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命运_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命运_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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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150年的历程。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科学社会主义从产生时仅仅是诸多社会主义学派中的一个流派,到成为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思想,从“欧洲上空的一个怪影”到掀起世界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凯歌鸣进,又有坎坷挫折;既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又遭遇着严峻的挑战。回顾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可以发现: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诞生到发展成熟再到实践壮大,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作用,科学作为“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社会主义一旦脱离了同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就表现为踟蹰不前甚至倒退。世纪之交的今天,如何推动社会主义前进是个紧迫的现实课题。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寻求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密切结合,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力量。

一、科学技术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

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是批判地吸收包括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科学成果在内的整个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果,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顺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生,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之中。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包括细胞学说的创立,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问世,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辩证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可靠的自然科学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此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产阶级的成熟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几乎是并行的,在19世纪30-40年代,许多欧洲国家资本主义进入了高度发展的大机器工业阶段。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开始产业革命,到19世纪,大机器工业生产在各主要工业部门排除手工业生产,工场手工业制度逐渐被工厂制度所代替。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产业革命也进展迅速,大工业在北部、东部和罗亚河流域得到迅速发展。德国、比利时、西班牙以及远离欧洲的美国,大工业生产和工厂制度都有很大发展。“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生产过程所以能反映人的本质,是因为生产过程为社会所创造的必要的物质基础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的保证。科学作为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增强了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产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日益社会化,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就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无产阶级在总结自己和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得出结论:工人运动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必定会失败。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革命理论,从而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揭示无产阶级的真正地位和历史使命,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正确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这种客观要求应运而生的。

马克思在五十年代的经济学著作中,对未来社会作了探讨,提出了许多科学的预见。他揭示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指出高度社会化的生产、高度发达的工业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范畴,是生产力革命的直接动力。科技革命推动着社会变革,对社会系统诸要素都会发生影响,因而科技革命又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类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物质生产实践变革,都是同科学技术的进步相联系的。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是以石器向青铜器转变开始的;铁器工具则是推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生产力标志;从近代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四次新科技革命,18世纪以蒸汽化和纺织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在世界上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以电气化为标志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第三次科学革命以20世纪前半期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高分子为标志,这次新科技革命在自然科学领域全方位展开,尤其在天体、激光、海洋、生物领域内竞放异彩,这些新的突破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带入到了一个竞争与合作交融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正值第四次新科技革命,即信息革命,世界经济正以一大批高技术群体的发明和利用而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特别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存在着巨大的潜力,这次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史无前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经受了第一次新科技革命的洗礼而诞生的。

不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离不开科学技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技术。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科技给近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辉煌时指出:“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这样的生产力呢。”(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科学技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性质,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汹涌大潮下,都在进行着调整和改革。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

二、科学技术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强大动力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指导了许多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了取得了丰富的正反经验,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逐渐成熟。在这期间,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决定着社会发展速度和发展状况,势必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要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完善,有力地推动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

历史唯物论最根本的功绩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国家的实力难以得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难以得到改善,就无法调动起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使其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去。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始终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时,生产力就会冲破这种制度的约束。现代科学技术渗透进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当中,对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利用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扩展,能够被利用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样化;劳动资源是衡量生产力状况的主要的客观物质尺度,是生产力发展的“测量器”,现代科技对生产工具的改进是不言自明的;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从事实际生产的劳动者,提高他们的科技因素就能使其脑力劳动中的能动因素增加,从而使得“活劳动”占据主导地位。人类社会进步的全部奥秘,都隐藏在资源—工具—生产力—社会这样一个连锁反应之中,人类能够利用什么样的资源,就可能制造什么样的工具,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可能促成什么样的社会。

科学技术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自身的能动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则把科学技术视为解放自身的强大革命力量。马克思曾经说过:“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科学技术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强大物质力量,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首先取得胜利,那么,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完成本应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在苏联,列宁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科技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当时世界刚开始电气化,他预计社会主义社会比垂死的帝国主义社会要更快地实现电气化,并且认为蒸汽化是资产阶级时代,电气化是社会主义时代。在1920年,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列宁去世后,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确确实实达到了电气化的目标。相反,西方爆发了1929年—1933年、1937年—1939年的深重经济危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兴的苏联站在了阵脚。战后苏联在发展科技方面奋起直追,1949年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于1954年在苏联建成,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1961年4月阿·加加林要乘宇宙飞船飞向太空,在和平利用原子能和航天工业方面苏联都是世界领先水平。遗憾的是,苏联从此也陷进了和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泥潭,其科技发展政策倾向于军事领域,在民用生产领域则显得比较单薄。再者,苏联长期奉行粗放型发展战略,没有及时改革其僵化的经济体制,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没有认真研究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对西方一些科学技术新发展曾盲目地采取抵制、批评的态度,浪费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大好时代,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经济陷入停滞状况,在1991年12月26日最终走向解体。对于苏联的解体,学界归因于戈氏的改革,或认为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这些解释都有道理,但是很不全面。戈氏受命于危难之际,面对种种挑战和压力,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全面的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当然我们不否认戈的改革指导思想的错误性。对于和平演变战略,50年代杜勒斯就提出来了,可是一直到90年代才得逞,这段时间正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涤荡世界,西方利用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成就了其和平演变的战略,苏联没有抓住这个时机,来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巩固国内的物质基础,从而葬送了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要求依靠科学技术来提高生产力,果断地提出要大力发展尖端科学技术。1955年,毛泽东开始筹措“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他亲自召集政治局会议,邀请专家来研究发展我国的原子能技术问题。1956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高潮之际,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到60年代中期,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又成功地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尽管毛泽东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从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出发,主张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提高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根本上结束落后挨打的局面,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个目的完全达到了,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高科技思想,并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关注着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动态,领导制定了我国“八六三”高科技发展规划。到1988年,邓小平根据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现代科技发展新趋势,以及我国10年改革开放中科技进步所产生的巨大经济效应,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中国所以能避免“苏东”悲剧,原因就在于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吸取了我们长期“左”的路线的教训,拨乱反正,同时也吸取了苏东科技长期上不去的教训,在世界社会主义好象要全面崩溃的时候,中国保存了下来。

