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量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体现为互为依存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本文以数量计算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来描述和分析二者的变化及相关关系。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分析是基础和前提，社会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分析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本文所指的有关中国的统计数据皆指中国大陆，港澳台的有关数据未计算在内。
一、经济的发展
（一）数量的高速增长
1978年中国的GDP为3624亿元，1999年达到82054亿元。2000年上半年又比上年同期增长8.2%，以此推算，到20世纪落幕之时，将达到887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1年年均增长速度为9.5%[1]P14-17，无论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还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创纪录的。
但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起点太低，1978年人均收入仅近376元（按当年价格计算），虽经20余年的高速持续增长，到今天中国社会经济已达到的水平，在世界上比起来，仍然不高，尤其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现在全球GNP总合已达30万亿美元， 人均5000多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约26000多美元，中国人均量现在仅约850美元，约为世界平均量的1／6，高收入国家的1／30。1997 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中国的GNP的人均量，也仅及全球人均量的56%，高收入国家人均量的1／16[2]P190-191。就是以被中国学者认为高估了世界银行发表的。
按国别比较，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指标课题组用16个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对世界上12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国家进行的综合评价， 中国现在所处的位置正好居中。这些指标全面反映了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和可信度。
综观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21年的历程，到21世纪终结所达到的水平的国际比较，可简要、通俗地概括为：低、高、中三个字，即起点低，发展的速度高，现在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相比居中。
（二）结构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前公有经济一统天下。中国经济在这期间的发展，最深刻地体现在结构的变化上。
1.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改制和创新，中国大陆形成了包括境内外、国内外投资的多种所有制的经济成份，和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之间互相竞争、渗股的互动局面。现在中国大体上已形成了国有、集体和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港澳台资和外资等）三分天下的格局。其中，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非公有制经济增长更快。以作为现代化的核心产业、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技术装备的工业为例，非公有工业个业的注册资金额和增加值业已占全部工业增加值和注册资金额的组成以上。用不了几年，在第二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额和增加值就将逾半。而且，尤其近几年，由于国有企业进入改革的困难时期，而私有经济却因得到了法律的保障，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获得了非常的发展机遇，非公有制企业以占1.3的社会资源创造了2／3的社会财富。
2.宏观产业结构的变化
这里所谓产业结构，是指按三次产业划分的结构。其结构比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动请见表1。
表1 中国1978年和1999年的产业结构指标（%）
年份 1978年
1999年
第一次产业28.1 17.3
第二次产业48.2 49.7
第三次产业23.7 32.9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0年版，第16页。
从产值看，一、二、三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21年中，一、二、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9、11.5、10.4。
我们将一、二、三次产业在这一期间的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加以比较：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相对下降了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约半个百分点：第二次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则始终保持在 50%左右，说明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化正处于持续、稳定、高速推进的过程中，显现出了制造业的发展速度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步关系；这一时期第三产业所占的份额则增加了 9个面分点，达到了整个国内生产总值1／3。这一结构的变化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增强，促进了市场的开拓和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同时，这个结构比又显示出中国与世界比较仍存在的明显差距（参见表2）。
表2 1999年的中国与1980年的世界产业结构的比较（%）
产次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世界平均(1980)7 3855
高收入国平均(1980) 3 3661
中国(1999年)
17 5033
资料来源：①国际数据，据世界银行《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第213页。
②中国数据，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0年版，第16页。
从表2可见，中国现今按三次产业划分的生产结构无论与20 年前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那时的世界平均结构比例比，都还存在悬殊差距。好在，时下中国和世界正在进入信息时代，中国在既有的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在继续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进一步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现今中国的发展实际，已预示出21世纪初，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将超过第二产业，尤其是信息服务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和交通运输业在90年代末，已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如果不出现非常情况的话，今后将持续快速增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使用系统动力学、投入产出、经济计量三者相结合的模型，以1995年（不变）价的基础上，所作的预测，中国在2000年时，三次产业结构，将变为17.4%、51.7%和31%；其超长期预测，中国在2038年以后，第三产业将以46.0%的份额超过第二产业的45.9%，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3] 从这个预测发表后的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显然已超过了这个预测。本人估计，中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的比重在下世纪上半叶各阶段的上升将比上项预测要高，有望较快地缩小与国际比较的这个结构差距，而且在这一期间，第四，甚至第五产业，也许迟早将正式独立划分出来，按三次产业的划分，将成为历史。
