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自由--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_法兰西论文

孤独的自由--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_法兰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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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1835年,在他30岁时就出版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5 年后出版了第二卷,并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作为政界要员,他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第二帝国的建立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在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后,他潜思写出又一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从青年到晚年,从《论美国的民主》到《旧制度与大革命》,他的著作和行为始终贯穿着对专制暴政的无比仇恨,对自由的不懈追求。他的著作成为思想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经典,而托克维尔本人也由此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大师。

托克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1 〕撇开他个人对民主的惧怕不谈,翻开托克维尔的著作,我们便可发现,有两个命题贯穿始终,即民主和自由,而托克维尔所热衷的也仅仅是自由一项。那么,为什么托克维尔会惧怕民主而热爱自由?他对民主与自由又作如何理解?

并非象一般学者那样注重从学理上对民主作出阐释,托克维尔是在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看到了民主的发展历程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这种民主的最大特点是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追求平等,而自由并不是民主社会的独有特点。他不止一次地表述道,平等是事所必然,天意使然。并且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2 〕事实的确如此,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在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深受不平等之苦,于是共同斗争,争取实现平等。可是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资产者与人民群众分道扬镳,资产阶级追求的是打倒封建专制制度,实现人人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而人民群众却要更进一步的实现社会平等,他们转而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的宪政体制,认为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下,人民根本没有平等可言。〔3 〕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1830年的法国人民起义,1848年法国革命等等,无一不是人民群众追求平等的起义和实践,并强烈地震撼着既存的政治体制。

这种民主,这种对平等的追求,表现在经济领域,即为财富的平等分配,不象自由社会那样,为了达到和保障有产者的利益而牺牲无产者。在这里,没有贫富的分化和对立,没有穷人的苦难和生活的艰辛。由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保障,社会福利的普及,大多数人生活在幸福和满足之中,尽管因为平等的缘故,人们的积极进取心有所锐减,减缓了社会财富总量的积聚和增加。〔4〕换句话说,在平等的社会中, 社会财富的总量不会太多,而其分配却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归。由此,在民主社会中,要采取一切方式防止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和垄断,着力创造一个满足大多数人的平等和小康的社会。

在政治领域,民主制集中体现于所谓的人民主权,国家取得了“人格化”的无尚权力,并以全体人民意志的名义让每一个人服从于这个最高主权。从理论上讲,民主社会中,人们彼此完全平等,拥有相同的政治权利,正是这种无差别的平等,使人民所结成的社会利益和国家权力日渐突出,对单个人的权利和价值漠然视之,出现了“社会的利益是全体的利益,而个人的利益不足挂齿。”同时,民主的基本理论支点是以大多数人总是对的,少数服从多数,这就导致多数派滥用权力压迫少数派。于是,公民这个小我必须服从国家这个大我,国家的权利体现和代表着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权利,它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无限绝对的,它不仅让人服从,而且还教育改造人们的思想和心理,培育服从的意志和习惯。如果个人的意志与国家的意志不相符合,必须舍弃自我服从于全体意志,否则,国家将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强迫你服从。托克维尔把这称之为“多数的暴政”,并以“民主专制制度”来指代。它与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这种民主实为专制,它是在全体人民的名义下,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侵害了人民的自由。〔5〕

指出这种“民主专制制度”的实质性危害并非是空穴来风,在法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它的体现和表达。托克维尔曾详细叙述了大革命前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认为重农学派的政治思想完全是这种“民主专制制度”的思想;而在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时就曾对此进行实践。大革命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激进言行及血腥恐怖无一不是在人民主权的名义下进行的,完全把国家神化成超之于每个个体之上的神圣权力体。〔6〕尽管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已是十九世纪中叶, 但对60年前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这种实践仍记忆犹新,成为托克维尔汲取历史经验的丰富材料。

