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现代性论文,困境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知识学的范畴来看，现代性在其展开之初就隐含了一种走入二难处境的趋势。首先，倡导知识的经验性和实证性的英国经验主义与倡导知识的先验性和反思性的大陆理性主义的对立引发了实证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分野；其次，对“感性个体”（西美尔）和日常生活的肯定使得知识的生产回到语境，而对总体化和合理化的肯定又导致知识走向超语境的形式化境界；第三，现代性用“区分”建立了知识的学科化，而意欲抵抗单面社会的“人类解放论”又促使知识界超越学科的界分，达到完整人性的实现。我们看到，这种知识学层面的二难处境延伸至文学研究领域，造成了一种方法论的困境。
一、批判理论与实证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建立客观化、实证化的知识是现代性的三大方案之一①。从直接经验中归纳出确定性的知识正是现代性通过启蒙反抗古典神秘主义的思想策略。现代性展开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实证化知识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实证化知识还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基础。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引实证方法入红学，以一部《红楼梦考证》开辟了红学研究的“考据派”之路。
实证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发端于现代性对知识确定性的诉求。它强调直接经验的有效性，主张陈述和判断都必须出自直接经验并接受经验事实的确证；它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展示出一种客观、中立的知识学态度。实证方法被引入文学研究也同样是出于人文知识分子们寻求文学学术超然化、文学知识确定化的努力。实证方法影响下的文学研究，一改古典时代“印象式”批评的做法，以一种“文献学”的方式研究文学，把对文学文本意义的诠释放在各种文献“证词”的审视下进行。勃兰兑斯关于十九世纪作家的传记研究、N·弗莱关于西方文学史的“种族志”研究，甚至精神分析学批评家关于艺术家早年经历的研究，都体现了实证主义的“文献学”方法特色。在中国，考据学早已有之，但大都用于史学和文字学。在文学领域里使用实证理论并取得瞩目成就的，应首推胡适。另外顾頡刚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周汝昌先生等人的考据派“红学”，都属于实证理论指导下的“文献学”方法论实践。近年来古典文学界的王兆鹏先生关于唐宋诗词的“定量分析”，给文献学方法中注入了哥伦比亚学派计量历史学的方法论元素。定量分析把文献学与统计学方法结合，希图为人文科学中最具模糊性的文学研究提供确定性的知识模型。
体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启蒙现代性，最具体的形态便是以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为旨归、以考据资料为诠释依据的“文献学”方法。但知识学中的现代性还有另一个源头，那就是与开创了直接经验本体论的英国经验主义相对应的大陆理性主义认识论。这种视“反思”高于“感觉”的认识论主张先验理性对知识的决定作用；它同样具有反抗古典神秘主义的启蒙功能。经验主义重视的是知识活动的“原料”—感觉经验，而理性主义重视的是知识活动的“制作”—理性反思。立基于“反思”的思想后来发展出来一种主体性极强的方法，即批判。1937年，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哲学与批判理论》② 中提出，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了以经验事实和数理逻辑为主轴的“传统理论”模式；这种罩以中立、客观外壳的理论模式事实上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社会中“肯定文化”的重要元素，起着维护现存秩序的作用。他们设想一种发自人类自由的普遍概念、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指向对现实怀疑和否定的“批判理论”，以之对抗“传统理论”。此后，批判理论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相比实证理论的客观和中立化，批判理论明确地表现出对当代社会进行合法化评判的“立法者”激情。它是怀疑论的，也是抵抗诗学的。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表现为：知识主体通过反思预设出一种普遍有效的价值—如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并以之作为合法化的依据，考察当代社会的诸种现象—包括文学文本—并将其置于普遍价值的审视之下，最后揭示出当代社会的不合理、不合法性质。马尔库塞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就典型地运用了这种方法。他预设了“爱欲”的完整实现这一合法化的先验依据，然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最后确认这个社会的单面化属性违背了他的合法化准则，阻碍了爱欲的解放。在高扬审美救世主义大旗的批判理论中，标志着“人类解放”的审美人格，构成了对现代性进行否定和拯救的预设性思想依据。所以批判理论也是一种“立法者”话语。