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依赖于科学技术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深化都是建立在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之上,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或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都根源于、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没有象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在发达国家实现,而是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即在科技和经济落后的国家首先得到突破,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者必须尽快补上科学技术这一课,并自觉地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和观察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如果不能跟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如果不能缩小与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不能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科技水平,就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快,因为公有制给社会化大生产释放出极大能量,生产发展得更快,而资本主义私有制限制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观察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有二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一是起点,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二是路线,正确的路线是至关重要的,1957年后,当时的领导人对西方新科技革命没有足够的认识,以阶级斗争为纲,科技发展落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发挥出来,必须牢牢抓住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主义不能欠科学技术的帐,科学技术欠社会主义的帐也要尽快补偿。

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制约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进程及其社会后果,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与阶级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阶级是由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阶级本身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指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级相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页。)传统的无产阶级是蓝领工人,在第三次新科技革命后,无产阶级的主体已经由蓝领工人变为白领工人,体力劳动者比例下降,脑力劳动者比例上升,社会劳动结构和阶级结构的这种变化使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观必须改变。在马克思时代,把白领工人看成是“工人贵族”,成为革命对象,而现代西方工人的主体是白领工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者和革命动力。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职能大大增强了,国家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除了运用行政手段,它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管理。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以及生活、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国际上两种制度既协作,又竞争,在摩擦和斗争中推动着生产力社会化。社会化就是指公有化、公共化、合作性、协调性,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公共化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因素的表现。生产力的这种高度社会化的趋势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更充分的物质基础。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何种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应该由现代科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回到马克思的观点上去,只要生产高度发展了,阶级就成为多余的了。

邓小平同志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有道理的,发展生产力是前提,而共同富裕既是目的,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发挥出来,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为先进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离开科技进步去谈论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只能是空想的而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方面作为科学的具体成果,为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作贡献;另一方面,作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可以提高民族的素质和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在对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上,多数人只停留在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作用这个领域内,而很少去探讨科学技术进步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科学技术水平是这个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列宁曾说过,不掌握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可能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科技从业者在科技实践中以谦虚谨慎的工作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去遵守科技职业道德,勇于探索真理不折不挠,敢于捍卫真理不惜牺牲。科学家的道德榜样对于全社会的道德风尚的提高也具有示范作用。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是一种物质力量,而且是强大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的民主法制观念的增强、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的形成,都离不开科学技术。

四、科学社会主义的命运决定于能否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

苏联东欧的演变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重大损失,也是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倾向的深刻教训。执政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当代科学进步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就落伍以致于淘汰。以前苏联为例,50年代,其经济发展年均速度约为10%,60年代其僵化的体制就开始制约经济的发展速度,降为7%左右,70年代为5%,80年代降至2%。在吃了亏以后才不得不转过头来加以承认,但是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危机,无法改变其解体的命运。

在中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比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剧了国际间的竞争,而国际竞争的实质就是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是一个系统概念,它主要包括经济、科技、资源、教育、政治、军事这六个指标,不难看出上述系统指标均与科学技术有关,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增加,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要提高,要依靠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的扩大,要依靠科技进步;国际地位的提高,依赖于科技进步,科学技术已成为一国综合国力兴衰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几乎在每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展,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在20世纪前期,科学技术从发明到转化为产品的平均时间为7-8年,今天,大多数科技成果当年就能够转化为产品,科学实验迅速走进工厂生产前沿,形成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趋势,社会物质生产各个领域的面貌已经日新月异。社会主义只有同科学技术这个“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后来居上,把社会主义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21世纪将是一个“信息时代”,信息和信息产业在未来经济活动中将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信息全球化将成为未来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在国际分工不断发展和深化,国际协作不断加强和完善的背景下,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都必须逐步地由原来在国内组织生产和建立市场向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转变。面对现代科技革命的挑战与机遇,我国的发展必须转到依靠科技进步,改造传统产业和设备,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道路上去,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地位。从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深化并拓展经济与科技结合的途径,努力挖掘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科技含量。借正在启动的当前的这场高技术革命,推动中国向信息社会转型。学习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振兴,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历史唯物主义表明,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巩固和最后胜利,都是以获得比旧的社会制度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的产物,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当然,科学社会主义曾经遇到过挫折,出现过低谷,也有过暂时的失败,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总的趋势是朝着上升路线发展的,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国的布热津斯基以《大失败》为名著书立说,断言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过时”,共产主义终将失败。另一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叫《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见证人》的书,认为苏东剧变是共产主义历史的结终,而他就想作共产主义“终结”的最后历史见证人。这些学者的同共之处就在于他们充分的“自信”,认为苏东一垮,资本主义世界就是太平盛世。事实上,苏东解体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不太平,区域冲突和宗教纠纷不断,民族战乱频繁,经济遇到困难,失业率增加。当然,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国,中国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所当然承担着更大的责任。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走向决定于社会主义是否能和新科技革命结合,社会主义制度要走向巩固和成熟,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就是必须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这一切都有赖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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