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探讨——对中外软件产业的比较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发展论文,若干问题论文,软件产业论文,中外论文,软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04)02-0157-07
近些年来，随着新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兴起，我国软件产业也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而作为同属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印度软件产业的兴起更使得我国政府部门和研究学者对软件产业发展问题日益关注。一些相关的软件产业发展政策也相继出台，例如“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文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政策有关问题的复函摘要（国办函[2001]51号）、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国发[2002]47号文件）。
杭州软件产业近年来也发展非常迅速。在国家信息产业部排出的2002年我国软件产业前100家企业中，杭州软件企业有10家，如普天东方通讯集团（第3位）、UT－斯达康（杭州）通讯有限公司（第16位）、杭州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24位）、杭州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27位）、杭州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53位）。近年来出现的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就是杭州软件产业正在逐步地利用资本市场，以推进杭州软件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进程。一批软件公司分别在美国NASDAQ、香港创业板和国内A股市场上市。
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印度、日本、以色列、爱尔兰、中国软件产业的比较性分析，结合我们对杭州软件产业的调查数据（注：2002年7月，我们向杭州软件企业共发放问卷324份，其中44份因公司地址变更等原因被退回。此后回收问卷103份，剔除那些无效及数据不全问卷，有效问卷共计55份。2001年度，这55家杭州软件企业销售收入总额为21.82亿元，占杭州软件产业销售收入［31.6亿元］的69%；企业平均销售收入为3966.9万元，企业平均人员数量为116人；利税率平均为13.55%。），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软件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1 软件产业的规模与产出率
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软件产业的企业规模相对较低，55%的软件企业是规模较小的初创企业，员工少于50人；42%的企业拥有50-200名员工[1]。从杭州软件产业来看，目前杭州产值上亿元的软件企业只有9家，上千万元的软件企业也仅39家（含上亿元9家），按员工数的企业规模分布为201人以上14.6%，101-200人的21.4%，51-100人的21.8%，11-50人的32.6%。即使是国内一些大型的软件企业，其规模与印度软件大公司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国内纯应用软件企业中，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为8.5184亿元（2001年）；系统集成类软件企业中，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年收入为23.2123亿元（2001年）。而以印度为例，在1997-1998年度，最大的25家公司占印度软件出口收入的比例为58.67%[2]。1999-2000财政年度，印度最大的软件出口企业Tata Consultaney Services出口额达4.137亿美元[3]。
从我国软件产业的若干重要区域来看，企业平均规模尚需要进一步地提高（见表1）。而以爱尔兰为例，在1991-1997年间，伴随着软件企业数量的增长，企业平均规模也从1991年的667.6万美元增长到1997年的925.4万美元[2]。可以说，企业平均规模偏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软件产业提升在开放性市场中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1 我国若干城市软件产业的企业平均规模
区域 杭州
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
销售额612.4
1915.3
726.4
1115.6
2760.1
人均产出
15.8
35.622.7
61.432.1
数据来源：依据2001年度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及相关数据整理。
在软件企业人均产出方面，我们可以对美国、印度、爱尔兰、中国的数据进行比较。美国2001年度按销售收入排名前10位的软件公司，人均产出中值为22.63万美元，最大值为53.14万美元，最小值为15.89万美元；人均利润中值为2.73万美元[4]。1993-1999年印度软件产业人均产出的平均水平为10626.17美元／人年[2]；2000年印度软件产业人均生产率据测算达35000～50000美元／年[3]（注：必须说明的是，国外研究中的数据在一些情况下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而略有差异。）。1991-1997年爱尔兰软件产业人均产出的平均水平为33.2万美元／人年[2]。在中国的产出率数据上，据Dehua Ju的统计，我国软件产业中软件开发人员的平均产出为25000美元，约为西方的1/7～1/8[1]。在我们所调查的杭州软件企业中（N=55家），人均利税均值为3.78万元，人均利润的平均值为2.06万元（N=50家企业）（注：在55家杭州软件企业中有5家企业只提供了利税数据而没有利润数据。）。由此可以看到我国软件产业的产出率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