托克维尔以深邃的眼光洞察到其中的弊病,指出:民主的这种“多数暴政”不仅带来政治上的灾难,还将会带来社会的全面灾难。法国的历史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吗?从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到1848年的革命,哪一次人民群众何尝不曾是为了实现平等,而要用暴力摧毁现存的一切,重建新的社会。其结果必然导致自由和权利的丧失,资本与资产者的死亡,富于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将陷于停滞和衰退。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已经发生并还将再次发生的事实。他不无忧虑地警告人们:“现在,我们正躺在火山口上”,他还说道:“请你们看一看我认为现在还很老实的工人阶级中发生的事情吧。不错,工人阶级还没有被所谓的政治激情煽动起来,使其愤慨达到过去那种严重的程度;但是,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已从政治的变为社会性的了吗?你们没有看到他们中间正逐渐传播一些不仅主张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和某个政府本身,而且主张推翻社会、动摇社会现在所依靠的基础的言论和思想吗?你们没有听到他们每天都在说些什么吗?你们没有听到他们一再说他们的上司都是些无能之辈和不称职的人,我们的财富分配在目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所有制所依据的原则是不公正吗?你们不相信,当这种言论扎下根子的时候,当它广泛传播的时候,当它深入到群众中的时候到来,也不知它如何到来,但这些言论早晚要导致这样的革命。”〔7〕托克维尔认为,一旦这样的革命到来,既存的社会将被摧毁,世界将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

从人性本身来说,人们热爱民主甚过热爱自由,就是因为在民主社会里,人们将获得平等,说到底,追求平等一直贯穿着历史进程之中,从未曾停息。特别是在法国,更为激烈。托克维尔指出,“这种热爱平等的激情,日益在人们的心中每天都在扩大其地位。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当代人对于平等的热爱炽烈于和强大于对于自由的热爱。”人们爱平等甚过爱自由。在平等之中,人们感受到大家彼此相同,身份平等,没有了等级,没有了压迫,平等所带来的好处每天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一种从物质到精神的快乐,哪怕没有物质的享受,只要一想到平等心灵立刻就会感到慰籍。而自由所带来的好处不象平等那样直接和强烈,只有经过很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好处的来因,又经常不容易被人辨认出来。〔8〕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更为热烈,没有止境,更为持久,难以遏止。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他们可以容受贫困、隶属和野蛮,但不能忍受贵族制度。”〔9 〕托克维尔断言,在这一状态下,一切试图阻挡平等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与打倒。

尽管托克维尔说过,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有所不同,在民主国家,甚至是不可调和,但不要以此错误地理解托克维尔。其实,在托克维尔的眼中,民主和自由本身并非这样截然对立,相生相克,它们完全可以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社会的平等是自由的基础,这是确定无疑的。自由不应当以不平等为基础,这也是自法国启蒙思想家以来许多思想家的共识。如何让平等与自由共存,如何在一个追求平等的民主社会里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实现自由,这才是托克维尔思考的重点。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托克维尔把视线投向了年轻的美国,看到了美国在争取民主、实现平等的过程中又确保了自由。于是他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实地考察,仔细探究美国的民主与自由。通过考察,托克维尔认为由于自然环境、法律体系和民情的缘故,美国实行了高度的地方自治,享有思想、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权利,这些都对民主社会中“多数人的暴政”起着积极的抵制和消蚀作用,换句话说,在美国式的民主中,保留了平等,而用高度自治和人权战胜了民主所带来的多数暴政,又促进了自由的发展。所以美国的经验告诉人们,必须用自由来克制民主的缺陷,自由是抵制民主专制制度出现的法宝,又是保证公民个人权利实现更大自由的推动力。在一个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家,民主就有转化成暴政的危险。

1848年,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第一版出版18年后的第十二版序言中,充满激情地向法兰西人民提出,我们是要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民主可以与自由结合,但稍有不慎,也会导致暴政。法兰西民族该如何选择和建设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这个美国在六十年前就已解决的问题时至今日,还尖锐地摆在法兰西民族面前,正是如此,托克维尔相信,他的美国之行,他的《论美国的民主》这部著作仍然对法兰西民族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美国的经验、法兰西民族的悲剧已经表明民主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未来,无法阻挡。“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10〕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绝不能听任民主的恣意发展,任凭民主的本能狂野驰骋。要认清民主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他说:“在我们这一代人,领导社会的人的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11〕只有这样做,民主和自由才能并行不悖。使一个民族既可以得到民主的好处,避免专制暴政,又享有无比的自由。这样一个重大的使命,法兰西民族能够承担并实现吗?

