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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在苏联发生剧变和解体的同时，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已步入新时期的辉煌阶段。苏联的剧变及其解体，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以下简称苏联模式）曾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起过很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应归功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苏联的支持。毛泽东曾经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1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不可多得的。中苏两国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曾有过相似的国际环境，走过相同的道路，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及所犯的错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20世纪50年代，苏联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理想国。当时的苏联，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光辉榜样。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因为后来苏联模式将苏联送入坟墓而将其描绘得一无是处。苏联模式确实有它的历史功绩，也有它的辉煌时期。由于它具有高度集中与高度集权的特征，使它有利于实行宏观经济规划。从1928年到1940年的12年间，全苏联的工业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重工业年均增长达12%，从而迅速地建立起了相当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了卫国战争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之一；50年代初，东欧的建设速度也超过了西欧，“华沙速度”曾作为高速度建设国家的象征闻名于世。苏联模式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一个比较落后的沙皇俄国建设成在军事、科技、教育和经济等方面能够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大国，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尽管苏联模式曾经发挥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当它一经神圣化（实质即产生光环效应的僵化），就显得弊多利少。苏联曾以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家长的身份，压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改革。在他们看来，只有苏联模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与此稍有不同就是旁门左道，就有叛逆之嫌。这种模式的重大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苏联自身的霸权主义。这种霸权主义具有很强的侵略扩张性。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曾是对中国最具侵略威胁性的敌国。苏联这种僵化的模式不仅害了自身，也给那些照搬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巨大挫折和不可估量的损失。
苏联模式的失败，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苏联模式不完全相同，并从此越来越呈现出差异。但中国原有的那种计划经济的模式也与决策者和人民预期的结果相距甚远，特别是那种每隔七八年搞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不能建设国家，反而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目前，不但中国在搞改革，现存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在搞改革。这种改革是对苏联模式的辩证否定，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多样化的有益探索。
除了东欧那些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外，还有古巴的、朝鲜的、越南的社会主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情况千差万别，哪个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呢？应该说还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还在探索之中，尽管它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在哪里？从近期来说，就是“特”在既不同于苏联的模式，也不同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那种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模式；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看，它既不等同于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也不等同于列宁和毛泽东所论述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还“特”在没有现成的路可走，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没讲过，我们的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基于这些情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的世纪里，或者说在更加遥远的未来，仍然需要直面来自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风险，走一条勇于探索和创新的道路，以此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最普通，也是最重要的优越性，在于较快、较好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预见，较快而普遍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所追求的最重大的目标之一。
由于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总体状况还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向其他国家的长处学习。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我们觉得，邓小平所讲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际上包括了资本主义民主中某些具有全人类共同文明色彩的政治成果，譬如选举制度中某些行之有效的作法，权力设置和权力监督中的某些有益成果，法治的原则及其成果，新闻监督的某些形式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的。在社会实践中，科学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辩证、历史地扬弃，决非一概地排斥和简单的抛弃。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显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民斗争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罪恶本质的结晶。事实上，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某种计划性、福利国家政策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传统面貌，而这些都是与人民大众对社会历史的推动和与左翼政党的长期努力密切相关的。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果，已经显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容纳性和弹性。这与马克思、列宁见到的和论述的资本主义，已有了相当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能够正确地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将有益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经济方面如此，政治方面也应如此。
社会的发展表明，检验体制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的经济成果，还在于它的社会效益。社会的安定祥和及不断向前发展，这两方面缺一不可。目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不正之风，已成为社会主义事业肌体上的顽症之一。所谓腐败，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某些人用自己掌握的那部分公共权力为个人牟取非法的物质利益，诸如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等。社会不正之风的根本扭转最终还有待于党内根除腐败现象。腐败对降低党的威信、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作用非常巨大。之所以腐败给人似乎越反越多的感觉，就是应该多从根本上（如健全民主和法制）找原因。在新的世纪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要下更大的气力摘除腐败这个毒瘤。
