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与重建：台湾学界“五四”评论与研究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台湾论文,学界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①思想资源是大陆与台湾两岸学界的共同遗产，但台湾学界对“五四”的评论与研究却曾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历程，之所以“曲折”，其因源于台湾“政治气候”的张驰变化。其实，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五四”在海峡两岸学人心中，虽然程度、范围有高低大小之别，但都是极受关注的对象，晚近尤其如此。或是出于某种思想理念或学术因素的制约，大陆学者对台湾学者的“五四”评论与研究状况，似乎多少有些隔膜，对其学术理念亦体悟不深，因而往往难以将其纳入“五四”学术史的总体框架之中。本文“概论性”地显示，台湾学界“五四”评论与研究自1949年后的60年间的几次转变，均与台湾社会变化息息相关，亦与海峡两岸关系变化有某种关联。此种相关性，使台湾学界在“五四”评论与研究问题上，走了一条由早期困境中为“五四”辩护到晚近重构“五四”之史的路径。近十余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总体关系朝缓和方向的转变，台湾学界对五四运动的学术评价，也开始从以往那种要么回避言说，要么以成见立言，逐步转入平和公允的评论轨道，并且谋求与大陆学界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实际效果上，对“五四”观念的认知，已有某种程度的共识。职是之故，适逢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从学术史考察角度，对台湾学界“五四”评论与研究的历程作一考察，以期在此学术领域两岸学人皆有所殷鉴。
一、言路困境中的“五四”辩护
20世纪40年代末，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而退居东南一隅的台湾之后，虽然到处充满着隐忧显患的乱象，但却试图重建偏安政权，开始了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造。在试图从政治上经济上重建国民党政权基础的同时，蒋介石国民党从“反共抗俄”的目的出发，加强了在台湾的思想文化控制，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建立各种文化团体和出版文化刊物，先后发起所谓的“文化改造运动”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便将台湾社会思想文化纳入国民党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之中。在这样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中，台湾学界对影响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要么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发出讨论“声音”，要么只能将“五四”限定在民族主义的狭隘范围之内给予评价，“五四”的价值与意义在此时的台湾始终无法成为一种主流文化思想。
虽然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孙中山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示赞赏，称“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②但后来蒋介石却放弃了孙中山的这种思想，致使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国民党在总体上对五四运动变得极为反感，“以至于谁若在公开场合提及这场运动都会成为不受政府欢迎的人。”③1941年7月，蒋介石在一次题为《哲学与教育对青年的关系》讲演中，便称新文化运动“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④带着对“五四”的恶感，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继续对“五四”表示不满。在1950年代初的“文化改造运动”中，蒋介石以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为名，再次对“五四”进行批评，称“尽管‘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但由于它考虑不到救国的根本问题，所以其本身有许多缺陷和麻烦。……这两条原则(即民主与科学——笔者注)救不了中国。”⑤在这种思想的导向下，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某些理论家甚至指责“五四”要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而负责。
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49年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堵塞言路，唯恐“五四”现代意义的扩散不利于其政治统治，于是在台湾客观地谈论“五四”就变得十分困难了。
