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农与后殖民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最近十年关于后殖民主义的讨论中，法农的位置突显了出来，人们纷纷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讨论他的重要性，但从根本上说，法农是一个革命的政治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在非洲和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科学圈内具有比文学圈内更大的影响，有人曾说他的影响可以和马克思相比，（注：Lewis R.Gordon,etc ed,Frantz Fanon:A Critical Reader (Blackwell,Pub,1994),p.5.）这话当然不无夸张，但也可看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具有的魅力。就总体而言，法农是本世纪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为第三世界的解放和自由而英勇战斗的斗士，是第三世界名副其实的代言人，正如萨特说的：“通过他的声音，第三世界发现了它自己，对它自己说话，”（注：参见萨特为《地球上不幸的人们》所写的序言，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Grove Press Inc.1963),p.10.）法农所提出的问题跨越了许多政治和文化领域，在目前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他的代表性著作有《黑皮肤，白面具》(1952)、《垂死的殖民主义：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1959)、《地球上不幸的人们》(1961)和《为了非洲的革命》(1964)等。
一
弗朗兹·法农于1925年6月20日出生在法国海外省的马提尼克岛。法农的家庭属于这个加勒比海岛上中等收入以上的家庭，因为他的父母可以把子女送进法国公立学校读书，而当时有机会进学校读书的黑人孩子大约只占该岛黑人的百分之四左右。法农是这个黑人家庭中八个孩子的老五，也是其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他从小聪慧贤达，具有极强的自制力。在公立学校读书期间，他结识了法国诗人、剧作家塞泽尔，十分崇敬他与桑戈尔等作家为恢复非洲黑人文化传统所倡导的“黑人性”文艺运动。他阅读了塞泽尔的《殖民主义话语》和《返乡札记》等充满反叛精神的著述，心中升腾起为黑人同胞的解放而奋斗的革命意识。
1942年纳粹占领马提尼克岛，法农逃亡到多米尼加岛上，在那里接受了六个月的训练，然后参加了北非和欧洲的抵抗运动。大约两年后，他回到马提尼克岛，为作为共产党候选人的塞泽尔展开竞选运动。竞选运动之后，他利用提供给二战老兵的奖学金攻读医学，先打算学牙科，后改学精神分析学。在里昂学习的数年间，他编辑了学生小报，还写了三个剧本《平行的手》、《泪眼》和《密谋》，（注：按照法农自己的意愿，这些剧本始终未刊行。）并与一女子同居，生了一个孩子。1952年10月，他和在里昂结识的玛丽·约瑟芬结婚。他曾写信给桑戈尔，希望到塞内加尔去行医，但没有获得成功。1953年，他到阿尔及尔的布利达一儒安维勒医院任院长，治疗精神疾患。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法农参加了那里的“民族解放战线”，利用自己的医院为该组织训练医务人员和战斗人员，从而成为这一组织的关键人物之一。从1956年开始，他全力以赴投入非洲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运动，开始出任突尼斯的《圣战者日报》主编，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主要理论家，1959年出版的《垂死的殖民主义：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第五年》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遭到了法国的查禁。法国仇视他，多次恐吓并企图暗杀他，但未能成功。他无所畏惧，依旧积极参加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1960年，他受阿尔及利亚临时民族政府委派，出任驻加纳大使。就在他打算到古巴定居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患了白血病。这时他加紧写作《地球上不幸的人们》，并请萨特为此书写了前言。他和萨特曾在罗马相会，长谈三日三夜。西蒙·德·波伏娃在《事态的力量》中记叙了他们的这次会见。后来，法农的病情恶化，被送到当时的苏联治疗，而苏联的医生们又建议他转院到条件更好的美国马里兰州。他自知病势沉重，来日无多，不愿死在当时还普遍对黑奴施行私刑的美国，加之安排他赴美的又是中央情报局，这使他更难忍受。到达马里兰州后情况果然不妙，他被阻隔在旅店达十日之久，等到开始治疗时，病情已经发生转化，终于医治无效，于1961年12月6日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回他曾长期战斗过的阿尔及利亚，埋葬在战场上。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一封信中说，倘若我们不献身于一种事业，一种为人民、正义和自由而奋斗的事业，我们就活得毫无意义。
二
