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私人供给的经济学分析——基于一个俱乐部物品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俱乐部论文,环境保护论文,经济学论文,模型论文,私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和治理问题一直受到全球的普遍关注。环境资源作为一种公共品，表现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性质实际上就是“无产权”，导致所有人都可以在无需付费的情况下自由享用和无节制地争夺稀缺的环境资源，其结果造成环境资源的过度浪费，甚至枯竭。当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往往出现这种“公共的悲剧”（Tragedy of Commons）（Hardin，1968）。然而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使得仅仅依靠市场解决会出现低效率或者失灵的情形。一方面，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从而使私人最优与社会最优之间发生偏离，资源配置将出现低效率；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产生“搭便车”问题，使进行环境保护的企业无法因其社会贡献获得满意的经济回报，结果其供给量经常严重不足，有时甚至出现供给量为零的情况。
基于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的缺陷，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具有更高的效率。因此，为了纠正环境外部性，很自然就引入了政府干预，通过如环境法规、税收、交易许可证和技术标准等对企业行为实施环境监管。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一批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学家纷纷开始怀疑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惟一供给者的合理性。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往往因为政治压力和利益考虑，或者因为可能遭到信息的缺乏而出现“政府失败”，减少社会福利，并不能保证社会最优，许多研究表明这是一种只能达到次优结果的解决方案。对公共物品的供给再次引起争议，戈尔丁、布鲁贝克尔、史密兹、德姆塞茨以及科斯等人或从理论或从经验方面论证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可能性（Coase，1960）。
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也出现了环境保护的个人供给。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个体企业的自愿环境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如全球的环境管理体系（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EMS）标准ISO14001、欧盟的环境管理和审计体系（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EMAS）以及在化学行业中的责任关爱计划等自愿环境协议，超越法律要求的环境业绩（Andrews，1998）。正如术语中所表明的这是企业的一种自主行为，而在环境的经济学分析中却是基于如下前提的：即污染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污染比不污染代价更低。如果这一前提正确，那么难以想象，在缺乏这样做的法律要求下，污染者会改变他们的行为，私人供给环境保护。
二、自愿环境协议的性质
自愿环境协议可以广泛地定义为：“来自污染企业或工业部门提高他们环境业绩的自愿承诺”（Leveque，1998），表明它们通过非强制性措施督促企业进行自我约束。企业的自愿环境供给常常区分为三个类型：单边协议、公共自愿计划和谈判协议，依赖于政府当局影响的程度。①单边协议在没有任何直接的政府干预下发生，企业（或行业）单方面采取自主行动，是环境的自我管制过程，企业自身设立环境改善计划，传达给其利益相关者，并设置目标、责任、执行和监督程序。他们可能同意利益相关者参与环境目标的定义，也可以委派监督给第三方。②在公共自愿计划中，政府当局决定污染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模式，建立要求企业自愿满足的特定标准或清洁技术，留给企业是否参与协议的选择。在这个计划中，建立个体参与的条件，企业服从的规定，监督标准和结果的评价，还有以R＆D补贴、技术支持和来自生态标签使用提高的声誉等形式的经济利益。③谈判协议是存在于公共机构和行业之间的契约，意味着政府和企业在消除标准和执行进程上的积极谈判，两者之间存在讨价还价过程。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单边协议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管制，属于环境保护的完全供给；而后两者则是合作管制（Co-regulation）的形式，属于环境保护的联合供给，但无论如何，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具有自愿的性质。