此外，一些研究表明，软件企业的规模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见表2）。我们对杭州软件产业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见表3）。因此在推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政策指向就是在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积极扶持规模化的本土领先软件企业，以充分利用软件产业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表2 印度软件产业：规模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单位：美元）
年份
小企业（＜250人）大企业（＞250）
均值差异的
样本数
人均产出
样本数
人均产出
T检验值
均值
均值
199531 19010 24 286701.96
199639 22190 25 304601.84
199739 19850 25 270501.61
199939 22890 25 337102.28
数据来源：文献[2]，1280页。表中数据是按照1997年公司规模进行分类统计的。
表3 杭州软件产业：规模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单位：万元）
产出指标
小企业大企业 均值差异 均值差
（2001年）
样本
人均产
样本
人均产
T检验值
异显著
数
出均值
数
出均值
性水平
人均销售额
41
17.625
14
65.795
-5.717
.000
人均利税
41
2.061
14
8.816
-6.348
.000
注：表中数据来自对杭州软件企业的调查（N=55家）。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划分是以样本企业2001年平均销售额（3966.9万元）为分界线。
2 软件产业的人力资源问题
研究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软件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员流失率较高一直是一个显著的现实。Bagchi的研究发现，印度软件企业每年的人员流失率为20-30%；印度软件工程师平均拥有2年的就业经验，但平均有1.75次工作变动[5]。Moitra也认为印度软件产业的平均人员流失率大致介于12%-35%[3]。对我国而言，10-20%的人员流失率在中国软件企业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1]。从我们调查的杭州软件企业来看，近3年平均企业人员流失率为14.48%（N=51家）（注：在我们所调查的55家杭州软件企业中有4家末给出近3年人员流失率数据。），其中人员流失率低于10%的占29.4%，介于10-15%的占51%，其余19.6%的企业近3年人员年均流失率高于15%。
造成软件产业人员流动频繁的原因在很多国家都具有共性因素。一般而言，这些共性因素包括国内软件产业竞争程度的加剧，以及国外软件公司进入本土市场而形成不断增加的人力需求。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本国软件产业中劳动力雇佣成本及人力开发成本不断上升。
我们还必须着重指出的是，高的人员流失率对于软件产业而言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对于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软件产业而言更是如此：(1)对于软件产业发展的初期而言，面临着对具有一定经验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有着较大的需求，但此类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对于这些处于初创期的企业而言一般很难完全承担的，高的人员流失率将会使得人力资源开发成本在整个行业内进行分摊；(2)高的人员流失率将加速能力、技巧与管理方法在行业内的扩散，通过学习效应来推动软件产业总体水平的提升。
因此，为了解决我国软件产业目前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虑：(1)我国软件产业人力贤源短缺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总量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软件产业人力资源缺口主要是出现在高端的软件人才和低端的软件劳动力（也被称之为软件蓝领工人）上。与印度相比，我国软件产业在低端人力资源上的成本相对偏高（见表4），这使得软件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人力成本总体上升过快的趋势。在我们所调查的杭州软件企业中，企业人均年收入为3.22万元，软件开发人员的人均年收入为4.22万元。印度软件产业正是因为存在着软件蓝领工人的大量供给，所以在国际竞争中长期得以享有竞争性成本结构优势。(2)与此同时，软件企业必须在运作方式上作一些改变，尤其是对工作进行重新设计(job redesign)。也就是说，通过运用一些软件工程方法以及对工作和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去除一些不必要的环节，并相应地降低对人力资源的技能要求，从而在保证工作效率的情况下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这无疑将大大抑制软件企业人力成本的过快上升趋势，并有助于我国软件企业获取在国际软件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成本竞争优势。
表4 美国、印度与杭州软件产业人力资源成本比较（1997年）
国家／地区 美国（美元）印度（美元）杭州
（人民币元）
程序员
32500-39000 2200-2900 48000
程序分析师 39000-50000 5400-7000 72000
系统分析师 46000-57500 8200-10700 96000
数据来源：美国与印度数据取自文献[2]；杭州数据为业内人士经验估计值。
3 软件产业的R&D投入问题
1992年，美国前10家软件商在R&D上的投入占销售额18%，而日本为5%[5]。Chatzoglou和Vafeas对美国软件产业上市公司1980-1994年财务数据进行了分析（样本取自COMPUSTAT数据库，364家公司）。除了1985年和1986年，中位样本企业一直在增加R&D支出占总资产的比重，这表明，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新产品开发压力；产业进入壁垒也变得越来越弱。到1994年，中位企业在R&D上的投资为资本投资的3倍[6]。
