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趋同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论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趋同”问题的提出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发达国家由于积累了大量资本，其经济增长速度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将会减缓，不发达国家则相反，增长速度较快，最终，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均“收敛”于稳态的均衡增长路径。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均衡增长为零；在存在技术进步且该技术因素由于国际市场的融合而各自共享的情况下，均衡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更一般地，不同的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各国的起始条件无关，最终将发展到相同的水平，经济增长表现为“非历史决定性”与“政策无关性”。“新”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决定于经济系统内部的种种因素，包括物质资本投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率、出口份额、内向倾向、产权界定、政府支出、人口增长与政府管制等。其中某些因素如人力资本存量、知识总量等对经济增长率起着决定性作用。发达国家可以由于其丰富的人力资本而保持较高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不发达国家可能因为人力资本稀缺而陷入贫困陷阱，经济增长始终缓慢甚至停滞。不同国家表现出经济增长的不同特点，并不趋同；经济增长表现为“历史决定性”与“政策相关性”。
最早发表文章分析经济增长趋同的是鲍莫尔。一般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边际收益递减正好解释了美国70年代普遍的生产率下降。鲍莫尔试图从历史资料中证明这一“必然性”而发现“趋同”问题的。他从麦迪逊（A.Maddison，1982）的资料中得出结论认为，在16个OECD国家中，1870—1979年间的生产率增长率与起始时期（1870年）的生产率水平负相关，即存在后进国家向先进国家的“趋同”，且趋同的速度也逐步加快。鲍莫尔在分析更多国家的资料后认为，发达国家间（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趋同十分明显，中等收入国家趋同微弱，低收入国家则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这种趋同后来被称为“集团性趋同”（convergence club）。由于技术进步被认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在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间技术交流而使先进技术成为国际性“公共物品”的条件下，“趋同”现象似乎有了可靠的理论解释。在这里，后进国对先进国的模仿、赶超或先进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成为后进国的“后进优势”。
“趋同”理论具有强烈的宿命色彩。它隐含着无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如何不同，最终都将趋于同一增长率的宿命观。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所不能认同的。德龙（J.B.Delong，1988）依据严格、细致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反驳了鲍莫尔的观点。德龙指出，鲍莫尔进行趋同分析时选取样本依据的是“事后”原则，这样，实际上在样本选取时即已主观地保证了趋同的分析结果。而根据新古典模型，应依据“事先”原则选取在样本期初具备吸收外生技术的国家进行趋同分析。在纠正选样误差和数据估计误差以后，德龙的计量分析认为不存在趋同现象。罗默1986年探讨内生经济增长的文章正是以怀疑新古典模型的趋同结论为出发点。可以说，围绕“趋同”问题展开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之间的争论。萨拉－依－马丁（X.Sala—i—Martin，1996）指出，趋同争论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兴起的原因在于：趋同现象可以验证各种现代增长理论的有效性以及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增长比较研究的历史数据获得的极大改善。
二、新古典的或经典的“趋同”理论
巴罗和萨拉－依－马丁从严格的计量角度将趋同区分为“β趋同”与“σ趋同”，“β趋同”又可区分为“绝对β趋同”与“条件β趋同”。“β趋同”指计量经济学上人均GDP增长与起始时期人均GDP水平的负相关关系；“σ趋同”指各国间实际人均GDP差距随时间流逝而绝对缩小。“β趋同”是“σ趋同”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β趋同”意味着落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即增长率趋同，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趋于一致；“σ趋同”则意味着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绝对趋同，即水平趋同。从经济结果看，“β趋同”表现了国际收入在不同国家间分配的变化，“σ趋同”表现了国际收入分配的整体格局变化。萨拉－依－马丁应用宾州大学萨默斯－赫斯顿（Summers-Heston）资料分析了110个国家1960－1990年间的数据，结论是各国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没有趋同反而差距扩大（σ分散），并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β分散）。
