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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二十世纪汉语方言分区的工作到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正式出版之后已大体底定。这部地图集根据古入声字的演变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官话方言内再以“入派三声”的模式分为八区（中原、江淮、胶辽、北京、东北、冀鲁、兰银、西南），非官话则以古全浊声母的演变模式分为八区（吴、闽、粤、客、赣、湘、徽、平）。山西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立为“晋语区”，以与四周没有入声的官话区别。自出版以来，《中国语言地图集》受到海内外学术界高度的瞩目，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成为本世纪中国语言学界的盛事之一。
《中国语言地图集》仅仅根据两项语音标准就把汉语分成色彩鲜明、轮廓大体清晰的十大方言区，其成就得来匪易。十年来，学界对汉语方言分区的争论焦点有二：
首先是分区的条件。例如“晋语”鹤立鸡群于官话大区之上，与官话方言平起平坐，具备同等资格的江淮官话却归并在官话区内，难免引起不同见解。显见“晋语”立区之初虑有未周。这一争论激发了晋语区拥护者深入探讨晋语方言的共同特点，结果发现“入声音节两分”（温端政，1997）可以视为“东起太行山，西近贺兰山，北抵阴山，南至汾渭河谷”（刘勋宁，1995）这一带晋语方言的共同点。这一发现奠定了晋语的独立地位，至于要把晋语置于哪一层次就变成次要的问题。
徽语和平话分立为两个方言区在立区的考虑上原来可能是权宜措施。李荣（1989a）说：“徽语邻接吴语，方言复杂。 目前还只能说说徽语各片的性质。徽语的共性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最近，平田昌司等（1998）出了一部《徽州方言研究》，比较全面地调查了徽州各地的方言状况，他在介绍徽州方言的共同特点之后说：“徽州方言和严州方言有不少共同点，但其大多数在汉语东南方言中比较常见，不一定能当作‘徽语’的重要特征看待。”（页24）至于平话人口更少（立区之时统计只有两百万人口）。1993年在日本大阪，作者以平话问题请教李荣先生，李先生回答说：“那是备位性质。”也是直到最近，平话才有比较可观的方言报告（《参看《方言》1996年第3期）。 平话具备某些共同特点，立为一区至此已水到渠成。（张振兴，1997）
其次是合并的问题。《中国语言地图集》为汉语方言区划采取层级制（大区——区——片——小片——点），以便于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官话方言分布最广，因而单立大区的名目加以统之。从层级制的精神来看，事实上八个官话方言区可以进行归并。例如从见系二等文白读的情况着眼，官话方言大体可分为中原核心与中原外围（张光宇1992，1995）。又如从入声分化类的多寡，官话大区可以分为北中南三区：南方官话包括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包括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北方官话包括胶辽官话、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和冀鲁官话。（刘勋宁，1995）这两种合并虽然着眼点不同，但所获基本一致，这绝非偶合。
就整个汉语方言来说，《中国语言地图集》以有无入声把汉语方言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非官话就是东南方言。这种划分实际上寓有南北界划的旨意，只是划分条件可以稍加斟酌。笔者认为可以从南方方言梗摄三四等字的文白异读提出下列演变过程来解释南北方言的异同：（张光宇，1985，1987）
古代近代现代
北方*ia → ie→i
↓ ↓
南方ia（白）i（文）
