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训”质疑——兼论训诂方法和训诂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方法论文,义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义训”是非常古老而且经常使用的训诂术语，但是，“义训”的定义和内容究竟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含糊不清，缺乏科学而统一的界定和说明。这不仅使得训诂方法和训诂形式陷于分歧混乱，自相矛盾，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训诂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立，给训诂学的教与学、普及与提高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一、“义训”诸说简介
“义训”这个训诂学术语，各家训诂学专著中，或经常用到但内容分歧；或有意回避而只字不提，情况颇为复杂，现仅就手边存书所及，稍作归纳介绍。
（一）“义训”的归属：
齐佩瑢《训诂学概论》、周大璞《训诂学要略》、吴孟复《训诂通论》、杨端志《训诂学》、张永言《训诂学简论》、郭在贻《训诂学》、周大璞主编的《训诂学初稿》、周复纲等编著的《训诂学基础教程》等都将“义训”列入“训诂方法”，只是个别名目取舍稍有不同，比如齐著在“训诂的施用方术”中只列“音训”和“义训”两种，没有“形训”；张著在“训诂方式和训诂用语综述”中，将“形训”、“声训”、“义训”归入“训诂方式”；郭著则将“形训”、“声训”、“义训”归入“训诂条例”；周主编《初稿》将“声训”、“形训”、“义训”、“观境为训”列为“释义的方法”。而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黄大荣《训诂学基础》、陈绂《训诂学基础》未将“义训”列入“训诂方法”，也没有论述有关“义训”的问题。在“训诂方法”中，陆、王著列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比较互证”三条，黄著列出“以形索义”、“因声求义”、“据文定义”三条，陈著列出“以形说义”、“因声求义”、“据文证义”三条。
（二）“义训”的定义：
训诂大师黄季刚先生指出：“义训者，观念相同，界说相同，特不说两字之制造及其发音有何关系者也。”①凡将“义训”列入“训诂方法”者，多宗此说，如周著《要略》：“义训就是直陈词义，而不借助于音和形。”张著《简论》：“形训、声训以外的训释字（词）义的方法都属于义训。”陆、王著《方法论》虽不论及“义训”，但在“训诂学名词简释”中说：“在训释词语时，仅从现有意义的角度来选择训释词或作出义界，而不考虑词义来源和形义关系，这种训释叫义训。义训有随文释义与综合释义两种。”而有的专著则对“义训”的义界稍加限定，比如郭著认为：“以通行词训释古语词或方言词的意义，谓之义训。”较有针对性。
（三）“义训”的内容：
周著《要略》列出“同义相训”、“反义相训”、“以狭义释广义”、“以共名释别名”、“设立义界”、“描写形象”、“比拟事物”等七条。
吴著《通论》认为：“要准确地表达词义，必须从词义之古今、雅俗各方面，从本义与引申、假借各方面，探究其源流嬗变，融会贯通。”并列出“以古语与今语相训释”、“以通语、凡语与方言相训释”、“以本字与借字相训释”、“以借字释借字”四条。
杨著《训诂学》列出“同义词训释法”、“义界”、“说明描写法”、“推因”四条。
张著《简论》列出“义训的体例”有“从词义的广狭来看”、“从同义、反义、多义的角度来看”、“从时地关系来看”、“从表达方式来看”四条。
周等编著《教程》列出“义训的方法”有“同（近）义词训释法”、“共名别名相训”、“界说训释法”、“展转训释法”、“类别训释法”、“比况训释法”、“本借字训释法”七条。
由此可见其中的差异。
（四）“义训”的根据：
“义训”既然与“形训”、“声训”并列，应该具备自己特有的理论根据，以显示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形训”建立在汉字形义统一的基础之上，这是由汉字的表意性所决定的，因此，根据字形分析可以推求和说明字（词）义，即“据形说义”。
“声训”建立在同根词音近义通的基础之上，因为词义的发展变化在本质上是依靠声音的，所以，可以通过分析古音以求得词义，即“因声求义”。
那么“义训”呢？“直陈词义”的根据何在？似乎缺乏理论上准确而充分地阐述。
以上专著都是出自方家之手，见仁见智，各有创获，条分缕析，自成体系，堪称为当代训诂学研究的宝贵成果。然而，我们如果从训诂学这门学科本身来考查，这种术语混乱现象则不能令人满意，也不可等闲视之。因为，正如陆宗达、王宁先生所说：“科学的概念需要明确的术语来表达。术语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基础，又是发展理论的必要条件。术语不仅是消极地记载概念，而且反过来也影响概念，使它明确，并把它从邻近的概念中区别出来。因此，术语必须有明确的定义来确定它的内涵、外延，术语还应当是统一的、固定的、意义单一的。但是，总的说，旧的训诂之学具有明确界说的术语是不多的，而且，已有的术语中也有一些不够恰当。这说明许多词义现象还没有经过归纳综合而从本质上加以说明。这一点也正是训诂学理论不够成熟的表现。”②而“义训”正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二、缘词辨义