3.中观产业结构和微观产品结构的变化
这时所说的中观产业结构，是相对于宏观上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各次产业内部的各主要产业部门的结构。如第一次产业，即我们俗称的大农业，就包括农业（即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四大门类。
改革开放以前，实行“农业以粮为纲”突出抓的是种植业，粮食生产又是种植业的重中之重。其它各业都处于从属的配角地位，有的甚至被忽视，其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作为隘义农业概念的种植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解决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吃饭问题。同时，提供鱼、禽、蛋、果、菜等“副食品”的生产部门，尤其渔业和牧业更是突习猛进，从而大大丰富和改善了整个第一产业内部的结构（参见表3）。
表3 中国1978—1999年第一产业内结构比例的变化（%）
产业
农业林业 牧业 渔业
1978
80.03.4
15.0 1.6
1999
57.53.6
28.5 10.3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版第382页
2.《中国统计摘要》2000年版第8页
以渔业为例看，水产品产量，就从1980年的450万吨上升到了1999年的4122万吨。自1990年以后，中国水产品总产量就一直稳居世界第一。1999年人均水产品占有量32.9公斤，超过世界平均量10公斤。渔业总产值占农林渔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了1999 年的10.3%，成为改善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和国民食品结构的重要因素。
二、三产业内部中观、微观结构的升级和分化更为显著、丰富多彩。从第二产业制造业看，改革开放后经过十来年发展，就脱出了以各种生活必须品购物票证为标志的商品全面短缺的窘境。自1990年以来，首先是一般工业品出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接着不仅一般工农业产品，而且生产资料亦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
现在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对改革开放以前凭票证买日用品、紧巴巴过日子的年月，都还记忆犹新。人们可购买的和买得起的商品屈指可数，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极其单调。2000年，仅国内贸易部列入统计范围内的主要商品，即已达609种，而且产品的更新换代、新品种的开发， 更是日新月异，从而不断丰富和提升着产品结构和国民的消费结构。
从作为培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人的教育事业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在普及初等教育和扫除文盲。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教育在基本普及9 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基础上，1990年代末，又进入结构性升级；调整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的道路。开放和鼓励多种形式积极办学；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经调整、改造变成了单一由国家和农村集体支撑的福利性事业。直到1990年，才突破国家垄断，出现第一所民办高校。此后，逐步扩大向国外资产和国内民间资产开放，并进而开始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愈来愈成为一种高收入产业。
由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合力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在20世纪末期，终于迎来了第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热潮。199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接连大幅度增长。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59.7 万人，比上年实际增招47.3%，在校生413.4万人，加上成人高校的305.5万人，在校生，合计718.9万人。[1]P151另据国家教育部统计，1999年初，中国民办高校已达1400所以上，在校生400多万人。[4]P18-19民办高校学校已超过公立高校数，在籍学生亦接近公立高校在校生。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势头更旺。中国高等教育招生接连大幅度增长，使高等教育从培养少数人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学历教育迈进了一大步。
综上可见，中国产业的发展，正从量的增长，高速进向结构升级。
二、社会的变迁
与经济发展相应的是进步。社会的进步也可以从互为依存的量和质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人口数量的性别结构
作为个体的人，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子：作为社会整体的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也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我们先看这20余年，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并加以国际比较。
1.人口数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的过快增长，是困挠其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沉重负累。特别是对像中国、印度这样全球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来说，人口问题尤为突出。
人口自然增长率，在通常情况下，在社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中，被视为逆指标，即人口自然增长率愈高，反映这个国家的社会现代化程度愈低。1960年代中期，美国发展理论专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将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作为社会现代化的十大指标之一。 中国学者们在评价中国人口发展情况时，常参考借鉴这一指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1999年与1978年比较，人口数及其变动率（如表4）。
表4 中国1978年与1999年人口数及变动率比较
数率总人口数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1978年 96259 18.25
6.25 12.00
1999年 125909 15.23