南方的白读源自古代的北方，南方的文读源自近代或现代的北方。前者元音较低[-a]，后者元音较高[-i]。前者遍见于吴、闽、粤、客、赣、湘、徽等南方方言，可以看作是南方方言的共同点。
南北方言对举，一方面便于称述，另一方面也合于中国的人文心理和历史发展。除了梗摄三四等字之外，还有不少现象同样表明南北异趣。例如：（张光宇1995）① 日母读鼻音多见于南方，少见于北方。② 匣母读零声母多见于南方，少见于北方。③ “松虾”二字读阳平多见于南方，少见于北方。罗杰瑞（1988）曾列举十个条目说明南北有别。可见殊途同归，殆非偶然。
因此，从合的一面说，我建议汉语方言首先分为南北。具体说明如下：北方方言包括：晋语 中原官话 兰银官话 江淮官话 西南官话 北京官话 东北官话 冀鲁官话 胶辽官话南方方言包括：吴语 徽语 闽语 赣语 湘语 粤语 客家话 平话北方方言底下可以分为晋语和官话，官话可以再分为中原核心及中原外围。南方方言底下可以再分为近江方言（吴、徽、湘、赣）和远江方言（闽、粤、客、平）。
总结说来，上述两个争论焦点都是分区问题，只不过层级高低有别，着眼小大不一。虽然就寻找共性而言，在若干方言区上还有待进一步努力，但方言关系的探讨也广泛受到关注。就工作性质说，分区是求异去同以便严格界划，关系是求同去异追踪历史渊源。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实系历史的产物。方言分区和方言关系可说是一体之两面。官话方言从中原核心向外围扩散的历史比较短，多半发生在明清两代，追迹不难。东南诸方言关系复杂，历来有客赣、闽客、闽粤、吴闽、吴徽、吴湘几种方言的关系，以及吴语等方言与江淮官话的联系，其间的纵横交错关系犹待釐清。
贰
2.1 吴湘一体 桥本万太郎（1978 ）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提出吴湘一体的说法。他指出：“吴语和湘语曾经明显地构成同一个方言区，很可能后来在客家南下时从中间分割开了。”（余志鸿译1985:31）类似的说法袁家骅（1960:103 ）已有提示：“我们不妨把‘南楚江湘’看作上古时期的一个方言群或土语群，是‘楚语’的嫡系或支系，同时也是吴语的近亲。”虽然没有举例论证，吴湘一体只能视为假设。但是其间的关系不容否认。今天长江中下游沿岸仍可见到显著的方言相似点。举头尾两端的方言为例，除了浊音特质之外，苏州和双峰在下列一系列韵母的表现上几可说是同出一辙：蟹[,二][-a]，假[,二][-o]，果_[-u]，模韵[-
]，侯韵[-y]，鱼韵[-ie]。这种现象，既不见于北方方言也少见于南方的其他方言，这恐怕不能说是偶然。我们现在固然难以稽考这类现象是否上古时期传承而下，不过也不应忽视演变类型在地域上的稳固性。吴湘一体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其内涵实际上还包括徽语和江淮官话在内。我把这扩大范围的方言地理叫作“吴楚江淮方言连续体（dialectcontinuum）”。
徽州地区旧称“吴头楚尾”，地理上是个闭塞山区，方言却具通衢性质。目前，徽语还未见到色泽鲜明的共同标识，只能分片分点说个大概情况。不过，经由离析，并与邻近方言比较，徽语有一部分特点与吴语相近，有一部分特点与客赣方言类似。徽语的下列现象可以视为长江中下游某些方言的共同点：
①蟹[,二]“牌、街、鞋”在休宁、绩溪、黟县、祁门都念[-a]韵。
②假[,二]“马、茶、下”在休宁、绩溪、黟县都念[-o]（或[
]）。
③脂微入鱼。如康熙《嘉定县志》所说“归、龟呼为居，晷、鬼呼为举”（也就是止摄合口三等读[-y]）。在徽州方言有[-y]和[-ye] 等读法。
另外一些现象为吴徽方言所共有：
①儿化带鼻音尾：“刀儿”休宁音[ten-1]。
②再度行为用“添”置于句尾。“再吃一碗饭”在温州及徽州的休宁、黟县、祁门都说“吃一碗饭添”。（伍巍1988）
徽语和吴语原本相连成片，后来由于新移民的加入（主要是太平天国之后湖北、河南等地的移民进住），中间已被当涂、宣城、郎溪、广德、宁国等县的官话方言隔开。但在乡间仍有一条“走廊”可把吴徽连系起来。（孟庆惠1988）这条走廊就是下列点的连线：宣城东北乡（金宝圩）——当涂县大官圩的东南部——高淳县西南乡。
