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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情报科学的认知观
5.1 情报科学认知观的兴起历程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是20世纪70年代末正式宣告诞生的，以研究智能系统（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的工作原理为对象的、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人类学、神经科学的交叉领域中成长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29]。认知科学问世不久，情报科学领域中的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即敏锐地认识到认知科学对情报科学发展的可能贡献。如早在1981年，美国情报学家B.C.格里菲斯(B.C.Griffith)在探讨信息加工心理学研究的新发现对情报处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时，就曾指出：“在今后10年里，要想使情报处理过程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情报科学就必须采用或建立一门应用认知科学[30]。随后十余年的事实表明，西方情报科学界在认知科学的指导下，在情服检索领域已把注意力集中到情报检索过程的认知研究上[31]。
情报科学认知观的提出最早是在1977年。1977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情报科学理论与应用国际研讨会”，会议的直接目标即是识别情报科学研究的有关问题以及对它有重大影响的领域。在这次会议上，M.德梅(M.Mey)首次提出了情报科学的认知观。他指出，认知观的核心思想是：任何情报的处理，不管是知觉的还是符号的，都是通过构成了情报处理器世界模型的范畴或概念体系来进行的[32]。
国内学界所熟知的B.C.布鲁克斯(B.C.Brookes)被芬兰学者瓦卡里称为“情报科学认知观的第一个支持者和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布鲁克斯1980年前后提出的“情报科学基本方程式”，以及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为情报科学的发展所树立的“认识地图”和“体外大脑”的远大目标，是布鲁克斯对情报科学认知观的主要贡献。
N.贝尔金是使情报科学认知观得以深化和体系化的集大成者。贝尔金1978年撰文从认知角度探讨了情报科学的情报概念，其后至1990年连续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在1990年系统地总结了情报科学的认知观。当然，他最著名的理论还是“知识非常态状态”(anomalous state of knowledge,ASK)理论。
情报科学认知观发展历程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布伦达·德尔文(Brenda Derwin)。他以自己始于70年代末的对人类情报使用和情报系统的深入研究为基础，提出了“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进一步丰富了情报科学认知观的内涵。
根据文献[33]对美国NTIS数据库进行文献统计的结果，在80年代，认知科学已成为情报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并已成为情报检索、情报系统、数据库研究的重要手段。这表明，情报科学的认知观不仅在理论上有着创新价值（尤其是布鲁克斯的基本方程、贝尔金的“知识非常态状态”理论和德尔文的意义建构理论），而且在情报科学研究导向和范式转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萨拉塞维克敏锐地认识到情报科学研究范式从系统观走向认知观的转变趋势。他在199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情报科学再审视》中指出，情报科学原有的研究议程制定于五六十年代。在系统观支配下，情报科学的研究集中于应用层面上的有效情报检索问题和基础层面上的申农意义上的情报本质问题。而从7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识到并且相信，系统观不能再保证情报科学领域持续取得进步。与此相对的认知观则具有这种潜力，尽管它还处于形成阶段。情报科学认知观把研究导向从系统转向强调知识结构、人机交互、情报查询、人类情报行为等问题。另一位美国学者F.米克沙(Francis L.Miksa)也认为，在他所提出的情报运动范式框架内，情报科学的系统观正在向认知观转移。学者D.埃利斯(D.Ellis)在1992～1994年间，仔细研究了情报检索研究的物理范式和认知范式，其成果集中体现在文献[34]和[35]中。埃利斯的研究发现证实了前文所述格里菲斯1981年预言的准确性，体现了情报检索领域的研究趋势和认知观对于情报检索、情报科学的重大价值。