6.46 8.7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中国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下降到了1%以下， 跨过了现代化指数。这除了因经济的发展、生育成本的提高和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生育欲望的下降等在各国社会进步过程中普遍起基础作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外，在改革开放以前即已逐步强化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及其有效的贯彻，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尤其在广大农村。1988年以来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都已连年下降，90年代初，妇女总和生育率已持续下降到人口生育更替水平（2.1）以下，90年代末期更降到1.8以下，并保持着持续递减态势，从而使中国得以在人类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由人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向低出生率、低死房子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1999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8668万人，占总人口的6.9%。[5]标志着中国已进入了老年化社会。不过，中国现在的年龄中位数，刚过“而立”大关（ 2000年为30.17岁）仍处于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的时期，劳动就业的压力仍在不断加大。
按妇女总和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预期寿命等生命指标体系来衡量，中国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接近于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参见表5）。
表5 世界主要人口大国生命统计指数比较
国家 人口总数 妇女总和生人口年龄增人口出生率
(百万)育率(个数)
长率(%)(%)
全世界58292.8 1.5 22.5
中国 12271.9 1.1 16.5
印度 961 3.1 1.8 27.5
美国 268 2.1 1.0 14.6
注(年)
1997
1996 1990 1996
国家 人口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岁)避孕普及率在15～45岁妇
(%) 男 女 女中所占百分比
全世界 8.9 65
69
中国6.5 68
7185
印度8.9 62
6343
美国8.1 74
80
注(年) 19971997
1990-961990-96
资料来源：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999年中文版数据整理
2.性别结构
在上述生育控制过程中，中国大陆统计的出生性别比曾有过上升趋势，曾经引起人们关注，1980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989年统计出的性别比上升为111.27， 比正常水平（102－107之间）的上限高4－5个百分点。当时专家们通过个体分析， 得出结论：性别偏好、生育水平下降、经济实力的增强带动的科学技术普及提供的性别选择的手段，是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因素。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进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尤其农村），出生性别比人为升高的现象将会逐步消失。
我们比较一下，1978年与1999年中国总人口的性别比，便会发现，从长远的总体发展看，并未形成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调，基本仍在正常范围内（参见表6），且女性占总人口比例还略有上升。
表6 中国总人口性别比的变化（以女性为一百）（%）
年197819801985199019951999
性别比
106.16
105.98 107.04 106.27 104.20 104.00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摘要》2000年版，第34页数据计算
（二）从业人数和从业结构的变化
1.从业人数的增加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劳动力的供应和从业人员，都有了相应的增加。1978年全国城乡从业人员为40162万人，1999 年增加了70586万人，21年增加了75.8%。
2.从业结构的变化
（1）按所有制划分的从业结构的变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直接改革着从业人员从业单位的所有制结构。
在1978年的9414万城镇从业人员中，在公有制企业（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就业的为9499万人，占全国城镇从业人员的99.84%。 其他为个体从业人员，全国城镇总共不过15万人。
到1999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单位（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的从业人员总和已达10730万人， 超过了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 51.06%）。[1]P37在非公有制单位从业的人员数超过了在公有（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的人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转变。
（2）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结构的变化。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按三次产业划分的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加速了（见表7）。
表7 中国按三次划分的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结构（%）
年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年
70.5 17.3 12.2
1999年
50.1 23.1 26.9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0年版第38页
我们对比一下表1和表7，就会发现中国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巨大反差（倒比）（表8），超过半数的农业从业人员，仅生产出17.3%的产值。农业比较效益偏低（仅及三次产业平均所值的三分之一）驱使从业人员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形成了持久不衰的“农转非”、“民工潮”的巨大压力。
表8 1999年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人员与产值的对比（%）
产业划分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比重 50.1 23.0 26.9
产值比重 17.0 49.1 32.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8页
（3）职业结构的分化。中国早在西周时，单是手工业就有“百工”之说。宋明以来，便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流行语，而据明代工部的实际统计，手工行业的工种已多达四百余种。近代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下，虽然有些传统手工业在新式工业的排挤下，有些衰落，但新旧种种行业的生态，却空前复杂化。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大改造”、“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由经济、自由职业受到极大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僵化的社会经济体制迅速解体，多种所有制得到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活跃，社会分工日细。社会流动（无论是纵向流动还是横向流动）度急剧增加，劳动者的职业选择和创造性，得到了愈来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和机会，成为开展多种经营、开发新产品、促进产业升级和产品的多样化的积极动力，从而也引起了从业结构的升级和职业的多样化。1998年，单是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的职业便分8大类， 66个中类，1838个细类[ 6]。这还不算实际上已准职业化的神汉巫婆、娼妓、赌徒等等歪门邪道的非法营生者。
（三）城乡结构的变化
1.城市化的进展
