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意志二重性理论及其对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影响_非理性主义论文

康德的意志二重性理论及其对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影响_非理性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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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康德的意志论学说,对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文化转向及其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费希特和谢林发挥了康德的自主意识和意志论思想,并对此实行了彻底的唯心主义转向和非理性主义转向,揭开了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文化之序幕。叔本华、尼采以生命意志论和权力意志论解释世界和说明人生,将康德的意志二重性加以彻底的非理性主义化,形成了系统的非理性主义意志论哲学。德国所以成为近、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故乡,除了其它原因外,与德国的精神文化特性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关键词】 康德 意志二重性 非理性主义 生命意志论 权力意志论

在考察现代非理性主义发生的哲学文化根源时,人们不能不看到这一奇特的文化现象: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文化,渊源于欧洲理性主义文化达至巅峰的德国古典哲学。德意志作为以哲学思维称著的民族,即使欧洲传统理性主义在它的民族精神文化中达至巅峰,同时又是非理性主义孕育、产生的最早的文化故乡。绝对理性主义最终导致的是非理性主义。这种哲学文化上的二律背反现象,固然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就其哲学文化自身的原因说来,不能不涉及到康德哲学。

康德将“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追索,视作自己的终生哲学宗旨。它不仅关注宇宙和人生,同时还企求为人类开辟一个纯粹审美的精神殿堂。为此,他确立了纯粹理性在自然、伦理和审美世界的不同认识功能及其限度。他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在认识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指明了何以为真善美以及如何达至真善美。他严格区分真、善、美的领域,企求在这些不同领域建立各自不同的法则。他指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人是宇宙的目的,至善是理性之崇高的终极目标。

康德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有两个领域,即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的领域,因为它是通过这两者提供先验法则的。康德指出,哲学现在也顺应着这个分类,而区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两个部分。康德就是根据纯粹理性这两种不同功能及其应用领域,展开他的哲学体系的。

康德指出,在自然领域,由于认识是被给定的对象,理性没有独立性,因为理性不能自己给予对象。因此在自然领域,只有感性和知性能力可以发挥作用。

康德认为,在自然领域内理性没有达到独立性,但在伦理领域,纯粹理性作为实践理性是自身独立自由的。因为我们虽不能把握住宇宙整体,不能有宇宙的形而上学,但却能把握住我们自己,能有道德形而上学。人类的行为,是自己的作品,自己决定自己,作自己的主宰,为自己的行为立法,这即意志自由。所以作为一个道德存在,人是自由的,超出一切自然规律和现象。

康德在自然领域完成纯粹理性对自然概念的规定后,就过渡到伦理领域,即纯粹理性的实践领域。康德首先确立了实践领域的基本概念是自由,这是自然领域内不能有的概念。因为自然现象间的关系主要是机械的因果律,认识的对象是被给定的,理性没有确定对象的自由。但在实践领域纯粹理性却是自由的,因为道德领域的对象是理性自身的规定,不是客观地被给予的,是自己决定自己,意志自由,道德自律,所以伦理领域内理性所遵循的是自由律。康德在伦理领域,充分发挥其纯粹理性的实践功能,企求使一个既具有自然特性、又具有理性特性,既有低级本能欲望、又有理性高级追求的人类,通过纯粹实践理性,普遍道德律成为纯意志的对象,从而使人类弃去非理性的本能欲求,不为外在的物质享乐所诱惑,以求内在精神的升华、超越,以达至善,追求灵魂不朽的神圣境界。

康德认为,人的本性和意志具有两重性,这就是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具有自然特性,受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制约,使人具有感性的本能欲望;另一方面,人具有理性而使自身超越自然,超越自然本能的感官欲望而追求普遍道德法则。康德认为,“意志不单是立于自然概念之下,也立于自由概念之下。”①立于自然概念之下,是因为意志也是许多自然动因之一,生命是自然的动因之果,意志亦然。所以意志本身具有自然的机能和欲求;然而它又不完全遵守自然法规,因为意志同时还立于自由概念之下,具有遵守道德律的性质的倾向。显然,康德赋予意志的两重性质或属性,即追求意志从属于理性的道德性质和追求欲望的自然本能意志的自然性质;前者谓理性意志或自由意志,后者可谓欲望或自然或非理性意志。理性意志是理性精神对生命自然属性的超越,非理性意志则是生命本能自然性质的体现。