在文学研究领域，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被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广泛运用。卢卡奇对布莱希特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否定性评价，来自于他以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设置的“整体性”概念的一种规训力量。与卢卡奇类似的还有美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锡德尼·芬克尔斯坦（Sydney Finkelestein）。他对福克纳作品的评价体现了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特点。芬克尔斯坦从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论历史理性出发，分析福克纳作品的“南方立场”，得出结论说：“福克纳作品的主导精神，他那荒唐无理性的泉源，乃是一种以神话式的国家为根据的有毒的国家主义。”③ 后殖民主义文论中的那种强烈的抵抗诗学色彩，也来自于批判方法的使用。后殖民理论家运用解构这一话语分析技术，在西方文学中找出隐含着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症候，依据具有先验合法性的种族平等观念，揭示西方文学的欺骗策略—用普世价值掩盖西方霸权。相比较而言，批判理论在中国文学学术界并未得到普遍的运用，这也许是极左时代批判方法曾经被变态地使用留下的心理阴影所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渐强化的学术体制化大大地压缩了批判理论作为方法论的阐释有效性空间；而以知识中立化见长的实证理论得到官方体制的鼓励。因此，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人文学术的批判性锋芒日见式微。
从方法论层面来看，批判理论和实证理论二者难以兼容。
实证理论的源头是英国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以“观察”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而批判理论的源头是大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以“反思”为知识生产的机制。因此，实证理论注重知识的客观性而批判理论注重知识的主体性，即使是在当代思想文化领域，崇尚感觉经验和崇尚先验理性的分歧，仍然依稀可辨。在文学研究界，实证理论要求用文献学方法大量搜集资料，以这些资料为佐证来解读文本；批判理论则要求预先建立具有本体论功能的元话语，以元话语为评估坐标来解读文本。运用实证理论方法的考据学把《红楼梦》视为作者的家世或自传，运用批判理论方法的评论派则依据历史理性把《红楼梦》视为封建末世的社会史。前者眼中，评论派的评论是一些大而无当的空谈；而在后者眼中，考据派的考据则是一大堆琐碎的材料。我们常常见到经验学科的学者指责逻辑学科的学者“没有学问”，而逻辑学科的学者则批评经验学科的学者“缺乏思想”。二者之不兼容，导致文学研究陷入一种方法论的二难处境。在文学研究中怎样做到既有学问又有思想，成了学者们的一大难题，前现代性时代的知识活动并未遭遇这样的麻烦，因为那时超验本体的绝对权威赋予了知识以整一性。
实证理论的长处是知识的确定性，而批判理论的长处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激情。实证理论可以使人文科学研究活动获得可靠的证据，其原因在于它为文本意义的诠释提供了资料性的“直接经验”。但实证理论的缺陷也恰恰在于它对确定性的“原子事实”的依赖。被文献资料支配的诠释很难超越个别事实发生的语境而达到视野开阔、思绪高远的境界。实证理论家们谨守着学者的身份，皓首穷经地经营着自己的文化资本。批判理论家大都志存高远，他们自诩为当代社会的“立法者”。批判理论家以“介入”的姿态对当代社会挥斥方遒，充分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应有职责—批判。但从学理上说，批判理论必须预设先验的合法性依据，这就导致批判理论常常是视界博大而证据薄弱，其阐释的有效性常因其合法性依据来源的主观化而受人质疑。在体制化的学术语境中，批判理论的否定性功能遭遇了压制。所以连一向以批判性见长的现当代文学界，也开始盛行期刊、版本、稿酬等问题的研究。
二、形式定义与语境定义
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是当代思想史的一道可观的风景线。当现代性把人们对生活世界的解读立场从超验的宇宙本体拉回日常生活中的“感性个体”时，存在的意义就只能被安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而当现代性把全部知识表述为抽象的概念和原理时，存在的意义又只能在能指的形式化结构中被确定。于是我们关于意义的诠释方式就裂变为两套体系：语境定义和形式定义。
1931年，卡尔·曼海姆在为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维尔康德（Alfred Vierkandt）主编的《社会学手册》撰写的条目“知识社会学”中指出，有两种知识生产的理论立场，即实证主义和形式有效性④。这里的实证主义乃是一种向历史语境还原的理论倾向。两种知识生产的源头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质料”与“形式”的区分。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这又表现为斯图亚特·霍尔描述的两种文化研究范式的分野：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霍尔认为，文化主义主张真实地描述各种文化的原生态现象，而结构主义则主张通过范畴、类型、构架赋予文化现象以普遍的模式⑤。