徽语和吴语（尤其是南部吴语）的关系起于何时？有一种说法追溯到“山越”。《史记·东越列传》云：“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越人途中经过徽州，有一些就此定居下来，成为《三国志·吴书》中所谓的山越之民。虽然当时北上的越人带着什么样的吴语到徽州并不清楚，但是新安江流域古来即为吴徽通道，南来北往的商旅和移民促使两地方言相近，应非徒凭想像。
江淮之间的语言本属吴语，鲁国尧（1988）勾稽史实论证最详。这里仅举一例。《左传》哀公十二年：“秋，卫侯会吴于郑，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卫侯在他的扣留地（今泰州以东一带）学会夷言即吴语，令华夏的人惊奇，因而留下记载。鲁国尧（1988∶205 ）谈到通泰方言古今变迁时曾提出如下的看法：
江淮之间本为吴语区，直到四世纪，北方方言将吴语逐退至江南武进、常熟一线。但这一带的官话方言具有吴语的底层，千百年来，由于通泰地区僻处东隅，因而保留了较多的古代语言的特点，包括吴语的底层，所以现代通泰方言与吴语近似之处不少，如韵母单元音化，阳声韵尾的丢落使元音鼻化，山咸摄的一等和二等元音有别。
除了上述吴语特点之外，通泰方言实际上含有古代北方移民的方言色彩和近代、现代文读系统的影响。吴语底层成分的多寡随地而异，例如“家”字在南通白读
，文读
，泰兴、如皋、泰州、扬州白读
，文读
。就假摄二等的文白层次来说，南通的
相当于吴语的白读。吴语“家”字可分三层：
，
，
。中间一层的
是旧文读，有的方言旧文读已经取代白读成为白读现象。“在”字在泰州方言有文
、白
两读，其中的单元音就是吴语底层的反映，不送气音是向近现代北方话靠拢的结果，送气现象源自四世纪北方移民的方言。总之，作为吴楚江淮连续体的一环，通泰方言原属吴语，由于两次北方方言的冲击改变了通泰方言的形貌。
2.2古南方话 罗杰瑞（Norman 1988）在《汉语概说》中提出“古南方话”（old southern Chinese）的假设，以便解释闽语、客家话和粤语的一些共同点，部分吴语也在其内。他说：“这些方言古代相似的程度远甚今日，可以视为具有某种共同历史渊源。”其理由如下：
轻唇读同重唇 这种现象在闽方言例证最多，客家话次之，粤语则在最古一层的词汇也有反映。
见组声母颚化 汉语语音史研究显示，舌根声母的颚化历经两个阶段。较早一个阶段是分化为中古时期的见组和章组。较晚一个阶段即中古见组到现代方言的变化。前一个阶段的变化影响遍及所有汉语方言，只有闽语少数例字犹保存舌根音念法（如“痣、齿、枝”以及当动词用的“指”）。后一阶段的变化只有闽、客、粤及南部吴语未受波及，其他汉语方言都受到影响。
上古歌部字在闽、粤、客方言都有古音[-i]尾的遗迹：粤语“舵”
，客家话“我”
，福州话“破”
。
“毒”字在闽、粤、客方言都有动词、名词两种说法：
古南方话的时代背景首先是依逻辑过程推演，其基本出发点就是高本汉（1954∶216）关于汉语方言与《切韵》关系的学说。 高的说法是：“现代汉语方言，除了闽语之外，都从《切韵》演化而来。”罗杰瑞（Norman 1988∶222）说：“闽语中含有许多《切韵》时代以前的成分，这表明公元前二三世纪那些方言已被带到南方。”前一句与高本汉若合符节，后一句则系进一步推演。既然粤语、客家话与闽语关系密切，已知闽语的时代背景早于《切韵》，那么古南方话的共同渊源也应早于《切韵》。然而早于《切韵》不免空泛，于是他试图把时代背景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他所能找到的只有秦始皇南下的军队。公元前二二五年，秦始皇派兵南征百越。公元前二一八年，越人反秦，屠睢奉命率五十万大军征讨，兵分五路。《淮南子·人间训》上说：“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郡，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
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往往并不相等，这一点考古类型学的实证研究已累积可观的例证。如依上述逻辑过程推演，北京话也不乏早于《切韵》的成分。例如“鼻”字北京不读《切韵》的去声（毗至切）而是来自入声（可作毗质切）。事实上其他大多数汉语方言鼻字读的是毗质切，恰恰只有根源于古南方话的闽、粤、客读毗至切（闽语两音并具）。这个现象应非巧合，适足以说明逻辑过程的推演不具说服力。根据历史比较法所得的汉语语音史研究成果，论及年代只能取其“相对”值。从这一观点检视古南方话的理论基础不免疑窦重重。