康德指出,纯粹理性在理论上的运用体现在只处理单纯认识官能对象;然而纯粹理性在实践领域中的应用,情形就两样了。“在这种场合下,理性只处理意志的动机,而意志乃是能够产生与表象相照应的对象的一个官能,或者竟然是决定自己来实现这些对象(也就是决定自己的原因性)的一个官能。因为在这里,理性至少能决定意志。”②在康德看来,人的欲望官能有低级、高级之分,以直观对象为动机的欲望,是低级欲望官能;而以超感性的道德律为欲望动机的,则是高级欲望官能。因此,“一切实质的实践规则都把意志的动机置于低级欲望官能之中,如果没有纯粹形式的意志法则则可能充分决定它的话,那么任何高级欲望官能就都没有存在的余地了。”③看来,康德考察纯粹实践理性,在于发现决定意志,使意志成为超越本能欲求意志的那种纯粹形式的意志法则,即普遍道德律。从属于普遍道德律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普遍道德律的结合或同一,乃是康德的伦理目标。所以康德认为,当意志完全独立于相互联系的自然法则(即因果法则)时,“这样一个独立性就是最严格意义下(即先验意义下)的自由。所以,一个只能以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作为自己法则的意志,就是一个自由意志。”④显然,康德的自由意志是以纯粹理性或普遍道德法则为前提的,这是人的精神理性高度自觉自为的结果;只有在这种意义上,自由意志使人成为一个自由人,即具有崇高人格的人。

由于康德认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在伦理领域,康德赋于纯粹理性自由驰奔的无限能力,在那里理性认识了自身的自由律,纯意志与普遍道德律统一,理性充分显现了自己无上权威,并使人获得了至高尊严。

然而,正是由于康德的先驱理性、知性理性、自主意识的能动性及意志论学说,成为以后唯心主义、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渊源,乃至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总根子。其中,康德的意志论学说尤其对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文化转向及其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

费希特和谢林首先发挥了康德的自主意识和意志论思想,并使康德的自主意识和意志论学说,实行了彻底的唯心主义转向和非理性主义转向。费希特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是意识哲学的赘物,只有丢弃“自在之物”,才能建立纯粹的意识哲学,因此,他丢掉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将康德哲学的唯心主义加以发展,建立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论”哲学体系。如果说费希特将康德的自主意识的能动性绝对化,创立了“自我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那么,谢林则是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和意志论加以扭曲,创立以“绝对”为根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并成为德国非理性主义思想理论的开启者。

在谢林看来,世界的本质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既非主观,也非客观,而是超越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的大全即“绝对”,这个绝对是自我决定的,包含着矛盾和生命、意志的冲动,或曰这个绝对是活生生的意志冲动,万事万物所以产生的宇宙精神,他认为,从无机的自然界到有机的生物界,乃至人的意识,皆是宇宙精神意识冲动不同阶段的产物。这样,谢林就以“绝对”这一宇宙精神代替了费希特的自我,也取代了康德的物自体。他一方面将康德的物自体精神化、神秘化,一方面又将康德的意志论加以扭曲,使之客观化、本体化,成为宇宙精神活动的意识冲动,这是对康德哲学的非理性主义转向,从而构成叔本华乃至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渊源,开辟了德国理性主义思想文化传统的非理性主义之先河;并为从此形成的认识史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对立斗争奠定了理论根基。

如果说谢林的非理性主义是以“绝对”或宇宙精神形式体现出意志生命的冲动,揭开了德国非理性主义哲学文化之序幕,那么叔本华和尼采则抛弃了这种种形式的外衣,公开以生命意志论和权力意志论解释世界和说明人生,将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加以彻底的非理性主义化,形成系统的非理性主义意志论哲学。其中,叔本华哲学可视作是由康德到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过渡或中介(有的学者认为现代非理性主义也可认作从叔本华始),尼采则是从叔本华哲学出发,形成了承上启下、具有20世纪时代特色的非理性主义的根本转向,成为现代哲学史、美学史、文学史独具特殊地位的人物。他的思想对现代西方世界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

叔本华在谈到自己的哲学思想时表明,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源泉是康德,还有柏拉图和《奥义书》。那么叔本华究竟怎样将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加以非理性主义的转向呢?