严格地从理论上讲，新古典增长模型的“β趋同”是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与资本存量（一般标识着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更严格点讲，“β趋同”指具有相同的稳态均衡增长路径的经济体如果处于不同的远离均衡态的初始状态时将具有不同的趋向于稳态均衡的增长速度。“β分散”可以由于各国具有不同的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和行为模式而具有不同的稳态均衡增长路径所引起，因此由“β分散”并不能证伪新古典增长模型，必须验证“条件β趋同”。“条件β趋同”指在模型的外生因素如技术水平、制度、人们的偏好等变量基本相同或不变从而保证各国具有相同的稳态增长路径的条件下，各国增长速度的趋同。巴罗等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证明了“条件β趋同”现象存在。这一方面间接肯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一方面又说明长期经济增长的均衡水平由某些外生变量所决定，当经济增长趋近于这一均衡水平时，增长速度将放慢。“条件β趋同”存在而“绝对β趋同”不存在的这一矛盾现象说明各国间尤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稳态均衡增长路径态不同；“绝对β发散”现象更说明，具有较高水平稳态增长路径的国家增长速度更快，而具有较低水平稳定增长路径国家的增长速度却慢，即经济增长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例如，假定次撒哈拉非洲具有与美国相同的稳态增长路径的话，1960—1985年间非洲应有6%的年增长率，美国只有2%的年增长率；但如果考虑非洲与美国具有不同的稳态增长路径的话，则次撒哈拉非洲仅有0.8%的年均增长率，后者更符合事实。
由于趋同具有条件，巴罗等对索罗模型的“政策无关性”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因素、政府政策和人力资本初始总量等都可以改变稳态均衡增长水平，从而改变长期增长率。这样，巴罗等一方面保证了索罗模型的正确性和边际收益递减这一基本经济规律，一方面又扩大了索罗模型的解释能力，从而维护了新古典主义的传统。这一情绪在曼丘（N.G.Mankiw,D.Romerand D.N.Weil，1992）等一篇著名论文中有明显的表露。众所周知，丹尼森所发展的“增长核算”方法的最大问题是无法解释份额最大的“索罗余数”。曼丘在索罗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因素，用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口增长率三个主要变量建立了一个扩展的计量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所谓“余数”问题完全消失，上述三个变量可以说明稳态增长水平的约80%，从而“证明”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有效性。该模型结果对索罗模型也有所修正：第一，储蓄率不仅与经济增长有关，而且极大地影响着经济增长水平；第二，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第三，人力资本减缓了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速度，因此趋同速度比传统索罗模型所喻示的慢得多。“索罗余数”的过大说明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仍运行在“转型动态（transitionaldynamics）”过程而不是在稳态均衡增长路径上。
三、“新”增长理论的非趋同理论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看来，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资源或知识，其人力资本收益递增效应将抵补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效应而有余，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不会放慢，反而有加快的可能；而落后国家则相反，由于其稀缺的人力资本资源而可能落入贫困陷阱。因此，经济增长表现为某种“历史相关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德龙强力反驳鲍莫尔的文章影响了许多经济学家对“趋向”问题的看法，以致鲍莫尔本人后来都怀疑“趋同”现象的存在，萨拉－依－马丁的计量分析在“新”增长理论家看来恰好证明了“新”增长模型的正确性。
集中体现非趋同理论特点的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AK模型，该模型是乌－卢模型的简化形式。传统索罗模型存在稳态均衡增长路径，在该增长路径上各经济变量均以相同的增长率增长，资本—产出比不变，储蓄不再扩大，人均产出将以常速增长，这一稳态增长路径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任何外在经济冲击（包括政府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或只能改变趋向长期均衡增长路径的速度，但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即存在所谓“转型动态”。而AK模型却没有稳态均衡增长路径，持续的投资（广义资本永久性的投资增长）必然会引起增长率持久增长。内生增长模型从本质上说，只是将索罗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用知识积累或投入于R＆D中的人力资本的增长来加以说明，边际收益递增假定意味着，投入于R＆D中的人力资本越大，全要索生产率增长越高，从而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理论上讲经济增长率没有边界。
琼斯（C.I.Jone，1995）利用数个发达国家50年代初以来的投资资料推翻了这一结论。他证明，持续的投资增长只能带来5至8年的增长率的提高，但随后增长率又会回到稳态均衡增长路径；索罗曾认为，储蓄率与长期经济增长无关，而只引起中短期的经济波动，这一点亦似乎为琼斯所证明。琼斯在该文中的计量分析还否定了内生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持续增长将带来经济增长持续加快的理论预言。为此，琼斯（C.I.Jones，1995）将罗默模型中知识生产的边际收益递增（线性生产函数）性质修正为边际收益递减（非线性生产函数）而建立了一个“半内生增长”模型。这样，一方面克服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完全取决于对R＆D投入（主要是人力资本）且人力资本积累呈线性关系的过于简单化的弊病，一方面又借助于罗默的微观模型，将索罗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了。经济增长由外部的自然因素（人口增长率）和内部运行机理（知识生产技术参数）共同所决定。该模型认为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没有效用，只能起到中短期效果。琼斯模型可说是尝试性地将索罗模型与罗默模型进行了综合。
四、多重均衡趋同或集团趋同