英格沃森从1987年开始撰文探讨情报检索中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认知范式，到1992年他初步完成了从认知角度对情报科学基本研究领域问题的探讨。他认为，情报科学研究的是用户获取情报的原因、系统存贮的各种记录、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的过程、情报使用和进一步产生情报的过程，据此他还划分出情报科学的5个核心子领域[16]。
1995年，丹麦学者赫约兰德(B.Hjorland)和阿尔布莱奇森(H.Albrechtsen)在JASIS上发表长篇论文《迈向情报科学的新地平线：领域分析》，对情报科学认知范式的影响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分析，并比较了认知范式与领域分析。
此外，1991年在芬兰举行的“情报科学历史、经验与理论前景国际研讨会”值得一提。这次会议在情报科学发展史上将会留下重要的一笔，这不仅是由于萨拉塞维克、英格沃森、米克沙、克罗宁(B.Cronin)、施拉德(Alvin M.Schrader)等众多知名情报学家的与会（共有17个国家的100多名代表），而且还由于它广泛地探讨了情报科学的历史演进、研究统计、哲学基础、领域探索、范式转变、理论构建问题、跨学科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情报科学的认知观，与会者们给予了高度重视。英格沃森在会议综述中称[36]，与会者均强调要加强对于情报传输中人的研究，要深入研究人与信息技术之间的交互过程。情报科学认知观把人作为研究的一个出发点，意味着要关注情报的意义及其语义和语用方面，人们在各自的情报使用和查询情形中怎样给情报赋予意义，以及这些对情报系统设计又有怎样的影响。因此，情报科学的认知观实质是关注主体（人）而非客体（系统）的一种研究范式。
5.2 情报科学认知观的代表性理论
5.2.1 布鲁克斯的情报科学基本方程式。作为情报科学认知观的第一个支持者，布鲁克斯认为，情报科学像所有社会科学一样，都密切关注着精神和物质过程之间或主观和客观思维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了理解这一关系，他从卡尔·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那里找到了合用的工具。布鲁克斯认为，波普尔提出的“世界3”，即由语言、艺术、科学、技术等所有被人类贮存起来或传播到地球各地的人工产物所记录下来的人类精神产物组成的客观知识世界，为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的专业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图书馆学家和情报科学家的实际工作可以归结为收集和组织“世界3”的人类思想记录并提供利用。在他看来，情报科学的理论任务可以归结为研究“世界2”（即人类精神状态的世界）与“世界3”的相互作用，在可能的范围内描述和解释这一相互作用，帮助组织知识（而不是文献）以便人们更有效地利用知识[37]。
布鲁克斯所持的情报科学认知观进一步具体化在他提出的基本方程式中。他把知识定义为“由概念间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种概念结构”，而情报则是这种结构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知识结构可能是客观的，也可能是主观的。布鲁克斯的基本方程式如下：
K[S]+△I→K[S+△S]
该方程式表明，在情报△I的作用下，原有的知识结构K[S]被改变为新的修改后的知识结构K[S+△S]。
布鲁克斯从他的基本方程出发，为情报科学的发展树立了“认识地图”和“体外大脑”的远大目标，并指出了这一变化的情报科学范式包括4个主要因素：①客观知识的组织；②数据公开化、方法客观化；③情报知识是存在于认识空间的、超物质的实体；④用新的定量方法研究认识空间[38]。从布鲁克斯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情报科学发展方向是知识结构的组织和活化理论，既涉及到客观知识结构，也涉及到主观知识结构。而且，布鲁克斯很清楚他的基本方程式并没有解决情报科学的问题，相反只是提出了问题，而解释这一方程式则是情报科学的基本研究任务。他声称，考虑人与记录在已发表文献中的客观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更多地了解主观知识结构，可能是解释前述基本方程式的恰当途径。
5.2.2 贝尔金的ASK理论[25][26][39]。尼古拉斯·贝尔金的情报科学理论体系是从寻找情报科学所需要的“情报概念”开始的，他并不试图解决情报的定义问题。他承认“情报是什么”这一定义问题殊难解决，而概念则是注视和解释现象的一种方式。适合情报科学需要的“情报概念”应具有以下条件：①必须指的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情境中的情报；②应把情报作为一种社会传播过程来说明。③应该解释被要求或被需求的情报；④应该解释情报对接受者的影响；⑤必须解释情报与生产者和使用者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⑥应该解释以不同方式呈现的情报的各种影响。