与经济，尤其是产业化的迅速推进相伴随的是人口城乡分布结构的加速变迁，即城镇化的发展。1949年中国大陆仅有2000多个建制镇，城镇化率仅为10.6%，相当于公元七世纪唐代的水平。到1978年，建制镇才达到2800个，城镇化率仅上升到17.9%。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现在乡镇总数已达44741个，建制镇19184年。1999年底城镇人口总数为3889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1%。[1]P9这一数字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8%的城市化水平，也比1997年全世界平均城镇化率46%[7]P193低15个百分点。
不过，中国的统计是按城乡户籍所在进行的，而实际上，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在城市生活的，常年有几千万：另有因逃避计划生育而隐瞒未报户口的儿童，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些要等今年正在进行的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之后，才可能为我们给出一个更精确的数据。
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尤其已把大力发展小城镇，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提上了日程，并突破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刚性控制，首先已取消了小城镇的户口指标限制。这种制度性改革，适应经济的发展继续下去，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平等、自由的社会流动提供公平、公正的制度保障，必将加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消除这种中国特色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已制订出加速城镇发展的计划，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每年大约有1200万农村人口转入城镇，每年要新增加20座城市。
2.农村社会的分解
改革前，在以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下，形成了高度封闭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僵化的社会结构的突出特征，是限制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的各种身份制度，其中，又以资源含量最高的户籍尤为关键。
政府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限制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等一系列措施，对农民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控制，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两大特点：其一是社会内部高度同质化、均等化；其二是僵硬的壁垒和极低的社会流动率。
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纵深推进，从经营自主权到资源配置制度，再到宏观政策环境，市场机制日益强劲地向旧体制下的种种制度安排发起冲击。这种种冲击导致了城市民营经济和乡村非农经济的出现（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队对69430户农村户口的抽样调查，1999年农村居民家庭每户的年均纯农业收入为1180元，仅占其总收入2987元的近40%），同时也就导致了种种身份制的瓦解和社会结构的分化。
关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部分社会学者给予了高度关注：有人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认为农民已分化出了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乡镇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还有的划分为七个阶层，有的划分为六个群体。并对各个阶层、群体进行了量化的分析。也有人认为，现在言称中国农民已开始阶层化尚为时过早，因为“接纳农民身份改变的结构性体制尚不具备，而且在财富、权力、声望上，农民尚未形成相互区分开来的社会阶梯”。无论用“阶层化”来描述中国农村改革以来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否说得过去，但是，改革前那种农民内部高度同质化、均等化的格局确已打破，农村社会的分化却是不争的事实。[8]P146时下， 可以肯定和值得注意的，我以为有三点：
一是，农村分化除了与传统农民异质的、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业劳动者。他们的总和（含兼业者中从事非农业收入超过其总收入之半者）已达农村劳动力之半。他们正是中国社会，尤其农村社会，由转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人格载体。二是，即使仍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也已离传统型的农民向现代化社会化、市场化和科学化的农业经营者转化。三是，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方面需求不足，城市下岗就业形势严峻，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城市对外来就业的农民限制日紧，农民进城找活干越来越难。那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返乡重操旧业的人正趋“游民化”[9]P209。这对他们本人来说，是一个不安定的两难尴尬处境；对社会来说，则是一个不安定因素。这也是社会转型期的难免的痛苦过程。
（四）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状大
利益原则，本是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的根本原则。随着改革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利益集团的逐步形成，不少中国社会学者就此展开了日益深广的调查与研究，进行了多种分类，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作者。
1.五大利益集团论
自80年代以来对此不断跟踪调查研究的李强教授从改革以来利益变迁的角度，1999年把中国社会利益群体分成下列四个利益集团：第一集团：特殊获利者集团这个集团改革20年中是获利最大的，比如民营企业家、老板、经理、各种工程的承包人、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等明星，以及与外资、外企结合的外企层等等。该集团里主要是大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雇员，也包括国企的老总们多是些获利很大的人，收入水平相当高。第二集团：普通获益者集团 这个集团最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有一般干部、一般工人、农民、职工等。第三个集团：利益相对者集团这个集团最大，它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其中有一般干部、一般工人、农民、职工等。第四个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1995年以前，这个集团的数量不是很大，1995年以后由于大量失业下岗职工进入，这个集团的数量就比较大了。第五个集团：社会底层集团 构成底层社会集团的不光是城市居民中的穷人，还有很大部分是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流动人口、民工群体。
在上述五个利益集团中，第二个集团的人数在减少，第三个集团的人数在增加。如果多数人的利益受损，改革便非常难以推进。所以如何增加第二个集团（中间阶层）的人数是个比较关键的问题。[10]
上述现象，已引起决策者的严重关注，在改革与发展中调节好各利益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加大健全社会保障的力度，以扶助社会的弱势群体。随着亚洲金融风暴后经济景气的恢复、综合国力和国家调控力量的增强，种种迹象表明全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从根本上说，都有所受益，所以笔者在此跨世纪的当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仍感乐观。