在我们所调查的杭州软件企业中，R&D强度（R&D投入占销售额比例）平均为8.23%，营销支出强度为10.47%（N=49家）（注：在所调查的55家杭州软件企业中分别有6家企业未提供2001年度R&D支出和营销支出数据。）。总体而言，目前软件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强度相对还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目前许多软件企业即使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所提供的仍然是那些没有太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产品，它们很难建立起充分的市场进入壁垒，因此受到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软件企业通过成本竞争带来的压力，这就造成对市场营销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软件公司遇到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经常面临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尤其是那种基于行业应用的软件提供商，它们常常需要为产品开发和交付垫付大量的资金，这就造成企业普遍缺少充足的资金投入到研究开发中。据有关行业协会的调查显示，财务软件、CRP/CRM、电子商务软件等软件产品，垫付款占软件公司日常流动资金的份额普遍在60%以上，应收款问题的解决，软件公司往往依赖银行贷款，但是由此又产生了利息和还款压力[7]。根据一项调查显示，19.6%的公司抱怨资金缺乏阻碍了公司的成长。它们需要风险资本以及更为通常的银行贷款渠道[1]。
因此，政府部门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对软件开发投入提供财务支持与税收优惠，以提高软件企业进行研究开发的积极性。这对我国软件产业逐步培育和提升竞争力具有重要的长期影响。
4 软件产业的质量认证体系对产出效率的影响
印度目前超过175家软件企业拥有ISO9001证书；近50家拥有SW-CMM3级或更高级别的证书。世界上拥有CMM5级证书的公司中超出55%的在印度（全球47家CMM5软件企业中29家在印度），并且许多印度软件公司还拥有P-CMM和六西格玛(Six Sigma)。在我国所调查的杭州软件企业中（N=55家），只有45.5%的企业拥有ISO9000系列证书（N=25家）。而且正如Moitra所指出的，目前许多软件公司获取此类质量证书远只是被视为营销手段，而非真正着眼于质量与流程以获得商业卓越性和创新[3]。
不过总体而言，质量认证体系对于软件产业的产出效率依然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Arora等人对印度软件产业的研究发现，拥有CMM证书的软件公司与未经CMM认证的公司相比，人均产出水平显著要高（见表5）[2]。我们对杭州软件产业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见表6）。
5 软件产业的发展战略选择
由于印度软件产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获得的成功，一些观点认为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应该学习这种经验，采取出口导向型的软件产业发展战略。但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的过程寻找出中国软件产业与印度软件产业所面临环境和初始条件上的差异。
印度软件产业起初是从为欧美公司提供现场合同式服务(onsite contracting service)开始的；逐渐地随着产业发展转向为欧美公司提供离岸式开发(offshore development)，这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出50%。造成这种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软件开发人员在获得赴美签证上受到的限制[3]。印度软件出口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北美是其主要的出口市场，占总收入的62%。财富500强(Fortune 500)中有近200家在印度或者设立了研发中心，或者将开发外包给印度软件企业（这个数目在1999年为158家）。这当中包括德州仪器公司(Texas lnstruments)、Novell、甲骨文公司(Oracle)、北方电信(Nortel)、通用电器(GE)、康柏公司(Compaq)、三星(Samsung)、飞利浦(Philips)、LG、朗讯公司(Lucent)、BMW、空中客车公司(Airbus)等。
对于我国的软件产业而言，本土市场对于软件及其相关产品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一方面，我国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及其完善程度远远优于印度，这一点不论是从人均拥有的PC数量或企业拥有的PC及服务器数量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另一方面，在消费市场和工业市场均存在着对软件产品及服务的大规模需求，并且其增长速度在全球也是令人瞩目的。因此，与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过程有所不同的是，我国软件产业可以也必须采取本国市场与出口导向并重的产业发展策略。这将有助于我国软件产业充分利用在成本结构上以及在了解本土市场需求上的优势。一个正在显现的趋势就是，与国外软件公司在软件系统和平台上的垄断地位相比，我国软件企业在提供面向于特定行业应用的软件产品、服务与解决方案上具有较大的生存空间。
表5 印度软件产业：CMM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单位：美元）
年份非CMM认证企业
CMM认证企业
均值差异的
样本数
人均产出
样本数
人均产出
T检验值
均值
均值
199538 21310 17 275101.24
199646 22800 18 321101.89
199746 20130 18 291401.79
199946 23710 18 358202.74
数据来源：文献[2]，1280页。表中数据是按照1997年公司规模进行分类统计的。
表6 杭州软件产业：质量认证体系对人均产出的影响（单位：万元）
未经质量
通过质量
产出指标