为了从认知角度提出他所理解的情报概念，贝尔金首先给出了一个辅助概念——文本。文本是传送者有目的地组织起来的符号集，意在改变接受者的概念结构。与文本直接相关的情报，被贝尔金指称为“能够改变接受者意像结构的任何文本结构”，“是生产者根据对接受者知识状况的了解，有目的、有意图地修正过的概念结构”。
根据上述“情报概念”，贝尔金以“情报与文献结构和意像结构的相互作用”为研究出发点，确定了情报科学的基本问题是“促进有需要的情报在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有效传播”指出情报科学关注的议题包括如下方面：①人类认知传播系统中的情报；②情报与情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③情报与用户之间的关系；④所需要的情报；⑤情报的效用和情报传递的效用。贝尔金在情报科学认知观支配下展开其研究时的三条思想主线是：①文献及其结构；②接受者的意像结构及此结构的改变；③情报生产者的意像结构以及如何构造文献结构。
贝尔金还提出了著名的知识非常态状态(ASK)理论[40]：用户之所以有情报需求产生，是因为用户认识到自己存在着知识的非常态以致于无法面对某种问题与情境；而且用户一般也无法精确描述需要什么来解决这种非常态。因此情报检索的目的就在于描述、理解和解决知识的非常态
贝尔金认为情报检索系统包括两种不同的层次，即语言层次和认知层次，分别对应于情报生产者和查寻者之间的不同类型的关系。如图1所示：
根据图1，贝尔金的ASK理论在情报检索领域中奠定了他所拟定的“情报检索认知沟通系统”(cognitiv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information retrival)模式的基础。这一模式可简约地表述为：情报接受者由于认知到自身存在着一种知识非常态状态，故而启动沟通系统，并将这种知识非常态状态(ASK)转化为可沟通的某种结构（例如，一个请求[request]），这种结构被用于在可以解决非常态的文本集合中检索某些文本。接受者解读这些文本以发现其内蕴的概念结构，这一结构则与接受者的ASK相互作用，此时接受者就可以决定其知识的非常态是否已完满解决。如果是，沟通系统就可以关闭；如果不是，沟通系统需重新启动，并以新的ASK作为其基础。
我们认为，贝尔金的情报科学认知观理论至少有4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贝尔金的ASK理论和“情报检索认知沟通系统”模式，被公认实际上代表了从认知角度出发的情报科学对象的硬核。
·由于使用“所需情报”(desired information)这一概念，他把情报科学的观念紧紧地与用户（主体）的观念联系起来，使情报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成为“某人需要使用的情报”。这就在观念上有一种从系统观到认知观（用户导向）的重大变化。
·贝尔金提出情报科学与情报生产者和用户的内在知识状态有关，为了在情报检索系统中促进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沟通，情报科学必须把自身的研究与生产者和用户的概念结构结合起来。这无疑意味着情报科学研究重心的倾斜，认知观的引入使以前并未受到重视的波普尔“世界2”中的对象和现象(objects and phenomena)受到人们真正的重视。
·贝尔金的ASK理论在情报检索领域中已经有了相当一批追随者。D.埃利斯博士曾指出，由贝尔金加以体系化的情报科学认知观，在与系统观的互补和抗衡中已取得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地位，尤其是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认知心理学等在情报检索领域的应用，更是突出了这种优势。
5.2.3 德尔文的意义建构理论。德尔文自7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其关于意义建构理论(sense-making theory)的研究。对意义建构理论的形成贡献良多的领域，根据德尔文本人在1986年和1989年两篇文章[41][42]中的陈述，主要是传播学和认知科学，而图书馆学和情报科学的有关理论，尤其是R.S.泰勒(R.S.Taylor)1968年提出的有关图书馆中问题磋商的经典理论以及贝尔金的ASK理论，对德尔文也有不少启迪和帮助。
德尔文称她的意义建构理论特别关注研究人类情报利用和情报系统的替代方法（相对于传统的系统导向方法）的发展。所谓“意义建构”，可以解释为“允许个人构建和设计自身时空运动的内部（即认知的）和外部（即程序上的）行为”。意义建构行为就是传播沟通行为，查询、处理、创造和利用情报就是核心的意义建构活动。意义建构是一个过程，而“意义”(Sense)则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它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许多可反映个人对情境进行解释的情况的其它影响因素，如直觉、观点、预感、效果反应、评价和问题等。因此，意义建构理论指的是一套理论、假设和方法论，可用它来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构建意义的过程。德尔文自己也指出，意义建构论首先且最主要地是关于情报本质、人类情报使用的本质、人类传播沟通的本质等的一套元理论假设和主张。
