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这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性。具体指：教育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承担的职责，并不仅是专职人员的“分内”事。从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思想上层的位置看，它直接服务于政治体制，间接服务于经济体制，因而从社会层面看，思想教育的策划总具有全局战略性质。在贯彻执行中若有失误，参与的专职人员当然要承担相应责任，但始终还是要回到对策划本身的检讨上；“规范”的示范性。思想政治教育是“规范”的教育。然而，最具示范的“规范”却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内容如何变化新颖，说到底是将一定的社会“规范”教给人。要“规范”必须有“示范”。专职人员的言谈举止无疑是一种切身的“示范”。然而，相比之下，社会才是最具“示范”效应的。社会的“示范”直接通过其体制（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管理的）及其运行方式所形成的社会效应来表现。显然，“社会教育”与“社会示范”的一致性是赢得教育实效的根本途径；“基础”的决定性。人的政治社会化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决定于社会这一“基础”社会化发展的程度。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人的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化，目标实现的程度，决定的“根基”是社会政治思想上层的社会化进展，而这一进展又由社会经济这一“根基之根基”社会化进程所决定。因此，若离开社会这“双基础”的社会化状况谈论和实施人的高层次的政治社会化，无疑就成了沙滩上的高层建筑；“测评”的客观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测评”，不能靠专职人员的“自评”，也不能靠受教育者的“自感”，只能就教育后形成的近期和远期的社会效应来测量。测量虽说异常复杂，测量“标尺”又难以恒定，但它毕竟维护了“测评”的根本要求，而该标准应尽可能接近社会和客观。
思想政治教育的公民性。这区别于常常以“普遍性”理解的公民性。具体指：公民的自主性。公民是社会主体，它在创建并发展“社会客体”中“自塑”着自身；公民又是社会客体，接受着由它建构的社会以“主体”的面貌对它“锻铸”。这种主客体的总体关联，显现着人的政治社会化与社会自身的社会化是相得益彰的。从这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其只为相向运动的“两化”提供重要的“助推力”；公民的群体性。现代的公民教育应该是全员的，人人都需要接受教育；它又是全面的，为适应社会化发展要求，人们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教育从而获得全面发展。当然，从教育组织形式看，它又总是社会群体的。因此，教育应正视不同群体的政治社会化状况；从而施以不同的教育。与此相关，要“测评”社会中人的政治社会化总体“水平”，不可能将各社会群体“水平”加总、平均，应主要视社会中占主导群体（集团）政治社会化状况。公民教育的“自觉”与“施动”。从总体看，“社会教育”本质上是公民的“自我教育”，对这种说法不能判为宣扬“自然而然论”。其实，人们只要立足于现代社会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就会发现，社会处处都为这种教育的施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况且，教育最终还是要靠主体的自觉。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施动”的必要性和现实性。教育仍需要借助专门的社会形式，实行某种意义的“强制”。思想政治教育从“普遍性”来说应该是“自觉”的，但从“专门性”来说又是“施动”的。总之，社会层面的公民意识教育是“自觉”与“施动”相统一的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升性。这与机械意义上的“提高”有着本质区别。具体指：“专门教育”的有效性。“专门教育”不同于“自我教育”，它是对具有相应基础的受教育者进行有组织有目标的专业化严格训诲过程，从而达到有效的“提升”。有效“提升”集中体现在接受专门教育的人，要将自己原来的心理层面“提升”到社会政治理论观念层面，并通过相应的社会规范行为表现出来。可见，“专门教育”的有效性就在于它的“提升”性；假若通过教育并没有出现有效“提升”，甚至适得其反，对此就要作出深刻反省。究其缘由，或出于“专门教育”设定的内容和实施方式与受教育者自身特性不相适应；或出于社会层面的教育氛围与“专门教育”所设内容不甚相容；或出于教育者自身素质所存在的问题等等。