自愿协议基于下面假设：设计环境政策的责任可以转移给私人部门。其目标是加强使用环境有效和经济效率的措施，并考虑形成符合个体需要和参与者情况的行动。自愿环境协议近年来在数量上一直增加。1999年OECD组织报道，在欧盟国家存在300个谈判协议，在日本有30000个地区污染控制协议，及美国在联邦层次的40多个自愿环境计划，其他国家如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开始实施自愿环境计划（OECD，1999）。自愿协议正逐渐成为许多国家环境管制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为研究对象，它属于单边承诺的类型。ISO14001是鼓励企业自愿采取致力于环境业绩持续改善政策的国际EMS标准，要求企业通过自我检查、自我报告、自我防范、自我纠正等手段进行自我约束，同时明确企业的责任及社会公众知悉的权利，旨在改善环境质量或提高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
三、环境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1.环境政策成本收益的内涵
对环境保护这样的纯公共产品往往是由政府来提供，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作为这一公共产品的一种私人供给，具有怎样的合理性？这里从环境政策给企业所施加的成本和收益角度来分析，阐释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内涵，根据可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成本和收益的性质。
（1）可排他性。对于私人产品，产权一旦确定，便决定了所有者对于产品的所有权，拥有所有权的个人可以独享产品给他带来的效用，并可以排斥其他任何人对该产品的占有和消费，这就是可排他性。与可排他性相对，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意味着如果一种产品被提供之后，没有一个个体可以被排除在消费该产品的过程之外。或者，为要排除某人消费该产品而需付出的代价是无穷大的。因此，这些产品的提供者无法通过消费者的付费与否来决定它是否有权消费这些产品。
（2）竞争性。对私人产品来说，一个人一旦消费了这一产品，其他人就无法再消费同一产品了，而且新增他人消费就要新增成本，由此产生私人产品消费的竞争性。同时，非竞争性（Non-rivalry）是指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即一种产品一旦被提供，其他人消费它的额外资源为零，消费者A对某一物品X的消费一点儿也不会减少消费者B对X的消费或使用。
基于可排他性和竞争性两个属性，产品和服务并不仅仅理解为公共的或者是私人的，现实世界中，存在大量的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一种商品。因此，可以将它们进一步划分为四种风格：第一类是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和可排他性。第二类是纯公共产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国防、公平的收入分配、有效率的政府或制度、环境保护、基础科学等。第三类为公共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即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如，公共渔场、牧场等。第四类是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特点是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如，公共桥梁、公共游泳池以及公共电影院等（Ostrom，1977），如表1所示。
表1 物品的分类
可排他性
有 无
竞争性 有 私人品公共资源
无 俱乐部产品纯公共品
资料来源：吕恒立.试论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J].政治学研究，2002，（7）.