现代语言学在语义问题上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伦敦功能学派为代表的语境定义论，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只能在语言活动发生的具体情景中加以界定；二是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定义论，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是由其内部的构成方式决定的。在文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种学术倾向。外部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置文学文本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寻找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诠释文本的涵义。内部研究以审美本体论的态度凸显文学文本的自主性，视文本涵义为能指结构的产物。外部研究的方法论基石是语境定义，而内部研究的方法论基石是形式定义。
现代性的展开意味着人类从超验的神学本体论回到日常生活实践，作为感性个体的人的生存意义也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世界之中。当现代性赋予人们以日常生活本体论观念时，知识活动中的语境定义也随之形成了。语境定义作为一种阐释技术，其要旨在于将话语置于产生话语的外在环境中界定其意义，即话语的意义与环境间呈现为一种因果联系。英美新批评也被称为“语境批评”，但新批评的“语境”指的是文本内部的上下文关系，因此新批评本质上仍然属于形式主义理论，而语境定义的阐释方法则显示出强烈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色彩。早在泰纳和斯达尔夫人手中，环境决定论就成为一种解析特定民族的艺术文化精神特质的手段。到勃兰兑斯那里，十九世纪伟大作家的作品都被理解为“传记”的直接结果。勃兰兑斯详尽地叙述作家们的生平，因为他把“生平”视为制造文本意义的语境。甚至司汤达不用真名贝尔，原因也在于贝尔先生年轻时跟爱拆看私人信件的警察有过交道⑥。近年来现代文学界有人认为鲁迅杂文中的某些话语的意义缘起于周氏兄弟失和。这也体现了语境定义的阐释方法。在古典文学界，考据学从方法论层面来说也是一种特殊的语境论。尚永亮先生用唐代诗人的贬谪生涯来解释诗歌文本的意义，其语境定义的阐释技术为我们理解唐诗的艺术内涵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
语境定义像实证理论一样，执行了现代性关于知识确定性的要求。用话语活动的事件性环境作条件或缘由来解释话语意义，这意义便有了一个可靠的起因。在这里，被文学研究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文本涵义—就不会是“过度诠释”的产物，因为它被限制在话语实践的具体情景之中。但是这种依赖语境而获得的阐释有效性，仍然存在一些学理问题。
首先，语境并不必然地具有确定的性质。语言学界有把语境分为“大语境”、“中语境”、“小语境”的说法；伦敦功能学派的弗斯和韩礼德也论述过语境的多重成分。日本学者西槙光正说：“语言是人类本身所特有的交际和思维的工具，那么人类本身的一切也都可能成为语言的环境。”⑦ 我们可以像弗洛伊德主义那样把个人传记（早年经历）作为文本阐释的语境依据，也可以像神话原型理论那样把民族文化的元典精神作为文本阐释的语境依据。阐释依据的如此大幅度摆动，岂不是违背了语境定义对知识确定性的要求？关于李商隐《锦瑟》诗的种种不同释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语境定义方法产生的麻烦。其次，语境定义主张文本意义的历史性和指称性，反对大而无当的批判理论和孤芳自赏的形式主义，但这样的做法也意味着历史和外部事物对文本意义的控制。文学话语作为一种创造、发现和生产意义的诗性语言活动，其超越生活世界的自主功能就被取消了。所以用语境定义的方法进行文本意义的阐释，总是无法摆脱靠作者传记提供事件性依据的释义策略。而这一策略常常使我们关于文本意义的理解走向狭小和单一。伊格尔顿在评价新历史主义时说：“极端历史主义把作品禁锢在作品的历史语境中，新历史主义把作品禁锢在我们自己的历史语境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家永远只会提一些伪问题。”⑧ 事实上，语境定义是有可能走入历史决定论的，这历史或者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或者是个人传记。
现代性关于知识形式化的诉求直接导致了由结构主义发动的语言论转向。俄国形式主义者从语言学中领悟到形式定义的方法论内涵并发展出“文学性”、“陌生化”、“等价原则”等学科性概念。形式定义意味着造就形式的叙述／修辞技艺在文学活动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话语形式摆脱了历史和指涉物的管理，“自主地”构造文本的诗学涵义。同时形式定义又以一种科学主义的态度把文学活动当做抽象符号的“七巧板游戏”，即语言的特定结构方式产生了文本的诗学功能。所以，形式定义的释义方法乃是启蒙现代性关于知识形式化的诉求和审美现代性关于艺术自主性的诉求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融合性实验。