对于自由,就像对于民主一样,托克维尔并未在理论上给以过多的阐释。通过其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自由是与专制暴政完全对立的一种体制,也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人的生存权利,这种自由包括公民自由、政治自由、结社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经济自由等等。从政治体制而言,必须做到制度性的安排,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如美国;就每个人来说,必须形成对自由的追求和热爱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专制暴政的出现,保证自由的实现。而对于法国来说,这将是多么的困难。

透过法兰西民族兴衰起伏的历史,冷静反思他身旁刚刚建立的第二帝国,托克维尔从历史中找到了法兰西专制制度不断重建的原因。这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作了详细的分析。人民在革命之中想挣脱专制的镣铐,但他们在没有学会自由之前也无法摆脱旧时的习惯、情感和心态。于是他们又使专制不断得以重建。〔12〕马克思在第二帝国建立时也对此作过许多精辟透彻的分析。〔13〕法兰西民族就是这样不断地陷入专制的摧毁与重建的循环之中,不断地失去自由。

其实,原因还不仅此,正如托克维尔已经分析得那样,一个民主的社会,是以平等为准则的社会,是以最大多数人的福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也是一个人人小康的社会,物质的社会。为了得到自身的福利,物质的满足和每天看得见的好处,他们甘愿牺牲一切,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重大而严肃的命题,你为什么而追求自由,难道人们可以以物质的满足为前提而牺牲自己的自由,甘愿忍受奴役?换句话说,也许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可以使人们得到物质的甜头,这是否就是人们应该过的正常生活和所追求的目标。

托克维尔的命题就在他身旁的第二帝国即可验证,也许正是第二帝国的实际状况才使他提出了这样的命题。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武装政变,1852年正式建立帝国,史称“第二帝国”。第二帝国建立后,拿破仑三世大权独揽,他握有全部的行政权,还有立法会议权,又与元老院和立法团集体行使立法权。他集政府、军队、司法等大权于一身,但又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对议会负责。他大权在握,声称其目的是“为社会福利、国家安宁与繁荣服务”。在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下,没有了新闻出版自由,凡是一切报刊须经政府预先批准,政府有权查禁一切出版物,公众集会和结社也被取缔,实施“治安法”,对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和团体进行严厉打击,或判刑、软禁,或驱逐、流放。从这里可以看出,人民哪里还有自由可言。然而就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法国的经济却有了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14〕

在此,让我们用今日的现实来丰富和展开托克维尔的思想。放眼世界,被誉为世界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又何尝不象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样。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自己也承认这个国家的集权性质,甚至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正是运用集权式的方式实现着资源的配置,创造着经济的奇迹,使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快速和显著的提高。在这些方面,连他们的领导人也认为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出色。可是在经济繁荣之际,他们为自由做了些什么。在新加坡,报纸、广播、电视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学校成为职业训练和控制青年一代的场所,灌输政府所需要的政治信念成为教育的一项功能。对于一个小国,一个把生存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来说,自由民主并不是必需的;同时,在新加坡还实行着许可证制度,无论是开办银行、出版报纸、开出租车,还是沿街叫卖,若无政府同意颁发许可证则根本不能进行。在这种集中的体制下,没有党派的政治,只有一个行政管制的国家。国家的行政权力管辖着人民的一切方面,从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从物质消费到精神文化。一位外国的记者曾经与一位人民行动党政府部长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这场对话发人深醒。〔15〕如果说新加坡算作成功的话,其成功就在于:提供给人民以物质上的满足,使他们放弃一切政府不愿给他们的东西,并且绝对服从政府。

