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项圈》中的文学意象及其文化符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项圈论文,意象论文,符号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11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IPAF)①的最终角逐中，沙特阿拉伯凭借长篇小说《鸽项圈》(Tawq al-Hammām,2011; The Dove's Necklace,2014)梅开二度，使国际文坛的目光再次转向阿拉伯文学版图中这一日益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海湾国家。与上一年度不同的是，此次得主拉嘉·阿莱姆(Rajā' 'Alam)是一位女性作家，她不仅是沙特阿拉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也是阿拉伯布克奖自2008年设奖以来首位荣膺此奖的女作家，标志着阿拉伯当代女性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并获得了阿拉伯主流文学批评界难得的认同。 在沙特阿拉伯年轻一代的作家队伍中，1970年出生的拉嘉·阿莱姆堪称本国文坛现代派的“急先锋”，并因实验手法而频频获奖。但是，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文学评论界对其实验创作却褒贬不一。他们公认拉嘉·阿莱姆实验写作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支持者强调其反叛的实验精神和高蹈的审美追求，反对者则称其创作晦涩难懂，“充满了‘贵族化’倾向，属于象牙塔内精英之精英创作，缺乏大众基础”②。但是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出发，会发现拉嘉·阿莱姆的实验创作与其一贯宣扬的女性解放主题是相呼应的。现代派实验手法兴起初期，对方兴未艾的沙特女性写作曾经是一个抑制因素，因为它本非传统女性作家擅长的领域；拉嘉·阿莱姆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坚定地扛起实验的大旗，意在打破文学实验由男作家垄断的局面，反抗男性在包括文学创作手法在内的一切领域的霸权。西方现代派元素与阿拉伯古典元素的并用、现实与非现实的交织、形而上的创作风格使拉嘉·阿莱姆成为本国乃至阿拉伯世界独领风骚的一位女性实验作家。 与埃及、黎巴嫩等较早开启文学现代化进程、对西方文论的吸纳较为循序渐进的国家相比，20世纪80年代的沙特文坛现代派几乎直接是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文学批评思想起步的，它追求文本的形式，并深受当时流行的“作者已死”这一源自形式主义的理念的影响，拉嘉·阿莱姆也不例外。受姐姐、画家和造型艺术家沙蒂娅·阿莱姆的熏陶，拉嘉·阿莱姆追求抽象化的布局和意蕴，其多数作品充满了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苏非神秘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历史、传说故事和神话原型隐喻，语言晦涩，思想深奥，谜团重重，造成受众的阅读和理解困难，由此遭到批评家的诟病。有学者直言：拉嘉·阿莱姆的实验手法是一种奢侈的小众艺术，实际无助于沙特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③ 也许是在上述的外界反馈下，拉嘉·阿莱姆的近期创作开始考虑雅俗共赏，在语言和风格方面做出了一定改变。尽管《鸽项圈》的写作手法依然复杂深奥，但故事的可读性变强，令人难以捉摸的文字游戏减少，而且语言依然保持了前期作品中的诗性美感。小说采用侦探小说框架，以一具无名女尸拉开了故事的整个大幕，但作者无意构造一部传统的侦探故事，因为侦探的框架仅通行于小说上部，且情节缺乏一般侦探小说的严谨推理，案件至全书结尾处也未水落石出。与之相比，小说中建构的一些文学意象更加耐人寻味，它们充满了罗兰·巴尔特所强调的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起到了所谓“文化符号”的功用。