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公车上书》与《应诏统筹全局折》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局论文,公车论文,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戍维新变法时期，上书言事为康有为从事维新活动的主要形式。他前后七上皇帝书，其中《公车上书》与《应诏统筹全局折》是最有影响的两次。前者揭开了近代维新运动的序幕，后者则把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本文拟通过对这两书的比较，研究它们的异同，以加深对19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理解。
一
《公车上书》与《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同一时期的作品。前者发表于1895年5月，后者写在1898年1月底。19世纪末叶，中国资本主义已有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思想逐渐成为一种思潮。甲午战后，中华民族更处于存亡危急的关头，而且这种危急状态，又随着战后的割地、赔款、外国经济侵略的加深，变得更加严重。康有为在这同一时期给皇帝的两次上书，其大背景虽是一个，但详加比较，却仍有不同。
《公车上书》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一点在《公车上书》开篇就点明形势的严峻：“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缴械、献俘、迁民之说……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①]接着又叙述了台湾人民誓死不愿接受割台的诏书，并指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②]进一步阐明《马关条约》签订后将引起中国社会的震荡。可见《公车上书》是针对《马关条约》的签订而起草的救国方案。
《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在1898年1月底呈奏的。当时民族危机已是到了甲午战后的最严重状态：中国为筹措赔款，向各国大举借款，由借款又引起各种利权的被瓜分，1897年底，又有德国强占胶州湾之事发生，中国已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在此之前，康有为又有三次上皇帝书，且第三书已送达光绪皇帝手里，康有为又与帝师翁同和结下了不寻常的友谊关系，也正是翁同和，成了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言的重要桥梁。康有为的这三次上书，在当时的清廷朝野震动非常之大，以致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请光绪皇帝亲自召见康有为，并委以要职。这是清廷官吏第一次正式向光绪帝上书请求召见并任用康有为。当时，翁同和也竭力推举康有为，促使光绪帝决定传旨召见康有为，后虽因奕欣阻挠而未成，但康有为却获得了一次去总理衙门问话的机会，并借这次问话向大臣们系统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问话后五天，即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便撰写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奏折开头也指出当时形势的紧迫：“顷果有德人据胶之事，邀索条款。和议甫定，而英俄趋机邀索，应接无暇，山东复有命案，德使翻然，教堂遍地，处处可以开衅，诸国接踵，其何以堪之。职闻胶变……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言，海内震惺，乱民蠢动。……瓜分豆剖，大露机牙”。[③]当时的形势“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④]可见《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针对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狂潮而起草的紧急应付方案。
二
康有为每次上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请求光绪皇帝变法维新。《公车上书》和《应诏统筹全局折》表现得尤为突出。
《公车上书》和《应诏统筹全局折》都大谈变法之理。前者从哲学上论证：“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⑤]进而提出应改变传统的政治观念：“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强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⑥]还引《易》经“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观，引董仲舒“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的改革观，并引用清代的历史说：“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若使仍以八贝勒旧法为治，则我圣清岂能久安长治乎？”“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⑦]康有为运用哲学上的变易观、政治上的改革观、历史上的变革的事实，证明他主张变革的思想合乎哲理，本于先贤，也为清代变革的历史所证明。康有为要求变法的强烈心情真是溢于言表！
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康有为同样把他的要求变法之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也引用古代经典说：“用新去陈，病乃不存。故新则和，旧则乖；新则活，旧则板；新则疏通，旧则阻滞；新则宽大，旧则刻薄。”（《大学》）[⑧]他还引中外历史说：“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世祖章皇帝入关，即大变太祖、太宗八贝勒、八旗之法，以维新垂制矣。近俄与日本、暹罗，变政维新，遂以避地自强矣。印度、土耳其、埃及、守旧不改，遂以削地灭亡矣。”[⑨]他还根据当时的形势惊呼：“若不及时变法，数年之后，不能立国”。[⑩]“故当今日而思图存，舍变法外更无他巧”。[(11)]
《公车上书》与《应诏统筹全局折》虽都大谈变法之理，但其所提倡的变法内容却不尽相同。
《公车上书》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12)]
“下诏鼓天下之气。”建议光绪帝速下三诏：一，罪己诏，以“责躬咎厉”，使“天下有望于皇上。”；二，求才诏，因为“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凡有睿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兵，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咸致死力，以报皇上。”三，明罚诏。“苟三诏既下，赏罚得当，兵气咸伸，天下必踊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之急。”