但历史与现实的悖论在于，“五四”之于国民党而言，又是不可轻易抛弃的遗产，因此，重新塑造“五四”形象就成了一个不能不为之的课题。与蒋介石在1951年将“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分别解释为“纪律”与“组织”这样一种走偏锋的路径不同，一些倾向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五四”研究者，大都将“五四”纳入三民主义理论的阐释框架之中。包遵彭在一本讨论中国青年运动史的书中说：“五四运动是有本源，有趋向的青年爱国运动。”⑥所谓的“本源”，即五四运动是起因于“保卫辛亥革命的果实”，因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北洋军阀“篡窃了民国政权以后，与帝国主义者侵略政策相谐和。”⑦而所谓的“趋向”，则表现在五四运动所引发的群众运动，其基本精神体现的“乃是三民主义的新国家的理想。”⑧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由三民主义思想的震荡，而服从于国民革命运动”⑨的一场文化运动。出自于同样的思想观念，台湾史学家黎东方在撰述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部分时，也将五四运动定格在三民主义理论范畴之内，他说：“五四运动的主流却是健康的、正确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也是两只火炬，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从此便集合在国父的领导之下，为实现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而奋斗”⑩。类似这样的“五四”叙述，其实是事后对“五四”历史的修正，而背后隐藏的则是另一种担忧，即谈论“五四”，如欲涉及“五四”在传播西方新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主张改革中国传统文化等是有悖于保守的民族主义利益，因而是危险的。
但是，这种“危险”并不能阻挠较客观地看待“五四”的一些学界人士站出来说话，他们有当年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也有深受欧美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不赞成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对“五四”的解释，他们站在启蒙价值与文化革新的立场上为“五四”辩护。
在台湾，较早站出来为“五四”辩护的，是用“毅”的笔名在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的罗家伦。罗家伦虽然在政治上认同国民党，但他不认同国民党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与文化启蒙切断开来的做法，也不赞同将“五四”缩小为仅仅只是一场“新文学运动”。1950年，罗家伦发表《五四的真精神》，强调“五四”最重要的是“代表了新文化意识的觉醒”，“五四”先进人士，像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一样，“用科学态度和自由精神不仅重新考虑了主要的文学倾向……而且还彻底调查了政治和社会制度。”(11)在罗家伦看来，“五四”是一场启蒙运动，它超越了民族主义与文学改革的现实要求，它绝对不能像台湾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定的那样，仅是一场反对卖国军阀的胜利，它应当被理解成为导致中国社会思想全面觉醒的一次巨大努力。继罗家伦之后为“五四”辩护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殷海光原本被国民党视为在大陆时期的反共后起之秀理论家，但是在他随着溃败的国民党迁台后，却逐渐发现，蒋介石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依旧不思悔改，反而将在大陆统治时期的“腐毒的政治因素，随着政治垃圾的大批入口，作用于台省每一个角落，使台省发生腐蚀现象。”(12)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致使殷海光开始与国民党当局疏远，此后便一面从政治与思想层面展开对国民党的尖锐批评，另一面则以自由主义者姿态，试图在台湾重振“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为此，殷海光晚年曾将自己称之为“五四后期的人物”(13)。1957年，殷海光发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他痛感在台湾“五四”“几乎被人忘记”，并且“五四”“这个日子居然成了不祥的记号。”(14)或许这是台湾在五六十年代谈“五四”而色变的奇异现象，但殷海光尖锐地指出，这一现象实质上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开倒车的复古主义与现实权力二者互相导演之结果。”(15)复古主义“在情绪上厌恶五四”，以卫道士面目罗列“五四”罪状，认为“五四”提倡新文化，打倒固有文化，造成文化真空，导致国家大乱，而“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形成的新思想方式和新社会秩序，都不是复古主义者所堪闻堪问的，也不是他们所能适应的。所以，从情绪上和利害上他们要反对介绍科学与民主之始作俑者的五四运动。”(16)至于现实权力也同样“憎恶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心理状态既是反权威的，宜乎其为现实权力所憎恶。”(17)在这种困境之下，“五四的生机正在受着顽固后退势力的摧毁，正在受着某种力量的高压而不能抬头。”(18)由此，殷海光呼吁在台湾的“每个明智的知识分子都应毅然前趋，重整五四精神！”(19)至此之后，殷海光时常发表为“五四”辩护的文章，尤其每逢五四运动纪念日之际更是如此(20)。