本文选取《鸽项圈》中三个主要文学意象，即案件的现场(艾布·鲁乌斯胡同)、惊扰了整个古老街巷并成为网络新闻焦点的无名女尸、小说的标题“鸽项圈”，意图通过对这些文学意象及其承载的文化符号的分析，展现作者在实验写作方面独特的创作理念、叙事策略和深刻的思想意识。 一、艾布·鲁乌斯胡同 在《鸽项圈》中，艾布·鲁乌斯胡同是麦加穷人区的一条街巷，意为“首级之父”，因史上传说四个偷盗克尔白天房旧幔帐罩④的异教徒的首级在此示众而得名。这是一条破败不堪的老街，它目睹着周遭的变化，自身也难逃被现代化淘汰的命运。在故事开头，艾布·鲁乌斯自称发现了一具裸体女尸，围绕着侦破的进行，胡同深处和整个麦加城所隐藏的社会乱象被一一揭开。 在小说中，艾布·鲁乌斯胡同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但是，作为“任何已知都有能力改变其命运的一条未知的胡同”⑤，毋宁说艾布·鲁乌斯是一个场域，是现实与想象的汇聚点。或者进一步说，艾布·鲁乌斯是女作家臆造的一个空间，通过这条“每个网络均建立在神话传说之上”(
：10)的狭窄胡同，作者基本实现了从现实空间向文学空间的逃逸。 与地理学、物理学、几何学等学科所论的“空间”相比，文学文本中的“空间”是活跃的、生动的，充满了象征性和可能性，“它既是我们可感知和眼见的实体，也是沉淀于我们想象深处的实体”⑥。作家创造文学空间，赋予其形而上的特质，既是为了自由地想象，同时也是一种美学追求。而女作家更需要创造想象的空间，以反抗常规，曲折地记录父权社会对于女性自我的压迫。 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认为童年的家宅是一个人原初的存在空间，由此引发的记忆富于诗性，因此不难理解出生于麦加并在麦加长大的拉嘉·阿莱姆为何对麦加情有独钟。⑦她迷恋麦加，熟悉它的每条街巷、每片砖瓦，将它们嵌入自己的虚构式想象中，赋予其浓郁的苏非气息。她坚信麦加这座众生环绕的城市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栖息着长辈及其本人的记忆，也囊括了宇宙所有的记忆，因为每个人心中其实都埋藏着宇宙的记忆，在某个澄明的时刻穿越无意识，便可与该记忆取得联系。因此，拉嘉·阿莱姆认为：“麦加于我是魔幻主义创作活动的核心，我努力复兴这一正在消逝中的核心，使之成为古老的仓廪。”⑧在拉嘉·阿莱姆笔下，麦加与其说是一座城市，毋宁说是一个意象，正如巴什拉的定义：意象的发生场域是在灵魂的活动中，它先于思维而出现。⑨ 在《鸽项圈》中，拉嘉·阿莱姆致力于以现实与想象交织的手法反映麦加的社会变迁，而艾布·鲁乌斯胡同则是“麦加地图的缩影”(
：9)，“作为唤起童年记忆的场域，胡同是沙特小说中仅次于乡村的常见空间，以呈现社会和文化的嬗变。有时，空间甚至成为小说的主角”⑩。艾布·鲁乌斯胡同正是如此，在小说中，它坐落于麦加城深处，是麦加小朝觐的必经之地，感受着中世纪以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潮起潮落；如今，它就像一位羸弱的老者，坐在岁月的门槛上喘息，麦加的巨变尽收眼底。它发现：这座圣城古老的纯粹属性正在消失，新的杂糅身份随着钢筋水泥铸成的高楼大厦而逐渐成形。街上现代式快餐店比比皆是，商铺里充斥着韩国、中国制造的服装，“用手指一针一针绣出的或用藏红花染色的麦加服饰不见了”(
：155)。作者的匠心之处在于将艾布·鲁乌斯胡同拟人化，让它成为主角之一，时而冷眼评判，时而长吁短叹，引领读者在久远与当下的时空之间游走。胡同的居民们，有的在痛切缅怀昔日的历史精神，有的在闺阁中沉湎于西方的爱情小说，有的在清真寺里埋头朗朗诵经，有的则在回忆1960年代广播里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纳赛尔的铿锵演讲。凡此种种，艾布·鲁乌斯早已习以为常，“对人们心中的想法洞若观火”(