如果从历史的分期来理解后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和前殖民主义这些术语，那么，法农的创作在总体上基本属于殖民主义阶段的话语范畴，因为他的矛头是指向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他所写的基本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殖民宗主国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是不会自行消失的，白人世界对所有有色人种世界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同样也是不会自行消失的，殖民地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要想获得生存的权利，就必须揭竿而起，为民族解放而斗争；黑人、阿拉伯人和一切有色人种要想获得做人的自由和尊严、获得与白人平等的权利，也同样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白人的统治和奴役。在这一点上，他像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杜波伊斯、马尔科姆·X等著名革命家一样，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来反抗反革命的暴力。这是《黑皮肤，白面具》和《地球上不幸的人们》等著作中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在《黑皮肤，白面具》中他明确地号召黑人起来造反：“我决不至于天真到相信诉诸理性和尊重人的尊严可以改变现实，对于那些在甘蔗园里苦苦劳作的黑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起来战斗。”（注：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Tans.by Charles Lam Markmann(New York:Grove Perss,1967),p.224.）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指出被压迫者必须听从贯穿人类历史各个阶段的主导声音：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变世界。民族要解放，殖民地人民要翻身，就要“自下而上地改变整个社会的结构”，要由被压迫者取代压迫者，由被殖民者取代殖民者，这种“整体的、完全的、绝对的取代”应该是“被殖民者最低的要求”。（注：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Trans.by Constance Farringion(New York:Grove Press,1963),pp.35-36.）这也就是说，要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被压迫、被奴役的劳苦大众掌握民族命运和国家政权，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手中，那等于仍然掌握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手中，所以，法农对亚非拉美的黑人兄弟说，我们要进行的革命必须是社会主义革命，否则，我们仍将被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击败。按照法农的观点，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必须建立一种必胜的信念和自觉奋斗的意识，以有组织的革命斗争获取最后的胜利。他大声疾呼：“所有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
第二，民族解放以国家独立、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为最终目标，但文化的解放应该是更高、更长期的任务。因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侵略。殖民者并不仅仅满足于控制一个民族，掠夺它的财富，还要歪曲、诋毁、破坏它的文化和历史，同时强制推行它自己的文化。法农说：
殖民统治由于是整体行为，且有过分简化的倾向，因此很快就破坏了被征服民族的文化生活。占领者通过引入新的法律关系，把土著和他们的风俗民情驱逐到边远地区，剥夺他们的财产，系统地奴役他们，从而否定了民族的现实，造成了殖民地民族文化的沧丧。（注：Frantz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p.187.）
按照他的分析，在殖民统治下，民族文化的衰落是一个系统和渐进的过程。殖民者一方面大肆推行他们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又竭力贬损民族文化，将它说成一种神秘落后、没有价值的东西，久而久之，民族传统和文化便被渐渐淡忘，传统和文化的衰亡必然导致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消沉，最终导致一个民族的灭亡。因此，他大声疾呼，殖民地的民族知识分子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着自己的传统和过去，是这一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抵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保存、恢复和张扬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知识分子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法农还要求殖民地的民族知识分子把为保存民族文化的斗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他说，
为民族文化而战首先意味着为民族的解放而战，只有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才能进行文化建设。文化战斗如果离开群众斗争，就不会有任何发展。（注：Ibid,p.178.）