总之，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将社会中发生的各种问题都往思想政治教育不得力这个“筐子”里装；“提升”需要“现实基础”。从什么“基础”上“提升”，它是在“提升”目标确定前必须具备的重要前提。“现实基础”在此一般指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层面教育氛围。主要视社会这一教育主体作出的“示范”效应如何；二是社会公民心理层面特性。公民心理一般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它是最贴近公民现实生活的。就“现实基础”与“专门教育”的关联看，前一方面可称之为“外围”的“间接基础”，后一方面可当作“内围”的“直接基础”。这两方面显然是相互照应紧密关联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这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展开与实施教育的系统决策相统一说的。具体指：“大”“小”氛围的统筹。“大氛围”是指社会层面的政治思想观念及由此营造的“社会示范”效应。“小氛围”有两种意义，一是社会组织体内营造的“社会氛围”，二是专指社会组织体的群体“心理状态”。在作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策划时，必须对“大”“小”氛围交互构造的“教育氛围”特性加以分析。惟有这样，策划才会贴近实际；“多层面”群体统筹。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一般是指向群体的。群体内各成员的认知与行为的不一形成“分层”，构成“多层面”的群体。对不同的受教育对象采用相异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这是对群体“分层”实施教育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因此，在这方面需要作具体策划。同时，在策划时要顾及“分层”教育的协调问题，以便尽可能避免实施教育过程引出不必要的隔阂或磨擦；“两层次”教育的交互协同。“两层次”是指社会心理层和政治理论观念层。教育当然是力图将公民原来所处的心理层次“提升”到政治理论观念层次，但首先不可忘却的是群体心理层的现实状况。其实，后来“提升”的程度大体由原心理层次状况决定的。从受教育的个体看，即令教育后形成了相应的政治理论观念，然而它终归还是要回到与社会现实生活直接沟通的心理层面中来“体悟”，才能发挥出相应的实际效应。当然，对统筹策划来说，要准确无误地把握受教育过程“两层次”间的交互协同是十分困难的。然而，将交互协同所产生的“外部效应”（群体行为或个体行为）作为“反馈信息”，则对继而开展新统筹教育策划有着重要作用。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我们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体系统论。该方法论依据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突现社会主体系统的位置，将社会主体作为系统的历史发展过程加以考察。在我们看来，该方法论切中了“人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题的根本内容，并为这内容的展开提供了最为贴近的途径和手段。该方法论的具体形式是，以“系统”的视界，运用“整分合”，即从系统整体出发，对系统整体作细致分析，在分析基础上再作有机统合的方式，对社会系统、主体系统、意识系统和系统过程加以系统说明，从而为主题内容的展开奠定了逻辑基础。下面对此作一简述：
社会系统。重结构分析。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是一个客观的有结构的系统过程，人是适应并创造该过程的主体。人与社会是相互关联的。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也是人的主体；人创造着社会，社会也“锻铸”着人。人所呈现的社会属性，完全可以从社会系统结构特征找到最终根据。这一原理启示我们，在对人的社会化状况所作的考察，始终还是要返回到人所处的社会系统结构特征和展开程度方面。就人的经济（“职业角色”）社会化分析是这样，对人的政治（“公民角色”）社会化说明也是如此。况且，“两种角色”都是出自同一社会主体。
主体系统。重群体分析。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体的重视，首先看重的是社会群体，尤其在社会层面上处于主导位置的群体。“群体”是社会主体存在的基本方式。社会（创造）活动的基本形式是群体的，社会对主体“锻铸”的“样式”是以“群体”面貌表现的。虽然人的社会化的“落脚点”是个体，但任何个体的处所总是群体。从思想政治教育看，无论是在“社会教育”层面还是“专门教育”层面展开，群体始终是教育对象的“基本单元”。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社会层面与社会个体相衔接的“中介面”。当然，注重对群体进行教育过程，丝毫不存在放松就群体中处于不同层次的个体的具体教育；其实，离开个体的群体教育就会变成毫无内容的“空壳”。