非组读如帮组在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是南多北少。最多的是闽语，其次是客家；到了长江中下游则以吴湘方言比较显著，徽语、赣语次之，这一带的方言以徽母读如明母最普遍，奉母敷母次之，非母最少。面对这种分布状况，方言史研究者的难题在权衡“质”与“量”之轻重。以质为重则北方方言与闽客同其古老，以量为重则当如古南方话论者所说。从古今南北的关系上说，这一类现象悉如梗摄三四等。汉语史上北方新起的现象往往向四面八方辐射，邻近的方言先遭波及，鞭长莫及的方言才可幸免，三山一海的福建，以及遁入山林的客家先民居地能够相对保存古代方言面貌，主要因为封闭地理所致。这一事实只能说明闽客方言比较不受北方后起事物（轻唇发音）波及，岂能得知年代绝对值？
就历史过程而言，古南方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二三世纪，试图以秦服百越为其渊源。可是中国历史发展表明，福建与中原一带建立密切联系的时代稍晚。如以《淮南子·人间训》所说秦兵驻守之地观之，则进入福建只能从西南两面望北行。这一点从地理形势来看可能性不大。有史可考的移民路线都说明福建先民系由北南下。因此，古南方话假设所指陈的共同现象在年代序列上比较古老是对的，但是古老到“粤若稽古”渺不可知的秦代语言则无从证实。它所涉及的层面对前人学说处处冲击，例如联系闽客而断绝客赣，实在值得深研。
总起来说，吴湘一体和古南方话两种假设都是方言关系的学说，两者涵盖的地域都很广，只不过前者偏北，后者偏南。这两种学说把现代方言所见的较古特征的共同点视为自古而然，而不涉及递嬗之迹，可说是一种“静态”的描写。方言关系的另一面宜从“动态”的角度观照，也就是结合移民史、汉语史去加以勾稽。这是汉语方言分区之后呈现的新课题。
2.3 客赣方言关系目前， 关于客赣方言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罗常培（1958 ）所提“同系异派”， 另一则是罗杰瑞（1988）指陈的“关系肤浅”。
罗常培在研究江西临川话之后列举了七项临川和梅县方言的共同点：
① 古浊声母一律变送气的清塞声。
② 古晓匣两组的合口变[f-]。
③ 保存闭口韵尾[-m]，[-p]。
④ 咸山蟹三摄在见系声母后残余一二等分立的痕迹。
⑤ 鱼虞两韵的精组、见系、来组字变[-i]。
⑥ 侯韵读
。
⑦ 庚耕清青的话音读
。
综合这些方音特点和客家先民迁徙的路径，他认为一部分江西话可以代表第二期客家所遗留下来的语言。（罗常培1950∶170）
罗杰瑞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举六点为证：（1988∶223）
① 上古歌部字，客家有[-ai]，赣语只有[-o]或
。
② 否定词形式，客家跟闽粤一致，赣语则跟北方话一致（用“不”表示）。
③ 禽畜雌雄，客家用词尾加接法，赣语则接词头或接词尾兼而有之，显然赣语受北方话影响较大。
④ “儿子”的说法客家独一无二，赣语则和湘语、粤语相同。
⑤ “鼻”字在赣语读入声，客家话读去声。
⑥ 系词客家话用“系”，赣语用“是”。
罗常培联系客赣方言，以语音为凭藉；罗杰瑞区别客赣方言，以词汇为基础。两说所列条目旗鼓相当。此外，罗常培重视族谱文献，以客家迁徙的踪迹支持其客赣方言关系的看法。罗杰瑞（1988∶222 ）认为族谱文献虽然指出一部分客家人口源自北方，但这和客家话的根源无关。客家话的根源是二三世纪已存在于华南的古南方话，而不是四世纪移民南下带来的。
沙加尔（Sagart 1988）一方面承认客家话和赣语有关， 另一方面也认为原始客家话系经由与东南沿海方言接触造成的结果。大致的情况是：汉至初唐的早期移民形成了原始北部赣语，现代北部赣语直接导源于此。晚唐至宋的晚期移民在原始北部赣语的影响下形成了原始南部赣语，此后发展成现代中部赣语。原始客家话是早期东南沿海方言与原始南部汉语接触的产物，现代客家话就是从这种原始客家话发展而来的。沙加尔用“接触”来解释客家话与其他东南方言的共同点，而不用“同源”去概括，也可说别树一帜，颇具特色。