对于民族文学和艺术，法农有较多的论述。他谈到在殖民过程中，也就是在殖民地民族文化和占领者文化斗争的过程中，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大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个没有辨析的全面吸收段，大约相当于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即本土文学艺术家无分辨、无选择地吸纳占领者的文化，他从殖民者那里借取灵感，在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跟在占领者后面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第二阶段是一个民族意识有所醒悟的阶段，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开始对自己以往那种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毫无自觉的行为感到不安，决定探索自己的文化属性，挖掘自己的文化传统。但由于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因此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和描写仍旧显得肤浅，他们仍旧还是用从占领者那里借来的审美理论阐释自己民族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一个民族意识彻底觉醒的阶段，这时，本土文学艺术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人民大众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他们用自己的艺术来宣传人民、教育人民、号召人民，为推翻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统治，获取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斗，因此，他们不仅自己用笔作武器参加战斗，而且动员普通的群众投身到建设民族文化的斗争中。应该说，这是一个为民族的振兴，铸就革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文艺的新阶段。
第三，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家，法农从更深的心理层面上讨论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关系，以及黑人的本质属性问题。法农清醒地意识到，黑人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是白人殖民者创造出来的，白人自视种族优越，对黑人和一切有色人种实行种族歧视，在他们的眼里，黑人和一切有色人种是天生的劣等民族，野蛮、无知、懒惰……，但是这一切和黑人联系在一起的负面品质，都是白人世界强加给黑人的，法农说，“白人文明和欧洲文化强加给黑人一种存在的变态，……所谓黑色心灵不过是白人人为地造出来的”。（注：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p.14.）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黑人丧失了自己的种族意识，一方面，他们形成一种自轻自贱的自卑情结，并把这种情结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急于变成白人，获取白人的本质属性。法农指出，这实质上是一种病态心理，黑人充其量获得的不过是个“白面具”，而他们的“黑皮肤”是去不掉的。法农力图告诉自己的黑人同胞，黑人和有色人种在思想、素质、智慧和体能各方面并不比白人逊色，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白面具”，而是对自我本质属性的自觉和对自身命运的把握。按照法农的观点，只有打碎白人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强加给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黑人才能找回失去的本质特征。
第四，法农对欧洲文明采取了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他指出，欧洲文明以救世主的姿态，自以为在殖民地传播文明、创造文明，实际上干的却是毁灭文明的勾当，他们自以为在对黑人实行人道主义，而实际干的却是杀人放火，巧取豪夺的行径，“欧洲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冲向深渊”，欧洲正在走向衰亡，它的理性正在丧失，它的人道主义正在变成非人性的杀戮，它以“非我族类”为由，正在奴役、抢掠或残杀殖民地人民，它在刚果砍掉黑奴的双手；在安哥拉刺穿黑奴的唇，锁住他们的嘴。它已经把人变成了野兽，它已经走到了死亡的门槛上。萨特以睿智的眼光看到了法农对欧洲文明的批判，同时还清晰地看到了这种批判背后的立场：与其说法农在批判欧洲文明，莫若说他在利用欧洲文明的衰亡来教育他的同胞。对法农来说，欧洲文明的存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黑人兄弟姐妹们应该尽快觉醒。萨特作为一个白人一方面对欧洲文明的崩溃感到无限忧虑，另一方面，又对法农和第三世界的人民怀着无限的同情，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为《地球上不幸的人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以极其恳切的口吻敦促欧洲白人“拿出勇气来”去认真读读法农这部作品，（注：Frantz Fanon,The Wreched of the Earth,pp.13-14.）面对欧洲文明的衰败作出深刻的而不是敷衍的反思。
三
法农的思想和著作为近十年来西方热烈进行的后殖民主义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正如一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所说的，法农早在50年代就写出了瓦解帝国主义权威的“反话语”，而今，那些对殖民主义取批判态度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们无不“乞灵于法农”。（注:参见Benita Parry,"Problems in Current Theories of Colonial Discourse."Oxford Literary Review,Vol9 No 1/2,p.27.）他们剖析法农留下的丰厚遗产，阐述自己的后殖民主义理论。