“义训”这个术语之所以如此混乱，究其原因，关键问题在于定义太宽泛了，内容太庞杂了！它将不同类别的问题混淆在一起，表面上是包揽一切的“训诂之常法”（甚至连“形训”、“声训”也可包括在“义训”之内），实际上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缺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至让人无从分析概括，无法认识把握。所以，有的训诂学家干脆弃而不用，另立名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词，作为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单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要与其内在和外在的诸多方面因素发生联系，构成某种特定的关系，用来表情达意。训释词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分析这种联系，利用这种关系，以求索辨正词义。从这个观点出发，“据形说义”就是分析字（词）义与书面形式的联系，利用汉字形义统一的关系来训释词义的；“因声求义”就是分析词义与语音形式的联系，利用同根词音近义通的关系来训释词义的。词除了意义与词形（字形、语音）相联系之外，在词义与词义之间还存在着十分广泛的联系，这主要包括词义引申、古义今义、方言雅言、词义聚合（同义、反义）等诸方面。
词义引申是词义运动的基本形式。“引申是一种有规律的词义运动。词义从一点（本义）出发，沿着它的特点所决定的方向，按照各民族的习惯，不断产生新义或派生新词，从而构成有系统的义列，这就是词义引申的基本表现。”③因此，一般说来，在词的众多义项中总可以找出本义与引申义、直接引申义与间接引申义之间的联系，从而构成词义的系统性。这是词义间最重要、最普遍的联系，训诂学家经常利用词义引申关系来训释词义，所谓“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假借之义亦明”（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因此，黄季刚先生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④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在进步，认识在深化，词汇不断发生变化是很自然的，有的旧词消亡了，有的新词产生了，更多的是词的古今意义发生了演变，古义与今义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义项多少、词义轻重、褒贬色彩、名物制度等各方面有所不同，造成阅读理解的障碍，因此，以今语释古语，沟通古今词义，历来是训诂的一个重要任务。许慎《说文》：“诂，训故言也。”段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孔颖达《毛诗正义·周南·关睢》：“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尔雅》、《说文》中的训释，历代典籍的注疏，很多都是为了说解古今词义的差异，以贯通文意的。
方言雅言（通语）的差别是由于地域不同而造成的，这是古今常见的语言现象。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地域会用不同的词来表达，这就造成了方言与雅言（通语）的不同，从而对交际造成诸多的困难，文献语言尤其如此，所以，以雅言（通语）释方言，便是历代训诂学家关注的一个问题，西汉杨雄的《方言》就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正如郭璞《方言注序》所说：“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词之指韵，明乘途之同致；辨章风谣而区分，曲通万殊而不杂。”因此，“通方俗之殊语”，自然是训诂学家的份内之事。
词义聚合现象，古人早已非常重视，古代第一部训诂专著《尔雅》从训释内容到训释形式大多都是围绕着同义关系而进行的，所以，郭璞在《尔雅序》中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训诂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词与词的同义关系和反义关系，不仅涉及到词与词意义的发展变化（如同步引申），而且影响到词与词的组合运用（如连用、对用）。利用这种关系进行训释，既是有效的训诂方法，也是常见的训诂形式。