据文献[43]的研究，意义建构理论的核心假设包括：①情报使用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传递；②应该从用户而不是从观察者的角度认识情报的使用；③情报使用应被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恒定的状态。德尔文提出的意义建构三步模式，即“情境——差距——使用”(situation-gap-use)，被认为指明了情报需要（也即是意义建构）的本质：意义建构者在某一情境中停顿下来，由于某种差距的存在使其不能趋前（这种差距在情报需要的情形中是一个问题或问题集），而意义建构者有可能利用某种“桥梁”，把用户面对的“差距”填平。对于意义建构的过程、意义建构论的哲学基础、基本假设、相关性及其应用等，文献[42～44]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5.2.4 英格沃森的相关研究。英格沃森是情报科学认知观的一名有力支持者。他在此方面的相关研究和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他于1992年把布鲁克斯的基本方程式做了发展[45]。他以知识状态（知识结构）转变的方式把布氏基本方程式解释为包括情报的产生和接受在内。英格沃森考虑了个体从△I（情报）中提取并接受的潜在情报(potential information,PI')，还考察了在新的概念结构基础上新情报的产生(PI′)，当然PI′对其他接受者来说也是潜在情报。此外，英格沃森还把贝尔金的ASK理论引入进来，从而丰富了对基本方程式的解释。经过处理，布鲁克斯的基本方程式变成：
PI→△I+K[S]→K[S+△S]→PI′
上式表明，情报△I被理解为潜在情报PI，而△I又是由实际的知识状态K[S]（包括问题空间和不确定状态）来协调的，把已有知识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即K[S+△S]，其效果就是△S。知识状态的改变又会产生新情报PI′，对其它接受者来说它又是潜在的。不过，尽管英格沃森用新概念丰富了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但它还是太一般化了。有学者指出，只有把个人的情报查询和使用情况更精确地结合相关情境表现出来，才能使英格沃森修正的方程式更有用途。
其二，英格沃森以前文所述的贝尔金的基本假设为出发点，从认知观的角度提出了情报科学的有关概念和研究领域[16][36]。
英格沃森列出了情报科学研究的5个维度：首先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情报传播，如机构内的情报流和科学交流；其次是了解社会、具体人群或个人等情报需求的产生和发展，这实质是之所以需要情报的本质原因，如解决问题或满足文化和感情需要或者是为达到实际目标；第三是研究可改进情报系统中情报效果与质量的方法与技术，更进一步讲，是研究可促进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情报传输过程的理论与方法；第四是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及其在（文本）情报系统中分析和表达的形式，标引和分类问题以及R&D生产的测度和分布，都属于这一维度的研究内容；最后是探讨情报的相关性、使用与价值。图2是情报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示意图：
英格沃森认为上图形成了可描述情报科学子领域的一个框架，相关数字代表着上文所述的5个维度。情报计量学是对文字传播过程进行的定量研究，它关注的基本上是领域1和4的问题。情报管理，包括文本型和其它媒体型的情报检索系统的评价与质量，基本上关注领域3和4的内容。情报检索系统设计属于领域3、4、5的内容。情报检索交互关心的是领域2、3、4中情报过程的研究，而情报需求和用户研究处理的主要是领域2和5的问题。
5.2.5 赫约兰德等的有关研究。赫约兰德和阿尔布莱奇森1995年在他们非常出色的论文《迈向情报科学的新地平线：领域分析》[46]中指出，通过研究用户的思维行为，情报科学可以发现一些隐性的规律、原则或规范，并在情报系统的设计中使用它们，从而帮助用户提高其情报查询的质量；情报科学应用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意味着情报系统应该反映用户的主观知识构成，而不是某些客观现实，因为这将有助于用户知识的发展，对联机检索过程中用户思维过程的研究以及用户的其它认知过程的研究，应该是情报科学极其重要的研究内容。情报科学的认知观或曰认知范式，与对象范式(object paradigm)、传播范式(communication paradigm)、行为范式(behavioral paradigm) 均有差异，它认为“处理情报组织的最佳方式是研究人们的思考并且模拟那些思维规律”。