首先,他将康德的欲望意志论加以本体化,对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实行非理性主义一元化的转向。

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揭示了意志从属于自然和从属于理性的双重性质和特性。然而叔本华将康德的欲望意志或自然意志本体化,使之实行非理性主义的根本转向。他在其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他这一思想。他认为,意志是世界的物自体,是世界的内在内容和本质,生命和可见的世界及其现象,不过是意志的镜子。因此,生命不可分割地伴随着意志,犹如形影相随。他所谓的意志,是本体论意义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使自然、生命发生的本源意志、这是宇宙自然和人的生命形成的最内在的根源。我们可以看到,康德把意志视作是自然动因之一,在叔本华这里却完全变意志为世界的或自然的本质了。并且在叔本华看来,意志作为世界的物自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人的生命、意志,皆是意志客观化的产物。意志是按照自己客观化的不同阶段而创造着世界的一切的。总之,他以冲动的意志代替康德的物自体,将康德的欲望意志或自然意志本体论化,实行非理性主义一元化的转向。

其次,他将康德的欲望意志生活化、消极化和悲观化,最后走向灭绝意志的宗教道路,而不是如康德那样追求自由意志与道德律的同一。

康德正视和提出意志的两重性说,其宗旨在于使人具有自由意志,以自由意志或理性意志克服欲望意志,从而使人具有人格和尊严而达至善。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及其伦理学是鼓舞人追求理想和理性,超越自然、世欲的本能庸俗的生活的。然而叔本华却将康德的欲望意志生活化、消极化与悲观化。

叔本华在将康德的欲望意志本体论后,又将人的生命仅仅归结为求生的生命意志或生活意志。以此奠定了他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的基础。他认为,生命意志或生活意志使人有许多求生的欲望或欲求。他认为人的生命意志就是欲求,一是欲求生命的存在,再就是欲求繁衍后代,繁衍后代是生命欲求的继续。他认为人生就是痛苦,这痛苦就在于人是有欲求意志的理性动物。人由于有欲求,当欲求不能满足时,便产生痛苦。而当欲求得到满足时,还会产生新的欲求,新的欲求还会产生新的痛苦……所以,欲望无止境,痛苦就永远相随。人生就象上了弦的钟,在欲求和痛苦之间摆动终生。他还认为,人的求生的欲望意志,使人生自私而卑贱,人是性恶的动物,是怯懦而又残酷的利已主义者。知识和文明只会增加新的欲望,带来新的痛苦和新的自私自利及不道德行为。并且,知识越多越痛苦,因此天才最痛苦。他说,历史是永无终结的一连串的谋杀、劫夺、阴谋和欺骗,如果了解了其中的一切,就了解了全部。

在这里,康德的欲望意志论一方面给了叔本华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叔本华对康德的欲望意志论又进行了严重的扭曲,将康德的欲望意志论扭曲到纯粹的求生的消极、悲观的非理性主义的生活意志论。

再其次,康德的自由意志与普遍道德律的同一的伦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迫使康德以宗教信仰寄托软弱的伦理道德理想,追求灵魂不朽,这一思想也影响了叔本华。叔本华以灭绝生命意志、追求佛教的涅槃作为自己人生哲学的归宿。

叔本华认为,由于自私的意志是一切痛苦和邪恶的根源,要去除烦恼和痛苦,就要否定意志。他认为,艺术和哲学虽然可以使少数天才从痛苦的欲望中解脱出来,但解脱痛苦的最根本途径是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进入佛教的涅槃。遁世绝欲,意志消亡,才能将人从束缚于自己的自然冲动中解放出来,而免于痛苦。

至于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无疑是从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论出发,但却又超越了这一哲学。尼采不仅扬弃了叔本华的消极悲观的生活意志论,将其发展成为一种野心勃勃,积极向上的孜孜以求生命强大、旺盛的权力意志哲学,同时将康德开创的意志论哲学传统,扭转到了一个全新的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方向,以至当代西方文化,几乎与尼采的名字是不可分的。

尼采思想及其本人,虽然是最有争议的,但其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作为20世纪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奠基者对当代西方人的思想和文化的巨大而深远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

尼采认为,叔本华的意志论是脆弱、消极和无力的。因为叔本华把生命意志仅仅归结为求生存的意志,并且他虽然洞察到了生命意志痛苦的真谛,却没有引导生命存在的积极方向,相反他教人禁欲走向上佛教涅槃,实际上等于否定了生命及其价值。而他要创立一种真正高扬人的生命力、意志力和存在价值的真正的人生哲学。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正是以他的人生哲学为出发点的,而权力意志和超人学说,是他哲学的核心。

在尼采看来,生命从根本上说来是悲剧性的,因为生命来之偶然,死于必然;向往神圣,又根除不了兽性。希腊悲剧体现的人性矛盾的冲突,激发了他苦苦思索生命之真谛以及何以解脱人生悲剧或大痛苦的途径。尼采认为,生命和精神矛盾是本体性的永恒矛盾,因此生命从根本上说来是悲剧性或大痛苦的。但悲剧和大痛苦的生命不应当引来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相反,洞透了人生悲剧或大痛苦的真谛,就要越发使生命存在得高涨、旺盛、强大。所以他谓他的生命论为权力意志论。他说:“一个生命体首先想要发泄其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自我保存是它的间接的通常的结果之一。”⑤并且“坚强意志指挥软弱意志。除了从意志到意志外,根本没有别的因果联系。”⑥尼采从权力意志的本体论原则出发,建立了他的超人理论。他认为,生命力的强大就在于实现人的自我超越而成为超人。而超人的作为是不受善恶道德观念的制约的,相反,芸芸众生则是超人的铺路石子!