形式定义实现了一个笛卡尔式的方法论规则，即，从最具自明性的对象出发。语言形式一词汇、句法、音位、修辞等等—就是文学活动的自明性现象。俄国形式主义者一方面声称文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文学性，另一方面将这文学性限定在语言技艺的层面，不让它染上城堡上飘扬的旗帜的颜色。王一川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修辞论研究，也是希望跳出意识形态化的阐释方式，在最直接的“话语经验”中理解卡里斯马型人物的生成机制。语境定义的方法让意义受制于历史事件和指涉物，排斥了“编码”在意义生产方面的自主性功能。形式定义的阐释方法能够通过对形式的分析发现超历史超指涉物的意义，这就可能通过文学研究揭示出诗性语言文本在意义论层面的生产性和创造性功能，将其从历史和指涉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后结构主义时代，形式定义的方法告别了单纯的形式分析的“牢笼”，其意义生产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对作为形式特征的话语症候进行分析，揭示文本中隐喻性地潜藏着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但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对形式定义的解放也可能导致一个尴尬的结果，那就是一种不受任何语境限制的“超意义”或“过度诠释”。
语境定义让意义平安地筑居于历史和大地之中，而意图摆脱语境限制的形式定义则为文学文本安装了一套抽象符号游戏的意义处理程序。巴赫金曾认为形式主义的基本概念充满了虚无主义⑨。实际上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思想和知识的必然结果。乔纳森·弗里德曼说：“现代性意味着象征与它所指的东西的分离。符码、范式、语义学这些文化观念正是现代认同的产物。”⑩ 当所有的符号形式都告别了它所指涉的物象时，我们的思想和知识就只能在一些空泛的概念、原理、数字中展开了。所以诸如海德格尔这样奋力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一心一意地想要摆脱虚无主义，返归大地之乡。形式定义追求超语境的意义，也有将文学意义推入虚无主义泥坑的危险。
形式定义的方法与文学的符号学特征之间也存在着某种不兼容现象。起源于对事物“命名”的语言天然地具有指涉性，这是它不同于色彩线条音响的地方，文学活动中纯粹的“能指游戏”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早在俄国形式主义时代日尔蒙斯基就意识到：“文字材料并不服从于形式结构的规律，……诗歌作品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质料、实体和意义上的统一。”(11) 他认为不可能离开主题对诗歌作品进行美学研究。在汉语文学中，要完全摆脱物像的纠缠分析纯形式的句法、音韵等尤其困难，因为这种分析不符合汉语以字形状物的特性。
三、学科自主与学科互涉
现代性对人类社会进行了一次分解手术。当古典时代建立在神权或王权基础上的整一性被打破之后，社会逐渐走向条块分割的结构状态。马克思、涂尔干等很早就发现“分工”在现代社会中的重大意义。就像上帝死了人必须为自己立法一样，现代性的分解也要求每一种职业每一种技艺每一种知识以及每一族群或阶级为自身的存在建立合法化的依据和规则。在此背景下，知识的学科化出现了。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称，学科知识的分类是现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原理”，因为知识的专业化是“构成其他一切的基石”(12)。这就使得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走入了学科化；不同专业的知识活动表现出各自特有的视域、规则、术语、程序等。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知识都必须为自己的知识对象设立一套元话语作为其生存的合法性依据，比如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成为经典物理学的元话语、审美自律成为艺术理论的元话语。元话语为学科化的知识活动划定了边界，即一种阐释有效性的范围。在现代性的知识学科化背景下，文学研究也努力为自己量身制作学科专业性的职业套装。近代以来，文学研究摆脱古典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知识整一性传统，为自己设立了研究对象、基本理论概念、价值坐标、知识模块等。“文学性”或“审美意识形态”逐步取得元话语的地位。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知识范围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立性日益明显地体现在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之中。
独立的文学研究体系的建立是现代性的成果之一，这成果也显露出现代性的隐忧，即知识活动的单面化。学科化的知识生产像职业化的社会生活一样，使人丧失了精神的丰富性；它把知识活动的主体固定在一座程序化的装置之中，在单一的视点上用单一的尺度理解多元的文学世界。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对单面社会的批判，文学理论领域也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趋势(13)。形式主义诞生以来，现代思想一直在依据艺术自主性原则为文学研究建立理论元话语、学科规范和知识边界，但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文化提醒人们，这种关于学科知识自主自立、单纯单一的追求，其结果很可能是知识主体的精神单面化和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走向简单甚至狭隘，于是在现代学术界又出现了学科互涉的研究方法。美国学者克莱恩（Julie Thompson Klein）在《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一书中描绘了20世纪文学批评怎样由追寻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到自觉运用学科互涉来分析文学作品的变化(14)。这种学科互涉的方法深得文化研究学者的青睐，因为他们眼中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学艺术的独立性。雷蒙·威廉斯说：“我们不能将文学和艺术与其他的社会实践种类分离开来，以至于将文艺划属于十分独特的规律之中。”(15) 文化研究声称的“学科大联合”实际上是要取消文学的自主性，进而取消现代性的知识学科化原则。
