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主义自近代产生以来，构建了民族国家体系，并使民族国家成为权力合理性、合法性的重要渊源；这种主义把民族国家视为政治统一体的一种形式，它取决于成员与统一体之间一种强烈的感情联系的建立，显示出其较高程度的文化同质性，并以政治统一性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意志。这是民族主义在政治发展和文化整合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对于摆脱殖民地统治获得独立地位的国家来讲至为重要，甚至是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实现现代化，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键所在，同时也可能成为这些国家“致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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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观念推动着文化的整合和政治的发展与完善；民族主义的运动影响着国家的建构和现代化的进程。“民族主义”一词的出现大约是在15世纪，〔1〕而有关这一词的含义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它是一种观念形态，同时又是一种社会运动。按照《大英百科全书》的解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它认为每个人对民族国家都怀有至高无上的世俗的忠诚。〔2 〕对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卓有成就的詹姆斯·科尔曼认为：民族主义“广义上讲，是指归属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愿望，而这个国家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也可能是渴望得到一个王国。而这种愿望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情感或行动，为获取或维持它的幸福、繁荣和领土的完整和最大限度地扩大它的自主权。”〔3 〕另一位学者理查德·科特曼则认为：民族主义是“组成政治共同体——家中的大部分人的一种信仰，那就是给予独立的国家地位，并希望对共同体给予坚贞不渝的忠诚。”〔4〕这些有关民族主义的表述虽不尽相同， 但却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存在，而且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这种主义给予“好”与“坏”的是非判断。它对民族国家的构建既有促进的功能作用，同时又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文化整合提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致力于发展政治现代化，提高国民对主权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普遍认同。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并非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发展一种对新建立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忠诚。在非殖民化运动中，民族主义为新兴国家提供了一种统一的工具，而同时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情感也在他们与原殖民宗主国之间打下了“楔子”，〔5〕影响和制约着他们与原宗主国之间的关系。 因而尽管他们已获得独立，但由于缺乏一种整体的长期认同，而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荡，其结果是政治共同体分崩离析，政治机构权力微乎其微，威严无多，恢复无力。在这些国家中，缺乏稳定和有效的政府，同样缺乏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更缺乏对国家的效忠。对部落的忠诚强烈，而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淡薄，以致于有的学者认为：“很难想像，不摧毁这种对部族的认同，将如何发展一种对国家的认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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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较之于西欧近代典型形态的民族主义，在某些基本方面是很相似的。通过民族主义个人获得一种归属感，并从中满足个人的需要和反对外部敌人，获得群体的保护，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然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有着众多不同的民族和变化不定的群体忠诚的存在，这些均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势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社会的反常状况，以及由于新旧社会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形成的没有规范的状态。传统体制的解体可以导致心理上的崩溃和反常，但也正是这些情况引起了新的认同感与新的忠诚的需要。如果说，在西方殖民者进入非洲大陆以前，那种对部落、对部族的忠诚是一种更淳朴、更原始的情感的话，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表征符号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对部落、对部族的忠诚，“从许多方面看，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应，也正是殖民统治带给非洲的那股变革力量的产物”。〔7〕对古老的非洲而言， 这种忠诚是传统认同和联合的潜在源泉。然而，在独立后，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忠诚便成为民族国家忠诚分裂的焦点和社会政治发展的障碍。
如何使这种旧式的忠诚在遭到削弱和破坏的同时，获得一种新的觉醒，并使之成为新组织的基础，这是众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发展中所要解决的一个新问题，有学者称之为“国家建设”问题，〔8〕亦即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改造， 使国家的独立更具实质内容。把原始的初级认同发展成为一种更具广泛性的认同，如果村民们学会把他们的初级认同从一个村庄转移到有许多村庄的部落；如果种植园工人不再只是和他们的同伙工人认同，而是同广大的种植园工人认同，并同广大的种植园工人组成认同；如果佛教的和尚们把他们对当地寺庙的效忠，扩展到对全国性的佛教运动的效忠，那么这每一种扩展都是效忠的扩大，在这种意义上，无疑将为政治的现代化奠定良好基础。然而，不容乐观的是，这样一种集团的效忠意识，有时也可能对有效的政治体制构成威胁，并进而导致集团之间的冲突。且在这一意义上产生出的诸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等，带给社会的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效应。