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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文学，以诗歌最具代表意义。如果说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顶峰，那么盛唐诗则是顶峰上的顶峰。与辉煌的诗歌成就相比，此一时期的散文创作要逊色很多，唐代散文的黄金时代是在古文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中唐。尽管如此，盛唐散文较之以前还是出现了新的变化，有新的特点。这种特点最主要也是最明显的标志是，盛唐之音进入到散文的写作中来，给散文创作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调，即这时期的散文作品，无论是散体还是骈体，都有一种明朗、壮大的气概。最能体现这种情调的便是该时期大量出现的干谒文章。
一
盛唐时期干谒文章大量出现，与此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政策及缘此而生成的一代士人普遍的心理风貌有着密切的关系。
魏晋以来，国家采用九品中正的官人之法，“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①]这种用人制度，造成了几百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②]的政治格局，荜门蓬户之俊才恒遭压抑，难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唐王朝建立后，积极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结构，一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限制门阀士族的措施，如禁止河北、山东大姓互为姻亲结成血缘联盟，修订《氏族志》以降低旧门阀等第；另一方面则实行科举，打破门第出身的限制，士人不问门第高下，皆可怀牒自列于州县，以乡贡应试，各色人等都有相对均等的入仕机会。这样便使得大批布衣之士、草莽之人、穷贱之客都有了以文从政的可能性。相对于前此历代的用人制度，唐代的科举取士法，的确算得上是一次很大的人才解放。按唐代科举，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其中又尤以进士科为士人所青睐。因为进士登第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者十有六七”[③]。该科不仅对下层庶族士人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就是“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④]。于是，士人们争相以中进士当作踏入仕途，跃登龙门，实现人生价值最稳妥、最便捷的途径，大家互相推挤着踏上了进士科考试这根独木桥。然而，历史确立了士人明确的目标追求，鼓起了士人积极入仕的高度热情，也给了士人以公平竞争的机会，却又无情地将他们抛入了一个十分窘迫的境地，这就是进士科取人太少，大多数士人不免落第的命运。每年到京城应进士试者，常常不下六七百人以至千人，但被录取者仅三十人左右（据《文献通考》与《登科记考》统计，有唐二百九十年间，共开科取士二百六十八榜，进士登第者共六千六百四十六人，平均每榜二十五人，每年不过二十三人）。况且，即使得中进士，也未必能入仕途，还须通过吏部的铨选，方可发放官职；即使吏部的铨选也通过了，一般士人也只能出任州县一类的下级官职，这与盛唐士人高目标置的人生价值期盼相去太远。因为鼎盛的国势、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促使广大士人在初唐时业已形成的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与人生意气在盛唐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乘时而起做官、做高官的欲望更为迫切，也更为强烈，动辄“发言立意，自比王侯”[⑤]，以为“公侯皆我辈，动用在谋略”[⑥]。但是，科举有限的取士数量不仅远不能满足为数众多的各阶层士人的进身要求，而且科考通过后出任下级官职也与士人得谋高官显爵的初衷大相凿枘。虽然盛唐士人入仕的路子较以前更多更广，如立功边塞，以军功受封；走终南捷径，举望待时，朝庭征召等，但对于一般士人来说，这又谈何容易：欲立功边塞，往往“大小百余战，封侯竟蹉跎”[⑦]；走终南捷径，待隐居出了名，得个一官半职，又需要漫长时日的等待，而且这种等待到头来可能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这种“捷径”也不是为入仕心情极为迫切的士人所容易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士人特别是有豪气、有才气的士人又纷纷走上了另一条更为便捷的求仕途径——干谒。士人们写信、写诗给掌权柄者或有名望者，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援引、擢用，以期拔于泥涂，平步青云。可见，干谒文章的大量出现是应入仕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世俗功利性极强的文学现象。
二