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那种善恶、美丑、黑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二分法表达的只是一种过时的价值观，应该把法农的思想引入更深的层面。按照他们的说法，法农在从激进的立场出发把黑格尔范畴历史化、政治化的同时，还更多地吸收了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观念，因此应该把法农的话语引入“自我与他者”、“边缘与中心”、“文化杂种”后殖民主义话语中。
后殖民主义借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试图解构殖民主义文本和话语，他们认为那种对抗的策略固然曾经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充分的，因为它把殖民状况下文化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压抑进了一种单一、固定的程式，而殖民主义的历史编修和民族主义观念又大大强化了这种殖民主义话语，因此，必须从新的后殖民主义的话语来进一步解析深藏的文化意蕴。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著名代表斯皮瓦克宣称，
我对殖民者／被殖民者这种二元对立的提法持批评态度。我试图考察“殖民权力”的异质性，揭示这一对立中的两极在建构批判帝国主义的学科飞地时的共谋关系。（注：Angela McRobbie,"Strategies of Vigilance:An Interview with Gayatri Chakravortv Spivak",Block 10,1985,p.9.）
另一位后殖民理论的代表霍米·巴巴拒绝承认殖民关系中对称的对抗，他认为，对殖民在场那种既爱又恨的心理及其建构的客体，形成了殖民定位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及对殖民权力的质疑，这种关系既不同于过去那种主子和奴仆的关系，也不同于“他性”的现象学投射。后殖民主义解构殖民话语的策略主要有：提示权力如何秘密地植根于殖民主义体系中自然地制造“差异，说明在产生意义的过程中，这种二元论如何被瓦解和重新定位为独立的、结合的、亲密的关系；通过揭示殖民主义的矛盾言说模式如何构成既爱又恨的殖民主体，将本土居民作为一个固定的、统一的殖民主义知识客体逐出中心地位；通过说明权力空间的分散和由不同中介造成的播撒以及形势和关系的多元化，从而瓦解殖民权威的结构；通过揭示本土居民与之共谋同时又抗拒的、迂回曲折的劝导技巧，驱逐粗暴的、体制式的压抑表述。后殖民理论摈弃了在讨论殖民主义问题和个人本质属性中那种形而上的无差异和本体论上的绝对观念，从不同来分析本土居民的本质属性，有的论者讨论自我合并的他者；有的讨论不一致、不屈从的自我。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法农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剖殖民主体的，人文主义关于主体有机统一的论点不过是一种神话，主体只能是分裂的，而在殖民状况下，殖民地本土居民分裂的主体不过是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殖民话语将殖民地本土居民视为黑暗和负面的他者加以否定，殖民主体性内化并折射了这一殖民话语，殖民地本土居民被拒绝给予主体性的权利，使他们与自己的文化疏离，处在一种不真实的生存状态。法农说：言说意味着绝对为他者的生存，……言说……首先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支持一种文明……。每一个被殖民的人民，换言之，每一个由于本土文化原创性的死亡在心灵中造就了自卑情结的民族，都发现他们必须面对文明民族的语言，也就是宗主国的文化。……（注：Fr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p.17,18.）
后殖民主义认为，法农这里谈的正是殖民地本土居民的自我本质问题，显然，他是在民族和文化差异、自我与他者关系中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巴巴在为法农1986年伦敦版的《黑皮肤，白面具》所写序言中明确地说，法农“可能渴求人类和社会的总体改造，但却最有效地从历史变化的间隙中发言，即从种族和性之间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领域……”发言，（注：Homi Bhabha,"Remembering Fanon:Self,Psyche,and the Colonial Condition"(Foreword to Fantz 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London:Pluto Press,1986),p.viii.）他认为，法农这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恰恰体现在他对包括“黑人／白人，自我／他者”的殖民主体的解构上。巴巴敏锐地抓住了法农作为心理分析医生采用的一个典型的断裂句式：“黑人不是。与白人有什么不同”(The Negro is not.Any more than the white man.)，指出法农突然打断这个句子的连接，目的正是颠覆人们熟知的这种殖民主体的“并置”。（注：Ibi-d.p.ix.）巴巴顺着法农的思路“黑人想要什么？”，用后结构主义的观点移置他的观点。他说《黑皮肤，白面具》的创造性正在于它“几乎未对殖民经验加以历史化”，换言之，当法农从个人和集体心理出发讨论殖民主体时，并没有提供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他的讨论完全超越了历史和无意识的界限，“正是通过意象和幻想”，（注：Homi Bhabha,"Rem-embering Fanon:Self,Psyche,and the Colonial Condition",p.xiii.）他才最深刻地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状况。