环境政策赋予企业的成本和收益，可以看做政府给企业提供的一种服务。因此，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给企业带来不同性质的成本和收益，或者具有可排他性/非排他性，或者具有竞争性/非竞争性，最终表现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和俱乐部产品）的属性。可以预期，企业支持的政策往往是在如下情形中：政策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具有私人物品的特征，同时成本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显然这不可能是经常发生的情形，企业尽可能寻求能给他们带来显著的、可排他净收益的政策模式。因此，理解环境政策赋予企业的收益和成本的本质，尤其可排他性的大小在解释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上是非常关键的。
2.自愿环境管理体系的俱乐部物品理论
如果将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看做企业对不同环境政策的需求，那么需求的程度可以根据这些政策为企业所实现可排他收益的大小来判断。可排他性（包括技术可行性和排他的成本有效性）对市场良好运行是必要的。如果产品的那些供应者有权利独自占有产品的收益并排除其他未供给的竞争对手从中获利，那么市场运行良好。否则，未供应者将“搭便车”，打击供应者提供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在公共产品的消费上必须存在可排他的收益才能吸引私人供给。这就是戈尔丁提出的公共产品使用上的“选择性进入”方式。纯公共产品由于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因此，很难排除“免费搭车”等外部性问题。公共资源产品如公共渔场、牧场等也存在这个问题。而俱乐部产品，由于存在着“选择性进入”方式即排他性技术（如音乐厅的门票），可以有效地将“免费搭车者”排除在外。因此，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私人提供产品的交易成本，从而激励私人提供某些公共产品。
根据上面的阐述，ISO14001自愿EMS相应地可以概念化为一种俱乐部物品（Kelly ＆ Aseem，2002）。由于加入这一体系要求建立一个EMS并雇佣一个第三方审计进行认证，这些可能对技术上有特殊的要求并需要花费相当的成本，通过支付这一费用能够实现可排他性，为成员企业提供可排他收益。当对供给公共物品的成本没有做出贡献的人能够排出在对它的消费之外，就潜在地存在着一个自愿地同意提供公共物品并只用于他们自己消费的个体集团。这样一个提供可排他性的自愿协会，就如一个俱乐部一样。因此，将ISO14001自愿EMS视为俱乐部物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从这一视角能够更好地揭示为什么企业在环境保护的自愿计划上有积极性，即为成员企业实现可排他收益，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实现的可排他收益必须大于进入的成本，只有当存在这样的“选择性激励”时，企业才有动力参与这样的俱乐部。
四、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可排他收益分析
超越服从似乎是违背直觉的，通常认为企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而消除污染则是一种高成本的行为：其成本包括改造生产过程或者购买末端处理技术的资本资源，以及在研究和环境管理中的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等。这些投资将提高生产成本，结果导致或者产品价格升高，需求减少；或者企业不提高产品价格，利润减少。因此，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来看，仅仅当消除成本与获得更多的或至少相同的利益相联系时，才可能预期一个企业的自愿消除行为发生（Friedman，1970），此时与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宗旨是相一致的。
对于一个参与ISO14001的成员企业而言，一般认为能够获得额外的灵活性和动力实现环境管理目标的承诺，同时减少服从和执行成本，改善在公众眼中的商业形象等，实现相当多的、显著的可排他收益，从而为企业采取这一超越服从行为提供良好的动机。究竟企业可能从参与ISO14001中获得哪些重要的可排他利益，下面就此进行一些较为详细的论述。
1.管制收益（Regulatory Gains）
普遍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政府管制的成本，赋予企业管制灵活性。如果足够的企业采取EMS，这些企业有能力影响管制者，它们可能取代更严格的控制命令管制或者削弱即将实施的管制强度（Porter and Vander Linde，1995）。这里借助图1说明其中的涵义。图1反应了与污染消除相关的一个企业的成本和收益，这些成本和收益依赖于完成的排放减少总量。假定边际消除成本是常数或增加的（见曲线Ci），如，因为在消除技术上的递减回报；及边际收益递减（见曲线Bi），如，因为在消费者中获得声誉上的递减回报。假设如果一个有关环境治理的公共管制已经确定，政府将设置和强加一个污染消除目标Qr。因此，假定政府有一个强制力量使它能够迫使企业去从事让企业承担净损失的行动。同时也假定当消除行动是在政府的命令控制管制下实施时，企业的服从成本是更高的（见曲线Cr）。
图1 避免的管制成本
资料来源：OECD，1999.