有论者指出殷海光的这种“五四”情结，只不过是台湾“新一代文化叛逆者的希望与沮丧。”(21)实际上，对“五四”精神的关怀，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学界，只是部分学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对未来的希望，但“希望”往往在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钳制下被“沮丧”所替代，这些都体现在几次有关文化“运动”的结果上。由于“五四”精神具有对西方文化持开放的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评的取向，在国民党日趋森严的文化统制中，对这两种趋向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表现有三：其一，对标榜接续“五四”“自由民主”精神的《自由中国》(22)杂志的查封。《自由中国》实质上是以“民主”的姿态发动了一场反对国民党专制政治统治的思想运动，而国民党对其压制，基本反映了国民党当局不容批评的反民主文化态度；其二，对发生在1960年代中期的“中西文化大论战”的“围剿”。此次“论战”虽是以李敖为主的文化“西化派”，试图“要使中国民族朝‘科学’‘民主’‘现代化’的西方‘趋向’上走，而不走传统、保守、反动的路”(23)的一场争论，但国民党当局宣传部门发动了一批文人对其公开打压，使得这场“论战”在“文字网”之中结束。以上两次“运动”虽然以“五四”“民主自由”精神相号召，但其走了一条“全盘西化”的路子，却是其致命的弱点。问题在于，国民党当局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这两次“运动”的精神诉求是什么，而在于借压制“五四”精神传统，而达到维护其保守性政治统治的目的。因此，其三，国民党当局在1960年代末发动了一场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传统伦理道德“礼、义、廉、耻”附会并曲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试图为其政治统治寻找精神保护。
很显然，在上述思想氛围之下，台湾学界即便有人为“五四”而发出声音，也只有微弱回响，甚而患上“五四”失语症。殷海光当时便嗟叹：“今日的知识分子，好像又逢肃杀的严霜，一齐又冬眠起来。”(24)其实，关于“五四”的言说，在这个时期的台湾，并非完全在“冬眠”，但又确实，任何评论“五四”当年的“新思想”总会招惹时忌，特别是有关“五四”与启蒙思想的关系、“五四”与反传统文化的关系、“五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以及这些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价值的研究，都难以被国民党当局意识形态所认可，因此，在1970年代之前，“五四”研究在台湾学界只能在极其狭隘的有限范围内被关注。
二、从“五四”记忆到重构五四运动之史
虽然在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有台湾学者还这样认为：“三十年来的台湾学术界，一直有意识的(地)忽略‘五四’的历史。”(25)甚至还有评论者干脆如此形容：“五四”的声音虽然“来自城里，但是城里的人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忙碌的步伐，因为，他们早已不知道，或者根本不想知道这个声音的意义。”(26)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学界对“五四”完全陷入沉默不语，最明显的例证，是在台湾的五四运动当年的参与者，通过激活历史记忆，重新找回对“五四”的想象。一篇写毕于1969年6月9日的“五四”回忆文章，其中就以“‘五四’与‘六三’为当年学运的高潮。这两阶段，笔者不但目击，且都参加”(27)的口吻重现历史场景及其经历细节，这种以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五四运动的过程，无疑具有起陈述事实的权威功效，因为它还原了“五四运动的真相。”(28)
但在1970年代之前的台湾，五四运动亲历者的“回忆”性努力，并不受国民党当局的欢迎，因为这类回忆文章会改变国民党当局对五四运动的定性，因而，尽管这些亲历者对“五四”怀抱期待，但并不因此而愿意或能够发出太多太强的声音。这种现象的改变，只是到了1970年代末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才开始出现转机。
随着1975年4月蒋介石的去世，台湾政治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思想环境也变得相对宽松。1979年适逢五四运动甲子之岁，一些五四运动当年的参与者，纷纷接受采访，口述五四运动之史。最先采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对16位五四运动亲历者进行采访的，是《联合报》副刊记者所作的，采访后的文字记录最后以《我参加了五四运动》为名结集出版。据联副编者的说法，“联副这次以大规模的采访制作这一个‘口述历史’的专题，由于被访者都是亲身经历，其中不乏第一手资料，相信可供史家及读者们参考。”(29)这些“五四”记忆经过60年沧桑之变，现在以个人的身份被讲述了出来，姑且不论其所讲述的历史真实性如何，至少在台湾这种记忆口述，为“五四”找到重新确立自身公共形象的机会。在这些口述者之中，有两个人的“五四”记忆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是“五四”时期配合《新青年》而鼓吹新文化的《新潮》杂志社成员毛子水，他在简述个人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后，转而说道：“不要惧怕五四，五四的历史是我们的。”(30)这显然蕴含了两种面对“五四”的内在矛盾：一种是“五四”在台湾曾经是被视为不祥的“符号”，人们惧怕谈论“五四”，因为有关“五四”思想的言说有被视为异端的危险；另一种是受“五四”思想泽被的当事者，他们因自认拥有“五四”遗产而有资格阐释“五四”，而无需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毛子水之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杨亮功，他是最早记载五四运动史实《五四》(刊行于1919年9月)一书的作者之一。此次采访，杨亮功详尽地重述了《五四》一书中五四运动的发生与过程的基本内容，目的在于“使读者能认清五四的真面目，体会五四真意义。”(31)这种重述在杨亮功看来，可以排除因各种政治因素强加给五四运动多余的色彩，而将这场运动仅仅看作“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运动”(32)而无其他因素混杂其间。杨亮功显然更乐意将五四运动视为“动机纯洁”的事件，而不愿将其看作是有某种政治势力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运动。
