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党的文艺政策的孕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炮声，震撼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19年，古老的东方古国怒吼了。“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
中国的现代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自那以后，如火如荼，宛如迅雷飚风的大革命风暴席卷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伟大影响，毛泽东后来在一篇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曾作过这样的追述：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历史正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不仅拓宽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而且以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彻底性、革命性和科学性，使得这些革命的先驱者们能迅速拨开迷雾而抓住事物的本质。
先是李大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专文。
1920年8月，陈望道全文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中国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们就这样开始了自有人类史以来的最革命最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传播。
然而，任重道远。马克思列宁主义毕竟诞生于完全不同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条件中，它的中国化亦即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注定还要经历一段既漫长又痛苦的艰难历程。
更特别的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截至1919年，产业工人总数仍不过200万，而长期生活于自然经济中的小农却有四亿几千万以上，中国现代的工业城市就象被汪洋大海所紧紧包围的十几座小岛。由此可见，要把指导国际先进工人运动的伟大理论移植过来真是谈何容易！
再加上完全不同的传统文化、领导者个人的素质等等条件，这就注定了中国共产党早年的盲目性和幼年性乃是必然的。
这就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以及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央苏区的大溃退！
在中国人民革命的漫长道路上，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啊！……
几乎很难令人相信，从党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十几年，中国共产党竟然提不出一个完整而正确的纲领来！然而，事实却是如此！不错，从一大到六大，党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纲领，作出过一个又一个决议，其中确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正确的，例如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规定、对革命动力的分析等，但中国革命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特殊的道路这一根本的核心问题和对将来所要建立的政体、国体的预想和展望，却不得不在生命和鲜血的悲壮探索中逐步获得。
值得人们大书特书和讴歌颂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奋斗中，找到了这条通向胜利和辉煌的道路。
二
我们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开始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考察和研究的。
如上所述，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党的文艺政策萌芽和孕育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不得不面对作为党的文艺政策诞生的前提条件还很不成熟的严峻局面。
但是，也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富有战略眼光的仁人志士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探索这一重大的而且又具有特别意义的课题。
随着工农运动如暴风骤雨般的迅猛发展，革命文学挟着“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的余威也以锐不可挡的气势冲上了中国现代文坛。《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成立和《阿Q正传》、《女神》的先后问世，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伟大业绩。随着世界革命新形势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的到来，文学革命也开始向革命文学的方向挺进。
要指导和规范革命文学的实践，首先应有革命的文艺思想和革命的文艺理论；其次还必须有革命政党制定的具体的文艺政策。
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党连自己的总路线都还正在探索中，更遑论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惨酷壮烈瞬息万变的革命战争环境里，关键是枪杆子，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在这样的条件下，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处于从属地位，还不可能提到党的日程上来，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十分自然的。既然自己没有文艺政策，党内、党外一些关心革命文学发展的有识之士，就把自己的视野和目光投向于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苏联就是必然的了。早在1921年建党前后，《新青年》自第8卷开始，即陆续译介了一些有关苏联文学发展状况的文章。如高尔基的《文学和现在的俄罗斯》（第8卷第2号）、雪瀛的《文艺和布尔什维克》（第8卷第4号）、卢那察尔斯基的《苏维埃政府的保存艺术》（第8卷第5号），接踵而来的还有沈雁冰译的《俄国文学与革命》，任国桢译、1925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在上述以及后来还陆续译介的有关苏联文学状况的文章中，苏联党对文艺的要求、指导，亦可窥见一鳞半爪。1925年，鲁迅翻译出版了《苏俄的文艺政策》，这是我国第一本较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政策的专书。1928年，冯雪峰又译出了日本的藏原惟人的《新俄的文艺政策》，两年后又译出《巴黎公社的文艺政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译介，当然对规范和指导革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二十年代初中期，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邓中夏、恽代英也曾著文论述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并重点批判了当时文坛中那种脱离现实、为艺术而艺术、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其目的显然也在于调动一切可能利用的革命文艺的力量，为正在进行中的大革命服务。