2.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
在社会分层和利益集团研究中，最敏感、也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新崛起的“死恢复燃”的阶层或利益集团，便是私营企业家阶层。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内外交困的磨难中，历尽艰辛，有了些微发展，但到共和国成立时，仍很赢弱。在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便轻易地被消灭了，给资本家保留的一点可怜的定息，到“文化革命”中，也被最后革掉了，徒留下一个政治上被歧视的“剥削阶级”的罪名。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称中国有70万“资本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复核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真正够格的“工商业者”即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不过16万，其余为错当资本家对待的小业主和个体劳动者[11]P234、260。
改革开放以来，在80年代中期，从个体户中脱颖而出的私营企业，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89～1992年的低速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官方对待私营企业的态度和政策实现了从贯行的“改造、消灭”到“不要急于取缔”的转变；1993～1995年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理论和政策实现了由“不要急于取缔”到“允许存在”的过渡；1996年以来的稳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在理论和法律上实现了从“有益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的飞跃——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修正案，对11年前的有关条文作了重大修改，写上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2]
这里所谓私营企业，多指生产资料归公民私人所有的且拥有一定起码的资金额度和雇佣人数的企业。包括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而不包括个体户。这些企业的投资者构成私营企业主阶层。私营企业从零开始，十多年间，在中国同一时期各类经济成份中，私营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见表9），9年中户数增长15倍，注册资金总额增长108倍。
表9 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
年份户数(万户)人业人员(万人) 注册资金总额(亿元)
19909.8 170 95.2
1995
65.5 956 2621.4
1999 105.9 2022 10287.6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业管理局统计数
1999年底投资者人数达322万人， 是“社会主义改造”前的实际工商业者16万人的20倍。
（五）社会组织结构的更新和变迁
1.城乡基层社会组织的创新和建设
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等经济基础的变迁；城乡居民经济自主权和收入的增加，社会结构的变迁、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这些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的协同作用，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旧有的社会组织不断进行冲击，导致了适应新经济体制和国民意志的社会组织的创新。本文先从基础社区组织讲起，在基层社区组织中，又得首先讲农村基层社区组织。
（1）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的创新和建设。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农村、农民和农业（简称“三农”），在传统上，农村拥有积久的社区生活的文化资源。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尤其紧接其后的合作化运动，更尤其在1958年以来推行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核心和实质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生活。改革以来，由于家庭经营功能逐步恢复，公社体制从被冲击，到终于在80年代初期瓦解，直到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农民自发试创，而后得以政府肯定，进而于1982年载入宪法的村民委员会。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标志着村民委员会的建设进一步纳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村民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工作给予指导、支持，而不是领导，这就确立了村民委员会决定村社内部事务的权力（利）归还给了村庄社区。同时，在实际上它仍具有准政府组织的功能。在不同地方并在不同程度上充当着集体经济的主管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职能。村民委员会组织经十年试行后，1999年全国人代会又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案。修定案总结了试行期村行期委会建设的经济和问题，使其规定趋向完善，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到1999年底，中国农村其拥有89017万人口，组成23811万个家庭，分布于345万个自然村。 基本上是以由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范围为单位建立的村民委员会737429个[1]P85，平均每个村民委员会拥有4.7 个自然村，323户，1180人。现在各村民委员会， 一般都已依法进行了四次换届选举。正在推进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建设。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重构，进行民主制度创新的最庞大、最深远、最艰巨的基础社会民主组织建设工程。
（2）城镇基层社区的社会功能的恢复和发展。 大小城镇作为全国或地方一定区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社会组织结构和功能比农村的社会组织要复杂得多。这里只讲城镇基层社区组织和社会中间组织。作为管理城乡社会的各级行政组织，则属于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涉及。
当今中国城镇基层社区的群众自治组织是城市居民委员会。共和国成立后，城镇就普遍建立了居民委员会，不过开始没有统一规范，名称不一，居民委员会所辖范围和职能也经过多次调整。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把居民委员会的建设纳入国家组织法规，基本形成了作为国家基层政权机构的街道办事处与作为社会群体基层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相衔接的格局。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和性质被破坏和扭曲。“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以后，居民委员会又沿着民主法制的轨道恢复了机能。198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各地居民委员会适应社会发展，依法进行了整顿改造，调整了管理范围，健全了组织机构，理顺了工作关系。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1999年底，中国共计拥有各级城市663个、镇19184个，合计城镇人口总数为38892万人。1999年全国城镇委员会为11.9万个。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对40044个城镇居民户的调查统计，每户平均3.14人，[16]按此计算城镇总户数为12386万户，平均每个居委会辖1041户、3268人。