在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政治体制改革将被置于更重要的位置，这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必须。这一改革将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应有的引导和保证作用。政治体制改革显然应该具备以下重要内容：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党“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注：引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人治”状态，改变“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现象，根本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党内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彻底废除实际存在的或变相存在的家长制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廉洁、高效，充满活力，为广大人民所衷心依赖和拥护。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经过历时22年的社会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新的世纪里，将会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为先导，加快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增强综合国力。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不能不明确这样的认识，这就是既不要“苏联的今天就是我国的明天”，也不要“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全力以赴地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以此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
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趋势
苏联、东欧的剧变，是否证明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中，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呢？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要对此给予了毫不犹豫的肯定，甚至断言21世纪是社会主义在地球上消失的世纪。似乎资本主义从越过柏林墙那一刻起，就在世间所向披靡了。深入分析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状况，就会清楚，他们的断言是靠不住的。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前提，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续增长。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好势头进行。另外，几乎是在全球范围内，许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左翼政党仍在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让社会主义思想为执政的左翼政党在本国所犯的实践错误负责，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谬误。苏联剧变的罪魁祸首是它自身的那些非社会主义本质的因素，或者说是貌似社会主义、实非社会主义的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与苏东剧变的原因相同，中国的经济曾停滞不前，也恰恰是因为在不同程度上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没有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应有的发挥。我们要在认清这些事实的同时进行深刻思考，以利吸取足够的教训，在实践中坚决摈弃那些过时的教条和僵化的模式，大胆地、创造性地总结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提高用以指导实践的思想理论。
新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主要依赖于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5个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发展状况。 特别是中国在苏联解体后，成了西方人士眼中的“唯一的共产主义大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状况如何，对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国际因素，特别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自身力量发展如何，或在议会选举中能否获胜、获得议席多少，也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尚处于不够发达的水平，所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本国经济文化，是其发展的重要特点。
越南和古巴先后在1986年和1991年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本国经济建设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另一方面是成功地抵御了苏联、东欧剧变对本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冲击。朝鲜改革开放起步最晚，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冲破原来的模式。金正日表示，朝鲜乐于将一切都对外开放，但将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朝鲜的经济仍然面临着很大困难，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改革开放这一点上，老挝走得最远。老挝人民革命党在1975年夺取政权以后，也曾照搬苏联模式，急躁冒进，着重变革生产关系，结果经济陷入困境，老百姓生活相当困难。1979年以后开始反省，1986年提出了“革新开放”的战略方针，随着“革新”的深入进行，只要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已经不考虑姓“社”还是姓“资”了。1997年，开始大搞私营化和股份制，国家主要用法律和经济手段实施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促使外资投向优势产业开发和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非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则放手私有化。（注：陶红：《老挝人民革命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实践》。《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1999年第1 期。）
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并非执政的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下，除少数垮掉外，大多数党都坚持了下来，有的党还有新的发展。可以预见，在新的世纪里，这些党的发展将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势头。
苏联解体对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不仅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改革，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在进行“革新”。就这一范畴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俄共、法共、日共可算是有相当实力的代表。
法国共产党1996年12月召开的二十九大通过的政治文件中写道：党的革新指的就是把个人的作用、把公民的参与、把民主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为社会和公民参与创造条件，而不是优先考虑工人阶级一家的利益。资本主义不能消灭，只能超越。大会正式宣布以民主原则替代民主集中制。法共称其观念变化是所谓“从传统的观念到现代共产主义观念”的发展。（注：齐建华：《超越传统—近年来法国共产党的革新》。《东方》1999年第4、5期。）
在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也并未因发生剧变而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东欧左派有两大基本力量，一个是社会党，另一个是较多地保留了原共产党传统的所谓“极左派”。不过，当前东欧的社会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没有理论的运动”，而“极左派”的理论已成为“没有运动的理论”。（注：金雁：《十年来的东欧社会主义思潮》，《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1期。 ）社会党在野时以竞选为中心任务，当政时则忙于政府事务与协调执政联盟应付反对党，无暇考虑什么思想理论问题。“极左派”大多社会基础狭小，年龄老化，它们的政治运动都很弱小，实际上已经“半社会党化”。它们在组织原则上，几乎都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民主化。有的宣称反对以“党的利益”来压制党员权利，有的承认党内可以有派，党员有信教自由。它们普遍放弃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等提法，在纲领中加上了自由、民主、人权和人道主义等内容，几乎都不反对议会民主。