以上四个方面，虽然各自的特点不同，规律不同，但是都反映了词义间的内在联系。从训诂学的角度来说，充分研究和利用这些词义间的联系来辨析词义，不仅完全可能，而且非常有效，对于这种训诂方法不妨称之为“缘词辨义”。
前面列举的《训诂方法论》中的“比较互证”，《训诂通论》中的“义训”，与这里所说的“缘词辨义”在内容上有共同之处，不过涉及的范围和使用的名称稍有差异罢了。
三、以文定义
运用“据形说义”、“因声求义”、“缘词辩义”的方法，可以训释出词的各种意义，组成词义系统，但是，如果研究“训诂方法”到此为止，将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因为，运用上述方法训释出的词义只是词的静态贮存义，还没有进入使用状态，发挥交际作用；词只有在进入文句，与周围语境结合在一起表情达意，显示它的动态使用义，才能体现出独一无二的价值。也就是说，词进入文句之后，将与语境的诸多因素发生联系，建立种种特定的关系，词的诸多意义在文句究竟使用哪一个，最终要受到语境的选择和限定。从训诂的功能和作用着眼，只有根据文句分析语境，判定出词在特定场合中的动态使用义，训诂实践才能有真正的结果，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如果在“训诂方法”中不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不仅是理论上的缺陷，而且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事实上，人们所称道的清代训诂大师们的著作，诸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等，其中不少精彩的结论都是依靠考查语境、剖析文句而取得的，这是“训诂方法”中不可缺少的一种。
所谓“语言环境”，主要指“语法环境”、“表达环境”、“人事环境”、“文化环境”等等。“语法环境”包括构词方式、词性虚实、结构成分、句法特点等；“表达环境”包括行文方式、修辞特点、文词异例、文体风格等；“人事环境”指文章所涉及的人事关系、历史背景和活动场所等；“文化环境”指文章所记述的文化现象和名物制度等。黄著《训诂学基础》、周主编《训诂学初稿》、陈著《训诂学基础》都曾提到这些相关的问题。
以上语言环境各有不同，但都能从不同方面影响和限定词义。既然如此，根据词在文句所处的语言环境来判定词义，便是言之成理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称之为“以文定义”。
综上所述，可以把“训诂方法”总结如下：
四、训诂形式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先要辨正“方法”、“方式”、“形式”这几个术语。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方法——指关于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
方式——说话做事所采用的方法和形式。
形式——事物的形状、结构等。
显然，“方式”包含着方法和形式两个方面，但是，人们在实际使用时，又往往将“方法”和“方式”并列对举，似乎“方式”的意义偏重于“形式”，从而造成理解和表述的分歧。
黄季刚先生说：“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论其方式有三：一曰互训，二曰义界，三曰推因。”⑤这里的“方式”含有“方法”和“形式”两个方面的意思。可是，在训诂著作中，有的将“互训”、“义界”归于“义训”，“推因”归于“声训”，或者将“互训”、“义界”、“推因”全部归于“义训”，属于“训诂方法”，取消了“训诂方式”；有的则将“互训”、“义界”、“推因”列为“训诂方式”，与“训诂方法”并列对举，从而使得概念交叉，相互混淆。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不妨将“训诂形式”与“训诂方法”并列对举，不用“训诂方式”来表述，以免界限不清。
所谓“训诂形式”，这里着眼于训释词义的表述形式，主要包括“单词相释”、“设立义界”、“描述性状”、“排比集释”、“翻译文句”等等。“单词相释”就是用同义的单词来训释，揭示被训释词与训释词之间的相应关系；“设立义界”就是用下定义的形式，说明被训释词的事理或类属；“描述性状”就是描述名物的性状特点；“排比集释”就是将同类的词排列在一起，集中加以解释，以显示各自的特点和差别；“翻译文句”就是用今语翻译古语，显示文句中相应的语法关系、词汇意义和文句含义。
一孔之见，姑妄言之，祈请方家教正。
注释：
①④⑤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90，181，1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版。
②③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14页，140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