在传统社会中，民族或宗教集团之间相处本来相安无事，而作为社会和经济现代化所产生的相互作用、紧张和不平等的结果，民族或宗教集团之间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按照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的观点， 一种政治体系要成功地适应现代化，就必须改变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把对于家族、乡村和部落的效忠扩大到对国家的效忠，使公共生活世俗化，使权威结构合理化。〔9〕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 使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组织——国家理应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载体，它要求共同体的一切居民对之服从与效忠，同时也要求这种权力具有不受任何外在力量干涉、挟持的独立性。构建民族国家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希望和追求，而向每一个民族成员灌输一种连带意识，激发他们的爱国意识和热忱，民族国家必须把原始的自发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提高和发展到一种理性的政治意义上来，实现大众的政治参与，把民族利益作为最高目标，建立民主政体以确保每个民族成员的自由、平等、权利和独立。
自近代以来，特别是19世纪以来，西欧政治经济的中心主要是英法两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了亚洲和非洲，而使这些地区成为欧洲的附属国。西欧帝国主义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他们为权力而争，进行原料掠夺，争夺出口地和商业优势，来获取他们的民族利益；殖民地人民跟随他们的领导者不断地进行反叛、革命，即使他们仍旧贫困，也未放弃独立的要求。民族主义虽然导致了这些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创建，但却没能使得他们获得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物质成就和政治成果。在取得独立后，新的民族政府试图唤起民族感情，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唤起民众的觉醒并给予新独立国家以忠诚和效忠，但这些领导者发现，唤起一种民族情感要比独立前唤起民族解放运动困难得多。
对于民众而言，效忠于民族国家是有实际原因的。他们期望通过民族或国家能够获得他们认为应该得到的利益：安全、幸福、财富和权利。而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和政治效能低微的情况下，当国家的领导人以抽象空洞的说教去号召民众忠于国家、为民族而奉献自己的一切时，他们自己却在“爱国”的旗帜下满足于个人私利、集团私利的时候，这种忠诚的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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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并进而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现代化的问题日益摆在了这些国家面前，在这种全球现代化进程压力下，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同时也促使他们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而当这些深受压迫、饱尝贫穷之苦的发展中国家全力以赴投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的事业中，并取得一定成就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这一进程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的不安定，其结果使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中途受阻。究其原因，则是由于政治的发展落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人类集群而居的本性，使人们组成并效忠于各种类型的群体。民族国家自近代产生以来，成为人们赖于生存的一种最高级的群体方式且占据着支配地位。“而归属于一个群体，是人类的基本需要。”〔10〕甚至有的西方学者曾这样过激地评论道：“对于集群而居的人们来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受统治更为必要的了。如有可能，则自治；如果幸运，则受到良好的统治；但无论如何，总要受统治。”〔11〕这种评论虽然过激，但却说明了政治上的一致，以及高效、权威的合法政府的必要性。而这一点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由于这些国家的出现，是在民族整合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建立的，且由于殖民者留下的隐患以及人为地分割种族、民族与部族，相同种族、部族和民族被予以分割在不同的国家范围的界线内，成为日后冲突和纠纷的根源。政治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这种“在政治上落后的国家中，由于缺少政治共同性的观念，每个领导人、每个人和每个集团都在追求，或被认为追求，直接的短期物质目标，无视任何更广泛的公众利益。”〔12〕以致这些国家内部缺乏统一性和内聚性，其结果也只能是政治衰败和政府统治的失效。
比较政治学家卢西恩·派伊认为，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五种危机：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性危机、参与性危机、一体化危机。〔13〕有鉴于此，民族主义在“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当社会和经济剧变削弱和破坏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时，必须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联合基础”，实现高水平的政治发展，用卢西恩·派伊的话来讲，“发展和现代化问题的根基，在于必须建立效率更高、适应性更强、更为复杂的和更为合理的组织。……发展的最大考验，是一个民族建立和维持庞大、复杂而又灵活的组织形式的能力。”〔14〕
总之，通过民族主义重建民族的同一性，致力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与完善；发展国家权利的统一性和民族文化的同质性，促进国民对主权国家的认同与效忠，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仅是民族主义发展的目标，也是民族主义的源泉。
注释：
〔1〕〔8〕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5、13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2〕参见《大英百科全书》，1977年第15版。
〔3〕〔4〕罗伊德·C·沙夫尔：《民族主义面面观》4页，纽约，1972年英文版。
〔5〕〔6〕〔10〕莱曼·托尔·萨金特：《当代政治思潮比较研究》23、21页，1984年英文版。
〔7〕〔9〕〔11〕〔12〕〔14〕塞缪尔·P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31、32、42、153、2、34、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13〕宁骚：《民族与国家》3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