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异同及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东西方论文,西方文化论文,东方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8—1775（2000）03—
一 东西方文化的异同
正确区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二者的异同是东亚国家对外开放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不同点在于：
（一）西方重个人、重竞争，东方重社会、重和谐。
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是西方文化的内核。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人必须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为自己才能维持社会正义，爱自己才能爱他人和社会，为自己奋斗也是为他人和社会奋斗。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每个人应该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一个人越是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这种价值观来源于西方的重商社会。“在欧洲重商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工商业为民本业，市井商贾，为谋取暴利，难免背信弃义。为扩大私有财产，常常六亲不认。为了经商，四处流动，家庭观念相对淡薄。家庭规模必然缩小。在群体观念微弱的社会里，个人主义必然扩张。在这种社会，以个人的活动为中心，突出个人的价值。在集体活动中，也要充分显示个人的相对独立性。”（注：田桓：《东亚文化中的儒学与中日现代化》〔M〕，载《东方文化与现代化》，时事出版社，1992 第121—122页。）在重商主义社会里，更是要求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因此，个人主义往往是与这种商业自由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获得较多自由，个人则要求尽可能不受集体的限制和约束。为了取得商业成功，战胜风险，就必须抓住一切短暂时机，去战胜竞争者。
与西方个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相对立，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则以孔孟的仁义为核心，它强调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儒家伦理认为，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保持稳定，个人才能得到最大利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与此同时，儒家伦理讲家庭和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与道德标准，强调亲属之间、朋友之间，应为一体，天下一家，讲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与古代东亚地区农耕文化有直接关系。后者是形成东亚传统集体观念的根源。因为，在从事农业的社会中，人们在长期共同地域生活中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彼此互相交往、互相帮助，比较容易形成浓厚的群体观念。“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国家集权主义的基础。它要求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不能有所异议。同样这种观念也是地区和家族集体主义的基础。在这种伦理观念制约下，国家或者民族，村庄或者家族，很容易形成命运共同体。在该共同体内所有成员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在共同体之内，一人成功，集体感到光荣；一人失败，集体感到扫兴。在这个群体之内，应该是同舟共济，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注：田桓：《东亚文化中的儒学与中日现代化》〔M〕，载《东方文化与现代化》， 时事出版社，1992第121—122页。）
（二）西方重利、重法，东方则重义、重情。
西方皆有人权宣言，明确政府有责任保护个人的权利，极力弘扬天赋人权说。在西方，强调个人权利为基准的社会里，个人的私利必然成为世人追求的唯一目标，人与人之间的情义道德则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受到冷落。与此同时，法律则受到重视。因为，在一个人人追逐个人权利和私利膨胀的西方社会里，只有依靠法律，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法律既可保护个人的权利，也可制裁侵犯人权。因此，西方国家法学的发展，与人的权利价值观有密切关系。西方首先是要争取个人的生存权利，至少是权利与义务并重。
与西方相对照，东方重义轻利、重情轻法。所谓义，指道义、仁义道德；所谓利，指物质利益、功利。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利关系上，义是最高价值。孟子强调义理，又肯定人们的求富欲望，但义在利先。“仁”和“义”为儒家伦理道德之根本，这是人生应该追求的目标，讲求道德，不谋私利，不能见利忘义，不能驱义逐利，是做人的最高准绳。正因为如此，东方自古以来不太注重法律，而是把道义原则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人与人之间主要靠道德维持，而不是靠法律约束。儒家认为，人必须受社会道德的约束，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置社会道德于不顾，只有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才去做、去行，反之，则宁可舍弃个人利益直至牺牲个人生命。如人人追逐私利，则与禽兽等同。人必须克制自己的七情六欲，尤其要控制人的情欲，努力追求道德的完美和高尚。这无疑同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社会有关。如果说西方法律观念主要是城市社会经济的一种反映，那么东亚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则主要是农村自然经济的反映。
（三）西方重商轻农，东方重农轻商。
从对商业与农业的重视程度可以将西方文化概括为“重商主义”。这种重商主义渊源于古代西方商业经济的发展。马克斯·韦伯在《古代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认为，欧洲古代为游牧民族，农业是随着畜牧饲养业而发展起来的，欧洲属于海洋文化，活动范围较大，商业比东方发达。西方古代城市工商业发达较早，16世纪以后的欧洲因发生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开始确立，西欧各国在探求富国的理论和政策中出现了重商主义思潮。到近代，西方的重商主义就更加发展。
与西方重商主义相比，东亚则是“重农主义”，视农为立国之本。重农轻商，重本轻末，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一个突出的特征。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意即说帝王治国安邦之道，在于搞好农业，求得丰衣足食。孟子亦说，“不选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百商之切，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东亚社会舆论，也总是认为凡商必奸。商人致富，多靠巧取豪夺，受到社会的普遍轻视，从而是形成“土、农、工、商”之说，四行之中商居最末。其形成之根源恰好与西方相反。东亚的古代是以粗放的农耕为业，属于河流灌溉文化，长期处于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因此，必然实行重农主义。
综上所述，东亚的儒家学说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对此，中国政治家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认为，东洋文明是精神的，西洋文明是物质的；东洋文明是灵魂的，西洋文明是肉体的。（注：转引自薛克翘：《谈中印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J〕， 《亚太研究》1996年第2期。 ）印度著名思想家和诗人泰戈尔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东方是精神文明，而西方是物质文明，东方是人道的，而西方是科学的；东方的目的在生长，而西方的目的在获得，拼命争取力量，不尊重美与真；东方的基础是社会，国家可以灭亡，社会仍然会存在，而西方的基础是国家，国家就是一切，所有问题都由国家来解决；东方是集体享受，个人工作，而西方是个人享受，集体工作；东方是异中求同，在错综复杂中建立协调，而西方只讲行动，讲速度，不讲和谐、协调和韵律等等。（注：参见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M 〕，三联书店，1982年，第153页。）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儒学思想同西方文化之间完全对立，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或相似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而这方面正是目前学术界所忽略的。以笔者之见，至少应有以下几条：
