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使社会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安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泉论文,财富论文,制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4）01-0039-04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形成有利于使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或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制度安排，既是一个实践性、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也是经济理论应该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
财富，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所有使用价值的总称，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类劳动与自然物质相结合的产物。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一般以商品形态存在，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一方面，财富作为使用价值，一般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财富的数量最终表现为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即货币形式。但商品及其等价物（货币）并非财富的唯一存在形式。因为在人类社会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人类劳动与自然物相结合创造出来的、可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产品和服务）却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消亡以后，作为价格基础的价值不存在了，劳动不再成为价值的源泉，但劳动与自然界一起依然构成财富的源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305、298.）。商品经济社会不过是使人类创造的所有财富集中以货币财富来表现而已。所以，并非只有以商品和货币形态存在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及服务才算是财富，实际上，包含人类劳动作用的一切自然物和以自然物为载体存在的精神产品都是财富。如经过千百年来人类改造过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埋藏于地下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都是人类社会的财富。关于财富源泉的叩问一直令历代经济学家们乐此不疲。
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一靠劳动投入，二靠资本积累。萨伊认为，创造任何具有效用的物品就是创造财富，财富的生产取决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的协和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灾难，“罗马俱乐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对人类社会认为自然生态环境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并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之滥觞。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千百年来经过人类劳动改造过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既是创造和增加财富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现代经济学家则在传统的财富源泉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技术、人力资本以及组织、制度在财富创造及经济增长中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默、卢卡斯等人认为，在当代，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用知识和技术武装起来的、劳动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的劳动者）在财富创造和增加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归结经济学家们的看法，财富的创造与增加被认为是劳动因素和非劳动（资本、土地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针对德国工人纲领中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的说法批注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305、298.）
二
在商品经济社会，由于财富是以商品和货币形式存在的，思考财富创造与增加的源泉问题，当然不可能脱离于商品经济的大背景。马克思认为，生产商品是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结合的过程。活劳动是指商品生产劳动过程中人的体力与脑力的支出，即人的劳动。物化劳动是相对于活劳动而言（是劳动的创造物），是指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体现为过去劳动创造的产品中的人的劳动。物化劳动实际上就是一切劳动创造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如机器、厂房、原材料等实物形态的资本。
如果从创造价值的角度看，其源泉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价值中不包括一个物质原子，非劳动要素不过是劳动进行价值创造的条件，其价值是劳动转移到商品中去的。
从财富创造的角度，二者就不分伯仲，不可或缺。但重要性仍有区别。因为物化劳动，不管它是物质形态还是非物质形态，不管是采取资本形态还是其它形式，都是劳动的创造物，是人类过去劳动的创造物，是活劳动的凝结，活劳动的物化，是活劳动的过去形态。自然资源要变成为人类所利用的社会财富，也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为人类劳动改造、加工或过滤过，使之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这种认识的意义在于，人不能为自己的创造物所统治（异化），应该用人创造出来的财富与人类劳动结合去创造更多的为人类需要服务的财富而不是被财富所统治。
应该看到，在不同的经济时代，作为财富源泉的劳动因素与非劳动因素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变化的。
首先，从劳动因素看，由于劳动是人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过程，而劳动力作为存在于人体中的体力与脑力的总和，由于劳动者本身的变化，在不同的经济时代，劳动的效率、质量、类型及其复杂程度必然有很大的不同，从简单的体力劳动、复杂的体力劳动，到复杂的技术劳动、组织与管理劳动，再到分工越来越细的服务劳动和精神劳动，不同类型劳动在财富创造和增加过程中的重要性有所替代，劳动的内涵和外延被不断深化。劳动的内涵的深化和外延的拓展意味着财富的劳动源泉的强化。
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非劳动要素在量上不断增加，在种类、形式上也在不断拓展，在诸如土地、生产资料等传统的非劳动要素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非劳动的要素（如科技、专有知识），而且在财富创造与增加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劳动要素中的生产资料本来就是人类过去劳动在自然物中的凝结，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土地等自然资源只有不同程度地被人类劳动改造或过滤过才能为人类的财富创造活动提供基础，或成为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而科技和专有知识正是人类借助于物化劳动成果创造性劳动的产物。资本不过是上述非劳动要素的一种货币表现。所以，非劳动要素的扩展正是人的劳动能力不断提高的体现和直接结果。在现代经济中，很难象古代社会那样可以将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截然地区别开来，劳动要素与非劳动要素越来越呈现出互相渗透的趋势。
从长期中观察，一方面可以看到劳动在其中始终是最能动的要素，不断被强化和复杂化，另一方面，可以发现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劳动与非劳动要素是水乳交融。强调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唯一性和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不是否定非劳动要素的作用。非劳动要素（本质上是劳动的产物）也在拓展，验证人类劳动能力的提升。
三
与先行发达国家相比较，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个很严重的约束：用于财富创造和增加的各种非劳动要素（如资本、技术）积累不足，而作为经济发展基础条件的自然资源也由于庞大的人口就业压力而捉襟见肘。另外，表面上看，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是十分丰富的，但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短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与人力资本相联系的高级管理劳动、科技创新劳动更为稀缺。
发展是硬道理，创造并增加财富是中国人民在新世纪继续努力的方向。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通过改革不断创造条件，为使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提供制度安排。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决定了我们不仅需要进行实物形态的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更需要价值形态的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由于各种财富源泉不可能自己走出来参与财富的创造，要“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关键是调动各种财富源泉的产权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其把各种财富源泉贡献出来并由市场来配置。从制度安排的意义上来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是不可缺少的：
