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争朝夕与抓住时机——毛泽东与邓小平高速发展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只争朝夕论文,发展经济论文,时机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总是不满足于现状而不断向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名句，就是他渴望把新中国尽快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心愿的典型反映。对这著名诗句，人们不只熟悉，对它的深刻内涵，也无不赞同。但从历史实践而言，人们留下更多的印象，则是50年代末期的三年“大跃进”。
因此，不少人在听到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得快一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等话时，思想深处不免担心是不是又会重蹈“大跃进”的覆辙。其实，这完全是对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意思的误解。即使对毛泽东而言，这种认识也是有失偏颇的。
速度与“球籍”
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中国志士仁人的夙愿。但是，只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具备了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条件。1949年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预言：“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①
希望“快”，这不完全是一种主观愿望，更迫于一种客观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社会主义虽已超出一国范围，但整个来说，资本主义还是处于优势。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更表明：为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的独立，原有的落后工业是极不适应的。必须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尤其是重工业的基础。
长期受欺凌、受奴役的境遇，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压抑感。就是在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以后，这种心情也没有多少改变。毛泽东在当时就曾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②。并且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基于这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和高度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向全党提出了经济发展速度与“球籍”的问题。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1957年11月18日，他在莫斯科举行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宣布，中国将在15年后赶上以至超过英国。
在世界历史上，后进国家在充分利用先进国家已有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赶上和超过原有的发达国家，是不乏先例的。在那些比较晚出现在工业舞台上的国家中，德国、日本、苏联三国，就是在短时间内通过高速发展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的最突出的范例。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原有基础的薄弱，长期战争的破坏，资金和技术人才奇缺，加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18%，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4.5%，应该承认这是比较快的速度。“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既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又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建设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保持一定的较高速度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初衷与偏误
在如何争取高速发展的途径问题上，毛泽东最初是清醒的。即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
由于建国之初，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改革的任务很重，科学技术的发展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还来不及摆到突出位置上来。但到1955年初，毛泽东就及时提醒要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他说：“过去几年，其它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③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这些话真是提纲挈领，要言不繁。它清晰地反映出毛泽东希望通过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以提高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会议响亮地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既使是在1958年春发动“大跃进”的初期，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仍明确指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他还说：“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出一套相应的可操作的政策，那么，中国的经济建设以较高速度发展的愿望，是可以成为现实的。遗憾的是，由于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认为可以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搞经济建设，并以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越大越公越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终于在实践中偏离了原有的航道。
马克思主义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但是，一个好的动机不一定就能引出一个好的结果。同样的逻辑，不能因为结果不好就把好的动机也全否定了。何况最初探索高速发展的途径中的一些观点，如：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行几个同时并举等，今天来看，基本上也还是正确的。而“大跃进”的失败，又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高速发展的经验。
挑战与机遇
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中，由于“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整个来说，政治状况，是处于混乱状态；经济状况，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当我们打开国门看一下周围世界，就明显看到，这20年正是世界经济发展比较快的20年。
这个时期，不只像日本、西德这样的国家发展很快，就连我国周围的一些原来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发展也很快。它们利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建立工厂，训练队伍，加工和生产以出口为主的产品，形成了与工业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工业体系。在这之前，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不如中国。经过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则落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后面。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报告》的数字表明：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90美元，新加坡4430美元，香港4240美元，韩国1520美元。这些数字，对于已有3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不能不是严峻的挑战。同时它也向人们表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在当今世界的条件下，有利用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化的趋势，获得高速度发展的可能。这又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多得的良好机遇。
从1989年下半年起，国际局势发生了战后40年来最剧烈的变化。匈牙利等东欧6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发生剧变。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纷纷丧失了执政地位，党本身发生分裂或解体。国家改名易帜，政治上实行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制，经济上实行私有化，思想上实行多元化。在这之后，1991年12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发生了与东欧6国性质相同的演变。这就向人们更尖锐地提出了问题，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究竟何在？是否应该继续走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的道路？
历史向我们提供的教训是深刻的，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反复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此，他强调：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
可见，如果说50年代毛泽东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与“球籍”问题，主要还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那么，历史发展到80和90年代，这个问题已经使人有一种非常严重的紧迫感和现实的危机感了。然而，把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并提出高速度发展的要求，正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的根本立足点。正因此，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再次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抓住时机”，首先在于在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大环境下，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化速度正在加快，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技术国际化，投资国际化。这又为中国吸引国外资金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抓住时机”，还在于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以较高的增长速度向前发展着。以亚洲“四小龙”为例，据香港一份地区性杂志统计，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新加坡为9.9%；台湾为6.2%；香港和韩国均为5.5%；泰国1993年经济增长8%。马来西亚在1989年到1993年的5年中，经济发展速度平均每年递增8%以上。即是经受了长期战争破坏的越南，从1986年开始实行改革计划以后，在整个80年代后5年经济也一直保持着8%的增长率。这种势头，不能不促使我们加快自己的步伐。所以，邓小平在1991年8月20日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中就指出：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