（一）均倡导教育优先
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精神到古代东亚的儒家思想，均可以看到教育在东西方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西方国家现代化是在包括兴办新式学校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基础上出现的。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市民对知识的需求明显增加，从11—13世纪开始，欧洲到处办起城市学校，从此开始打破教会的封锁。欧洲出现了巴黎、牛津、剑桥、海德堡等著名的大学。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欧洲的自然和人文科学获得迅猛发展。“这些都成为文艺复兴的重要前提，后来的英国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当然是在当时欧洲教育和科学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出现的。教育给人以智能，教育不但培养科学家，也培养政治家、企业家和官僚。”（注：田桓：《东亚文化中的儒学与中日现代化》〔M〕， 载《东方文化与现代化》，时事出版社，1992第124—125页。）同样，儒家也倡导教育优先主义。孔子一直主张“学而优则仕”，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主张通过学习和普及教育来提高人的智能。自孔子提出这一教育思想后，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一直把它作为指导思想，贯穿在各个时代。特别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不但使战国时代的教育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中国一直到18世纪中叶，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注：田桓：《东亚文化中的儒学与中日现代化》〔M〕，载《东方文化与现代化》，时事出版社，1992第124— 125页。）
（二）均倡导积极有为的奋发进取精神
西方基督教加尔文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进取奋进精神，要求人们自制、自省、忠诚、勤奋。这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斯·韦伯有关儒教伦理和新教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说法并不准确。孔子关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等家喻户晓的名言，正表现出东方人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孔子也反对无所事事、无所作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这种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尽职尽责的态度同西方新教伦理的进取精神有很多共同之处。
（三）均倡导人道主义思想
无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反神权、要求“尊重人”的人文主义思潮，还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口号，都是反封建的人道主义思想，与2000年前孔子“仁道”、“爱人”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孔子的“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是儒家人道主义思想的高度概括。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即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看待，看别人是人，看自己也才是人，要学会爱广大群众，实施仁道，使每个人成为社会上名副其实的人。这些至理名言与西方人道主义并无根本差别。虽然由于时代不同，提供人道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对象不大一样，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儒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学术思想，尚未能被社会普遍接受。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道主义，则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旧封建势力的战斗武器。但“两者都是在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历史变革时期出现的进步思潮。”（注：田桓：《东亚文化中的儒学与中日现代化》〔M〕， 载《东方文化与现代化》，时事出版社，1992第124—125页。）
二 吸收西方文化的必要性
从文化角度分析，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外两大动力：一是自身的传统文化，二是吸收外来有益的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后者又常常是本民族文化加速发展的催化剂。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各民族的精神文明都是在相对封闭的范围内独自成长的。但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交流工具的发展，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就越益普遍。近代的世界历史尤为如此。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在近代突飞猛进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充分吸取了包括东方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遗产和精华。正如西方一位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言：“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迅速而自发的传播运动从西欧的一端影响到另一端，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起源于不同的民族的人群和运动之间的联合，它们都旨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创造一个共同的但是又有高度差别的文化模式。这个过程也没有随中世纪的结束而停止，因为文艺复兴本身就是这种自由的交往和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例证，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目标和不同思想之间的和平共处，它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把不同种族和语言的人们联合起来。”（注：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M〕，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西欧各民族在吸收东方民族文化过程中，既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又能吸取彼此的长处，从而创造出西欧高度的文明。