认证企业
认证企业均值差异 均值差
（2001年）
样本
人均产
样本
人均产
T检验值
异显著
数
出均值
数
出均值
性水平
人均销售额
30
22.634
25
38.589
-1.742
.088
人均利税
30
2.512 25
5.302
-2.347
.023
注：表中数据来自对杭州软件企业的调查（N=55家）。
表7 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状况
年份
出口
总额就业人数
人均产出
（百万美元）
（百万美元）（美元）
1993-1994 330
557.9
90000
6198.5
1994-1995 485
825.8
118000
6998
1995-1996 734
1249.4140000
8924.5
1996-1997 1085 1765.8160000
11036
1997-1998 1800 2700 180000
15000
1998-1999 2650 3900 250000
15600
1999-2000 3900 5600 n/a
n/a
［估计值］
2000-2001 6300 8600 n/a n/a
［估计值］
资料来源：文献[2]，1269页。
6 软件产业的政府扶持与产业政策问题
事实上，软件产业的发展具有与制造业不同的规律，政府在推动本国软件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同时，不能将制造业的产业政策经验简单地直接应用于软件产业发展上。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日本软件产业发展历程的回顾中看到。
尽管日本在半导体、电信设备、计算机硬件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甚至在游戏机软件以及生产应用型软件（如机器人软件）上也具有较大优势，但在计算机软件上的却始终未能建立起相应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在推动软件产业的发展上曾进行过一些较大规模的努力：(1)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产省设立了“超高性能计算机项目”(1966-1971)，并针对其软件发展需要建立了由NEC、富士、日立、日本产业银行(Industrial Bank of Japan)共同投资的日本软件公司(Japan Software)，但1972年宣布破产；(2)为推动中小独立软件开发商的发展，1970年日本通产省成立了信息处理促进协会（Information Processing Promotion Association，简记为IPA)，由IPA组织了软件模块项目(Software Module Project,1973-1975)和软件生产技术发展项目(Software Produc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 Project,1976-1981)，但由于资金资助不足以及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缺乏使得计划未能达到预期效果[9]。
Anchordoguy指出日本“赶超体系”(catch-up system)的制度安排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9]。日本通产省(MITI)在制定软件产业政策时，其主要重点仍然是放在推动大型纵向一体化计算机公司的发展上。但由于这些公司更为关注的是公司的硬件业务，这就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1)公司的经验和技能积累都主要是建立在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反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上，而这种做法在软件产业的发展中却存在一些局限性；(2)这些大公司在发展软件业务时其目标主要放在促进硬件业务的市场垄断优势，因此纷纷采用了与公司自身硬件密切相关的、缺乏兼容性的分立软件标准，这大大限制了软件产业的发展；(3)以大企业及银行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使得企业家精神和风险资本较为缺乏，而这些对于发展软件产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对于那些新创立的软件企业，即便日本通产省下属的IPA协会为其贷款提供95%的担保，但银行仍然在提供贷款资金上缺乏积极性。
通过政府采购来扶持和引导本土软件产业发展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对于处于创业初期的软件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逐步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来推动软件产业的本土化发展。我国2001年政府软件采购额为40亿元，占软件总体市场的14.1%。在这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来扶持和引导我国软件产业的结构调整、规模化发展与产业升级。
政府在软件产业知识产权保护上建立更强有力的机制，对于软件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据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日本使用的商业软件中约有67%是盗版的（美国为35%），这造成了日本每年大约20亿美元的损失，与日本1997年计算机软件市场规模110.2亿美元相比，损失相当于18.2%[9]。而且这种状况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反软件盗版组织商用软件联盟公布的报告显示，2001年全球盗版软件的平均使用率从2000年的37%上升到40%。其中，亚太地区盗版软件平均使用率为54%，西欧地区为37%，北美地区为26%[8]。据人民日报的一项调查显示，26%的中国软件公司认为软件的非法复制、分发和安装是其软件开发的最大阻碍因素[1]。盗版造成的损失限制了公司在开发软件产品上的投入，从而使得软件企业在发展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上存在着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
7 关于软件出口联盟的讨论