鲁国尧（1994）不但肯定罗常培客赣方言关系的论点，还把江淮官话通泰方言包罗进来，认为其共同渊源是南朝通语。他的语言例证是下列两项：
客、赣和通泰方言都有两个入声调，而且阳入调值高于阴入调值。例外只有南昌。例如：
古全浊声母在客、赣和通泰方言今读送气清音。例如：
梅县
华阳临川南昌南通泰州
田t‘t‘ t‘ t‘ t‘ t‘
跪k‘k‘ k‘ k‘ k‘ k‘
白p‘p‘ p‘ p‘ p‘ p‘
他的说法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客家先民从中原迁至长江流域，生息繁衍，子孙后代操的就是南朝通语。其后再度南下，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色彩的客家话。至于现代江淮方言则为南朝通语的嫡系后裔。赣方言既如罗常培所说与客家系出同门，则其渊源亦当来自南朝通语。
2.4 闽客方言关系
除了古南方话假设理论建构所提的共同点之外，罗杰瑞（1988∶239）另提三项方言例证联系闽客方言。
古知组读如端组。例如：
次浊声母读阴调。例如：
闽客共同而不见于其他方言的词语。例如：
其中第
项“次浊声母读阴调”立论比较牵强，因为福州、建阳、揭阳都读阳调，只有与客赣关系较密切的邵武合于条例。这个问题关系到罗杰瑞古闽语重建的独特见解，一般读者恐怕难免感到一团雾水。即使拿掉这一项，闽客方言关系密切仍无从否认。从较大的格局上看，闽方言中古全浊声母的演变含有两大类型，其中一个类型与客家话相同。从较小的格局上看，闽方言中凡一字有两音的，其中一音往往与客家话一致，不论文白。例见后文。
作为古南方话的一环，闽客方言关系应属自古而然，本应放在“古南方话”一节合并讨论。但就汉语方言学而言，闽客关系新建，对传统的客赣关系不免造成冲击。到底是自古而然还是别具递嬗之迹，值得当作一个新课题看待。
2.5 吴闽方言关系 自罗杰瑞（1983 ）“闽语中的古方言词”以来，吴闽方言关系的论述不数年已蔚为大观。这是东南方言关系中继客赣方言之后学界瞩目的焦点。底下举几个例。
《切韵》同摄三四等在汉语方言当中只有吴闽方言还有区别。吴语见于浙南咸山两摄，三等元音较高，四等元音较低；闽语不限于咸山两摄，三等读[ia]，四等读[ai]。
咸山两摄三四等在吴闽方言都有高元音一读
。这个现象遍布吴语全境，在闽语则主要见于闽南。
第三人称的说法，南方方言一般只用“渠”，只有吴方言“伊、渠”并见。闽方言多用“伊”。
“麻餈”这个以糯米蒸熟后捣碎制成的食品名称，在中国境内主要见于吴闽方言区。
关于吴闽方言关系，周振鹤、游汝杰（1986）认为：“闽语的主要渊源应该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吴语，因为福建的汉人主要是这一时期开始从江浙一带迁入的。他们带来的这一时期的吴语与当地闽越语言经过交融后，逐渐形成与今日吴语大不相同的闽语。”（页15）“吴语历史虽然最为久远，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最古老。因为三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北方话的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页38）他们的看法用公式表述就是：闽语＝古吴语+闽越语，吴语＝古吴语+北方话。有人把他们的推论简单化，认为“南北朝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当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祖先。”（丁邦新1988）后一段结论令人想到鲁国尧（1988∶200 ）“通泰方言是三四世纪汉语北方话的后裔”的说法，实际上难以相提并论。
总起来说，东南方言关系复杂，难以一言而尽。假如我们把上文列举的各种各样的方言关系贯穿起来，东南方言之间可以说是盘根错节、交织成片。这还只是故事中的一部分而已。假如我们不以南方方言为限，把触角伸向北方，关系网络无疑将更壮阔。事实上无论从民族迁徙还是从方言关系上说，东南方言中纠缠不清的关系都宜尝试连结古今南北合而并观。从客赣、吴闽、闽客三种方言关系的探讨，不难发现闽客方言实为东南方言关系的枢纽。