到了现代，吸取外来文化越来越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第一，现今的信息时代把人类的文化带进了一个崭新境界。“随着高科技和现代交通运输的高度发展，再加上世界空前的人员、物质的大流动，使得世界各国各民族精神财富的生产、传播、交流、影响的形式、速度、质量、数量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在当代，电话、电视、计算机网络、卫星通信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某种信息迅速地传遍全世界。正是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使得文化开放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注：叶自成：《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8页。）第二， 文化特别是知识信息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历史上，知识信息在社会发展中是从属于政治、军事与经济，只起辅助性的作用。而如今在信息时代，“暴力和财富本身都开始依赖于知识”，知识已经成为“暴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知识已从金钱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属物变成了它们的精髓。”“从更大的意义上说，知识的变化正在引起或有助于巨大的权力转移。”（注：（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中译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第16—25页。）这也就是说，信息、知识已经不再仅仅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一种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人们劳动的对象，成为劳动产品，成为人们的直接的消费对象。因此，吸取先进文化“已经不是有没有、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注：叶自成：《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8页。）日本明治维新后期现代化步伐迅速发展，得益于及时吸收了西方文化。其它东亚国家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文化。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大量的吸取，东亚传统文化不可能有新生。同样道理，东亚其它国家也将在21世纪在吸收西方文化中实现现代化。
根据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的分析，文化概念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谓“外围文化”，即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其特点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超越时代和历史发展阶段。它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习惯、风土人情、社会风尚，如各国各民族饮食，衣着、装饰、建筑、音乐、舞蹈等。在这些方面各民族各有所好，各有所长，无所谓高下、正误之分，也无阶级局限。因此，对西方民族特色文化的交流、交换、学习和引进，对丰富东亚的民族文化生活受益无穷。几乎无弊可言，至少也是利大于弊，无疑应该大胆吸取。
第二层次是“科学理性文化”，它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除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是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的体系，是人类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智能的结晶。它是没有民族、没有阶级、没有国界的，但在这里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其水平有高下之分。对落后国家而言，无疑应学习、吸取、接受先进的发达的科学理性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它对于落后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具有极大的意义。”（注：叶自成：《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9页。）
第三层次即“思想道德文化”，包括世界观、道德规范、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社会理想等。这一层次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和灵魂。它相对比较封闭和顽固，不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对弱小民族文化有很强的吸附力，对比较强的民族文化又有很强的抗拒力的排斥力”。它“既有较强的民族色彩，又有鲜明的阶级性；既有先进的积极的因素，又有保守落后的消极的因素。”（注：叶自成：《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0页。）对此正确态度应是取长补短， 去弊兴利。在东亚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东方人生价值观念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人生价值观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已被吸收了，尽管也受到西方一些消极价值观的影响。
三 日本、新加坡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
在东方各民族中，日本民族是一个不断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通过西方化实现现代化的范例。日本长期以来实行所谓“拿来主义”。在历史上，日本民族早期主要是吸取中国文化。日本把高度发展的中国古代文化作为吸取的主要对象。从公元600 年日本向中国派出特使到1636年德川幕府时代，是日本主要实行所谓“全盘中化”的时期。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以汉文化为基础的日本民族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人们开始崇拜西方文化，而鄙视东方文化。日本现代化思想的启蒙大师福泽谕吉提出了“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口号，主张彻底学习西方。在这种思潮主导下，日本在近代以来有过两次较大规模所谓“全盘西化”的浪潮：第一次热潮是从1853年到20世纪20—30年代，把学习西洋文明作为目标，通过西化，西方先进的文化迅速主导了日本的社会发展趋势，使日本出现了巨大的发展。早在1871年日本就派出百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历时近两年访欧美12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作了详尽考察，全盘引进西方的典章制度。在1872—1898年的26年中日本大量聘请外国专家达1.5万多人次。（注：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0—291 页。）日本几乎是全盘吸收了欧美的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以及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价值观，西方的生活习俗、服饰、饮食、歌舞也流入日本。日本第二次西化（主要是美化）的热潮是战后时期（1945年到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美国的议会民主、教育制度、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地改写了日中战后的历史”。这一次的“西化”或“美化”对日本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从此一跃成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由此可见，“外化”特别是“西化”在日本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它使日本先是在19世纪末超过了中国，又在20世纪80—90年代超过了西欧诸国，由弱势文化变成了强势文化。可以说，不了解外来文化，就不可能了解它（日本文化）的发展。（注：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中化与西化二者各有侧重。“中化”主要是表现在儒家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上，“西化”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上。但日本并非被所谓全盘“中化”或“西化”，日本并非因大量吸收儒家文化而中国化，也非因大量吸收欧美基督教文化而西化，相反，日本民族在这两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日本大和民族文化。日本对于外来文化中的好的东西，总是先采取来者不拒，一概接收，实行大胆的“拿来主义”，然后“少弃多取”，加以模仿复制，在吸引外来文化时又总是有选择、有区别地吸收，并且进行整合与加工。总之，既有模仿复制，又有综合创新。日本人自称是所谓“和魂洋才”或“西洋艺术，东洋道德”。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谈到日本的“中化”和“西化”的特点时指出：日本民族是一个不遗余力地学习外国强势文化的民族，“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从好的方面说，是对其它民族，其它文明的宽宏大量，从坏的方面来说，是容易成为醉心于外国文明的模仿者。”（注：（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第4页。）