这种政府不愿给人民的,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由,一种人人具有的天赋权利。在这样的一个物质生活得到高度满足,同时也被政府管制的温顺服贴失去自由的国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其好处何在,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又何在呢!托克维尔说道:如果有一个当局总是忙于照看我是否在宁静地享受我的愉快,总是走到前面去为我的道路消除所有的危险而不让我想一想会有什么麻烦,如果这个保护我不受旅途最小的荆棘伤害的当局也是我的自由和生命的绝对的主人,那么对于我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个全能的政府面前,每个人以自由为代价换来了物质的丰裕。可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绝不是每个个体生命应有的理想状态。

当世界都在赞誉新加坡时,同处于亚洲的菲律宾的专制统治却遭到世界舆论的激烈抨击。的确,马科斯同李光耀一样,都在实行着集权式专制统治,也都同样致力于本国经济的发展。马科斯上台之后,指责社会的不公平,认为少数人的财富就象少数人的权力一样,是对穷人的暴虐。他要进行一次“民主革命”,建立起一个按照人类的集体目标调控财产的新社会,要使每一个公民有三顿丰盛的饭菜,有住所,有足够的公共交通,子女能入学,家庭享有医疗保健等。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菲律宾的经济没有成功,而新加坡却成功了。于是,人们也就批评马科斯的专制统治,却对李光耀的治国之才赞美有加。俨然忘记了新加坡同菲律宾一样,实行的都是集权统治。这样鲜明的两个国家的发展以及世人的价值评判的取向不也就昭示着托克维尔早已写下的结论:人们愿意在奴役中享用平等。

新加坡的发展果然就是成功的发展,它将提供作为后发者的榜样和模式?站在托克维尔的立场来看,这不能算是理想的发展。用专制统治来交换经济的发展,以失去自由来换取物质的满足绝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和理想。如同托克维尔奋起批判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一样,如果托克维尔活到今天,也会奋起批判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无论任何国家和社会首先都要把实现和保证人的自由作为首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了自由,也不可能有社会的真正进步和发展。无法想象可以忍受专制统治来换取物质利益的满足。托克维尔曾给人们指明了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在民主制的统治与独裁者的枷锁之间将不存在任何中间选择,难道我们会不选择前者而自愿地服从于后者吗?如果我们必须最终达到一种完全平等的状态,我们通过自由而不是独裁者使我们自己变得平等难道不是更好吗?〔16〕托克维尔的话多么发人深醒,在托克维尔指明的道路上,一个民族如何去选择?

实际上,自由并非不能带来物质上的繁荣和满足,只有时候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如果你是追求自由的话,绝不会在为物质的享受而抛弃自由。当人们仅仅为着物质的满足而去追求自由的时候,恰恰只会导致奴役。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法则。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人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决不应附加任何功利性的目的,追求自由就是为了自由本身,为了自由,你可以甘于清贫。相反,如果你心存杂念,留恋沉溺于物质利益的享受,那么你只配受到奴役。对每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不啻是对心灵的洗礼、价值取向的重构和人格力量的显示。当我们在探寻和质问一个民族如何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否扪心自问,我们自己是否有勇气与良知去选择和追求自由。

托克维尔曾充满激情地说:“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一些时候,只有专制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它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17〕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托克维尔追求自由的心路历程。

托克维尔自己说过,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是很孤独的。这的确是他的内心独白。就政治派别来说,他不属于当时法国政坛上的任何派别,既不是维护王朝的正统派,又脱离了奥尔良派;他曾属于王朝反对派,但又自称无党派,且反对宴会运动。其实,他的孤独并非是由于无归附党派,而根本在于他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对自由的追求找不到任何知音,他发出的自由的呐喊引不起时人的共鸣。他曾这样说:对自由的感受必须亲身体验,对于那些没有这样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在路易·波拿巴当上皇帝,建立第二帝国后,托克维尔成了“国内流亡者”,他并不为个人的仕途感到痛苦,相反,却为专制帝国在法国的重建而为这个民族悲哀。就在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下,托克维尔挥笔写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要挺身批判专制统治,揭示法兰西民族的悲剧历程,并为这个民族指明一条自由之路。他在著作“前言”中历数专制制度的弊端,并揭示了法兰西民族为何在大革命中推翻了的专制政府,而在随后又再三得以重建,“同样是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成为了专制君主和平等的奴役。”托克维尔深知,他的这些文字不会被人理解,只会开罪于政府,但他在为这个民族而写作,在为自己的祖国写作。他说:“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18〕正是怀着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与责任感,他写下了言辞犀利、思想深刻的著作,希望人民放弃忍受专制和平等的奴役,勇敢地追求自由。为此,他无所畏惧,不怕得罪任何人。他说:“我声言,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19〕