盛唐时期安定富庶的社会经济状况，励精图治、蓬勃向上的政治局面与开放式的思想文化环境，不仅激发了士人们近乎狂躁的入仕热情，也养成了他们过于自信、自负的性格。在盛唐这个赋予个体生命以理想色彩的时代，士人们的思想行为大都带有鲜明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他们非常重视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常常表现出一种以贫贱骄人、卓荦不群的傲世姿态——“莫言贫贱即可欺，人生富贵自有时”[⑧]、“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⑨]这种狂傲的处世心态与希求援引的干谒行为同时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似乎很矛盾。因为按常情常理，干谒权贵应低声下气，惟恭惟谨；按惯使的路数，一般的干谒文字也应委婉含蓄、不大声色。但在盛唐士人看来，干谒他人绝不能低三下四地乞求可怜，须知“天生我才必有用”[⑩]，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11)]他们虽然希求援引，却不想以牺牲个体人格的独立作为交换的条件。所以，虽是干谒文章，而在盛唐士人们写来，却是豪气干云，不仅没有可怜之态，反而神采飞扬，傲气十足，极端者甚至对干谒对象不惟不敬，且口出不逊。如王泠然于开元五年（717）上书御史高昌宇，希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并威胁说：“傥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狂妄之态，令人忍俊不禁。任华的干谒文章与此模式相同，也有这种狂妄之态。他曾上书一杜姓中丞求官，杜以“亦不易致，当分减”为答，任华不同意，执意要杜完全满足其请求，否则，“若道不合，虽王侯之贵，亲御车相迎，或以千金为寿，仆终不顾”[(13)]。他还曾上书一严姓大夫，先大言欺人，说自己干谒严公“非求荣，非求利，非求名，非求媚”，然后一打一拉，恩威并施：“公若带骄贵之色，移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公若务于招延，不隔卑贱，念半面之曩日，回亲眼于片时，则公之厚德，未易量也。”如果严公能推荐他做官，便是有“厚德”，否则，就是浅薄无行。这种以自我价值观、是非观为准的去臧否他人的思想逻辑，也只有盛唐狂士才具有。文章最后又故作旷达但不无威胁地宣称：“任华一野客耳，用华之言亦唯命，不用华之言亦唯命，明日当拂衣而去，不知其他。”他还有一篇《告辞京尹贾大夫书》，也是干谒之文，特点更突出。其文曰：
大夫阁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车骑过屠门，而信陵为之执绥，此岂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延尉结袜，廷尉俯偻从命无难色，此岂辱廷尉耶？亦以成廷尉之名耳。仆所邀明公枉车过陋巷者，岂徒欲成君之名而已哉？窃见天下有识之士，品藻当世人物，或以君之才望，美则美矣，犹有所缺焉。其所缺者，在于恃才傲物耳。仆感君国士之遇，故以国士报君，其所以报者，欲浇君恃才傲物之过，而补君之缺。宜其允迪忠告，惠然来思。而乃踌躇数日不我顾，意意者耻从卖醪博徒游者乎？观君似欲以富贵骄仆，乃不知仆欲以贫贱骄君，君何见之晚耶？
明明是向京兆尹贾至乞求援引，但给我们的感觉是，这段文字更像教训贾至如何做人，怎样改掉“恃才傲物”的坏毛病。并猜测贾至“数日不我顾”可能是“欲以富贵骄仆”，于是他便针锋相对，“欲以贫贱骄君”。这便是盛唐干谒文很典型的一大特色，即努力宣扬自己“不屈己、不干人”的狂傲品格，以备在干谒不成时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平衡。
盛唐干谒文另一重要内容是极力表现自己超卓的才能、远大的志向，以引起被干谒者的重视，博得他们的赏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盛唐士人过分自信自负的性格。如张楚上书吏部侍郎达奚珣称：“仆于藻
留意，则下笔成章；仆于干蛊专精，则操刀必割。历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余年。夫琢玉为器者，尚掩微瑕；孱木为轮者，犹藏小节。仆纵有短，身还有长。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14)]自己才能不凡，所企盼的是据“高班要津”，至于“小郡偏州”一类的官吏，有一般才能的人就可胜任，自己是绝不屑为之的。我们在前面曾提及的王泠然于开元十一年（723）上书中书令张说，正告张说：“后进之士，公勿谓其无人。何者？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知；今尚书右丞王邱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授仆清资，以智见许。然二君者，若无明鉴，宁处要津？是仆亦有文章，思公见也。”自己有才有智，颇得时下“处要津”者的赏识、推许，而惟独张说没有发现自己这个难得的人才，当然是一大过失。这种自我标榜的做法在大诗人李白身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他在开元十八年（730）上书安州裴长史，就首先对自己远大的抱负、超群的才华及轻财好施、存交重义的优良品德作了一番表白；开元二十二年（734）他上书荆州长史韩朝宗，也有一番自我标榜：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自己文武才能皆不同凡响，如果君侯能“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那么自己定能“日试万言，倚马可待”[(15)]。李白“学出纵横”，且“以气侠自任”[(16)]，发而为文，不仅有纵横之气，且有狂放之度。