意识系统。重层次分析。唯物史观对社会意识的重视与它对社会主体的重视是一致的。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是通过社会主体的实际活动实现的。从人的政治社会化角度看意识系统，意识系统中的社会心理层面和政治理论观念层面都对社会主体的实际活动有着重要作用。社会心理虽然是直感的、经验的、习俗的、非系统的，但却贴近社会实际生活，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体的行为。政治理论观念是抽象的、系统的、至高的社会意识，它对社会主体行为有着导向作用。然而，政治理论观念要发挥其导向作用，“回到”社会实际生活，还必须使自己“沉入”社会心理层面，“溶化”于其中。因而，真正重视政治理论观念的导向作用，并不是形式地将它置于“高处”，需要的是设法使它与社会心理交互关联起来。其实，摆明“两层面”的交互作用，不仅不会贬低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作用，相反正是看重它的功能的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是使社会主体主动从心理层面“提升”到政治理论层面，从而自觉导向自己行为的有力杠杆。
系统过程。重机制分析。从系统过程看社会、看主体、看意识诸系统，“三系统”实际上是作为同一个历史过程，从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的展开。系统过程分析所注重的是系统内部机制的考察，即揭示各层面、各部分如何通过相互关联而作用，并如何通过相互作用而发展。横向看，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社会客体与社会主体、社会群体与社会个体等等方面及其关联；纵向看，涉及社会系统先在过程的“积淀”层面与后起过程的“展开”层面的关联。面对如此复杂的系统过程，要真正“进入”系统内部，作具有机制意义的深入考察，在我们看来，必须紧扣以下四个环节展开分析：一是制约。考察系统内各层面、各部分的每一方如何为他方的存在和展开提供必要的条件，这些必要条件又如何成为他方（己方）可能再扩展的限制。二是选择。系统内的各层面、各部分间的相互制约的“留有余地”，这客观上提供了“一方”对“他方”的“有限”选择。选择，一方面反映着系统内存在着各方运动走向的“随机性”，另一方面体现着每方选择的自主性。三是协同。系统内的制约和选择，无疑表现着系统内的各层面、各部分间的关联的不甚一致、不协调性；但各层面、各部分毕竟又共处于同一系统内。从“客观目的”而论，又都是为着使系统得以维护并达到巩固。实际上，系统内各层面、各部分在约束中的“有限”选择一旦达到“各安其位、各向一致”的协同状态，就构成了系统内的“最佳配置”（“合理架构”），从而使系统呈现新的特质和外貌。四是平衡。系统内各层面、各部分实现协同呈现的总特征就是平衡态：“各尽其力”（输出功能）与“各得其所”（输入效果）相统一，从而造成一种动态的稳定状态；与此相应，也是各层面、各部分积蓄“力量”，期待寻机“拓展”的准备。显然，系统内的平衡是必要的，但是平衡又是动态的、相对的，平衡实质上是为“原平衡”的被打破创造基本条件的。
围绕着“人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题，沿着该主题内容展开的方法论的基本路径，如果就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具体内容作提要性的说明的话，那么以下七个方面是必须列入其中的，这就是：思想构成论。可就社会意识的两个层面和个体意识的两个层面及其关联作出揭示；环境结构论。可就社会“大氛围”与“小氛围”的关联以及社会“大小氛围”与社会主体的关联作出剖析；主体能动论。可就社会主体的群分层次以及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组构格局作出透视；教育过程论。可就社会“大教育”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展开机制作出考察；教育方法论。可就思想教育有效展开必须进行目标、途径、方式、手段的具体策划作出阐明；组织策划论。可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以及如何作具体组织策划作出论述；效益评价论。可就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基本方法作出探索。七个部分陈述的逻辑顺序大体应该是沿着由综观宏观层面进展到剖析微观层面再推向总体考察两层面的统合的路径展开。显然，这些内容是应对着研究主题和主题内容展开的方法论的。两者的关联，可谓“目”与“纲”的关系。“纲举目张”，它直接体现着“两问题”研究所发挥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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