首先，保护和尊重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力要素的财产权利，创造使劳动解放和活力进发的环境，使财富创造最能动的源泉充分涌流。调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创造并增加财富的关键。在公有制的框架内，对劳动者（包括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管理劳动者和科技劳动者等）必须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原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中的按劳分配，首先，要做到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使收入水平与人力资本价值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联系起来，并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以调动全社会劳动者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途径不断提高其人力资本价值的积极性；其次，应该使公有制领域的劳动者对自己创造的经济剩余有一定的索取权，纳入按劳分配收入，以调动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奉献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劳动的积极性。
在全社会范围内，应该超越所有制的界限，普遍树立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氛围，尊重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受到承认和尊重。各种所有制形式中的企业家的管理劳动、科技人员创新劳动、教科文卫知识分子的知识创新劳动等应该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应该受到保护，而没有必要再以这种收入是否是按劳分配收入作为保护与否的标准。
其次，继续进行产权制度创新，为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提供制度安排。为社会的不同阶层和集团安排产权，并通过产权的激励、约束、配置及分配功能，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增加政府财税收入和政府行动能力，是国家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现代特征。对于我国而言，为了使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充分涌流，现阶段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各种非劳动要素的产权主体的财产权利，为各种非劳动要素的产权主体提供诚信、合法经营的稳定预期，营造“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环境，激励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种非劳动要素的所有者把它们提供出来，投入社会生产，用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加过程。必须毫不含糊地保护各种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在政策理念上，应该看到，从产权保护入手，让各种财富创造和增长要素的所有者都能“登台表演”，包括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是加快发展、创造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客观需要，更是对“民生”的深度关切。
再次，坚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初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抛弃“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陈腐观念，以构筑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创业机制，营造激励各种要素产权主体干事业、支持其干成事业的氛围。针对按劳动要素和非劳动要素贡献分配引发的收入分配差距，应该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而不是平均主义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一方面，不会损害初次分配中的效率以及各种要素产权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其活力竟相迸发，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又能够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返还给全社会，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够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果实，使财富成为社会的财富，而不只是少数人手中的个人的财富。
第四，以产权制度的合理化安排为切入点，加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规避“公地悲剧”（注：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学分析（上）[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41.）。对自然资源公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利作出恰如其分的安排，形成排他性的权利，使得任何经济主体都不可能损人利己，最后是既损人又不利己地占有和使用公共资源。在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使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能够为全社会的财富创造和增加努力提供基础，而且能够不断创造和增加社会财富，并成为社会财富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使人类在回归自然中创造出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自然富源。
最后，塑造信用政府、责任政府、效率政府，对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实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是不可或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推动改革进程、制定“游戏规则”、刺激经济增长和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业绩。政府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都有积极的变化。但毋庸讳言，政府，特别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发挥干预和管理经济的职能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利于调动劳动、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的产权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例如，在近年来出现的各种信用缺失的案例中，除了大量的自然人和法人诚信缺失令人触目惊心，政府失信问题同样引人瞩目。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政府对法人、自然人的诚信与否的要求或规范比较多，但对自身的信用建设却少有规范或措施。许多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大搞暗箱操作；而且政策多变、朝令夕改。在对内对外招商过程中，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情形。换句话说，就是先对内外投资者许以各种十分优惠的政策和条件，可谓之曰“垂钓”；当投资者经不住诱惑，“欣欣然上钩”以后，凄凄惨惨戚戚者有之。有些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政策也确实优惠，但下级官吏素质欠缺、狮口大开、吃拿卡要者有之，令投资者望而却步。
由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已经被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政府超越所有制的局限，抛弃长期形成的所有制歧视，扮演好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是必须的。但是，绝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国有企业被视为政府“亲儿子”，集体企业至少可以有个“侄子”的名分，而在夹缝中成长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似乎只能算是“继子”。但对于某些地方政府来说，现在则是180度的大转弯，非公有制经济成了掌上明珠，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似乎成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原因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国有经济不退出，当地经济似乎就没有可能发展。如果说对于使国有经济逐步退出的急迫，仅仅局限于竞争性领域的话，其合理性似乎毋庸置疑；但如果公共生产和服务领域国有经济也采取全面退出战略，把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公交公司等卖给私人或外国公司，那就意味着上述领域国有经济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共同条件的功能的逐步丧失。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近年来，地方政府变卖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以及公交公司的消息在媒体上时有披露，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引发了当地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也造成转轨时期公众心理上的惶惑、不安。
笔者不认为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特别是关于政府也是经济人的假说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解释和说明能力。但是，对于观察作为自然人的各级官吏的行为而言，经济人假说还是提供了有用的分析框架。从这个意义上看，要塑造信用政府、责任政府、效率政府，为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提供制度安排，指导思想和理念层面的引领固然重要（“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重要思想的意义是划时代的），细化并加强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监管，激励勤勉奉公的行为，增加其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收益，惩罚行政伦理缺失及败德行为，增大其机会成本，是同样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