从原苏联独立出去的那些国家，共产党是在剧变后重建和恢复活动的，它们都承认现行的政治体制。俄共1994年的党纲提要指出：“俄共主张非暴力改革社会生活。”俄共党章声明：“党和党的各级组织与机构将在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1996年5月明确指出：“俄罗斯将建立多党制和真正的民主制度。”这表明，俄共赞成多党制、议会民主、自由选举和三权分立。（注：王正泉：《独联体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4期。）
关于无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的道路，过去曾被作为修正主义严加批判。今天，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些共产党的“新”理论和新探索，其意义究竟如何，准确答案只能由实践得出，而这种实践是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历史时期，现在做十分准确的判断可能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比以往更具有探索性和多样化，不会再出现类似苏联模式那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只许照搬、不容合理改革的僵化模式。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这种新情况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助于社会主义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对我国来说，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较高阶段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苏联模式的失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困难、最动荡的时期已经过去，已进入了一个在困难中探索前进、谋求发展的新阶段，表现在新世纪的主要特点将是：
1、议会斗争的新尝试。 由于科技革命和经济一体化对全球经济的推动，世界形势与几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主义运动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再出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情况也将越来越少，社会主义事业将在一个漫长的探索中谋求发展。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获胜建立自己的政权，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的借鉴和尝试。议会斗争、通过和平方式掌握政权的道路，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将可能不再具有“叛逆者”和“资产阶级帮凶”的不光彩形象，甚至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合法“传承人”。
2、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各国国情的不同决定了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社会主义模式将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特点、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意愿来选择。充满活力、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繁荣的标志，也是新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趋势。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会再走“一条道路”、不再套用“一种模式”，更不会再搞“一个中心”，而是走上多样化、多渠道、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样的道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更是空前活跃的实践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
3、自身不断完善。根据以往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新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注重自身的不断完善，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将得到人民更加满意的完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较快地提高综合国力。只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质量提高了，事业繁荣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才能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两种制度的斗争中占据主动，从而粉碎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和“西化”、“分化”的图谋，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复兴。
4、和平共处，着眼未来。在新的世纪里，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出现的与以往不同的情况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与社会党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两大类政党和两大类社会主义之间，将有可能结束过去的“长期对峙”状态，从各自发展的需要出发，和平共处，相互合作，竞争发展；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将长期共处，“一球两制”将会存在几百年或更长时间。当然，世界并不安宁，霸权主义远未绝迹，特别是战争的阴影并没有消散，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战争的可能性有足够的认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对资本主义国家争取合作，避免对抗，是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最佳选择。（注：侯远长、柴庆云：《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5、全面发展，展现新貌。在新的世纪里， 社会主义国家将利用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取得全面发展，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较近期的任务显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科技，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比较远期的目标是：跨跃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进入较高阶段。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使人民群众享受到远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使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展示出来。
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趋势，邓小平曾从审视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作过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383页。）
在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要取得复兴，不单单在于社会主义事业符合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还在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搞好自身建设，这是必要的前提。我们今天虽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但它毕竟是初段阶段，还有很多不如人意之处，距离中级和高级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伟大导师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前景相比较，这条路不仅比原来预想的要长得多，而且出现很多始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但前途是光明的，相信通过全体人民的努力，包括我们每个社会主义建设者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努力，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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