对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了明确规定，包括两大方面，共13项具体工作。第一方面是有关本居住地区的各项事务，包括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本居民委员会所有的财产，宣传国家的政策法令，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依法履行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文明建设活动。在多民族地区的居委会，还特别强调民族团结教育。第二个方面，是协调国家机关进行，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向政府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同时，居民委员会还要协助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算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社会工作。在城市，随着各方面改革的深入，尤其原来包揽社会功能的“单位制”的松动、淡化和解体，对社区的社会服务功能需求逐步增加，即社会功能逐步由“单位”还给社区，并大大加以拓展和提高。适应这种社会需要，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服务工作于1986年正式启动。1995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紧，下岗人员大量回到家庭及其所在的社区；城市率先进入老年社会，就业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一般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不断扩大，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环境、安全、文化娱乐等方面都提出了大量亟待在社区解决的问题。随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社会化发展，社区肩负起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保障工作的职能。国家也因应整个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加大了促进社区组织建设和发展社区服务的力度。现在在中国城市到处都在兴建的文明小区，一般都是由相邻的若干个居民委员会组成的，居民几千户，上万户，人口数万不等。这样可以形成一定的组织活动规模，便于管理。文明小区的建设与中国正在大力开发的住房建设、物业管理相配套，方兴未艾。
2.“单位”组织的松动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与发展中的诸多实际问题冲击着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制约。而在众多的制约因素中，又集中于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单位组织中。单位是一种功能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级别，无独立性，是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形成和强化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社会行为，通过组织功能多元化的特殊社会方式，整合于各具体组织即“单位”中，由这种单位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们的行为，逐步形成了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单位组织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现象。这种单位现象构成了独特的两级结构：一级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级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单位组织。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不是直接面对社会个体成员，而更多是通过单位来实现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占有和分配各种资源的体制格局逐步松动、突破和瓦解，单位对国家和上级单位的依赖性在不断的弱化：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发展以及人们需求满足和利益实现方式与途径的日益多样化，也使得个人及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逐步弱化。但是，单位至今仍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3.社会发展与组织体系构建
在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型过程中，与旧的单位组织的结构功能的变化相应，是新的组织体系的构建。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分化，适应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在传统组织之外，互补结成了大量社团组织，在政府与社会组织及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构成了“上挂下联”的社会中间层。使已经分化出来的逐渐于独立的企业组织、新经济成份、新的市场服务和保障组织、新利益群体和志趣群体与原组织体系以新的联合方式整合在一起，改变了原有组织要素之间单一的行政隶属关系，建构起组织体系整合的新格局[11]。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社团司提供的数据，现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社团已达1800多个，省（区、市）地区社团20多万个。社团组织的勃兴是推进现代化和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加速社会化的结果。它们是一种新的组织整合与社会整合力量，对于变革中的组织体系建立新的整合秩序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新要素的产生将推动组织体系的现代化，成为各种社会团体成员民主生活的社会组织依托，对社会生活民主化已经并将产生更大的深远作用。
不过，应当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的上述“新”的社会经济成份，“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实在1949年以前，甚至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就有了自己的孕育、萌芽和累遭挫折的坎坷历程。故、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新”因素的产生与发展，历史地看，在许多方面，不过是恢复或再生性的。由于有蛰伏的潜能，有了适合的气候条件，再生起来驾轻就熟，发展得就特别快。
最后，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上述由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所引发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还基本上仅仅是传统性产业革命的过程中出现的。而现在中国和世界正在迅速进入信息化、知识化的新时代。关于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命名，国际上已炒得火热。但无论怎么说至少有一点，我们已经看见，它的迅猛发展，将大大改变经济发展的结构、速度和整个运行规律：同时，引起从个人生活方式，到家庭，到社区，到整个人类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因此，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分析模型，也很快就会过时。本文对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分析，最多也只能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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