不过，以“口述”的方式表述“五四”历史，毕竟无法对“五四”作出深入的分析，况且“五四”“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挽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33)“五四”历史秩序的重建，也不可能在某个个体“身心之中”实现，因而，通过规范的历史研究来叩问“五四”历史，既可避免因“口述历史”而被剪裁掉的“五四”思想的细微关联，也可在重塑五四运动之史时，保持其历史多样性的复杂关系。这一点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台湾学界已被明确地意识到了，其代表性标志，就是在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出版了两部讨论“五四”的学术文集，一部是周阳山主编的《五四与中国》，另一部是汪荣祖主编的《五四研究论文集》。这两部文集连同一年后在台湾翻译出版的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和台湾学者周玉山主编的《五四论集》一道，被台湾学界看成是“集五四运动研究的大成”(34)。
专业化论文集的出版，预示着台湾学界的“五四”评论与研究，正处在一个从“口述历史”到学术化叙述的过渡时期，即处在从回忆性或感怀性、纪念性向研究性、探讨性的过渡。这一特征在以上论文集中，大体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从还原五四运动史实的具体细节入手，力图为“五四运动”一词作出界定与正名。虽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但却蕴涵着“五四”之史的前提性叙述的问题意识，其重要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的真义与其反响与分派的多姿多彩，使得该运动本身的定义、解释和评价诸问题都复杂了。对其真实性质与面貌的厘清、对其实际领导权的鉴定、对其视野与成就的得当评价都成了争论的材料。意识形态的限制、政治现实的牵连，还有专业兴趣的选择经常蒙蔽了研究这个运动的学者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他们的解释。”(35)出自于这种原因，台湾学者对“五四”的评论与研究，自然存在不同的学术分野。但综合观之，不外乎两种取向，其一是综合型取向，认为五四运动既包括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学生示威运动(有人称“五四事件”)，也包括此期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有人称“启蒙运动”或“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两方面综合起来，常以“五四”一词代之。史学家汪荣祖在编《五四研究论文集》时，便称“‘五四’既是一爱国运动，也是一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若无新文化发生的背景，也许不会如此激烈……新文化运动若无爱国运动的刺激，也许不会那样盛大。”(36)这就是综合型取向的表述。其二是分割型取向，认为五四运动即“五四事件”与新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实体，虽然两者都可分别被看成是一种历史事件，但前者是“行动”的事件，而后者则是“思想”的事件，不可混合而不加区分。史学家吕实强认为，“五四”一词“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因为“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37)总体上看，台湾学者主张分割型取向的占大多数，因为在他们看来，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区分开来，更能看清五四运动本身的历史真实；更深的原因在于，这种区分从民族主义立场维护五四运动的政治价值，而不必因新文化运动在日后引发的思想纷争干扰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解释。当然，这显然带有意识形态取舍的。
第二，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在重构历史，台湾“五四”研究者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同样呈现试图重构五四运动之史的目的，不过这种重构的特征却体现在史事叙述胜于思想分析之中。由于关注五四运动史实的重新梳理，以至于详细勾勒五四运动的史实细节，成了台湾学者的研究兴趣。史学家张玉法在分析五四运动发生原由时，就以民初政局的各个环节入手，着重讨论洪宪帝制与“二十一条”的关系、北洋军阀派系之争、南北对峙与法统之争等等之历史细节，以及政坛上的此类细节纠缠与列强势力在中国的作用，认为“从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观点”(38)来看五四运动，更能理解五四运动为何如此发生。史学家吕实强也以同样的史学思路来分析五四运动，但其着重点在讨论巴黎和会期间国内的各种反应，认为这些“反应”再加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心中所郁结的“国家民族意识”(39)，使得“有新文化运动，‘五四’固然会发生，没有也会发生，只不过开始的方式，也许会略有不同而已。”(40)台湾学者有关五四运动之史实的重述，这里不暇详举，但大体可以看出，这种“重述”的用意皆在于试图证明，将五四运动当作新文化运动看待，是一种“谬误观点”(41)。虽然从历史事件而言，两个运动确有所不同，但台湾学者的述史意图，却在另一层面上，即将五四运动当作一个纯粹的学生运动，此一运动不受其他政治势力的左右，由此而排斥政党力量在其中起的作用。周玉山在一篇文章中即强调：“五四游行示威本身，是学生们基于救国意念的紧急集结，自有起因和导火线，但现场并无任何政治势力为之前导，它纯粹是自动自发的爱国壮举！”(42)此一说法，实代表了台湾“五四”研究者基本倾向和典型的历史观念。