文学研究的学科化是在康德美学、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文论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它们以诸如“审美无功利性”、“艺术自律”、“文学性”等概念为元话语，构筑了一整套分析和诠释文学文本的术语和范式，如文体、风格、形象、题材、体裁、修辞、叙事、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等。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工程意在建立独立自主的文学学术范式，使文学研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属性，而且使文学文本意义的诠释不再受制于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外学科知识的训导。在文学研究学科化的进程中，美学和语言学逐步成为文学研究的知识依据和思想资源。其原因在于：语言分析切近了文学研究的最自明的对象，而美学则提供了关于文学文本之艺术属性的阐释依据。学科化的文学研究常常意味着意义论层面上的审美内涵描述和表现论层面上的语言形式分析。
学科化的研究在关于重写文学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问题的讨论中成为一种方法论诉求。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一路走过来的，因此它处处显示了政治或社会学的内涵。长期以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都是以阐释其社会革命内涵为主，美学、诗学或文体学难以享有最后解释权。所以学术界有人呼吁：“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现在也许确实需要建立，目前显然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方案，但却是可以确认的出发点，那就是：顽强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16) 比如在学科化意识尚未自觉的时代，关于鲁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作为“战士”的精神或人格之上，而在审美和文体意识强化以至于要以此为基础构建独立的文学研究学科的时代，便有了比如陈平原先生对鲁迅文体的研究(17)。学科化的研究范式能够使意义的诠释回到真正的文学经验中来，能够为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存在提供自主性的元话语，而且还能够赋予文学研究以普遍有效的学术范式。
但是学科化的研究也有明显的缺陷。诗性语言文本的产生并不受学科分类的制约，相反它是前学科性质的，即是语言主体对存在之意义的发现，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诗是真理的自我显现。因此文学文本在意义上就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我们可以在其中辨析出多重的学科化内涵，如政治的、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心理的、哲学的等等。文学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它是一切意义的起源，它提供了意义诞生的经验。面对这种包容着多重意义的话语活动，倘若按照学科分类的原则进行单一视点的诠释，就会有“单面化”或“脱魅”之虑。也正是因为文学意义经验的包容性，所以在知识学科化的时代出现了各种学科知识轮番介入文学研究并企图充任文学学术之元话语角色的现象：心理学提出“白日梦”说、文化人类学提出“原型”说、语言学提出“等价原则”说、政治学提出“工具”说……。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是一座各学科知识轮流表演的舞台，表演者们都想成为解释文学文本意义的知识依据或思想资源。这就形成了克莱恩所说的“学科互涉”的研究方式。其实中国传统学术中“文史哲不分家”的做法，就是一种学科互涉。当然在现代性的知识学科化时代，我们不可能回到前学科时代重操旧业，于是学科化研究的负面效应显露之后，出现了打着跨学科研究旗号的文化研究。
美国学者林塞·沃特斯称当代思想文化处于“不可通约性的时代”(18)，即各种知识范式之间无法取得相互理解的尴尬状态。作为现代性之成果的知识学科化在各种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中遭到非难。学者们希望运用学科互涉的方法来超越现代性对知识整一性的破坏，他们启动多学科交叉的手段来创造一种新的阐释技术，这种技术能够完整地揭示文学文本那繁复多元的意义。美国学者罗宾·洛克夫抱怨说：“语言学家研究语言；文学批评家研究文体（包括叙事方式）。……但这许许多多的界定更多地是人为的藩篱，它只会阻扰人们全面地理解事物。”(19) 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有着极大的难度。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掌握多学科的信息都很困难，何况还要从这些纷繁的知识中提取并熟练地运用学科化的阐释方式！能够从两三个学科理论的角度对文学文本进行交叉辨析，已属成功之作。比如王一川关于卡里斯马型人物的研究，就是在修辞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的交叉视野中完成的。