说开一点。这个时候的苏联党实际上也还未能拿出一套完整的文艺政策来。形成这一遗憾的原因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列宁在世时，苏联一是面临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白匪的叛乱；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无法得到根本的恢复与好转，因而不得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配给制度以维系最广大人民群众起码的生存。在1918年至1924年这一时期，列宁曾在和来访的德国女革命家、作家蔡特金的谈话中重申了文艺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伟大号召；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人类文化遗产的错误理论和作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并作出了解散自中央到地方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决定，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指明了方向；三是对苏联文坛于二十年代后排斥“同路人”作家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列宁的上述思想，既表现为一定的理论形态，又具有极强的政策性，而且对以后苏联党的全面的文艺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列宁逝世以后一直到二十年代末，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关心的焦点一直还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准备工作。对文艺的关注在客观上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更由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的发表，“左”的倾向有所抬头，革命胜利初期活跃于文坛的不少现代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开始流亡国外。自二十年代末开始，苏联文坛开始讨论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和方法问题，1934年8月，苏联召开了全苏作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总原则。到这时，苏联党的文艺政策才算基本定型。
要指导和规范革命文学的发展，当然最直接的还是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艺学美学论著。但，第一，马、恩、列确实没有专门的文艺学美学论著；二、大量散见于政论或经济学等著作中的文艺学美学观点，国内外都还无人作搜集钩沉的工作，辑录出来；三、即使是文论性很强的书信、笔记等，许多也是直到三十年代初才首次在苏联发表出版。尽管如此，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有识见的革命家和翻译家还是开始了这一披荆斩棘的艰难拓荒工作。截至三十年代中期，近十年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可大体分列如下：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郑超麟译，译名为“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1925.2.13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一声（即冯乃超）译，节译名为“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1926.12.16《中国青年》144期］
《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托尔斯泰》
［嘉生译。译名前者为“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明镜》1928.10《创造月刊》第2卷第3期］
《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
［冯雪峰译。节译译名为“论新兴文学”1930.2.《拓荒者》第1卷第2期］
《列·尼·托尔斯泰与现代工人运动》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陈淑君译。译名分别为：“托尔斯泰与现代劳动运动”“托尔斯泰与其时代”1933.5.《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
［1934年克已、何畏又重译上述四篇论文，集为《托尔斯泰论》一书，1934.2.思潮出版社出版。］
《列宁回忆录》
［韩起译。1933年正午书局出版，该书披露了列宁有关文艺方面的谈话及文艺爱好等资料。］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片断）》
［冯雪峰译。译名为“艺术形成之社会前提条件——《经济学批判》之文断片”1930.1.《萌芽》第1卷第1期。］
《马克思论出版的自由与检阅》
［冯雪峰译。1930.2.《拓荒者》第1卷第2期。］
《神圣家族·第五章》
［程始仁编译。译名为“辩证法经典”1930.4.上海亚吉图书馆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1957—1858经济学手稿》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剑青节译。译名为“艺术断片谈”。1936.7.《动力》第1卷第1期。］
《致哈克奈斯女士信》
［陆侃如译。1933.6.《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
《与敏娜·考茨基论倾向文学》
［胡风译。1934.12.《译文》第1卷第4期。］
《致保·恩格斯》
［易萌译。译名为“易卜生论——致保尔厄斯特的信”1935.11.《文艺群众》第2期。］
《马·恩分致拉萨尔信》
［易卓译。同上。］
《艺术作品之真实性》
［郭沫若译。即《神圣家族》第5、8两章的节译。1936.5.上海光明书局出版。］⑥