他认为,传统文化构筑的所谓真理、理性和道德及其价值观念,都是虚伪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压抑人的生命力的前提下发生和建立的。所以理性、真理是无用的虚构,而如果说有真理的话,应该是为高扬人的生命力和权力意志服务的。因此,认识、真理乃是权力意志的工具。

尼采的意志主义不同于叔本华的意志主义,无疑体现了时代精神差异的概念显现。尼采时代是世纪之交,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过渡和转换的时期,资本主义是野心勃勃向上发展的,而不是叔本华那个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时代。

从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到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论,再到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我们可以觉察到德国精神文化传统中的生命意志论倾向在18世纪、19世纪与世纪之交的不同的理论性质和特征,从中可以追溯这些不同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思想联系中,所显现出的精神和哲学文化发展的踪迹。

现代非理性主义,尤其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意志论哲学,所以产生在欧洲理性主义达至巅峰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决非偶然的,这一二律背反的哲学文化现象,可以给我们提供多方面的文化和哲学的启示,促使我们思考更加深刻的历史和文化的重大问题。但是,德国所以成为近、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故乡,除了其它原因外,实与德国的精神文化特性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密切相关。

德国近代哲学从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康德的意志学说,费希特的自我,谢林的绝对,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方面是高度理智化的逻辑理性,但在这个逻辑理性的思维之网中,却跳跃着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生命。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实际上是将生命意志与自由意志并重的。而且,正是因人有生命意志,才必须有自由意志与之相随和相制约的。尤其他将意志视作大自然的许多动因之一的观点,就为叔本华、尼采将意志本体化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基础。费希特的自我论,把人的生命和存在提到了第一位。谢林的绝对,是充满着意志和生命冲动的绝对,实际上是变相的人的生命至上论。黑格尔虽然编织了理性至上的逻辑体系,但他那个绝对观念,归根结底还是人的自我意识,是客观化了的自我意识。并且在他的绝对观念体系中,他是将人的生命欲望规定在他的逻辑体系的必然环节上的。自我意识,首先是意识到生命、欲望的自我意识,生命就是欲望一般。因此,在德国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文化中,就包含着生命意志论的非理性倾向和特征。

德国非理性主义的崛起,还与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及其思潮有密切关系。19世纪30年代的浪漫主义,是一个遍及欧洲的运动。德国的浪漫主义,自有其特性,它不仅渗透到文学中,还渗透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影响了德意志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的各方面。如果说18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启蒙哲学和文学狂飙突进运动,还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是在理性旗帜下,反对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张扬人的自由和平等,成为德国浪漫主义前奏的话,那么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及其思想,却丢掉了莱辛、歌德、席勒、赫尔德所追随的启蒙思想,丢掉了用理性反对专制的传统,而是用一种否定启蒙思想的特有方式,继续着启蒙运动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启蒙运动是用理性反对封建专制;德国浪漫主义却用非理性反对德国的封建专制。这种浪漫主义的非理性思想将人的生命激情、意志等内在的非理性力量抬到了至尊至上的地位,这就为以后德国的非理性主义意志哲学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从康德的意志两重性说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生活意志论,再到尼采的野心勃勃的权力意志学说,我们发现德国近、现代哲学中的一条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转换的意志论哲学路线。这条路线既有连续性,又有中断性,显现了德国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时代,以及世纪之交资本由自由竞争到垄断转换时代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所表现的概念形态,哲学即是以概念方式把握时代精神内容的,不管何种哲学形态,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显现时代的某一特质的。

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欧洲理性主义文化发展的巅峰,却孕育了近、现代欧洲最发达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文化;同时,即使在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文化中,其对世界和人生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态度、观念及其哲学思维方式和表现的手法,也是各不相同的。这就向人们揭示了,任何民族的哲学和文化,以及任何一种哲学系统,都不会是以纯粹的形态和形式出现的,民族哲学文化的无限丰富多样性,哲学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性、相异性和相融性,即它们之间的“模糊性”也是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

注释:

①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9页。

②③④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3页、第21页、第28页。

⑤尼采:《善恶的彼岸》,引自《快乐的知识》译言,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⑥尼采:《权力意志》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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