叁
由北望南看，东南方言关系的脉胳可分为沿海和内陆两线。内陆一线包括江淮官话、徽语、赣语和客家话，沿海一线包括江淮官话、吴语和闽语。两线大体以天目山和武夷山为界。北端的通泰方言与两线各有关系，南端的闽客方言也纠结在一起。这样的关系脉络并非起于偶然，而是因为地理形势造就的移民路线逐步发生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的民族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移民运动。关于这一历史的文献车载斗量，难以尽述。罗香林（1933）在《客家研究导论》所述最为精简。他把当时南下移民分为三股：（页41）
秦雍（即今陕西、山西一带）等州的难民，多向荆州（即今湖北一带）南徙，沿汉水流域逐渐徙入今日湖南的洞庭湖流域，远者且入于今日广西的东部。
并司豫诸州的移民，则多集于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苏一部分地方，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边诸地。（下文简称司豫移民）
青徐诸州的移民，则多集于今日江苏南部、旋后沿太湖流域徙于今日浙江及福建的北部。
这三股移民的出发地，青徐偏东，秦雍偏西，司豫适居其中。移民路线显示，沿海的移民恒走沿海，内陆的移民多走内陆。为了便于讨论，底下把青徐移民的出发地叫作中原东部，把内陆移民的出发地叫做中原西部。
这个移民情况与汉语方言的关系是：
首先说明中原区分东西。汉语史文献表明，在西晋末年以前，华北偏东一带的方言往往比华北偏西一带的方言保守。例证一，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上古阳部所属的庚三字在中原西部已并入耕部，中原东部仍留在阳部。例证二，吕静（山东任城，今曲阜）《韵集》益石分韵，同时代其他地方的韵书益石合韵。例证三，吕静《韵集》同摄三四等大都有别，他地韵书多已合韵。古代中原东部的保守现象今天仍见于东南沿海方言。例如益石分韵（即《切韵》昔韵中的上古锡、铎两部字）在闽方言是
之别，在安徽太平（仙源）方言是
之别，在一般吴语方言则只有上古铎部来源字有较低的元音
，锡部字没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区别。三四等的区别，前文已经说过，只有浙南吴语和闽语还可见到元音差异：浙南是三等元音较高（如[-ie]），四等元音较低（如[-ia]）；闽方言的区别是三等
，四等
。
西晋末年以前的中原东部方言现象保存在现今东南沿海方言，上列两个样品也许只是共存关系中有文献可资参照的代表。这两个样品都和韵有关，可见如非具备实用意义（例如诗文押韵），韵书的作者可以略而不顾，闽语的十五音含有不少古音讯息：
①“岁”《切韵》心母（
），闽方言读晓母[h-]。
②“枝、指、痣、齿”（章组），“柿”（崇母），闽方言读舌根音[k-]或[k‘-]。
③“寒、猴、环”（匣母），闽方言也读舌根音[k-]或[k‘-]。这些早于《切韵》的现象如非来自原始汉语，至少也可推至上古汉语。古南方话论者用逻辑过程（历史比较法）推测历史过程，把闽方言中早于《切韵》的成分定在秦汉时代。这种比附并不恰当。古汉语成分既然今日犹可见到，它必存在于今日以前的任何年代。只有透过移民史我们才有办法知道较近真相的历史过程。这些声母现象虽然不见于《韵集》，但是从其保守态势观之，应当出自古代较守旧的中原东部方言。比较现代山东方言和闽南话，不难见到一些有趣的连系，其中“油炸馃”的分布最为醒目：中国境内把“油条”叫作“油炸馃”的方言主要见于山东方言、江浙吴语和福建闽语。这种地理分布从移民史路线看起来可谓顺理成章。
上述例证说明，非但吴闽方言关系密切，吴闽方言还与山东方言有关。这种关系只有从北人南下才能得到适切的解释。青徐移民南下较早的一批是随司马睿南下。西晋末年鼙鼓动天，兵荒马乱之际，琅琊王司马睿奉王室之命赴建康任镇东大将军，当时随睿南下的山东士族有千余家，其后有一部分北人再度南下，有的到达会稽、温、台，有的更远抵福建。这就是吴闽与山东方言关系的渊源。