通过上述也许是还很不完全的要目，首先，我们会发现：一、在传播的时间上比较集中。不到十年的时间，又特别在1928-1932这五年中，马、恩、列的主要文艺思想及其论著，都通过译介（尽管有些是节译）而在当时的革命文艺队伍中间流传开来了；二、正是以此为理论武器，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开展了对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各种错误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的斗争和批判（如对“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三、上述文艺论著中涉及或论述到的无产阶级文学与革命和政治的关系、无产阶级文学应关注和反映现实、文艺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作家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无产阶级文学应如何为大众服务……等等，最为当时的革命作家、艺术家青睐，因为当时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要进一步深入发展，就必须正确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四、在译介中，还应指出的是，作为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的突出贡献。尽管他较上述译者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正是他比较全面系统准确地译介了马、恩和列宁文艺思想的主要论著的全文，并在注释和阐释上作了较深入的论证。他从俄文译出的致哈克纳斯，致保·恩斯特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等一大批经典作家的论著（后来鲁迅均收入《海上述林》一书，不仅对鲁迅、冯雪峰、茅盾的文艺思想甚至对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就文艺问题决定发表讲话以及党制定自己的文艺政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信、达、雅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他的先行者。
这一时期更大量的还是对以苏联为主的各西欧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阐释马、恩、列的文艺思想的论著、论文的译介。这些著作，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革命导师已涉及或未涉及的文艺学美学问题，作了更具体更明确的论述。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诸如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 夫、卢那察尔斯基的主要著作，也在这一时期通过原文和别国的译文陆续译成了中文，而在中国广为传播。这方面的佼佼者，首先应推冯雪峰。近年来曾有学者较精确地统计过他自1926年至1933年七年中译介的论著、论文的目录即达三十五种之多⑦。在这项工作中，值得注意的还有鲁迅。由于现实斗争和改变自己文艺观的需要，他自二十年代中期起至三十年代初，先后学习、钻研和译出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以及他们二人的若干单篇论文。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学美学著作，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局限，但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和党进一步指导和规范文艺工作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文艺政策，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总之，这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规模是空前的，时间是集中的，选择和借鉴虽有侧重点但也是力求全面和系统的，而且，学以致用的特点也是突出的。它既为我们党制定自己的文艺政策提供了理论的根据，也为当时领导地下文化工作的领导者们提供了指导和规范的借鉴。中国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们终于盗来了“天火”，而且开始以这“天火”来锻造中国无产阶级用以粉碎旧世界的干将和莫邪之剑！
三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党和红军有了自己的红色根据地，特别是建立了中央苏区，宣告了中央苏维埃的成立。中央局所在地上海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作为革命文艺运动的发源地的局面也有了新的开拓。历史已经把如何领导文化工作特别是其中的文艺工作的尖锐课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也就是说，党的文艺政策的孕育应该加速，才能适应日益发展和高涨的革命形势的需要。
在中央苏区瑞金，1931年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翌年，又成立了工农剧社总社。1933年又在剧社总社下面增设了高尔基戏剧学校和兰衫团。几年间，中央根据地的革命民歌和革命歌咏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红军中的文化工作和娱乐活动，直接隶属于党的政治工作，除了有一定的娱乐功能外，它主要地是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起激励和鼓舞士气的作用。
与此同时，对当时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的革命文化文艺工作的领导者来说，当然要远比领导红军中的文化工作，复杂艰难许多。如何把一支以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左翼文化力量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在一面旗帜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他们的革命积极性，解放艺术生产力，繁荣革命文艺，同时为正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目标和总任务服务。这确实是摆在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当时负责上海文化工作领导的负责人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
革命的文化工作包括方方面面，不同的艺术种类各有特点，而且他们的生产和创作又带有很大的个人性质，在宣传和配合革命政治任务方面，也有直接和间接之分。革命文艺队伍的主体，既有党组织的成员，更多的还有受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党外的左派。这样，团结同盟者和中间力量，进一步扩大自己阵线就成为一个重要而尖锐的问题，更不容易的是，他们都同样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白色恐怖之下和反革命文化的“围剿”之中，这就又有一个如何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斗争策略和斗争的艺术问题。
