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武汉工业的目标和基本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汉论文,途径论文,目标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振兴武汉工业的目标
武汉市的长远发展目标是：要使武汉市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经济、贸易、金融、交通和科教中心，进而逐步建设成为经济实力强，文明程度高，城乡一体化的开放型、多功能、现代化国际性城市”。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无论从我国国民经济全局的发展趋势来说，还是从中部地区的特点以及武汉市的市情和区位优势来说，都是有客观依据与合理的。问题是对这一战略目标要有全面的辩证的理解，尤其是不要把它与改造振兴武汉老工业基地必要性、重要性对立起来。
从现阶段武汉的实际状况看，工业经济仍然是武汉市经济的主体并仍在起着主导作用。武汉市1992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仍占51.6%。尽管这一比重相对于1990年的55.5%和1991年的52%都是下降的，但并不存在加速下降的趋势，1991年下降较多是与当年全国经济处于市场疲软状况有关。如果我们再把1991年和1992年两年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增长情况拿来作一分析（1991年增长9.64%，1992年13.83%，）则可看出，第二产业比重下降过大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整体增长并不有利。这表明在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现阶段，人为地过份地压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经济实力的壮大都是不利的。要看到工业仍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要善于去充分发挥它的主导作用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不仅对全国来说是如此，对一个工业集中的大城市来说也是如此。在充分肯定武汉经济发展的新的全面性的综合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仍然要求巩固和提高工业在武汉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和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优先振兴科学技术、优先建设基础设施，相应地合理调整经济结构不仅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因此确立武汉工业改造和振兴的目标，既要与武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并服从于和服务于这个总体目标；又不能简单地笼统地等同于这个总体目标，或以这个总体目标来代替工业本身的目标。
基于上述认识，武汉工业改造和振兴的目标，在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大致可概括为：按照批准的武汉市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使武汉工业经济宏观运行机制率先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轨道，提前完成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自觉利用生产社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规律，以市场为导向和国家产业政策为依据，通过改造和重组现有工业，更新传统产业，开拓新兴产业，优化工业的组织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人才结构，使武汉工业在本世纪末从整体上完成一次质的飞跃，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基本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打开一个崭新局面，极大的提高工业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形成强有力的后劲，在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长期保持快速、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为武汉市经济实力的大幅度提高、经济的全面发展、城市综合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及全市人民生活的提高，提前进入小康社会作出自己充分贡献。具体来说，这里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工业体制和企业机制改革的要求；二是工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素质提高的要求；三是工业竞争能力和发展后劲的要求：四是工业在服务于武汉市总体战略发展目标上的要求。而上述这些要求，仅仅是从定位、定性方面提出的探讨。至于如何分阶段地从时间进度和定量上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则尚有待于今后在具体规划工作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振兴武汉工业的基本途径
（一）抓紧机遇，加快改革，解放工业生产力
武汉老工业基地的相对衰退，根本问题是僵化了的传统经济体制留下的历史包袱过重，改革开放又相对滞后所造成的，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体制形态，严重地束缚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扎扎实实地大力加快改革，把工业生产力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第一，在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并保证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进一步大幅度调整武汉工业的所有制结构。积极鼓励和引导集体与合作工业、个体和私营工业、“三资”企业，以及郊、县乡镇工业等来一个大发展。下决心把现有国有小工业的很大部分以多种方式转让出去。适当调整国有经济成分在不同工业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积极试验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第二，以改革产权制度为核心，抓紧国有工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改组，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企业机制革命。这是振兴武汉工业的关键之关键。绝不能把调整所有制结构和改革、巩固与发展国有工业对立起来。有人认为国有工业改革难度大、包袱重，企图绕开国有工业单纯从非国有工业去找出路，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而且也不符合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为了搞好国有工业的改革，国家还必须有新的政策，帮助国有企业卸掉历史包袱，使其轻装上阵。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有企业现在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这一情况在老工业基地尤为突出。