法兰西民族并非没有争取自由的传统,可环顾四周,整个民族现在都匐伏在专制君主的脚下。对此,托克维尔怒不可遏,他说:“一个人假如他所属的民族有善于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却生来就奴颜卑膝地仰赖于同类人的好恶,而不去遵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试问这样的人算是一种什么人?”〔20〕他认为这些人是一种平庸的人,毫无民族的使命与国家的责任,追逐的尽是个人的私利,他们甘愿忍受奴役。当这种现象已经变为一种社会共识时,托克维尔却对此斩钉截铁地说道,要想让我与此同流合污,那简直是做梦。由此,足见托克维尔志向的坚定和人格的高尚。

支撑托克维尔的内在力量,就是他对专制暴政的仇恨和对自由的向往。早在20年前,当他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人时,就已写下了对自由的颂歌。现在,尽管世事变迁,专制统治已经建立,自由荡然无存,可他依然对自由矢志不渝执著追求。他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热爱自由,甚至想崇拜它。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表达了他的情感和心态:“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20年前,当论及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人们现在即将读到的内容。”“20年前我所想所说的就是这些。我以为,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能使我改变想法和说法。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了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遭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对此人们不会不以为然。”〔21〕当这个民族已经为平等、为物质的满足而甘愿受奴役时,托克维尔对自己的热爱显得多么卓尔不群;当他在为自由呐喊时,而这种声音如同空谷足音。在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中,他的内心,他的声音不能不是孤独的。可是这种孤独,不只意味着托克维尔本人的感受,其意义已超越了他自身的个体状态,揭示和体现着自由的孤独和一个民族的悲哀。

从长时段来透视法兰西民族,更可理解和体会这种孤独和悲哀。托克维尔指出,专制集权并非始自大革命,而是旧制度时期的产物。当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的很多封建权利时,却依然继承了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并且不断重建,更为坚固。当人们常常惊异于法兰西民族为何如此时,托克维尔以冷静和犀利的语言分析道:看到中央集权制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前更为坚固。这种基础即是法兰西民族对国家、国家权力的依赖和服从的思想意识与心态。诚如托克维尔所说,这些思想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与风尚融为一体,进入人们的习俗,深入到所有各个部分,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实际中。因此,这样一个民族离自由已十分遥远,他们“再没有什么人在关心自由”,也不能理解自由,更谈不上去追求自由。试想一下,在一个不配享有自由的民族面前,自由不能不显得如此苍白和孤独。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别无事业。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情怀,在专制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他如一叶孤舟,在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包括他很多熟悉的朋友都因为某种私利而奴颜卑膝地屈服于专制统治时,他却冷眼相视,认为对不热爱自由的平庸的人,就不必让他们理解自由了。自由的理想、自由的信念在支撑着他,尽管孤独,但不孤寂。也许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和追求超越了他那个时代,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法兰西民族的集体情感、意识和心态。但这个民族在后来毕竟选择和实现了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斗士。我们可以象法兰西人民赞颂伏尔泰那样称誉托克维尔:他引导人民走向自由。

一百多年前,法兰西上空回响着托克维尔孤独的呐喊,回声寥落。幸运的是,在托克维尔死后二十年,法兰西民族终于觉醒,奋起摆脱专制统治的枷锁,实现了自由。托克维尔遂不再孤独,因为法兰西民族已把他的孤独的清音变成了雄壮的回响。