我们说党的文艺政策当时正在孕育之中，这并不等于说当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地下文化工作没有党的领导。我们认为党对第一次至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文学的领导，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首先，党通过自己的组织成员并坚定地团结和依靠革命文学队伍中的左派，高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旗帜，吸收、凝聚了一大批愿意进步和革命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自己的周围，进而形成了一支以这一旗帜的指向为自己指向的革命文学大军。
其次，党的领导者、党员和党外一些革命分子，自觉地有选择有重点地译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使得这一理论在革命文艺队伍和广大的人民中间，得到日益深入的传播，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对革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规范的作用。
第三、在译介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党的领导者和革命文学队伍中的左派，能较自觉地结合中国文坛的实际，予以阐释、予以运用，而且着眼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的探索，并逐渐形成了大的设想和构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对中国文坛各种错误倾向的批评。瞿秋白具体担负指导上海文化工作的任务以后，更是率先垂范，把全副精力投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学美学论著的译介工作，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写下了大量的有导向性的文艺评论和杂文。此外，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也都以自己的译作或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对引导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以革命文学为一方，以错误或反动的思潮为另一方，曾发生了对《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的三次著名的论争或斗争。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艺与政治、政党、阶级的关系以及文艺在社会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等问题。在论争中，双方都写了大量的文章。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一方，由于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又有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具体指导，表现出了一种实事求是而又一击而中要害的理论风格。这样一来，关于文艺的阶级性、倾向性、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文艺作为社会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等文艺思想，也就日益深入人心，并进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影响中国文坛几达半个世纪之久。通过批评、阐释、论争，革命文学内部左派的舆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合力，而这种合力作为一种主潮，也就成为一种导向。党的领导作用也就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实现和体现出来了。
第四、由于苏联和苏联文学对当时中国的伟大影响，加之当时参与白区（又主要是上海）革命文化工作的领导者，不少是从苏联学习或考察回来的。因而苏联党贯彻的文艺思想和若干具体政策或作法，或为他们亲见，或为他们耳闻，这也就为他们实施对中国革命文学的领导提供了可资参考的重要借鉴，例如，在革命文艺的总方向亦即总政策上，要表现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斗争。而我们也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提出了“普罗文学”的口号（1929、1930年又分别提出了“普罗戏剧”、“普罗诗歌”）。题材的选择是贯彻这个总方向总政策的重要方面。为了正面表现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挣扎、觉醒，以蒋光慈、胡也频等为代表的左联作家，陆续写出一批反映工人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作品，被人们称为“无产阶级小说”（这些作品形象立不起来，也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这是另一回事）。又例如，在创作原则和方法上，提倡和高扬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革命现实主义，而这不仅和中国古典文论的“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的传统相吻合，更是适应了苦难的中国人民欲求解放的现实的需要。正因如此，鲁迅、茅盾和后来左联的一大批作家，大声疾呼“为人生”、“为现实”，“写实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还有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了他们最佳和最自觉的选择。还例如，在作家队伍的组织和对作家个人的使用方面，苏联于1928年成立“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而我们也于1830年3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总联盟（简称“左联”），并注意了团结革命作家的工作。如1930年5月7日，当时党的领导—李立三曾约见鲁迅，1932年7月，在上海秘密养伤的红军将领陈赓也曾会见鲁迅、并向鲁迅介绍了红军“反围剿”的战况，至于瞿秋白和鲁迅的动人友谊，更是稍具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所熟焉能详的。“左联”的成立本身，就生动地反映了党在团结革命作家方面的成功和胜利。应当特别指出，“左联”成立和解散，虽然与苏联“拉普”的成立与解散，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他们二者的地位和作用，绝不能简单地等同。