：15)。艾布·鲁乌斯胡同由此成为麦加城、沙特阿拉伯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文化符号，充满了意指，与具有真实地理实体存在的麦加城相比，它是一个更加虚拟的、形而上的空间，让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乱象在此充分上演。这是女作家面对思想尚不开放的社会的一个写作策略。 拉嘉·阿莱姆在《鸽项圈》中的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多变的叙事视角和书信体的大量运用上，而艾布·鲁乌斯胡同于此中作用重大。小说以艾布·鲁乌斯胡同的第一人称叙事开篇，之后转为探长纳绥尔的童年叙事，而后，计程车司机哈利勒、摄影师穆阿兹、嫌疑人尤素福的母亲哈莉玛、失踪女子阿泽的父亲穆扎齐姆谢赫等诸多与案件有直接关联的人物悉数上场，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展开自述。在他们自述时，艾布·鲁乌斯基本属于退场状态；但其每每重新上场，多伴随探长纳绥尔的行动与思想，此时，它常以第一人称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全知叙事或发表评论，并引领纳绥尔交叉阅读犯罪嫌疑人尤素福及另一失踪女子阿依莎的书信。(11)如小说中的一段如此写道： 我——艾布·鲁乌斯，似乎是纳绥尔行踪的唯一观察者。为阅读阿依莎的信件，他频繁出入咖啡馆，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从不介意这位女教师渗透在电子邮件中的那些可笑情绪，在我的历史上，也从未觉得一个女流之辈会成为我的对手，因为我知道妇女生来就是为了屈服于现实——悲惨的现实。但是，［阿依莎的］那些话语还是从纳绥尔的脑海中不容分说地潜入了我的脑海……［下文引出阿依莎的第七封信］(
：120)与此同时，作者让艾布·鲁乌斯胡同不仅充当一个叙事者，而且成为事件中的一个人物，拥有着推动或改变故事情节的力量。如当纳绥尔发现阿伊莎书信字迹有变化时，艾布·鲁乌斯幽幽地说道：“纳绥尔怎能想象到：像我这样的一条胡同也会书写？”(
：93)不过，与其说艾布·鲁乌斯在小说中是一个个体，毋宁说是一个社会集团的象征，它承担了传统父权社会的职能，这是艾布·鲁乌斯胡同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第二层意指。在上段引文中，它曾毫无隐讳地说：“我知道妇女生来就是为了屈服于现实——悲惨的现实。”而在小说开篇，读者便已感受到艾布·鲁乌斯的“铁石心肠”：“每日我从二更天便坐在那里，深吸一口气，屏住几分钟，再从口中将气呼出，变成各种昏聩的话语和禁忌，让我的居民感到窒息……”(
：7)作者借阿依莎的书信揭露了艾布·鲁乌斯腐朽的父权主义：“艾布·鲁乌斯行为变态，目的是永远统治我们……对妇女的潜在镇压意志，通过母亲对女儿的一系列教导代代相传。”(
：98)在一封信中，阿依莎干脆将艾布·鲁乌斯改称为“面纱之父”。不过艾布·鲁乌斯偶尔也会叫屈：“我——艾布·鲁乌斯，既是作恶者，也是牺牲品。”(
：42)拉嘉·阿莱姆借此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伊斯兰社会的妇女问题是由父权社会和妇女双方共同造成的。 通过上述叙事策略，作者将艾布·鲁乌斯胡同由一个文学空间转化为一个意义丰富的文化空间，艾布·鲁乌斯作为一个意象在小说中发挥着多重角色，并通过意指的叠加建构了一个复杂的文化符号。 二、无名女尸 《鸽项圈》起笔于胡同深处的一具裸体女尸，因家家户户羞于辨认，给其身份的确定造成了很大困难。探长纳绥尔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本街区两个失踪的姑娘阿依莎和阿泽身上。随同阿泽一起失踪的还有其男友、报社记者尤素福，他有极大的作案嫌疑。纳绥尔的基本取证材料是尤素福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及其写给阿泽的书信以及女教师阿依莎失踪前写给德国男友、后丢弃在电脑回收站里的电子邮件。历史专业出身的尤素福是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反现代主义者，如痴如醉地迷恋着麦加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在他心目中，“经常将两个恋人混同——阿泽与麦加”(
：11)。他痛心疾首地认为：石油时代的国人尽管物质生活富有，精神世界却很贫乏，经历着身份分裂和异化的痛苦。他在信中自白道，“命运错误地让我生于80年代，而后扭曲地活在21世纪”(
：23)，因此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收殓石油一代的身份碎片”(