大多数国家在发展软件产业的过程中，都对推动软件产业出口和国际化发展非常注重。1991-1997年爱尔兰软件产业的年均出口比重为93.46%。以色列软件产业的出口依存度1991-1997年平均为29.26%，并且在此期间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从1991年的20.37%上升至1997年的41.54%[2]。印度则采取了出口导向与软件产业规模化发展并行的做法。在印度最大的软件出口企业中，前5家软件公司出口为11.4亿美元；前10家为16.3亿美元；前20家出口为21.4亿美元[3]。相比之下，我国软件产业目前出口相对较少，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促进软件出口以拉动本土软件工业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就成为我国软件产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表8 我国各主要城市软件产业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
区域杭州
北京
上海广州
深圳
比重［2001年］
1.45%
2.27%
11.51%
2.96%
9.75%
数据来源：依据2001年度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及相关数据整理。
国内一些软件产业较为发达的城市纷纷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出口联盟”就是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的。2001年，北京软件产业基地组建了以中软总公司为核心、9家企业加盟的“中软系列北京软件出口联盟”。2002年6月，北京软件产业基地在借鉴中软系列出口联盟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以方正数码为龙头的“方正系列北京软件出口联盟”，并在美国设立窗口机构，以软件产品出口为主攻方向。2002年1月27日，润通集团、恒生电子、信雅达软件、新中大软件等18家杭州软件企业及浙江大学、杭州电子工学院、杭州商学院等高校组建了杭州软件出口联盟，以期共同开发海外市场，为杭州软件产业的外向型发展提供良好基础。
但从我们对杭州软件产业的调查情况来看，杭州软件出口联盟远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杭州软件出口联盟”最初设计的运作模式是以联盟作为整体进行海外接单，然后在联盟内部实行分包，最终通过整合来完成市场定单。这种运作方式在实行中出现了如下一些问题：(1)承接海外软件定单要求每个参与开发的软件企业具有与国际接轨的软件开发模式和技术，然而联盟中大多数软件企业都缺乏开发国际化软件的经验，难以在商务谈判和软件开发过程中与国外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合作。(2)参与软件联盟的成员企业需要建立起彼此之间能够整合的软件设计和开发的标准化模式，然而目前的现状是成员企业在开发能力和管理模式上水平参差不齐，很难高效率地完成大规模的软件开发合作。(3)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软件联盟在运作中成员企业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矛盾尖锐。由于联盟是一个自愿参加的非经济实体，其松散的结构导致成员企业之间在成本分摊和利益分配上产生较大分歧。(4)联盟运作中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成员企业之间的技术秘密与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因为成员企业彼此之间既存在合作又存在着竞争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软件企业需要逐步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通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软件质量认证体系和管理体系来推进联盟内成员企业之间的合作效率，以及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合作过程建立起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和信用，以及通过建立起合理的成本分担及利益分配框架和机制来维持联盟的稳定性，也是软件产业出口联盟在建立过程中需要有限考虑和设计的问题。
8 简要的结论
我国软件产业目前存在着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产出率偏低的问题，因此在推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政策指向就是在软件产业集群发展的同时积极扶持规模化的本土领先软件企业，以充分利用软件产业规模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我国软件产业在人力资源上的短缺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不完全是一个总量性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大量培养高端软件人才和软件蓝领工人，以及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平台来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从而相应地缓解或解决当前我国软件产业面临的人力资源紧缺以及人力成本上升过快的趋势。
在解决软件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方面，我们需要在银行信贷之外发展风险投资等特定资金渠道，政府部门也可以采取一些政策和措施对软件开发投入提供财务支持与税收优惠，以提高软件企业进行研究开发的积极性。
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指向上，可以也必须采取本国市场与出口导向并重的产业发展策略。这将有助于我国软件产业充分利用在成本结构上以及在了解本土市场需求上的优势。并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政府在推动本国软件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同时，不能将制造业的产业政策经验简单地直接应用于软件产业发展上，而需要依据软件产业发展的自身特点来有针对性地实施相关的产业扶持和引导政策。
收稿日期：2003-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