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巴巴提出了“文化杂种”(cultural hybrid)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不同民族文化无论优劣大小总是呈现出一种“杂种”形态，特别是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文化交流如此迅捷和频繁，民族文化之间的杂交及由此引起的形变广泛而深刻，民族文化要保持其鲜明独特的民族性已成为不可能。殖民地宗主国文化也当作如是观。按照这样的理解，前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区别不存在了，奴仆和主子的区别不存在了，商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不存在了，民族精神不需要了，历史意识不需要了，文化个体不需要了，一切都消融在他所谓的文化杂种中了，历史变成了一堆纯粹的事件和偶然性。巴巴着重强调法农是从欲望和需求这样的心理分析话语来解释殖民文化的移置、异化，认为黑人是其自卑感的奴隶，而白人则是其优越感的奴隶，黑人的本质属性和白人的本质属性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巴巴看来，欲望的主体不是单纯的“我本体”(Myself)，而他者也不是单纯的“它本体”(It-self)，二者之间的移置、替代是本质的，永恒的。法农对殖民心理的思考为巴巴的文化杂种论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佐证。
斯皮瓦克虽然和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立场不同，但在前提上却是一致的，她同样是从解构主义出发来研究殖民主义问题的。在解释“后殖民性”的含义时，她说后殖民性首先是一个“解构主义的”概念，其次，后殖民性等同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别的地方的遣产”。按照她的理解，后殖民性就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对那些帝国主义遗产的消解。在这些遗产中最紧迫的问题是“后殖民空间”（注：参阅Gayatri Spivak,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London:Routledge,1993),pp.280-281.）中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她还提出，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由于既熟悉前殖民地文化又熟悉前帝国主义文化，因此能对帝国主义的文化遗产采取批评或消解的立场，但正因为他们与那种前帝国主义文化的关系过分亲密，他们的批判又不能不是暧昧的、不彻底的。用她的话来讲，那些从前殖民地国家来到前宗主国的人之所以能够相互交流，能够和前宗主国的文化交流，能够超越自己的民族性，和宗主国建立相互的社会联系，关键就在于他们从自己原先的殖民地文化接近了原先的帝国主义文化。当然，他们对这种帝国主义文化采取了批判的，也就是一种解构主义的哲学态度。但是，因为他们和这种早先的帝国主义文化十分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因此，对这种帝国主义文化的批判不可能是彻底的，只能是暧昧的、含混的，这种态度也就是霍米·巴巴所说的那种既爱又恨的心理。
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斯皮瓦克进一步阐发了古哈等人在讨论南亚次大陆殖民问题时提出的“属下”(subaltern)观念，她把古哈等人所特指的殖民地印度本土居民（特别是“贱民”）扩展到女性（特别是被殖民女性）领域，讨论在殖民霸权话语的绝对权力下，“属下”怎样变成了沉默和喑哑的“他者”，通过对以身殉夫的印度寡妇话语的仔细剖析，她明确得出结论说“属下是不能说话的”。（注：Gayatri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eds.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London:Macmilan,1988),p.308.）同时，她还提出了帝国主义“认知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的观念，指出正是这种认知暴力巩固了帝国主义“君上的自我”(Sover-eign Self)，诱导本土居民在自我主体建构中与之共谋，将自身变成一个“无声的他者”。在斯皮瓦克等人看来，法农对殖民主体、殖民状况的描述以及殖民权力的对话式质询重建了一种文化抵抗的过程，也为他们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后建立一种新的后殖民主义话语提供了启迪。
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最适合讨论后殖民状况的人无疑是那些移民知识分子，他们大都出生或成长在东方，却长期接受西方宗主国的教育，而今又生活和工作在宗主国家，对原属于自己的殖民地文化和宗主国文化都有深刻了解，是赛义德称为的那种“文化两栖人”(cultural amphib-ians)，他们常以学贯东西自许，认为自己超越了历史、记忆、时间、性别、阶级、民族意识、政治态度等，在理解两种文化方面比民族知识分子要优越得多。巴巴曾自豪地说他们是“最真实的眼睛”，能够比那种“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语）更深刻地认识两种文化，因而当他们回眸近半个世纪前的殖民主义世界时自然发现了法农，不仅因为法农在当时的反帝反殖斗争中声名显赫，还因为法农的著述深刻分析了殖民状况和殖民主义中的种种问题，为他们发展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提供了线索和材料，更因为法农也是他们所谓的那种最能深刻理解两种文化的精英知识分子，是他们阵营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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