当缺乏管制威胁时，一个利润最大化企业将在Q*点自愿进行排放物的消除，在这一点它最大化其净收益，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当存在管制威胁时，一个企业自愿选择的污染消除水平依赖于威胁的水平。如果威胁是完备的，一个企业将消除Qr（政府要求的排放标准）。那么惟一的管制收益可能仅仅是由于更低的服从成本，这个收益由图中线段AB表示。如果政府施加的威胁不是足够可信的，那么企业将消除Qi，从这个更低消除目标中的管制收益由线段BC表示。
这里可以区分避免的两种类型成本。一是如果企业要完成的环境目标比政府强制的更低，可以预期会降低污染消除成本（表现为图1中的线段BC）。一个更低目标的管制收益意味着企业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形已经成功影响政策过程。二是如果一个企业能以更低的服从成本完成同样的目标，也可以预期降低污染消除成本（表现为上图中的线段AB）。降低服从成本的原因在于，与使用政府强制命令的“最好”技术标准相比，自愿方法可以留给行业更大的灵活性，让企业以它们自己的步伐并通过它们自己的方式达到排放目标。这让行业可以考虑以前和已经计划的投资，有选择适合其特定情况的成本有效方案的自由。一般，参与ISO14001能够让成员企业获得的管制收益为线段AB或者线段BC，最理想的时候则能够同时获得线段AB＋线段BC的管制收益。
2.经济收益
ISO14001具有向认证企业提供经济收益的潜力。ISO14001标准要求对企业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控制，体现清洁生产的思想，从最初的设计到最终的产品及服务都考虑尽可能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和能源，有效地利用原材料和回收利用废物，通过生态效率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将污染看做可能是一种“经济浪费”的形式而实施一个生态效率管理，通过一个更好的循环过程，或者更清洁和更有效技术的整合，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剥离和最小化资源浪费，导致显著的成本节约（Hart，1995），这些节约将带来更低的能源消费，减少污染处理费用和更低的原材料成本，实现生产成本上的减少。企业还可能从中获得直接的财务收益：通过让雇员涉及标准的设计和实施，ISO14001可以潜在地提高人员操作的效率，降低环境事故的发生，带来管制惩罚成本上的一个减少，以及环境责任上的一个“减少”。此外，一些银行或保险公司可能乐意提供给这些具有认证的EMS企业特殊的利率（Schmidheiny，1992）。
另一个显著的收益在于ISO14001认证标志可以让消费者将它们从其他非认证企业中鉴别出来，企业因此通过不同机制而获得奖励。ISO14001可以用于向市场中的消费者发送企业拥有一个合适的环境管理体系，服从一个高质量环境标准的信号，从而吸引绿色消费者。一旦知道企业的环境业绩，绿色消费者能够在购买商品时，表达他们乐意为环境额外支付，那么高环境质量产品将以更高价格出售。这是一个事实，在德国，大部分标签为“蓝色天使”的产品比没有标签的替代产品更昂贵。即使消费者并不想为绿色产品额外支付，还可能存在一个绿色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在同样价格下，消费者会选择更绿产品，从而增加更绿企业的市场份额。
3.提高声誉
ISO14001认证可以帮助提高企业声誉，参与ISO14001体系的企业向外界报告它们的环境影响，与利益相关者对话，这有助于建立与利益相关者更强的关系和信任，获得组织运行的社会“合法性”。提高的声誉将让企业避免一些潜在的风险，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一个企业的支持者，除了股东、客户，还包括雇员和当地社区，他们对企业利润施加很强的影响。一个具有良好环境声誉的企业意味着在环境问题上投入更多的关注，它们往往也更加关注提高雇员的健康和安全条件，从而有利于更容易地招募新的、合乎条件的员工。当雇员察觉到他们公司在环境关注上的声誉很低时，雇员流动率，旷工现象可能很高。相反，高声誉可能提高对雇员的激励和对雇主的信任，结果可能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当地社区中的声誉增加对如矿产、化学行业等污染行业也是重要的。在社区中的良好声誉意味着企业在当地的行为是合法的、道德的，这使企业能够更快地获得一个许可证扩展它们现有工厂的生产能力或建立新的工厂。相反，不良声誉阻碍企业随着其市场容量的增加安装新的生产能力，因为担心这些行为可能给社区带来更加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一个工厂的营运成本也受到影响，当社区组织罢工和示威抵制一个当地企业的不良行为时，将减少一个工厂获得雇员、供应商等的能力。当前环境声誉已经成为企业声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利益相关者中间的良好环境市民形象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高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