：25)。 阿依莎的电子邮件则向读者倾诉了其生活的不幸与压抑。她结婚不到两个月便被丈夫抛弃，年过三十却一直独守空房，整日与电脑为伴，活在虚拟的空间里。一次车祸中，她腿部受伤，赴德国治疗，其间结交了一名德国男友，后者打开了她封闭的世界，让她体会到生命的真正乐趣。回国后，她在信中控诉父权主义的罪恶：“艾布·鲁乌斯胡同的姑娘们是出生在盒子里的”(
：158)，“打小吮吸着母亲胸中忧愁的气息长大”(
：157)。她给德国男友解释自己名字的意思：“阿依莎在阿拉伯语中意味着生，但并非活着。”(
：44)随着阿依莎的失踪，她百无聊赖的生活画上了句号。在21世纪依然被幽禁于艾布·鲁乌斯闺阁里的姑娘们中，阿依莎是个逃亡者。 纳绥尔对案件进行了百般调查，却无法理清线索，只好束之高阁，小说上部也在此戛然收笔。那么女尸是谁？这其实并不重要，它可以是阿泽、阿依莎，也“可能是艾布·鲁乌斯的所有姑娘们”(
：11)。因为它作为一个意象，象征着传统父权主义桎梏下被压迫的女性群体；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直接指向女性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女尸也许不过意味着这一旧时代画上了句号，我们开始书写新的一行字……这也许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趋向”(
：76)。阿依莎的身体看似可能已死去，但它也因此获得了新生，正如她宣称：“通过一次次行动，我找寻身体所失去的每个部分，除去多余的束缚和担忧。面具的游戏已经结束。”(
：106) 这里涉及作者拉嘉·阿莱姆对女性身体的体认。拉嘉·阿莱姆无疑是个女性主义作家，尽管她热衷于文学实验，但其实验小说的主题很少离开女性的范畴，小说主人公常常是女性(12)，“身体”是其中心词。(13)与其他多数控诉父权制的阿拉伯女性主义作家相比，拉嘉·阿莱姆更强调“还女性为人”，而不是“女人”，因为“女人并非生为女人”。父权将“女人”定义为“没有思想和理性的人”，如果她拥有理性就不再是“女人”，而是个“阴阳人”。在另一部获奖小说《哈提姆》中，拉嘉·阿莱姆塑造了一位生来就是“阴阳人”的女性，她在家着女装，出门打扮成男人，痛苦地在两个相异的世界之间分配着自己的身体。她没有表达自我的权利，困惑谁将为她的身体做出最终决定，赋予其本来的身份？这种身份又该如何归类？ 在《鸽项圈》中，阿依莎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洗礼，更加大胆地谈论身体，她对德国男友这样倾诉：“通过我的身体，你为我分别指出属于男性(阳)的河流与属于女性(阴)的河流。河水宛如录音带，刻录下我们自童年起所经历的欢乐与挫折。忧伤的时刻不断堆积，最终堵塞了河道，阻碍河水继续向前流淌。”(
：162)她呼喊道：“来吧！用阴与阳点拨我的身体，让阳的节律升起，将我变成一团火球；再让阴将我变成一汪清水！在你的手中，我达到了何种曼妙的平衡？！”(
：162－163) 在小说下部，女主人公换成了努尔(14)，她在马德里大街上自由漫步，欣赏美妙的音乐舞蹈，流连于博物馆和神庙，最终成就了自我，成为一名画家和造型艺术家。她在内心感受着爱与美这一普世定律的召唤：“让你的身体舒张，再舒张，让它占据每一个角落，让它向着无垠扩展，到达它所能到达的极限。”(
：376) 在全书近结尾处，读者发现上部不了了之的女尸案有了答案：努尔原来就是失踪的阿泽。失踪或死亡意味着被压迫的女性在身体上的解放，继而走向精神上的升华。这是“女尸”这个文化符号更深层的意旨。 作为一名深受苏非主义影响的女作家，拉嘉·阿莱姆的语言富于诗性、象征性和精神启示，常充盈着女性的生命意识。她让女性仰望苍穹，对宇宙张开怀抱，成为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体验着生命的痛苦和欢乐；她让女性的身体成为人类生命典藏的奥秘，使二者互为创造。在《鸽项圈》中，她别具匠心地创造了“女尸”这一意象，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双向意指的文化符号，在鞭挞传统父权主义对女性的戕害的同时，又寄托了妇女争取主体自由和解放的设想。她在小说中也指出：随着第三个千年的到来，沙特妇女的权利与社会地位已得到不少改善，“妇女成为人权的一个象征”(
：200)，犹如政府的一项形象工程。在与德国记者的访谈中，她甚至认为沙特妇女还是拥有许多优越性的，并不像外部世界所理解的那样“悲催”。考虑到她的有些小说和戏剧作品至今在沙特仍然被禁，尚无法断定此番表态是她反击西方“有色眼镜”所发出的肺腑之言，还是为应对严苛的政府审查制度而采取的迂回策略。 三、鸽项圈 “鸽项圈”是小说的标题。小说上部提到“鹁鸽”和“项圈”的时候并不多，略作摘录，可根据语境与意义分为两类。第一类与女性相关： (1)当时，男孩想将姑娘像鹁鸽一样从深闺中解放出来。鹁鸽的眼睛是从不向后看的。(