从通泰方言望西到徽语，望南经过赣语到客家话，这一弯钩的地带对吴闽方言形成包围之势，共同具有古全浊变送气的语音特点。关于这项语音特点，如从逻辑过程推论，可能会作如下演绎：既然《切韵》拥有浊音声母，清化送气的方言现象又不见于《切韵》以前的汉语史文献，现代方言的同类现象只能视为各地自然生发，晚于《切韵》的变化。然而历史过程说的故事完全不同：移民路线表明，具有这项语音特点的方言都是西晋末年以来司豫移民驻足的结果，其特点当来自共同的古司豫方言。这个问题如同“鼻”字，北京以及中国绝大多数方言都显示来自全浊入声，但是《切韵》的记录却是去声。与其用“由去变入”来解释北京等方言读音的由来，不如假设入声一读为韵书所失收。事实上，古代司豫方言的特色仍存活于现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山西自古以来就是移民的输出地，“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散居各地移民的共同心声。从历史过程推论，古全浊声母在司豫移民南下以前已变作送气清音。
台湾客家话都面称“母亲”为“
”或“姐”（背称“
”且不论）。广东海陆和四县地区也如此。“”莫兮切，“姐”子野切，客家话分别念作
，这是客家话内部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语言特点。这项特点在山西见于南部的洪洞（含原洪洞与赵城二地）：
，姐
。（《洪洞方言志》把“”写作“默”，见36页）。此外，台湾新竹县竹北市六家庄的饶平客家话把“水”字念作
，悉如广东饶平（上饶）发音。同类现象还见于福建建宁、诏安（秀篆），以及龙岩地区的万安、双车、大池、永定、下洋、古田、上杭、武东、武平、湘店、军家、涂坊、新泉、四堡、姑田等地。江西吉水、宜丰、修水、弋阳等赣方言也显示共同倾向。这一语音现象的地理分布在华南相对狭小，但相连成片，特点相当突出，正与古司州辖境的山西南部洪洞、万荣、临汾、吉县、新绛、汾西、永济、运城的同类现象南北辉映。
徽语位于皖南山区，地理闭塞，语言上却具通衢性质，五色杂驳。作为古代司豫移民南下的中途站，有些人就在此安家落户，因此也不难看到徽语和客家话的关系。安徽绩溪方言以“行”表示走路（to walk），和闽客方言相同。细究起来，“行”（走）在闽方言念如三等（厦门
，福州
），客家话音同二等（梅县
）。绩溪话“行”
念二等与“耕、更、硬”同韵。“鼻”字在徽语不读入声而读去声：绩溪
，屯溪、休宁
。这些方言（除了黟县）都有入声，但“鼻”字都不归入声。有的方言（如祁门、歙县）古浊入归阳去，难以相提并论。但是像休宁，入声分阴阳而“鼻”字随浊去变入阴平，绩溪古清、浊入声合为入声一类但“鼻”字读阳去。“鼻”字读去声毗至切在汉语方言中以客家话内部最为一致，徽语的同类现象应是出自古代同一方言背景。
闽客方言关系密切，闽方言一字如有两音，其中一音往往与客家一致。例如：
古全浊声母的演变在闽方言兼具两大类型：平仄都送气，平仄都不送气。其中送气类型和客家话如出一辙。但从另一角度看，闽客方言又显现截然区别。例如：
房子 芳香锅修理
闽南厝芳 鼎修
客家屋香 镬整
闽客方言之间的异同可从移民路线获得理解。闽方言先民的中原背景以出自中原东部（主要是山东）者为大宗，出自中原西部（主要是河南）为小宗，他们的太湖流域生活经验为客家先民所缺如。上列例字中，“石”
反映中原东部来源（参看前文益石分合的讨论）。“盐”
反映太湖流域生活经验（参看宁波方言当腌制讲的盐字读音）。闽方言的中原西部背景，例证除了古全浊读送气之外，还包括鼻字读去声，以及恋字读
（参看洛阳
，安阳
和墓字读
（参看河南商城
）。例词中的鼎镬、芳香、修整在闽客方言分别严明，可能反映的是古代中原东西方言之差异。这些方言背景构成闽方言的层次现象，也是闽方言号称复杂难治的理由之一。
客赣方言的关系已如前述。事实上，客家话的方言关系中还有一环比较鲜为人知，那就是畲族所说的畲话。我认为釐清客畲关系有助于说明客赣方言关系。底下先说畲话。