“迂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分析当时的形势是：旅顺、威海卫既为日本侵略军攻占，京师屏障尽失，并例举了历史上因没有定好都城而亡国的例子，建议迅速迁都西安，以远防诸国之联镳，近拒之胁制。
“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至百余万”。如果要练成百万精兵，便要进行“选兵”“操练”“选将”“购械”，只有练成百万精兵才能“以雪国耻”。
“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说，下诏，迁都，练兵，“皆权应敌之谋，非立国自强之策”。“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就当时形势来说，先要变通的就是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及教民之法。富国之法有六项：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和邮政；养民之法有四项：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也有四项：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和设立道学。此外，康有为还建议光绪帝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和改革官制。他要求使才馆以培养外交人才，派遣官吏出洋学习或游历以广见闻。
最后，康有为还向光绪帝建议“特诏颁行海内，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约十万户而举一人……名曰议郎”。“议郎”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中央及地方的一切重要兴革政令和筹饷事宜，均由“议郎”开会讨论，讨论结果交由政府各部执行，全体“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这种具有中国色彩的“议郎”制度，与西方议会制是相通的。这便是《公车上书》所提的改革方案。
《应诏统筹全局折》所提的改革方案，先是请求光绪皇帝“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谱”。[(13)]也就是学习俄彼得大帝“易装游法，学习船匠，变政而遂霸大地”，日本明治皇帝“步武泰西，乃至易服改制而雄视东方。”这两国皇帝当政之时，所处情况都与光绪帝近似。俄国遭欧洲摈弃，日为俄、美所战败。康有为进而提出日本与我国地势相邻，风俗相近，学习西方成效最速，要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变法纲领有三点：
“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日主以时见之，称旨则隶入制度局。”以此为模式，他请求光绪帝尽快做好三件事：
一，“择吉日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或御乾清门，下诏申警，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
二，“用南书房、会典馆之例，特置制度局于内廷。制度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布、游历、社会和武备等十二局。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
三、于“午门设待诏所，派御史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不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录用。这是《应诏统筹全局折》所提的改革方案。
显然，两书所提倡的改革方案是不尽相同的。《公车上书》所提的改革方案是很有针对性的，它针对的是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局势。“下诏”是为了改变《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惨局面。“迁都”“练兵”是为日后“不必割地”，“可以言战”。而“变法”是为“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变法内容所涉及的只是一些富国、养民、教民之法以及一些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的措施。内容偏重于经济，文化方面，政治制度的内容涉及较少。
而《应诏统筹全局折》则是在民族危机更进一步加深，维新运动进一步展开，以及康有为多次上书又与帝师建立联系及朝廷大臣问话的基础上写成的，所提的改革方案，更趋完备、系统。在关于中央政府的新政改革方面，最早提出了“特置制度局于内廷”的主张，并于制度局下成立法律等十二局。内容偏于政治制度方面。而制度局则具有资本主义内阁制的雏型，这也正是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建议，成为指导戊戍“百日维新”的变法纲领，这是《公车上书》所没有达到的。
三
《公车上书》与《应诏统筹全局折》虽属康有为同一时期的变法杰作，但其直接影响和意义是不一样的。前面我们已提到过，《公车上书》揭开了中国维新运动的序幕，而《应诏统筹全局折》则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涨。具体地说，《公车上书》集合了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愿，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极为罕见的爱国行动，尤其是对在科举场上艰难跋涉的读书人来说更为不易，他们能够毅然置功名利禄身家性命于不顾，冲破封建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汇集一堂，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这是一个了不起惊天动地的爱国举动。而当时各省举人在京会试结束后回乡，又很快把《公车上书》的内容、所宣传的变法主张传播到祖国各地，把维新运动推向全国。《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第一幕。
《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在接受清朝大臣问话后，光绪皇帝谕令各衙门嗣后康有为的条陈随时进呈，任何人不得随意阻拦或积压的情况下写成的第六书，一经呈，马上便递送到光绪皇帝手中。当时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深以为然，对世界充满竞争的大势更加明了，变法维新的意志则更加坚定，也正是康有为的奏折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建议，成了指导“百日维新”的变法纲领，从而把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注释：
（1）（2）（5）（6）（7）（12）《公车上书》（《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蒋世弟、吴振棣编）
（3）（4）（8）（9）（10）（11）（13）《应诏统筹全局折》（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