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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0年代初，成人教育在我国忽地形成了一股热潮，几乎遍及大城小镇、各行各业。当人们惊异地审视其势态时，它已堂堂正正地在神圣的教育殿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现在，成人教育以自己独特的贡献，使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评价：成人教育的兴起，是中国教育事业在新时期的一个重大变革，重大发展，重大成就。
成人教育在我国的兴起，根本的内在原因当然是经济高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所致，但同时也与国内的渊源和国际的背景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曾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对人才的极大需求同样引起过教育的相应发展和变革。尽管其层次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但引起的社会效应却是相似的：以“社会教育”补充学校教育之不足。于是，夜校、函授、进修、培训、速成学校等社会教育形式应运而生，也确实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当时急需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初级形式的成人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虽然在当时和后来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得以巩固和发展，但除“文革十年”外，它还是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赓续着，缓慢地演变着。这可以说是今天成人教育的肇始。
而正是在我们轰轰然忙于政治“革命”的60年代，国际上成人教育的热潮则是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先进的工业国家先后提出了“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回归教育”等不同概念，这都涵括着或等同于我国的成人教育。1965年，德国学者保罗·郎格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成人教育促进委员会的曼谷会议上，提出一项关于终身教育的提案。他认为，世界经济、文化与科技的突飞猛进，要求一个人终生都必须接受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必须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才能适应急剧的社会变化。这一提案，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5次全会上被列为与国际教育年有关的12大主题之一，并向成员国推荐。自此，它遂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并逐渐演成一种国际性的教育思潮。1969年，瑞典教育部长帕尔梅在欧洲教育部长的巴黎会议上，又提出“回归教育”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应当打破教育世界与劳动世界的壁垒，按照“学习——劳动——学习——劳动”的模式交替循环，使人们能不断获得新的知识，新的发展。这更丰富了成人教育的思想理论。
这种广义的成人教育理论，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有的还立即付诸实践。196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实施计划，决定以国立大学为基地向社会开放，以推动成人教育的发展；在农村，也有57个县设有农民进修所，还有4000个青年农民俱乐部以推动农民文化科技教育。法国政府还于1977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继续教育的法律，规定企业必须提供各种培训活动的资金，以保证职工培训事业的发展；他们还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取得合格证书，才能享受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取得经营农业的资格。德国从1970年到1986年用于发展成人教育的资金增加了4.5倍，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还先后立法，规定参加成人教育学习的人员享有要求资助的权利。美、俄、英等国也纷纷采取行动，发展成教。成人教育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仅美国，1977年通过成教而授予成人教育博士学位者达1700人；在农村，办农民继续教育班，全国有5万多个农民俱乐部协助推进农民的职业教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得力于对教育（包括成人教育）的高度重视，人们在分析日本作为经济大国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无不承认这一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在《无知不是极大的幸福》（1968年）一文中指出，美国在上一世纪之所以能取代英国而雄居世界强国之首，除其他种种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强职工教育，普遍提高了就业人员的文化素质。现在，美、日的经济差距，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差距，而教育差距首先不在于普通高教，而在于包括继续教育在内的成人教育。为此，美国的高等教育及成人学习者委员会发表了《成人学习者，国家未来的中坚力量》一文，尖锐指出：“支持并促进成人学习者是国家当务之急”，“应引起学院及大学的重视”。
世界各国将成人教育摆上重要日程的国际形势，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无疑产生了巨大促动；再加上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的巨大变革，对人才——尤其是首先对在岗的职工、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于是，投入少、收效快、因材受教、立竿见影的成人教育迅速勃兴，并呈不可逆转的发展之势。
二
我国成人教育的快速发展，既有与世界各国共同的动因，也有自己独特的缘由。
就整个世界而言，成人教育被各国列为重要议程，并如此迅速地发展，自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经济发展对人才的极大需求。如所周知，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关键在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的发展，科技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因为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具有牵头的作用和影响，并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而在这方面，事实证明成人教育与普通高教负有同等重要的使命，并能产生同等重要的功用。二次大战后，国际局势相对缓和，社会化大生产向高科学、高技术方向迅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于是，科学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仅60年代以后10年的发明成果便超过了以往两千多年的总和，出现了知识大爆炸的人类奇观。而与此同时，知识的新生与老化周期越来越短，以致使在学习全新知识的大学生，到四、五年后毕业时已有90%的知识变得陈旧，更何况在职的工作人员呢？知识的陈旧率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量构成了尖锐矛盾。要推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必须解决这个矛盾，办法就是发展成人教育。