为了尽可能重构五四运动之史复杂“现场”，台湾学者除了叙述五四运动这一事件的原由及过程之外，还旁及与五四运动相关的人物的具体活动细节。具体人物活动，是构成一场运动的细部环节，因此，能否再现五四运动当年“在场”人物的活动史实，关涉到能否将五四运动之史塑造成型。出于这样的考虑，有的台湾“五四”研究者，十分关注史料中涉及五四运动但却久被人们忽视的人物，即所谓的“边缘五四人”的活动。1979年出版的一部有关民国史“史实纪要”的书中，编纂者在略述五四运动过程之后，附上了相关的史料8种，其中不乏有关“边缘五四人”的记载(43)，便是一个明证。但关注“边缘五四人”的活动，并不意味可忽略五四运动中主要人物的活动，如在五四运动之中或前后且日后成为现代史上受到瞩目的人物梁启超、蔡元培、傅斯年等人，都被台湾“五四”研究者做了专门的研究(44)。台湾学者试图重构五四运动之史，固然有出于力图掌控“五四”阐释权的潜在动因，但他们以他们的视野关照“五四”，也不失为“五四”研究领域中的另一种学术取向。
三、思想审视脉络中的学术转向
从史实叙述到思想审视的过渡，大体上是1980年代及其之后台湾学界“五四”评论与研究的基本趋向。然而这种“过渡”并非绝对，厘清五四运动史实固然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就可排斥必要的思想价值判断，因而，这种“过渡”只是一种研究取向上的学术转向。
实际上，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后不久，台湾学者便意识到“五四是六十多年前国难中的产物，虽然蕴涵著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但也夹杂着太多的盲动、偏执与激愤，今天，尘埃渐落，已是我们平情反思的时刻了！”(45)从何“反思”？如何“反思”？这就需要有一个学术视野的转向，亦即从苛细、琐屑地考索五四运动的细节，向五四运动的历史分析与历史评价的转向，它是一个由简单陈述历史向深层分析历史的研究视角的转换。1980年代初，张玉法编了一套10卷本的大型《中国现代史论集》，其中第6辑是五四运动专辑。此专辑大致可代表台湾学界在这个时段五四运动研究的基本学术走向。仅就对“五四运动”一词的重新界定，便可反映学术内在理路的转换。在此之前，五四运动更多的是被视为仅是一场单纯的政治示威运动，而此时学者们则开始突破此种狭义见解而拓展其内容，如称“从广义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是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46)又称“五四运动并不单是反对外力的运动，而是一个历史再生的运动在对外问题上面引动而成为公开爆发的形态而已。五四运动乃是一个整体连贯对外、对内并牵涉于政治、经济、全面文化问题的再生再造的运动”(47)。一个历史专有名词界定的变化，透露的是学术研究视角的变化。台湾“五四”研究者在这变化之中，至少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在多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张力中寻求五四运动内涵的新解释。
针对以往台湾学界具有整体性倾向地将五四运动看成是一次纯粹的学生爱国举动，而与周遭因素无关，特别是与新文化运动无关的狭隘见解，1980年代台湾学者开始反思这种观念，认为造成这种狭隘性观念的原因不外是：“首先，五四运动本身的动机纯洁，不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驳杂。其次，五四运动本身有功无过，不似新文化运动有功有过。”(48)问题在于，割裂两者之间的关联，将导致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难以被全面解释，也不能解释五四运动为何不断引起后人如此普遍的关注。因此，必须改变对五四运动的狭义解释立场，而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考察。这一见解“如今最见流行，从之者众。”(49)
五四运动与其发生的具体社会现实因素有着内在的关系，有说服力的“五四”解释都不能忽略这种历史特征。张玉法在解释五四运动为何发生在那个时代而不发生在其他时代时，认为至少有四种背景必须考虑到。其一，从思想启蒙的源流角度看，五四运动“主要是对传统的、旧的文化和社会不满”(50)的结果，因为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一批急于改革现状的人，他们认为过去的改革太片断、太表面，他们想从文化做起，把中国文化做全面调整，以作为其他改革的基础。”(51)因而五四运动的出现，自有其思想渊源。其二，在社会层面上，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西式教育的引入，现代新知识阶层由此产生。这一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看到政治的混乱，一方面觉得社会消极，因此认为要把中国从根救起，必须全面学习效法世界各国的长处，必须动员社会全体力量才能做到”(52)，这一社会动力促成了五四运动的产生。其三，在经济层面上，新工商阶层因受列强及国内军阀势力的压制而不得发展，导致五四运动期间和新知识阶层的合流，产生抗议运动。其四，在政治层面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膨胀，受此影响，国内“新起的一代尤其富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对不求进步的北洋政府当然怀着不满的情绪和敌意。”(53)五四运动对内的矛头指向便很明确了。不论以上所分析的理由存在何种缺陷与不足，但却显示台湾学者力图突破狭隘五四运动解释的思想屏障，从而在多重历史社会因素的张力之中，寻求对五四运动的新认知。
第二，从史实陈述转向思想阐释的学术旨趣。
台湾“五四”研究者在1980-1990年代的一个关键性的学术意识，就是由史实叙述向思想阐释的转向，虽然前者在任何时候都是后者的基础与前提，但毕竟后者所能揭示的“五四”历史意蕴，远比前者来得深刻与广阔。尽管研究者历史意识不同，对“五四”的阐释截取的历史面相也不同，但毕竟这种研究呈现了“五四”所能蕴涵的多元价值。