五、最优俱乐部规模设置
上面分析的是加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可能为成员企业产生的一些重要可排他收益，然而这些收益仅仅是潜在的，能够实现的一个俱乐部成员的净收益大小是加入俱乐部的合格企业总数的一个函数，这里存在一个“网络效应”影响总的和个体的收益（Katz ＆ C.Shapiro，1983）。正如信用卡因为当会员公司（如，旅店，汽油站和杂货店）愿意接受它们，才对顾客有价值。类似的，对于一个加入私人标准的企业的净收益依赖于有多少其他合格企业加入它，是否关键利益相关者将这一俱乐部视为可信，能否得到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认可，才有价值。一个俱乐部的合法性是其可能带来收益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受到俱乐部发起者和参与俱乐部企业的特征影响。
因此，除非一个关键数量企业已经加入这个俱乐部，否则在污染水平上没有显著下降，使得对这个俱乐部的有效性发出质疑。一般这样的俱乐部需要由行业领导者供应。尽管俱乐部的大部分利益是潜在可排他的，但这样的利益仅仅在一段时滞后可以获得，同时成本则在短期内承担。行业领导者具有投资在较长时滞项目上的能力，并具有规避可能产生的显著风险的能力，他们最可能成为先动者。这些企业的参与，一方面能够影响总产出，给关键利益相关者施加更大的影响，足以使他们信服俱乐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能够成为行业中的“榜样”，说服行业中其他企业以此作为首选方式行动，引领其他企业纷纷加入。
然而，俱乐部产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即当消费者的数目增加到某一个值后，就会出现边际成本为正的情况，而不是像纯公共产品，增加一个人的消费，边际成本为零。俱乐部产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人，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这时就会有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的确定问题。布坎南认为，一个俱乐部的最佳规模就在外部不经济所产生的边际成本（拥挤成本），正好等于由于新成员分担运转成本所带来的边际节约这个点上。下面具体讨论成员规模的最佳设置。
对于一项俱乐部产品，假设参与者都具有相同的偏好且公平地平摊该产品的成本，如图2所示，对于给定数量的某一项俱乐部产品，其使用者数量（S）增加时对其中的某一个参与者可获收益（TB）的影响，其斜率则反映了每增加一位参与者所产生的边际收益，用MB表示，则MB＝（dTB）/（ds）。从新成员那儿可以获得的额外收益，如，增强说服管制者的能力，从而提高管制收益，或者进一步提高俱乐部成员的声誉等，随着俱乐部模型（N）的扩大而不断上升。在如图2所示OS[，D]范围内，随着参与者规模的增加，其成员的可获收益呈增长状态。但相对于参与者人数的边际收益MB却是递减的。一旦参与者数量超过了D点，这时增加一个参与者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0（如图2中的MB[，1]所示），单个参与者的收益就开始下降，增加参与者所获得的边际收益MB开始小于0（如图2中的MB[，2]所示）。这种边际收益为负值，我们将其定义为对某一位参与者的边际拥挤成本。对于数量为S的参与者群体，由此带来的全体参与者的利益损失，即总拥挤成本C[，r]＝MB·S。那么，是不是D点就是给俱乐部产品的最佳规模的临界点呢？对于给定数量的俱乐部产品，在参与者人数增加时，如果由于人数增加带来的平均成本减少（如，因共享信息、共同研发环境技术等而产生的）大于由此而导致的拥挤成本的增加，显然，继续扩大俱乐部规模对原有群体内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有利的。因此，俱乐部产品的参与者和准参与者都有扩大规模的利益驱动，此时成员群体扩大带来的成本分摊效应超过了拥挤效应。这项俱乐部产品的参与者人数将会继续增加，这一过程直到增加最后一个参与者所产生的拥挤成本G[，r]等于其带来的平均成本减少C[，d]时才会停止。图2中所示的PC曲线为每一位参与者承担的平均成本，PC＝C/S，C为该俱乐部产品的总成本，对于给定数量的俱乐部产品，C为一常数，所以PC为一条双曲线。PC曲线的斜率表示增加一个参与者所引起的平均成本的变化，即相对于参与者数量变化的边际成本，定义为MC，这意味着增加一个消费者使每一个人需承担的会员费减少了MC。这样，增加一个参与者给全部参与者带来的分摊成本减少总额便是C[，d]＝MC·S。则有：
或者MB·S＝-（1/S）·（dC/dS），表明当增加最后一个消费者时的边际分摊成本，等于边际拥挤成本时，可以获得最佳的俱乐部产品规模。如图2所示，在E点，有TB曲线和PC曲线的斜率相等。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达到了最大，从而获得给俱乐部产品最佳的规模S[，E]。对于自愿管制计划而言，拥挤成本可能是指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使得一个新的成员不可能从加入俱乐部得到任何竞争优势。