新加坡既是倡导儒家文化的典范，同时也是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范例。新加坡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日本一样，也实行“拿来主义”。正是这些拿来的西方文化成为新加坡以及其它东亚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机”或“催化剂”。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和西方国家的原生型现代化历程不同，它们的现代化是后发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启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移植”。东亚国家儒家文化本身追求和谐的与秩序的伦理或价值观，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启动的。“西方型态的现代化经验在新加坡现代化的初期是有开启之功”。（注：李一平、周宁：《新加坡研究》〔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年，第151页。）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不能自主地推进现代化， 必须导入欧美的新教伦理创造的先进体制和先进技术，并与传统的文化相结合，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文明，这是一种全新的“再生机制”。一方面，在新加坡具有儒家传统文化，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等有利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有助于克服与缓和急剧变革中引起的社会秩序与发展性危机，增强社会的内聚力，以及加强对分散的经济权势和宏观调控，调整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冲突，保证社会公平与福利，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整合等。另一方面，“依据新教伦理而来的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与此相关联的国际经济环境和资本主义精神。这样，既保障了市场原理的适用和开放性，又使得传统的伦理和秩序的存续与传承成为可能。新加坡经济正是在健全正确的经济秩序中，创造出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将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与东方文明的优良积淀，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突发性的成就。”（注：李一平、周宁：《新加坡研究》〔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63页。）
新加坡对西方文化的“拿来主义”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吸取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新加坡在争取自治与独立的斗争中，首先学习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内阁制，建立起新加坡共和制国家的内阁制政府，并建立了多党政治和实行代议制民主选举体制。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行客观而公正的管理，新加坡政府学习英国的法律体系，制订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禁令。大到政府体制、经济管理、商业往来、公民权利与义务，小到饭店管理、停车规则、钞票保护、公共卫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新加坡“正以其立法的严密、执法的严格为其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个法治化的环境，再加上高效的行政管理，为其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注：李一平、周宁：《新加坡研究》〔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48页。）（2 ）引入西方的生产方式、管理经验和营销手段。新加坡政府实行新加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十分重视对国营企业的管理，但却严格按照西方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操作。其办法是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平等竞争，政府以股东身份通过直接或间接入股方式对国营企业进行控制。政府派出董事会主席或常务董事对国营企业进行管理，大政方针由董事会决定，日常经营活动由总经理独立负责，并享有一定自主权。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调动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企业权责分明，聘用较多的专业人才，担任管理工作，组织中存在高度的授权，领导者对属下有高度的信任。（3）重视人力资源。新加坡在快速实现工业化、 现代化的进程中受到人才不足的限制，单靠国内培养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便大量引进外国人才。新加坡各驻外使馆和出国考察的各种代表团都把寻觅和招揽人才当作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新加坡比较能吸引专业人才，对企业也制订员工选拔和晋升的标准，并且经常进行工作考评。企业通过考评得出员工对组织的贡献大小，并据此给予合理的报酬，以显现“分配的公平性”，鼓励人勤勉刻苦，追求个人目标，促成企业的发展。 （4）大量地引进技术。新加坡政府通过制订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先驱工业地位”等减免税措施刺激外商在新加坡发展高技术工业。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更形突出。新加坡政府注意到了科技的作用，呼吁新加坡在80年代应当成为一个更有效、更有依赖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的现代社会。近30年来，新加坡高科技迅猛发展，年增长率达30%，从事高科技的人员增加了12倍。80年代后，新加坡政府重点引进和发展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等高科技产业，并取得显著成效。电子产品出口占新加坡国内产品总出口量的40%，计算机使用密度居世界第七位。在电子、计算机和信息咨询业等方面，新加坡已具有世界性高科技中心的潜质。
总之，新加坡不仅在弘扬东方传统文化方面成为东亚国家的典范，而且在大胆吸收西方文化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经验。概括地说，在50—70年代新加坡比较注重西方文化的引入，对于冲破传统保守经济和社会伦理起了积极作用，通过“拿来主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入新加坡，与在新加坡有更悠久历史的各种非西方文明相结合、相碰撞，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消化和融合，终于塑造出一种新形的精神文明——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精神文明。
收稿日期：200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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