对五四运动进行思想诠释，其学术旨趣在于转换研究视角，而不在于排斥其他研究方式的合理性，在此前提下，台湾有的学者直接将五四运动看成是思想运动，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都是思想家，五四运动的文献都是一些重要的思想作品。”(54)显然，这是在赋予五四运动以一个有别于史事叙述的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有可能出现过度阐释的危险，但在一般意义上却有诸多优点，亦即使“五四”的研究不至于拘泥于单一的论证。例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通常被视为“五四”的一项“功绩”，但有学者却认为，“五四”的中心课题是“如何重建中国文化”(55)。“五四在思想上是自觉地向近代西方文明看齐，而西方近代文明，尤其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后的思想主流”(56)是一种人本主义，重建中国文化，就是要“再造文明”，要重新“发现人”，要以科学与民主作为“重建中国文化的钥匙。”(57)此种论述，侧重点在于文化思想，而不在于具体史实陈述，它在整体性上把握五四时期的思想趋向，并且不是以破坏性的角度而是以建设性的角度来把握此种趋向。1980年代之后，思想论述成了台湾“五四”研究者的一个基本研究方式。
第三，拓展“五四”研究空间，力图全面审视一个时代。
五四时期的时段划分，原本就无固定一说。具体的划分，大体是在1915年至1927年之内作出，这是因人而异的。台湾学者通常只是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性质，来确定五四时期的起讫时限。尽管如此，五四运动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始终是这一时期的中心，由此中心而旁及的诸多问题，遂构成了研究“五四”的整体空间。所谓的“五四”整体空间之说，并不意味着发生在五四时期的任何历史实体，都必然与五四运动相关联，只有那些源于五四运动内部因素的历史实体，才能被纳入“五四”的整体空间之内。因而，在台湾学者的研究中，拓展“五四”研究空间，大致是有选择性的。台湾“五四”研究者的学术旨趣，大都着落在社会与文化层面上对“五四”进行审视与反思，而正是这样的学术旨趣，使台湾“五四”研究者一方面可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的广阔视野之中关照“五四”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又可以超越早先“五四”研究中存在的狭隘性以及由此狭隘性制约下的政治偏见。
四、互动之旅：学术视野的大陆投向
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的主导下，海峡两岸的关系开始有了新发展，其中学术文化的交往是这种新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此政治与学术大环境之下，台湾“五四”研究者开始走向与大陆学界的学术交流。如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1999年北京大学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学术研讨会，台湾“五四”研究者都曾应邀与会。学术交流是学者站在各自立场以“阐释者”的身份，发表对某个学术问题的看法，而任何一种“阐释”本质上都是对话、交流、交换意见的过程。因而两岸学者在“五四”研究上的学术交流，有助于双方学者在一些问题上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正如有位大陆学者所指出的：“台湾和美国的华裔学者对‘五四’的评价基本上已摆脱了台湾官方对此问题政治上和情感上的偏见而在某些重大方面有和国内新评价认同的趋向。”(58)
在1980年代之前，台湾地区的“五四”研究学术出版物，大陆学界的学术成果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用于驳议之需的学术问题除外)。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两岸的学术交流得到较快的发展，台湾学界开始关注大陆“五四”研究状况，而大陆“五四”的研究成果也开始由台湾出版机构出版，这是两岸“五四”研究学术交往的重要转变。1989年7月台湾出版的《海峡两岸论五四》，收入两岸学者(大陆12人、台湾8人)讨论与“五四”相关的论题，如“五四的精神”、“五四的评价”、“五四历史教训”等。在讨论的诸多问题中，“五四”与现实的关系受到了两岸学者的共同关注，有台湾学者指出：“由于两岸社会，同时在追求开放与现代化，‘五四’便又成为知识界议论的话题，所以事实上，‘五四’已经在两岸产生了影响。”(59)这显示台湾学者意识到近几十年来，“五四”在海峡两岸可以作为一个学术论题展开讨论，“五四”评论与研究可以作为两岸学术思想界进行交流与对话的共同平台。
台湾学者在“五四”研究的学术交往上，通过两岸高等学府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则体现了一种常态的学术交流。以高等学府为中介的“五四”学术交流，它提示的是一种学术走向的开放性——海峡两岸学者在“五四”研究领域的学术包容与互补。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1989年5月10日至12日，台湾的淡江大学和大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共同举办“海峡两岸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部分论文由淡江大学结集在台湾出版(60)。对这次研讨会，台湾学界作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此次会议“不仅为海峡两岸高等学府第一次合作举办之研讨会，亦为四十年来两岸知识分子第一次针对五四运动的讨论，象征意义之高，固然不言可喻，实质上的讨论，亦弥足珍贵。”