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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24日，我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出版业集团化进程的大幕就此拉开。而随着2009年底内蒙古、福建、黑龙江等地出版集团的相继成立，我国出版业的集团化已经走过了十年历程。
无可否认，集团化给出版业带来了深刻变化，提高了产业的集中度，提升了产业的社会影响力。但同报业和广电领域一样，我国出版业的集团化政府的行政推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十年，恰逢我国经济与世界全方位接轨，数字化和信息革命席卷而来，在多种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出版业的集团化从一开始就与各种“中国式”的矛盾相伴生：“事业性质”与“企业管理”、“行政干预”与“市场主导”、“造大船”与“跑小船”、“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多元化”与“专业化”、“上市融资”与“意识形态安全”……本文选取多元化、资本化和规模化三个关键词，尝试对集团化十年中产业发展的一些矛盾进行论述。
多元化：主业和辅业的矛盾
从集团化伊始，多元化就一直是各出版集团绕不开的话题。十年间，关于主业辅业的辩证关系引发了业者热烈的争论，“陷阱”还是“馅饼”、“跳出出版，做大出版”、“做强辅业，反哺主业”之声不绝于耳，主业的范畴也经历了认识上的变迁。笔者认为，出版业进行多元化经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利好的政策环境下出版单位要求扩张的需求与传统出版主业增长乏力之间的矛盾。由此，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从内容产业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界定“主业”。对于“主业”和“辅业”的认识，随着集团化的深入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1999年至2007年可划分为第一阶段，这时的多元化是以房地产、旅游等非关联业务为主要投资方向。这一阶段中，主流观点认为图书出版是出版集团的主营业务，再加上这一阶段宏观政策的种种限制，出版业“跨地域”、“跨媒体”经营难度很大，多元投资方向多以脱离主业的非关联多元化为主，如投资房地产、旅游等。2007年底，以辽宁出版传媒上市为标志的出版业上市融资风潮，出版集团的多元化经营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在“泛文化”、“大传媒”范畴寻求突破口。这一阶段，出版业对于“主业”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图书向现代传媒的变化，除图书出版、发行等传统业务外，以内容为关联的产业链都被纳入主业范畴，如影视、报刊、网络以及数字出版相关业态都成为“主业”。而上市也变相增大了出版集团扩张的压力，上市企业出于对出版业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开始从战略性角度考虑未来的生存发展和竞争，为提高和发展核心竞争能力有意识地进行多元化战略选择。
笔者认为，出版业整体所处的宏观发展阶段和具体出版企业所面临的微观发展环境，成为判断是否应该采取多元化策略，以及应该在何种范围内进行多元化的关键。当前，我国的出版集团多元化经营中另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如何正面看待由行政力带来的多元化诱惑。
资本化：路径和手段的关系
资本化也是出版业集团化过程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版集团经历了集团化初期扩大规模、整合资源的阵痛，走向了更具实质意义的市场化阶段。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建立，出版业也像其他企业曾经经历的一样，开始了由产品运营、品牌运营向资本运营阶段的过渡。出版业的决策者和经营者都希望通过资本运作，提升形象，增强实力，扩大规模，加快发展步伐。因此，上市融资就成了近几年出版业改革发展中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出版业谋求做大做强的主流路径。2007年和2008年，北方出版传媒、时代出版传媒相继成功上市。眼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江西出版集团、读者出版集团等单位都已为上市筹备已久，有望于不久后登陆资本市场。
不过，一些出版集团上市的目的，却与资本市场的运行逻辑有着一定的偏差。据笔者统计，为数不少的出版集团的经营者都表示“我们不缺钱，上市也不是为了圈钱”，这构成了当下出版业上市热潮中的一个悖论：融资是企业上市最主要的原因，在欧美发达国家，融资甚至是唯一目的；在中国，“不差钱”的出版集团却在争先恐后地谋求上市。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梅耶（Mayer）著名的“啄食顺序原则”，企业融资的优先顺序依次为：（1）内源融资；（2）外源融资；（3）间接融资；（4）直接融资；（5）债券融资；（6）股票融资。当公司要为自己的新项目进行融资时，将优先考虑使用内部的盈余，其次是采用债券融资，最后才考虑股权融资。从这一逻辑上推断，对于并不缺乏发展资金的出版集团而言，上市成为身份的象征，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会获得额外效应（如上市可能被视为政绩、上市带来的关注度等等），证券资本市场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变相寻租场。
从这一逻辑上推断，上市不应该成为出版集团唯一的发展路径，况且在目前的市场机制下，很多出版传媒企业上市后融到的资金成为“烫手的山芋”，并不容易找到很好的投向。我国的证券资本市场改革虽然推进了多年，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很多中国股民购买股票，并不是期待企业价值的高低，而是关心上市公司这一身份所带来的其他效应。具体讲，就是在目前的上市制度框架下，企业所占据的上市指标就会形成所谓的“壳资源”，有了这种身份的象征，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就会获得额外效应。但市场经济毕竟要靠市场说话，从这个角度来衡量，随着市场的不断规范，上市蕴藏着很大的潜在风险。
上市是手段，发展是目的。但资本市场毕竟不是“试验田”，试图用上市来规范和完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并非理智之举，其结果可能让出版业承受“其所不能承受之重”。
规模化：“大船”与“小船”的关系
多元化和资本化，都与“实现规模化经营”这一出版业集团化的基本诉求紧密相关。简单地通过行政力量合并出版集团，以此来扩大产业规模，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出版业内在效率问题。如今，虽然集团化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但所成立的各出版集团的规模显然还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由此，继续扩大市场竞争主体的规模和影响力，成为“后集团化时期”我国出版业的又一战略任务。
2009年4月6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将积极支持社会资本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参与出版传媒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支持条件成熟的出版传媒企业，特别是跨地区的出版传媒企业上市融资。《意见》还以首次以政府文件的方式明确提出了“将在三至五年内培育出六七家资产和销售额皆超百亿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目标。
“双百亿工程”被正式提上日程，意在打造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称的、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规模出版企业。临近2008年岁末，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宣称资产规模和销售额双双超过百亿元，我国出版界第一个双百亿集团浮出水面。而抢占双百亿队列中的其他几个席位一时成为各大集团一致的战略目标。显然，从目前我国出版企业的规模来看，他们很难在两年内通过内生性增长完成双“百亿”目标，这意味着外延性扩张将发挥重要作用，出版传媒业并购重组将加快，“三跨”（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不二路径。而在目前的市场化程度和运行机制下，跨越地域的兼并联合必然需要行政力的强势推动。集团化如果只是简单地通过行政力量合并出版机构，以此来扩大产业规模，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出版业内在效率问题，因为难以构建一种有效的内在经营机制，这样也就会导致集团缺乏核心资源和核心竞争力。一般而言，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被认为是解决途径，但所谓媒介的内在机制和制度其实关联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背景，仅从体制和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可能难以有实质性的效果。
此外，在造“大船”的同时，如何扶持中小出版社的发展，让“走阳光道”的大社与“走独木桥”的小社并存，优势互补，搞活市场，更好地服务读者，也是出版业在实现“双百亿大计”过程中需要一并考虑好的问题。
本文选取多元化、资本化和规模化三个关键词，尝试对集团化十年中产业发展的一些矛盾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