这一切向我们表明：当前的形势，确实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从50年代到70年代，历史并非没有向中国提供经济发展的良机，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或对良机视而不见，或与良机擦肩而过。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抓住时机”就蕴含着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
新论与新路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从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曾多次强调说，存在着两种方法或两条路线，即：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前者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方法；后者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方法。他本人历来是主张前者，反对后者的。因此，如前所述，毛泽东虽然强调过科学技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提出过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技术革命上来，但他更看重的是群众运动。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指出，毛泽东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可见，要想“抓住时机”，高速发展，光凭善良的主观愿望还不行，还必须有一套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方法。这里的所谓“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是泛指一般社会，而是特指处在20世纪80、90年代，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经济仍十分落后，相当多数人民的生活尚未摆脱贫穷的中国社会。如果不从中国这个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前推进一步，那是很难找到这把钥匙的。
邓小平关于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的思想，所以是科学的，行得通的，就在于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在这个崭新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条可行的新路。其主要论点有：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
在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邓小平认为首要的是发展生产力。与之相联系的是，什么是发展生产力诸要素中的首要因素。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就清楚地说明，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能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放在了科学的基础之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的基石所在。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④
改革开放15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80年代后5年我国的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的事实表明，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中国经济起飞的战略设想是正确的，可行的。
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论。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徘徊以至停滞状态，固然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有关，但从50年代建立起来的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邓小平在1978年10月就曾指出，为了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后来邓小平多次谈到改革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并明确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针对过去过分集中和封闭型体制的弊端，改革一提出，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邓小平说：我们在制定对内搞活经济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就是要调动国家、集体、个体；境内、境外；国内、国际一切有利于我国建设的资金、技术、人才和适合现代化大生产的管理经验，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服务。这样，就使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真正得到了实现。
整个80年代，中国工农业产值在10年内翻了一番。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也指日可待。靠的就是改革开放。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正是有赖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动力。所以，邓小平讲到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时，总是不断地呼吁：“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中心是指“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50年代前期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就在当时，缺少市场调节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所以中共八大曾提出过以计划为主体，以市场作补充的设想。然而，由于受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框框的束缚，即是允许一定范围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深怕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实际上在长时间里是计划经济覆盖着全社会。如果说，原有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核心是计划体制。
历史表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而市场机制，则是资源配制的比较有效的手段。尽管这种市场机制，也不可避免地存有缺陷，但整体上说，它能够通过供求变化、价格信号和竞争功能，较好地促使资源从效益较低的地方、部门和企业流向较高的地方、部门和企业，是符合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60至70年代，在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情况下，日本、西德经济的腾飞，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无一不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我国10多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比全国快，沿海地区的广东又比其他地区（如上海）发展得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度不同。
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过，搞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正是在邓小平的带动下，中共十四大正式确定：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改革，即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市场主体──企业，完善市场组织──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定市场规则，转变政府职能，创造一个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条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有利于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推动我们努力学习发达国家依靠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先进经验，努力改善资源的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它将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与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靠拢，使我国能够比较好地加入到国际社会分工与市场竞争体系中去，加强同国际经济活动的衔接，在参与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自己。
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将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它有助于把速度和效率统一起来，也就使这种高速发展有可能避免带来某种经济混乱。
“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论。
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谈到发展速度问题时他又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发展。
从国内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邓小平说，我们真正干起来是1980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这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⑦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化速度加快，资本的国际流动规模非常之大。流动的国际资本都在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只要哪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好，获得的回报率比较高，就能够吸引大量的国外投资。这是中国经济争取高速发展的一个有利时机。
从国内情况来看，由东到西的经济发展本来就呈阶梯形，即是东部沿海各省发展水平也不一致。其中广东、江苏、上海的条件，比其他省区就好得多。因此，无论就全国而言，还是拿一个省区来说，都有一个抓住时机上台阶的问题，而不可能搞一刀切、平平稳稳地发展。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又说：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由此可见，邓小平强调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绝不是要求一哄而起，盲目冒进，而是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冷静分析；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对现代化、社会化、国际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上。总之，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之上，走的是一条高速发展的新路。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②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⑤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372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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