(61)从“五四”研究的学术交流走向上看，此次研讨会无论对于大陆学界抑或台湾学界，都跨过了一个以往不易逾越的门槛，即能够以理智的心态搁置“五四”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争议，放宽历史观察的视阈，将“五四”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以期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寻找历史的动力与依据。就台湾学者的9篇论文来看，讨论的主题已不再是以往的那种为争夺“五四”话语权而蓄意地抨击大陆方面的“五四”评论与研究，其所表现更多的是讨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内在的文化与思想源流，如白话文兴起之源、思想批判意识的“晚清”之源、反传统的现代起源等等。追本穷源的探讨，显示台湾学界对以往仅将五四运动看作单纯政治运动的一种反思。与五六十年代那种带政治偏见的认知不同，参与此次研讨的台湾学者，他们的学术理念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而是更富于理性反思能力。在他们看来，五四运动发生与流变是有其内外与远近成因的，不论此种成因是显而易见，还是隐秘难寻，但“观其澜而不能索其源，振其叶而无法寻其根”(62)，是不能全面考察乃至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真面目的。出于这种问题意识，有关“五四”之史的考察，就更多着落于近代以中国社会矛盾、政治分合、文化冲撞等诸多因素上，而不是斤斤计较于零碎的人或事在“五四”中的作用。“五四”作一个涵盖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的集合概念，在现代中国整体层面上被重新考察与定位，是台湾学界新近的一个基本趋向。
五、余论
台湾学界对“五四”的评论与研究，已历时半个多世纪，其间的评论立场与研究视角多有变化，大致走了一条因政治意识形态左右而带有偏见的言说，逐步走上因两岸政治气候的缓和而趋于公允平实之论的路子。这一变化在20世纪末台湾出版的一部现代史专著中得到明显的表现，该书在评论五四运动时期思想潮流时，承认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内在的思想潮流，“不但挖掘出文化、思想领域里值得人们深思的诸般课题，也在现实生活中知道人民的人生态度、思惟(维)模式与政治立场。”(63)承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他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大都登上了大学讲坛，春风化雨，栽育了下一世代的知识分子。”(64)承认五四时期“被引介进入中国思想界，造成最大影响力的西方思潮，是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65)这种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在往时台湾“五四”评论与研究中是不易见到的。可见，随着台湾学界对“五四”研究的深入，随着海峡两岸学术界交流的不断加强，在“五四”研究中的历史细节上搁置争议，在“五四”研究中涉及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总体方向上求同存异，这样，以“五四”为讨论对象的两岸学术交流，便可在新的条件之下，增强学术互信，共创有利于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成就。毕竟，“五四”是当代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历史遗产。
注释：
①“五四”一词是学术界的行文表意惯语，一般指包括发生在1919年5月4日及其之后月余内的学潮、工潮等事件与在此前后数年间的新文化运动，如单指前者，则用“五四运动”一词。
②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一九二○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0页。
③④⑤转引自[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85～486、483、484页。
⑥⑦⑧⑨包遵彭编著：《中国青年运动史》，台北正中书局1954年版，第118、118、119、120页。
⑩黎东方编著：《中国近代史》，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印行，第585页。
(11)罗家伦：《五四的真精神》，转引自[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页。
(12)转引自章清：《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13)(24)贺照田编：《思想与方法——殷海光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96、129页。
(14)(15)(16)(17)(18)(19)殷海光：《重整五四精神》，张斌峰编：《殷海光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253、253、255、255、258、258页。
(20)殷海光有关“五四”的评论性文章主要的还有：《跟着五四脚步前进》(1958)、《开展启蒙运动》(1959)、《胡适与国运》(1959)、《五四是我们的灯塔》(1960)、《让我们携手从事文化创建——兼纪念五四》(1965)、《五四的再认识》(1968)、《五四的隐没和再现》(1969)等。
(21)[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页。
(22)《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在台北创刊。创刊时胡适挂名杂志发行人，1950年代初改由雷震接任。雷震是该刊的主要负责人。该刊创办初期标榜“反共、民主、自由”，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披露时弊、品评时局，步步踏触国民党政治禁区，并为筹建“反对党”大造舆论，终不见容于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名在1960年9月4日被查封，雷震被捕并判10年徒刑。此即当时台湾震动一时的“雷震与《自由中国》案”。