赫约兰德等还比较了情报科学的认知观和领域分析观（见表1）：
5.3 情报科学认知观的影响及其评价 论及情报科学认知观的影响，前文已有多处提及。贝尔金在1990年发表的文献[26]中指出，认知观可以使情报科学感兴趣的许多领域产生极其有益的结果；认知观可以充当情报科学各领域集成和相互关联的一个途径，从而为形成统一、有效的情报科学提供结构。
情报科学认知观可以形成情报科学研究的一种集成框架。它强调研究文献和人的概念结构、检索需要的情报对文献和人的相互作用等的重要意义。认知观的基本问题或基本兴趣点就是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的传播，虽然这是情报科学领域的一个经典性问题，而且其出发点也并不新，但它对现象进行概念化和归纳的方式是富有创新意义的，它试图重新界定情报和人类认知过程的努力也有创新性，而且显然也产生了新的富有前景的结果。可以说，认知观把情况科学的兴趣点从图书馆的围墙内转移到了用户的大脑中。
情报认知观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有能力把情报概念与本领域、其他领域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认知科学的许多领域都使用结构化的情报概念并对认知结构感兴趣，这意味着情报科学可以利用其它研究领域的结果、概念和方法并对其发展做出贡献。
情报科学认知观的影响还体现在有关的观念变化上。其一，核心的观念变化是“主体在他们所面临的情境中活跃地构建意义”。主体不再被视为情报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从情报中衍生自己意义的行动者。获取情报的行为实际上就是文本概念结构和主体概念结构在主体的意愿下进行的相互作用。对于情报概念的理解，也从把情报作为一种事物转变到把情报作为一种概念结构。其二，另一观念的变化是从系统到用户和从技术到人的变化。
对于情报科学的认知观，有些学者持一种批评态度，如佩斯雷、米克沙、弗罗赫曼(B.Frohmann)等，而其中又以弗罗赫曼的观点最为激进。在文献[21]和[47]中，弗罗赫曼指出情报科学认知观有以下不足：
·情报科学认知观的理论模型是源自于自然科学的，而这种模型的适用性如何还有待研究。
·认知观是一种理论帝国主义，它并不视自身为具体问题的一种局部理论，而自认为代表着情报科学的全部理论。
·弗罗赫曼批评认知观过于强调意像的具体化、表达的内在化和激进的个体主义等。
·认知观中没有包括社会这一理论维度，仅仅集中在用户的精神结构和个人的内在世界。
·认知观有着强烈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色彩，效率、标准化、可预测性、效果确定是认知观支配下情报科学最常用的关键词。
·认知观常以意像、模式、图像、知识结构和知识存储等若干概念来表征人类的认知世界，弗罗赫曼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表征客观世界。
·认知观过于突出情报科学专家的角色，认为情报科学关注的情报处理三角色（生产者、中介、用户）中，只有中介——情报科学专家——才拥有清晰完整的知识，是由情报科学专家来发现用户的“内在程序”或“意义构建过程”。并由他们来研究用户的“意像”、“世界模式”、“认知差距”或“内在现实”(internal reality)。由此，用户的情报查询行为变成了情报科学专家指导下进行的个人意像修补过程。
瓦卡里认为弗罗赫曼的上述批评中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说是情报科学认知观具有激进的个体主义色彩以及相关理论中社会这一维度的缺失。佩思雷和米克沙都指出，认知观的社会视野非常狭窄，很少或根本没有严肃地关注情报处理的社会方面，个体用户的社会情境和系统自身的社会情境都被忽视了。由于认知观在方法论上具有激进的个体主义色彩，所以情报结构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影响都未被认知观所重视。
在我们看来，社会维度的缺失不能不说是情报科学认知观的一个重大缺陷。微观的认知过程和意义构建的过程固然重要，固然我们都在自己的不同情境中构建意义，但是，意义构建又是社会性的和集体性的，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意义决非单纯个体的，它们是共同文化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性构建。为了构建意义，我们必须利用社会所构建的意义结构（也即是语义意义上的文本），而不管它们是书面形式的还是口头传播的。不同的机构和组织都在维护和复制着这些意义结构，而个体为了克服自身知识的非常态，必须使用由这些机构维护的共有意义结构以在不同情境中构建意义并修正他们自己的概念结构。个体选择不同情报源的决定是有社会条件的，个体的情报使用和机构的情报存取情境也都有社会条件。因此，对认知观来说，如何把社会结构集成到认知观的相关理论中，应该说既有重大意义，又是一个挑战。这将是认知观、乃至整个情报科学在将来的一个重要研究任务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