第四，转变政府职能，按照两职分离、政企分开原则，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工业的行业管理体制。武汉市在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新体制方面，已拟定了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为主要内容的系统改革规划，即将付诸实施并在实施中逐步完善。问题是国有产权管理改革和行业管理改革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必须相应加快行业管理改革才能取得实效。
（二）积极扩大开放，加紧创造条件与国际经济接轨
积极扩大开放对振兴武汉老基地的工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使武汉扩大开放，使其真正达到推进武汉经济、武汉工业以及我国内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从战略思想上来要解决这样2个问题：
第一，既要防止保守思想又要防止盲目性。在开放的具体工作中，有的同志过于慎重，怕吃亏、怕丢权，不必要地限制外资比重，舍不得拿出重大项目、有潜力的项目与外方合资，不敢迈大步，思想不开阔，对合资项目可能遇到的困难问题不敢认真处理等等，特别是对现阶段的开放态势已发展到更向高层次、宽领域、纵深化方向推进，理解不深刻。因此，在这方面仍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帮助一些同志克服保守思想的影响。同时，在开放大潮的冲击下，一部分同志又出现了盲目性，把开放本身当成了目的，为开放而开放，片面追求规模和数量，不注意近期和长远的实效；不按国际惯例办事，不尊循互惠互利原则，听任外方获取大量不合理收益，而对我方经济发展却无积极意义；在项目的选择和决策上，不进行必要的科学论证，有的项目在建设中即碰到不少额外问题，即使建成也缺乏市场前景；对外商资信全然不了解，也不作必要调查，盲目轻信，使自己遭到诈骗；对中方资产不评估或不按评估值计价，对外方投入的设备不考察其技术性能、不合理评估价格，对技术已相当陈旧的设备也高价引进；还有一些“白条子”项目，热闹一阵便不见下文等等。这里有些是属于具体经办人员素质和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但也不能忽视它也反映了某种盲目性的思想倾向。因此及时总结经验、制定改善措施，加强教育和引导，克服盲目性，以促进对外开放的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开放对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对外开放在积极扩大中要注意抓好重点。一是要十分注意把外资吸引到改造老企业，主要是大中型骨干企业上来；二是要十分注意到利用外资推进工业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调整，以市场为导向，以先进技术为基础，更新传统行业，开发新产品，创建新兴行业；三是要十分注意与现有开发区的建设相结合，以加快开发区的发展，加快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四在力争大项目、大财团的投资外，也要注意广泛吸引境外中小企业到区街工业和乡镇工业进行开发性投资以加速这支新生力军的成长。还要注意到涉及振兴工业所必要的外部环境创造方面的重点项目，如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经济中的某些重点。
（三）从武汉实际出发，全面优化工业结构
武汉工业结构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低”“三全”。“一低”是技术水平低、技术老化。“三全”是：①全民比重太大，全民企业改革滞后；②工业门类太全，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精，拳头产品少；③ 企业“大而全”、“小而全”，产业关联度和专业代协作水平差。优化结构就是要针对“一低”“三全”动大手术。当然这有一个过程。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工业结构的调整，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自觉利用流通和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为此需要制定正确的市场战略。从武汉工业来说，当然也要面向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但在这个问题上切忌搞片面性、一刀切和跟着“风”跑，不同行业，不同产品情况很不相同。目前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在强调整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时忽略了国内市场。从总体来说，至少在中近期内，武汉工业仍应以积极扩大国内市场为主。
要坚持依靠科技进步的方针，促进工业结构的高级化。一方面要着重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现有企业，特别要注重微电子技术等的渗透和应用，搞好机电一体化，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改造的技术起点。同时要坚持改造和改组相结合，以适当的增量投入引发存量调整，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另一方面是要有重点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尽快形成规模。
在工业结构的调整中，既要抓好行业结构的调整，更要着重产品结构的调整，更新老产品，开发新产品，着力发展一批有规模、有优势、有特色、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
需要国家为武汉老工业基地改造提供适当启动资金
老基地固然主要是靠国家投入（或者说“输血”）建设起来的，但国家也长期从老基地“抽血”。从1949年到1989年，国家对武汉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为174.7亿元，而同期武汉实现利税为395.3亿元，其中绝大部分“统收”走了。实行“分灶饭”后，武汉市的财政留成比例偏低，长时间远低于其他城市，如广州为36%，沈阳为30.29% ，大连为27.74%，哈尔滨为45%，重庆为33.5%，西安为30.5%，而武汉仅为17%。这样大量“抽血”的结果，就使武汉固定资产净值率严重偏低，工业设备严重老化，技术水平很低。这就造成了双重负面效应：一是改造任务特别重，所需资金量大；二是自我积累能力差，自己的机动财力很少。这就给武汉工业改造造成了极大困难，很难启动。这是老基地的共同现象，但武汉尤为突出。
诚然，老基地的振兴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应自力更生，靠自己积累和筹资。但在历史形成的当前这种特定情况下，
国家适当给予帮助，既有必要，也是合理的，从老基地本身来说，不仅工业本身已经严重老化，而且城市基础设施欠帐也很大，光靠自己启动确实很难起步。而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又迫切需要老基地重新焕发青春，以带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这对促进全国的经济发展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和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政策是对的，但其目的还是要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固然有他自身的区位优势和主观努力，但也享受到了国家的政策优惠，这是明摆着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既有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有近期的政策差别和对国家负担大小的差距。各地区经济水平的不平衡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这里有个“时差”和“量差”的问题，“时差”和“量差”又有个临界点和承受力的问题，对此必须掌握好，否则既不利于改革和发展，也不利于稳定。因此，国家帮一把，促进老基地尽快恢复活力，并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国家也是必要的，而且也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