来稿日期:1997年1月5日。

注释:

〔1〕见张芝联为《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写的序言。

〔2〕“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 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这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他前进。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并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的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十二版序)。

“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论美国的民主》第621页。)

〔3〕如扎克·卢就曾说:“当一个阶级能使一个阶级挨饿时, 自由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幻想,当富人用囤积居奇面对自己的同胞持生死大权时,平等也只是空洞的幻想;当反革命势力一天一天操纵着产品的价格,面对四分之三的公民买不起这些产品无动于衷时,共和国也同样是空洞的幻想。”关于雅各宾专政时期人民群众及雅各宾领袖罗伯斯比尔这方面的思想,可参阅王养冲、陈崇武选编的《罗伯斯比尔选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陈崇武《罗伯斯比尔评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三联出版社,1956 年版等著作。的确,雅各宾专政是近代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平等的革命实践。

〔4 〕托克维尔为我们描绘了在民主社会中人民的经济状况:“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份,而福利将大为普及”。“国家将不会那么光辉和荣耀,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民主政府尽管还有许多缺点,但它仍然是最能使社会繁荣的政府。”(见《论美国的民主》第265页)

〔5〕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 详见该书第三编第三章。拙文《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政治现代化模式》(《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有英国政治家对“多数的暴政”的论述, 可参阅。

〔6 〕关于雅各宾专政时期的人民主权及其大众政治参与详见尤天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和大众政治参与》载《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洪波《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参与》(《华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的有关论述。 拙文《论雅各宾的民族主义》(《史林》1996年第2 期)曾引述雅各宾领袖之一卡尔诺所写的《人权宣言》条文,从中可见雅各宾派对“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理解。

〔7〕《论美国的民主》第918页。

〔8〕托克维尔曾多次论述过这一点, “我们不必追问什么特殊的魅力在促使民主时代的人愿意平等地生活,也不要深究哪些特殊的原因在使他们宁可不要社会提供的其它福利也要抱着平等不放,因为平等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最基本特点。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喜爱平等甚于其他一切。”

“人们不但因为他们认为平等可贵而维护平等,而且因为他们相信必定永远长存而依恋平等。”

“平等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人们在感受到它的时候,立即知道它的来源。”

“平等可以每天向每个人提供大量的小小慰籍。平等的美好时时刻刻都能使人感到,并及于每一个人:高贵的人不能无所感,普通老百姓皆大欢喜。因此,平等造成的激情是强烈的,又是普遍的。”

“平等带来的快乐是自动产生的,在私生活的每一小节上都能感到,人只要活着就能尝到。”(《论美国的民主》第621—623页。)

〔9〕《论美国的民主》,第624页。

〔10〕《论美国的民主》,第885页。

〔11〕《论美国的民主》,第8页。

〔12〕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多次进行了这种分析,实质上,此书的主题之一即是分析法国专制制度得以不断建立的原因。

〔13〕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讲当时农民象马铃薯一般分散和无法集合,成为第二帝国专制统治的良好的基础。

〔14〕详见郭华榕《第二帝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五、六章。

〔15〕这场对话如下:

编辑:我刚从雅加达和马尼拉来,那里一切运转不起来。在这里电话是好的,我感到兴奋极了,一切都那么干净而整齐。新加坡简直棒极了。

部长:行了,老朋友,有什么让你不安的吗?

编辑:你指的是什么呢?人民怎么样?难道他们还有头脑吗?我没看到任何证据可说明这里的人民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感情。

部长:他们生活愉快。看到那些现代化的高层建筑了吗?我们让他们住得象样。

编辑:对于他们的头脑你们做了些什么?

见奥斯特罗姆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发思》,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4页。

〔16〕详见《论美国的民主》,第366页。

〔17〕《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02—203页。

〔18〕《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3页。

〔19〕《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4页。

〔20〕《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6页。

〔21〕《旧制度与大革命》,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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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自由--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思想_法兰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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