盛唐干谒文并非全是无所顾忌、毫不掩饰地表现自我而不考虑干谒对象的思想情绪，有些是颇讲游说技巧的。如张楚的《与达奚侍郎书》，因为张楚与达奚珣有旧交，此书便处处动之以旧情，举了两人过去八件未能忘怀的旧情。其中，既有共同赴考时之欢娱，也有彼此不得意时之交情，并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在许多方面曾帮助过达奚珣。这样，既可引起达奚珣的怀旧之情，又容易使其产生知恩图报的想法，理所当然地会对自己加以提携。又如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开端即曰：
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耶？岂不以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
虽是自己对韩朝宗的恭维之词，却引“天下谈士”之言，这样，就避免了自为谀词，既恭维了韩朝宗，又不失个体的自尊，不作寒酸乞怜之态，然后才转入文章正题，表达自己希望被援引的本意：“愿君侯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则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即其人焉。”
干谒之风盛行于盛唐（特别是玄宗开元年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干谒文的大量出现，自然是由此特殊的社会现象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由于这时期政治比较开放，意识形态领域极为活跃，下层庶族士人用世之心极为迫切，国家虽设科举以取士，但一些心高气傲的狂士却“耻预常科”，不参加科考，而是向往那种一鸣惊人的风云际会。这时，战国时期纵横家们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筹谋划策，以博取功名富贵的做法，与盛唐士人的用世心态一拍即合，于是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所做所为便成了盛唐士人仿效的楷模，但这种简单而不理智的仿效却使盛唐希求以干谒入仕途的士人走入了一条非常难堪的歧途。因为纵横家的言论，本是乱世之学，是战国时期特殊的社会产物。《淮南子》中曾指出：“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信焉。”这大体说明了产生纵横家之流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基础。盛唐士人生当治世，却向往纵横，则难免不合时宜，所以他们虽屡屡上书干谒，却往往难以得偿所愿——“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17)]、“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18)]、“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19)]。盛唐干谒文对个体获取功名富贵的实际效用虽不大，有的甚至可以说毫无用处，但它毕竟是盛唐之音在散文领域中的一种表现。这种文章虽以干谒为目的，而实质上却是抒情的，它所抒发的是作者的情思、欲望、才能和个性，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爰及中唐，随着大唐国势的渐趋衰微，士人干谒文的情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韩愈的《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上李尚书》等，已不复有盛唐干谒文那种飞扬跋扈、不屈己以干人、高度张扬个性的气概，充斥其中的只是对干谒对象卑躬屈膝的献媚讨好、摇尾乞怜，个体的独立、自由意识在这种唯唯诺诺的干谒文中已然丧失殆尽。
三
盛唐干谒文在艺术风格上表现为一种直白率真的文风。语言明白晓畅，如行云流水，了无滞碍。其中充溢着浓烈的激情、雄放的气势，完全脱去了骈体文那种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的束缚。李白的干谒文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如他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在交待了自己的才能、抱负、品行后，表明自己的心迹说：
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
语言毫无华饰，不加斧凿，全以气势胜，情之所至，文自随之，与其诗歌的风貌、情调一脉相通。
盛唐散文，从文体上看，骈体文仍居统治地位，各种体裁的散文作品大都是用骈体写成的。散体文的写作数量虽明显增多，但仍居次要地位。而此一时期的干谒文却逐渐摆脱了骈体文的束缚，它们在行文上，或骈散相间，如李白的干谒文，或全用散体，如任华的干谒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算是中唐文体文风革新运动的先声之一。
注释：
①②《晋书·段灼传》，《晋书·刘毅传》。
③李肇：《国史补》卷下。
④刘钨：《隋唐嘉话》卷中。
⑤《旧唐书·王翰传》。
⑥高适：《和崔二沙府登楚丘城作》。
⑦陶翰：《古寨下曲》。
⑧崔颢：《长安道》。
⑨⑩(11)(15)(16)(18)(19)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为宋中丞自荐表》，《行路难》之二，《梁甫吟》。
(12)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宇书》。
(13)任华：《与京尹杜中丞书》。
(14)张楚：《与达奚侍郎书》。
(17)孟浩然：《送丁大凤进士举呈张九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