“左联”对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发展，对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贡献是重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它正是世界范围所谓的“红色的三十年代”首先在东方、在中国绽放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第五、也应当承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阐释、运用，通过对苏联文学和苏联党的文艺思想和若干具体政策和作法的借鉴，我们党自己的文艺政策的孕育也进一步加速，有些方面甚至是呼之欲出了。例如，随着党中央对“左”倾路线的总清算和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形势的日趋严峻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革命文学队伍中的统一战线政策也就理所当然地有了新的调整。又例如，在贯彻如何为工农大众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时，文艺大众化（尽管有如后来毛泽东所批评还很不彻底等毛病）的途径也提出来了。等等。
四
通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党对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文学的具体领导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孕育及其雏型形成的概述，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应该明确的：
一、党对革命文学的真正领导，实际上始于二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三十年代初。红军中的一般的革命文化娱乐活动，其特殊性并不特别突出。党对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文化，特别是对“左联”的领导，才真正开了中国党实施对文艺领导权的先河！
二、党对上海革命文化界特别是“左联”的领导，主要是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和苏联党的若干具体政策和作法进行的。
三、党在这一时期虽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文艺政策，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已经为它的诞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它也正在上述思想的催化中加速孕育，而且在某些方面已经形成了雏型。这就是：以建立无产阶级文学为总口号的总政策；革命的作家、艺术家要关注和深入社会实际，为人生、为现实、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解放而斗争，坚定依靠革命文学内部的左派力量，打击反动和保守的力量，发展与扩大进步和革命的力量，特别是后来要发展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作家政策；在题材上应正面表现中国无产阶级的劳苦大众的苦难、觉醒、奋起；在创作原则和方法上，坚持和高扬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
四、这一时期党对革命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绩是突出的、伟大的、并为世人所瞩目和公认的。这一成绩的主要表现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在鲁迅的伟大影响下，一支以左派作家、艺术家为主体的并团结了一批进步和革命分子在自己周围的文化新军形成了，并终于在极其残酷和艰难的条件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向中国和世界，展示了中国革命作家不可侮的凛然正气和中国革命文学的实绩。
五、也勿容讳言，由于党的幼年性、盲目性还未彻底克服，三次“左”倾路线在全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影响；还由于在借鉴中还缺乏自主和批判的精神；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若干负面因素的过于沉重，党在指导革命文化的工作中也同样存在着失误，这主要表现为对若干中间派和同路人作家、艺术家的排斥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倾向。例如，一位相当著名的左派作家甚至撰文说：“旧作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转变方向，改变立场”，这就象衰颓的树木“不会重新生出新鲜的花朵和丰富的果实”一样。还有，1928—1929年，一些自称是革命作家和左派作家对于鲁迅等人的围攻等等，也明显地表现了这种宗派倾向。又如，二十年代末对待《新月派》的批判和斗争自是必要和不容回避的，因为这涉及两个对抗阶级文艺思想的根本对立。但这一斗争是否应同后来与“民族主义文学”等的斗争有所区别？也就是说，对于象梁实秋、徐志摩（还有后来的林语堂）等人的文艺思想批判是否应与对待国民党的文化特务王平陵、潘公展等人的斗争有所区别？此外，断然否认有小资产阶级文艺的存在是否实事求是。再如，1936年5—8月上海革命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其实质也涉及到当时直接领导上海地下文化工作的某些领导人对党的整个抗日统一战线还缺乏一种自觉的认识，多多少少都有些个人意气和宗派习气。凡此等等，我们认为，均有认真梳理和总结之必要。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民族解放斗争新高潮的到来，中国革命文学也相应跃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党的文艺政策经过漫长的历史孕育，也终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历史已经选择了一个极其熟稔中国传统文化而又精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革命家兼诗人的最佳人选，来为之催生，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注释：
①新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0…1471页。
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立于1918年。
③④见《新青年》第5卷第5期、第6期。
⑤见1921、1924年《中国青年》杂志。
⑥以上资料目录参照朱辉军《西风东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书的提要予以综合。
⑦以上资料目录参照朱辉军《西风东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书的提要予以综合。第19-22页。
⑧参看1928年《太阳月刊》4月号《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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