畲话在华南的分布，最北见于皖南，最南见于粤中，多呈零星状态，比较集中的见于闽东和浙南。这些畲族人对内使用畲话，对外使用当地话。 唐以来的文献表明， 畲族早期的大本营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山区，现在的分布是元代以来渐次迁移的结果。从其对内对外使用方言的不同可以推断：畲族的汉化历经两个阶段，先经“客家化”，迁徙之后又“当地化”。客家人与畲族人的关系可分血统与语言两方面说。就血统来说，客家人是半汉半畲的民族；就语言来说，畲族人的语言被司豫移民的后裔所同化。畲族人在移民涌进之后，一部分已融入客家民系，另一部分保存畲族血统。今天散居各地的畲族人就是后一部分畲人的子孙，但其先民在早期住地与客家人混居，因而语言被同化。由于这一层关系外人不察，以致时生误解。问题出在畲人视客家为汉人，四邻汉人视客家为畲人，认同既出危机，不免因激愤而形成族群意识。客家人勤修族谱历数祖先迁移经过，门眉出示堂号彰显祖上中原郡望，家规族约定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忘祖宗声”，为的就在冀望外人幸勿以他族视之，客家乃汉人本色。客家以祖述中原为其认同对象，在语言上可获支持，可是在血统上如何抹去畲族因子？这是探讨客家人与客家话的主要关键。
由于这个缘故，我把客家话定义为一群具有同样族群意识的人所说的话，或者更简单一点，客家人所说的话就是客家话。原因有二：经过长期追探，学者们所发现的客家话特点实际上也散见于其他方言，例如通泰方言和赣语都有“浊上归阴平”的特点，如仅以次浊上归阴平作为客家话特点却又有辖字太少的问题。其次，在赣南客赣方言毗邻地区，百姓都能历历指证何村何地的人讲的是客家话。（颜森1986）难道他们因为知晓声调特色才作出指认？可能族群才是其主要凭藉。事实上，一般华南人民多以第一人称的说法或“什么”两个词语特点来指称客家人所说的话，因而随处可见“
话”和“麻介话”。客赣方言的差异不见于音系或演变类型，主要表现在词汇。前者透露同出一源，后者反映异地分居。异地分居之后，词语随地而异，赣语近江所受长江中下游方言词汇的影响以及后起北方话的影响远远大于遁入山林的客家话。这种随地而异的词汇差异在司豫移民落脚之处俯拾即是。
古代司豫方言作为通泰、徽、赣、客以及闽方言的共同背景（或背景之一），其地理类型特点是古全浊读送气。在这个大背景底下可能还有方言差异存在。例如“水”字读[f-]只见于客赣局部地区，显非全面如此，这些方言的先民可能出发地相同或相近。又如鼻字读法在古代司豫方言也许还可以分为去入两派，因此虽然声母都读送气，但客家话来自去声一派而赣语来自入声一派。这样或许可以较好解释其间的异同。
肆
总结言之，东南方言关系盘根错节，交错成片，头绪纷繁，问题复杂。虽然还有不少细节有待深入追踪，但是大格局在南北古今的映照下浮现相当清晰的画面。
西晋末年以来的移民运动是东南方言形成的主要历史背景。唐代诗人张籍在《永嘉行》所说“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信然有据。不但唐时南人犹操晋时语言，即便今日闽客方言还有西晋古语遗风。
西晋末年北人南下以前，江东及其近旁的吴语势力独大。北人“路过”江东，习染吴语，然后继续南下，成为吴闽方言关系的渊源。
闽客方言的差异可分两方面说：首先是西晋中原东西本自有别，其次是有无太湖流域生活经验。其共同点也可分两方面，一是共同承自古司豫方言，二是共同习染南方少数民族语言。
闽语的古汉语特征承自山东（或中原东部），客家话的渊源可与山西南部联系。可见古南方的假设不攻自破，根本上子虚乌有。同理，南朝通语的说法也岌岌可危。
同为司豫移民的后裔，“客家”独树一帜，只有从其独特的生活史背景去理解才可望窥知一二。客家是一族群名称而非地理名称。客家人祖述中原有其历史、语言与文化的根据，但其血统含有畲族因子也不容否认。客家人的中原情结海外甚于海内（台湾的客家杂志叫《中原周刊》，电视节目叫《中原客家》）正是族群意识浓烈的表徵。族群意识可以区别客家与其他司豫移民后裔，人如此，方言亦复如此。相邻的客赣方言虽然在语言上难分彼此，但在方言人民的日常生活之间竟似有某种界限，其理在此。
近代以来，北方官话势力向南延伸，早期的南方话特色逐渐消退。近江一带的方言首当其冲，态势更加明显。常州的所谓“蓝青官话”，南昌的所谓“撇官腔”，长沙的所谓“塑料普通话”代表南方话向北方话靠拢的趋势。这一类晚近透过文教势力向南传输进来的北方话特征不可与早期随移民南下的古代北方话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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