(23)李敖：《文化论战丹火录》，《李敖大全集3》，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1页。
(25)张玉法：《评〈五四与中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五四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1984年第2次印行，第53页。
(26)廖仁义：《异端观点——战后台湾文化霸权的批判》，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页。
(27)(28)田炯锦：《“五四”的回忆与评议》，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版，1984年第7版，第628、628页。
(29)《我参与了五四运动》，台北联合报社1979年版，“前言”第3页。
(30)(31)(32)《我参与了五四运动》，台北联合报社1979年版，第5、106、118页。
(33)[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论”第3页。
(34)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五四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六辑例言”，第2页。
(35)(41)陈曾焘：《五四运动正名》，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387～388、19页。
(36)汪荣祖主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卷首语”第2～3页。
(37)吕实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汪荣祖主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1页。
(38)张玉法：《民初政局与五四》，汪荣祖主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3页。
(39)(40)吕实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汪荣祖主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41页。
(42)周玉山：《五四不容篡夺！》，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547页。
(43)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第577～626页。
(44)参见汪荣祖主编的《五四研究论文集》中的“人物篇”。
(45)周阳山：《评介〈五四论集〉》，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五四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1984年第2次印行，第67页。
(46)(50)(51)(52)(53)张玉法：《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五四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1984年第2次印行，第3、4、5、6、7页。
(47)(54)林一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六辑《五四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1984年第2次印行，第19、19～20页。
(48)(49)周玉山：《五四运动探实》，萧延中、朱艺编：《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台、港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0、111页。
(55)(56)(57)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179、18页。
(58)黄颂康：《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观和传统文化》，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
(59)张忠栋等著：《海峡两岸论五四》，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1989年版，第111页。
(60)此次研讨会论文结集出版时书名为《五四精神的解咒与重塑》，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全书共收论文37篇，分甲编与乙编，甲编收台湾学者论文9篇，乙编收大陆学者论文28篇。
(61)张建邦：《〈五四精神的解咒与重塑〉序》，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2～3页。
(62)李瑞腾：《晚清：五四“白话文”理论的源头》，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五四精神的解咒与重塑》，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1页。
(63)(64)(65)薛化元等编著：《中国现代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1、5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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