第二，国际竞争中心的转移。二次大战后，国际竞争逐渐由以军事竞争为主转向以经济、科技竞争为主。这种竞争，不管是世界范围内超级大国间的霸权之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政治对抗，还是某些地区的两国或多国之间的利害冲突，其抗争力量的强弱消长，固然是政治、军事、经济、人才之争交织在一起，但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经济实力。这种竞争，既是各国政治的需要，更是各国经济的需要。如前所论，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的发展。因为现代生产随着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的转移，企业经济效益的80%是靠智力获取，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种比例将进一步增大。而劳动者智力的发展，首先是依靠教育的发展。因而，这种国际性竞争，最终必然带来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成人教育的重视。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国际竞争归结为教育之争，并非夸大其辞。而成人教育，投入少，周期短，并由于学有针对性、用有及时性之长，因而见效较快，产出显著。据国外统计资料表明，成人经过职业培训或专业理论（技术）教育，一般都提高工作效率3倍以上。成人教育的这一优势，决定了它必然会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因而发展迅猛，以致成为世界热潮。
中国的成人教育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勃兴发展的。尤其是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如大河奔流，势不可挡，引起了各个领域体制和机制的全面变革。崭新的发展形势，从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崭新的问题，崭新的要求。人们在观念、知识、技术、能力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滞后感。重新接受教育，更新观念，调整知识结构，掌握新的理论和技术，改善和增强自身的能力，就被提到了空前重要而紧迫的位置上来。那些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多年的干部、员工，也发出了“继续受教育”的强烈呼吁。而且，较之于那些发达国家，我国成人教育的整体水平更低，人才储备量更小，而经济发展速度又更快，带来的各方面的变革也更大，因而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更急。这决定了中国的成人教育定然发展迅猛。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有我国教育现状及其改革发展的需要。首先，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我国现有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共2240余所，而高等教育经费（以1993年为例）仅126.27亿元，国家拨款与实际需要差距很大，再加上物价大幅度上涨，使高校经费压力更大。其次，目前高校规模偏小，平均学生人数仅2500人，教职工与学生比例为1：2.9，经费使用效益比较低，存在师资力量的空耗。再次，今后虽然不再新建大学（不增加高校数量），但高等教育还要继续发展，到90年代末高校（包括成人高校）的学生人数要从1993年的440万增长到630万，如果高校状况一仍其旧，教育经费的压力必将更大。面对这种现实，高校显然不能再只靠国家拨款，而必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多渠道筹措经费，并应逐步扩大自筹部分的比例。事实已经证明，办成人教育，也是高校自筹经费的重要渠道之一。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成人教育的迅猛发展，当在情理之中。
三
成人教育，以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对传统的“正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导致其在观念和体制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可以说，成人教育的兴盛，意味着教育重心的某种转移。1993年2月26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94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指出，今后高等教育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重点是高等专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尤其是成人教育。这样，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过程中，成人教育越来越显示它之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表现为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有着较大发展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暴露出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中带根本性的两个问题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滞后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结构、知识、能力以及思想素质上还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建设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而由于普通高等教育的高度稳定性及其他一些原因，一时很难作出大幅度调整，使这些问题尽快得以解决。成人教育则不同，它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为适应这种“需求”应运而生的，其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培养对象都是与社会要求和市场经济直接相关，如企业管理、经济核算、财务会计、市场运行、商业法规、广告宣传等专业课程，在普通高校以前几乎是空白；而这些对于成人教育来说，则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无疑有利于培养社会型、开拓型人才。可见，成人教育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有着一种“血缘关系”。
第二，对传统教育观念具有突破性。首先，成人教育的开展，突破了将人的一生机械地划分为受教育期与工作期的传统观念，而是强调人应不断受教育、终身受教育，以适应社会变化对人们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其次，突破了普通高校单一的教育模式，而使之转向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埃里克·阿什比在《世界高等教育结构》中指出：“能否选择导致高等教育多样化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所持的态度以及人们要求大学所起的作用”，如果综合大学“愿意接受既有青年又有成人的多样化的学生大众，统一的综合大学将可以成为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在这里，正规大学教育与成人教育不仅受到同等尊重，而且将后者视作前者的一个构成部分。再次，普通高校通过包括办成人教育在内的各种渠道筹措资金，意味着它已开始由消费型福利型向生产型效益型的转移，这是教育观念的一个重大变革。最后，就培养人才而言，成人教育的教学对象是边学习边工作，课程也是依据社会需要而设立，一改传统高校那种以经院方式带领学生“读书”、以学究方式对着学生“讲书”、以计量方式对学生进行“考书”的教学模式，从而使培养对象由知识型书生型而转为智能型社会型人才。