图2 俱乐部最优规模的确定
资料来源：乔.B.史蒂文斯，1999。
从图2中可以看出，如果俱乐部规模S[，E]时，大部分关键的参与者都在“其中”，那么一个新成员不可能从加入俱乐部得到任何竞争优势，但成员将可能避免一个竞争劣势（类似赫茨博格的“保健”因素）。然而，如果俱乐部规模在0到S[，E]之间时，不足够大以包括所有关键竞争者，但足够获得利益相关者的认识，那么加入俱乐部可能提供一个竞争优势（赫茨博格的“激励”因素）。ISO14001无疑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自从199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正式颁布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以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和响应，尤其在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大多数发达国家中，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认证。在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ISO14001将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竞争的门槛，被称为国际贸易中的“绿色通行证”。当这些大多数发达国家企业，作为关键的参与者，都已经获得认证，加入这一俱乐部时，新进入者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此时将至少在参与国际贸易竞争中不处于一个竞争劣势，得到一个“保健”因素，先参与的发达国家企业则因为其先动行为在市场中取得一个先动优势，得到一个“激励”因素。
六、结论
传统以来，使用较为普遍的管制方法包括命令控制工具和基于市场工具，前者属于直接管制，后者属于经济工具，但两者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的非自愿性，即环境管制由政府施加给企业，它们在法律下不得不服从它。政府实施的强制式命令控制管制是旨在直接影响污染者环境业绩的制度措施，管制过程的执行或产品的特征，限制或禁止污染物的排放，强加一个给定技术或一组技术之间的选择，限制经济活动。留给污染者的没有其他选择：他们必须服从，否则面临在司法和行政程序中的惩罚。因此，具有明显的不灵活性，无法让企业根据各自的情况有区别地进行这一过程，企业和政府之间往往处于一种“对立”的情形，从执行效率上来说是成本较高的。而基于市场工具如可交易许可证、押金退还和排污税等是影响经济行为人成本和收入的制度措施，通过创造市场激励改变他们的决策，与直接管制相反，留给行为人以他们自身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对特定的刺激做出反应的自由。然而，这一工具对政府的监督和执行具有较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获得一定的企业相关信息，另一方面要求监管者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才可能制定出合适的标准，给予一定的经济激励，显著增加行政成本，因此，就成本效率而言也是较低的。
自愿协议或者通过企业的自我管制，或者通过与政府的合作管制，将设计环境政策的责任转移给企业，更可能在污染控制上实现环境有效和经济效率。本文分析的是企业的自我管制方式，事实上，就合作管制而言，其中增加政府的参与，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是当前许多国家都比较偏好的工具。因此，将自愿工具作为企业传统非自愿管制方法的有力补充工具可以作为将来政府进行污染控制的合适选择，两者的有效结合将会带来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多赢局面。
然而，自愿环境协议是环境保护领域中的新兴的现象，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地方。文中更多的是从企业立场考虑其可能产生的潜在收益，而对企业引致的潜在成本没有详细的论述，这事实上对企业接受自愿协议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文中阐释更多的是潜在的收益和成本，需要更加深入的分析究竟什么因素影响这些收益和成本的实现，从而透视出企业采取自愿环境协议所面临激励和障碍的完整视角，以便为推动自愿协议更快和更好地发展建立适当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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