这种趋同理论认为，由于存在多重稳态均衡增长路径，结构特征相同的国家也不一定趋同于同一稳态均衡增长，其最后增长结果部分决定于初始状态。只有结构特征相同、初始状态亦相互接近的国家才会最后趋同于同一均衡增长率。经济增长结果由内部结构因索与历史状况共同决定。
伽罗（O.Galor，1996）认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储蓄率s被看作同质的、无差异的，是收入的一个平均的固定比例；而在现实中具有不同收入来源的经济个体会有不同的储蓄倾向，这将改变资本积累函数的凹性特征，从而可以出现多个资本市场出清的均衡点。他所建立的模型结论认为，人们的收入来源不同影响到他们的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稳态均衡增长率，从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可引起持久的经济增长的变化。即使起始时期具有相同的人均产出，如果收入分配格局不同也可导致不同的稳态均衡增长路径。资本—劳动力比例的起始值低，将趋向于低水平均衡；资本—劳动力比例起始点高，将趋同于高水平均衡。
一种较具说服力的多重均衡趋同分析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奎（D.T.Quan，1996）的“双峰收入分布动态”。奎将国际收入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分布格局看作类似于某种概率分布，所谓收入分布的动态分析就是研究这一概率分布的动态演化。他的研究结果认为，国际收入分布正从类似于正态分布的格局向“双峰趋同”的分布格局演比，即趋向于两极分化。他指出，这种收入分布动态所展示的是总体的变动，至于具体国家的演变则十分复杂与不确定。他进一步指出，巴罗等人的所谓趋同的“经典”的分析方法只是相当于分析这种概率分布的均值成方差的变化。对具体的国家而言，“趋同”可能意味着由高收入水平向低收入水平的“极化”，或低收入水平经过跳跃式发展向高收入水平的“极化”。在这个国际收入的动态极化过程中，中等收入水平会消失，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或低收入水平“趋同”，即“双峰趋同”；但不一定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根据资料，他估计出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跃迁平均需时数百年，而本世纪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是十分罕见的（发生的概率约为5%）。因此，总体来说，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贫富格局基本是稳定的。更重要的是，他认为， 存在某些经济因素（如市场的不完全）决定着国际收入分布格局。一俟这种格局形成，则传统认为（巴罗等）导致趋同的力量如要素投入、社会特征等都只是这样一种收入格局的内生产物，巴罗等强调的决定不同稳态均衡增长路径的结构因素是趋同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由于国际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资本流动需要花费成本，资本流动的方向具有不对称性），与国际资本市场融合的紧密度就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方向，愈是融合于这个市场，吸收资本的成本越低，向高水平增长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决定与国际资本市场融合程度的因素可以包括地理因素与历史因素。这种趋同理论从两个方面反驳了巴罗等人的“经典趋同论”：第一，落后国家的所谓人力资本陷阱是不存在的，即使初始人力资本稀缺的国家也可能跳跃发展达到高水平均衡增长；第二，所谓“条件趋同”是没有意义的，均衡增长路径不是由所谓结构因素决定，而是由某些外部因素所决定，“条件趋同”的所谓趋同条件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内生产物，是“事后”的而不是“事前”的。例如，一个人力资本稀缺的国家在某种机遇下完成了经济的起飞，跃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的人力资本也将得到充分的积累，因而从结果上看，它与其他原先就发达的国家一样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资源，而实际上，这只是其发展的结果。这一理论还进一步否定了人力资本对经济起飞的决定作用，认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合程度是经济增长跳出贫困陷阱的基本根据。
五、结语
“趋同”问题既十分重要又十分复杂。“趋同”问题不仅涉及不同增长理论之间的辩争，而且涉及宏观经济学及宏观政策等重要方面。与“趋同”紧密相关的是“转型动态”问题。标准的“稳态均衡增长路径”概念最初是由冯·诺依曼作为一种动态分析方法来使用的。假定存在这种稳定的均衡增长路径（卡尔多的经验分析说明，长期而言，稳态均衡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常态），那么，经济是怎样从非稳态均衡增长向稳态均衡增长过渡的？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一过渡的快慢？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这些即涉及所谓“转型动态”问题。“趋同”一方面涉及不同国家是否具有相同的稳态均衡增长，另一方面又涉及不同国家的“转型动态”的运行机理的速度。不仅如此，“转型动态”实际上将宏观经济学的两个问题，经济波动与长期经济增长联系了起来。例如，经济波动可以看作是经济体对长期稳态均衡增长的偏离，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即变为怎样使经济体回到稳态均衡增长路径。
“趋同”问题之复杂在于，一方面，趋同本身在新古典模型那里就是非常强的一种推论，它要求不同的国家具有相同的储蓄率、相同的人口增长率、相同的总量生产函数、相同的技术进步率，这在计量经济学上难以确认；另一方面，“新”增长理论所确认的推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因素也过于纷纭复杂，在计量经济学上更难以确认。
对于“趋同”问题所引起的争论，正如罗默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所言，如同经济学上其他许多类似的争论一样，由于一些新的实际资料与旧理论所推理结果不同，一些研究者试图建立新的理论模型以与事实相符，另一些研究者则试图修正旧的理论模型以适应新的实际数据。其结果往往是理论本身毫无进展，而试图说明这些并不丰富的实际数据的所谓理论却过多过滥。尽管由此争论引发的文献越来越多，同时，它们离所要探讨的增长理论的主题也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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