第三，社会参予的广泛性。从国际看，几乎各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开展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如，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继续工程教育国际会议（即成人教育中的工程技术人员会议），便有48个国家和地区的303名代表参加，还有观察员247人，具有较大的广泛性。美国有2/3的普通高校设立了成人教育部、成人教育学院或中心等；日本在1986年就有73%的高校开展成人教育活动。美国的企业每年投入成人教育的资金高达2100亿美元，常有1/8的雇员在接受成人教育。现在，非洲各国也大都建立了民间性的成人教育学会，出版《非洲成人教育协定》报；1986年内罗毕建立了非洲成人教育工作者培训网。这些组织广泛地参予国内和国际成人教育活动。从国内看，我国几乎所有的高校都设立了成人教育处、成教学院，政府部门还设置了专管成教的职能机构，出版了成教专用教材和报刊；还有成人教育高校1183所，比普通高校还多110余所，在校学生186万人（到90年代末将增长到280万人），而在职学习者则数以千万计；办成人教育者，除普通高校外，还有社会团体、企业及某些事业单位，还有个人；接受成人教育的有教师、工人、职员、市民、企业家、党政干部，还有少数农民、个体业主等，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无一不有。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广泛性，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四
我国的成人教育起步较晚，但较之于其他各国，却发展更快。其规模，广泛性，社会作用，均极为引人注目。仅以工程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为例，1984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清华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这方面的成教学院；1986年以来举办了373期高级研修班，参加人数达2000余名；现有40个团体会员，22个地方分会，与美、法、德、日、芬兰、马来西亚、俄国、澳大利亚、挪威、巴基斯坦等国建立了交流协作关系，而且还在中国举行了国际会议。这表明，中国的成人教育已经开始走向世界。
看到成人教育如此高速地发展，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教育走向社会一体化的世纪。其依据，显然是成教对整个教育变革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始终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而又一时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办学条件与教育发展的反差、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大量流失）、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失衡、教材与教学方法的陈旧、教育法制和教学管理的不健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培养对象与现代化建设的不尽适应等等。而在这些方面，成人教育之于普通高校可以说是一个试验，一种示范。因此，达肯沃尔德等专家说，成人教育“这种观点代表着一种重新组织教育体系的计划，这个计划对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都有革命的含义。”
但我国的成人教育毕竞起步较晚，而发展太快，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观念意识和管理制度两个方面。
第一，成人教育的合理座标尚待确定认识。目前，有些人认为成人教育只是对普通高教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只是高校筹措资金的一种方式。这种观念显然不对。对于普通高校来说，成人教育不仅是补充，更是促进。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是高等教育的有机构成部分。因为，由于普通高校编制失调，教师智力严重空耗，兴办成人教育既有利于激励和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有利于增加经费收入，改善办学条件，稳定教师队伍，从而提高高教的投入效益；同时，由于成人教育是学员在工作岗位上边学边干，理论知识可及时联系实际，学员易于接受并转化为能力，在工作中提高效率。无疑，这对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入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定然会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它决不只是一种“创收”形式，而应当将之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切实举措。
第二，成人教育的管理制度尚待规范。当成人教育一时成为热潮时，难免出现一哄而起的现象。有些创办者——尤其是个别社会团体或不法之徒动机不端，拉大旗作虎皮，混水摸鱼，蒙骗钱财；即使是普通高校办成教，也存在管理不善、制度不严、教学活动未得正常开展、考核考试缺乏严格监督、学习成绩不太真实等问题。因而，对成人教育必须加强管理，创办、教学、考核、学籍、经费等都应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政府有关部门和教育领导部门应当经常检查、督促、指导，将之纳入正规的运转轨道。
第三，对学员缺乏充分的思想政治工作。参加成人教育的学员，大多数是为了完善自我，提高素质，以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需要。但也有些人只是赶时髦，或只是为了能辅导儿女，甚至只是为了捞“文凭”，以便于升职加薪。这种学习动机，违背成人教育的宗旨，当然也便难以达到成人教育的目的。成人教育管理者，不应将他们看成“临时学生”而放任自流，而应当结合实际，以各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使学员既能真正学到理论知识，也能提高思想素质，从而全面提高成人教育的教学质量。
第四，成人教育存在被普通高校同化的可能。这当然是指普通高校改革中那些滞后的因素。由于成人教育的管理和教学，大都由普通高校的教师担任，他们易于在比较习惯的轨道上运行，因而往往照普通高校的传统模式组织教学活动，如重视在课堂上“讲书”而忽视实践操作等。成人教育是改革的产物，必须以改革的方式管理、教学、育人。否则，成人教育将会失去自己的特色，因而也便失去自己存在的必要性。
第五，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和法规建设尚属薄弱环节。成人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法规的保障。但我国成人教育尽管已有长足的发展，但相应的理论研究尚未深入展开，在成人教育的管理、教学、思想工作等方面，都应当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产生自己的成人教育理论家。而且，在成人教育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有关的具体法规。
此外，中国的成人教育目前主要兴盛于城镇，而广大的乡村则还停留在一般的短期技术培训阶段。不言而喻，这些都是成人教育在从萌兴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也就是成人教育的逐步发展过程。
成人教育，是一个牵涉面相当宽的社会大工程，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它的健全和发展，有赖于全社会的支持。对此，我们怀有充分的信心。因而，我们坚信，中国的成人教育将会在法制的保障下有一个更大更健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