文化研究的所谓“学科大联合”是一种研究对象的扩张而非研究方法的开拓。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的阐释技术，乃是批判理论、话语分析和症候分析几种方法综合的产物，它有一定的学科互涉的效率。但是文化研究放弃了文学研究的元理论，即审美本体论或艺术自律论，甚至放弃了文学研究的自明性对象，即语言文本，它不受限制地把自己的解码对象扩张至非文学性的领域。因此文化研究事实上破坏了文学研究的学科合法性。学科互涉的研究方法倘若走到破坏学科自身存在的地步，那么这种方法带来的可能就是更加难解的方法论困境。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文学研究者一直在探索文学研究的有效性范式。我们渴望掌握一种既有实证理论的知识确定性又有批判理论的思想者话语权力、既有语境定义的历史主义内涵又有形式定义的艺术自主性观念、既有学科化的独立性知识体系又有学科互涉的开阔视野的文学研究方法，但是这些研究范式之间的不兼容性，导致我们的文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逐渐陷入困境。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学科互涉与文学研究方法论革”（08JA75103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J.Habermas: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New German Critique ,1981.No.22.
② Phil Slater,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of School:A Marxist Perspective,London,Boston and Henl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
③ ［美］S.芬克尔斯坦：《人性化和异化之间的冲突》，张禹九译，载李文俊编选《福克纳评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页。
④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0页。
⑤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见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3页。
⑥ ［丹麦］乔治·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李宗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253页。
⑦ ［日］西槙光正：《语境与语言研究》，见《语境研究论文集》，西槙光正编，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⑧ ［英］T.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⑨ ［俄］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⑩ ［美］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化过程》，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7页。
(11) ［俄］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论“形式化方法”问题》，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7页。
(12) Burton R.Clarke: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Berkeley:Univ.of California Press.1983.P.35.
(13) ［德］霍克海默在1937年写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提出了批判理论要跨越学科分类的想法。
(14) ［美］J.T.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162页。
(15) ［英］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转引自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见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16) 陈晓明：《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17) 陈平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18) ［美］林塞·沃特斯：《不可通约性的时代》，见王逢振选编《疆界2—国际文学与文化》，蔡新乐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9) ［英］R.洛克夫：《语言的战争》，刘丰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语境文化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读书论文; 批判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