：20)(摘自尤素福的信) (2)有一次你曾说：阿依莎，你是一只鸟儿，我是你的天空，你永远可以快乐地翱翔。(
：55)(摘自阿依莎的信) (3)在案件发生的当晚，尤素福梦见一个穿着斗篷的姑娘像鹁鸽一样快步穿过胡同，向他走来。(
：65)(摘自艾布·鲁乌斯胡同的叙述) 第二类与麦加城相关： (1)麦加就是一只鹁鸽，它的脖颈上缠绕着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色彩。(
：25)(摘自尤素福的信) (2)昨晚我梦见一道白光，我将最后一丝白光放在你的手中，带着你飞翔。你倚靠着自己的手掌，如同坐在椅子上；我借助着那道光，带着你盘旋于山峦，我们俯瞰着清醒中的麦加。麦加是无需苏醒的，因为她从未入眠……我们将项圈从这只鹁鸽的脖颈上取下，于是它打了一个激灵。你我之间的光构成了它脖颈上的一道彩虹，铺驾在麦加的天际。(
：27)(摘自尤素福的信) (3)鹁鸽降落在麦加禁寺广场上，沉默地盘旋于清真寺的上方。(
：37)(摘自作者的环境描写) 在第一类引文中，“鹁鸽”象征着自由和解放，意义了然。而在第二类引文中，“鹁鸽”和“项圈”又指什么？尤素福缘何说：“你我之间的光构成了它脖颈上的一道彩虹，铺驾在麦加的天际”？“鸽项圈”在此显然极具意象性。 事实上，“鸽项圈”这一标题与安达卢西亚时代(15)大学者伊本·哈兹姆的著作几乎同名。(16)哈兹姆的《鸽项圈》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安达卢西亚留下的一部佳作，是集真实记述与哲学思辨为一体的关于爱的主题的探讨。拉嘉·阿莱姆同名小说的下部故事主要发生地点在西班牙，这并非巧合，而是作者有意与前文本达成互文性，延续对爱的探讨。小说上部中有一句话给予了明示：“雄鸽转着圈，在漫步于房顶的雌鸽面前跳着爱的舞蹈。”(
：135) 伊本·哈兹姆选取了帮助恋人鸿雁传书的鹁鸽作为爱的意象，又用项圈这一封闭的圆象征爱的永恒相随，使“鸽项圈”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一种既定的文化符号，指向宽容、和谐、友爱精神。该含义在拉嘉·阿莱姆《鸽项圈》的下部被直接道破，当努尔来到西班牙中部城市托莱多，等候她多时的一位犹太嬷嬷向她介绍托莱多在安达卢西亚文明时期是如何的开放与宽容，并拿出一部伊本·哈兹姆所著的《鸽项圈》做热情的宣讲。作者如此急切的点题显得有些刻意(17)；相比之下，如下的句子更为蕴藉：“这个城市没有宣礼声，每日清早，唤醒她(努尔)的是鹁鸽扑棱翅膀发出的声音。”(
：465) 走在马德里的广场上，努尔惊喜地发现，这里的鸽子和麦加的一样多，她多么希望是麦加的鹁鸽飞到了这里，因为爱是没有国界、不论宗教的。 伊本·哈兹姆在《鸽项圈》中探讨爱，认为爱是联系全人类的桥梁，因此被嬷嬷赞誉为“天堂的钥匙”(
：491)。拉嘉·阿莱姆也在小说《鸽项圈》中探讨爱，她赋予“鸽项圈”更多苏非主义色彩。 在伊斯兰文学史上，苏非主义者常用鹁鸽这一意象来配合表达对“绝对”的热望和爱，如伊本·阿拉比在诗中对鹁鸽吟道：“我在清晨和黄昏祈祷 以热忱之心与你呼应/灵魂在枝头相遇 彼此相偎又相依……爱就是我的信仰 无论于何处成型。”(18)拉嘉·阿莱姆笔下的鹁鸽也颇具一丝相似的意味：“一切悲剧和喜剧的情节都在这个胡同中上演，惟有鹁鸽永远在重复自己的角色，当它听到恋人的咕咕呼唤，就扑棱翅膀飞腾起来，在胡同上空划出一道完整的彩虹，以表达心中的热望……”(
：488) 《鸽项圈》上部对“爱”的直接探讨主要是通过阿依莎写给德国男友的电子邮件来体现的，如：“你为何指望爱能永存？它不过是一种情感，如同喜怒哀乐，转瞬即逝。”(
：98)此时阿依莎正开始研读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并比照自己的境遇。她和男友热切地讨论该小说，在信中做了不少摘抄，并附上页码： 当他对厄秀拉喁喁低语“我爱你”时，他感受到的情感已不仅是爱，而是对自我的超越，超越旧的存在……“我”这个人称代词已不复存在，他不再是他，她也不再是她，两人已合而为“一”——一个崭新的、双向的、美妙的存在。(《恋爱中的女人》第416页)(
：107)自我和他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下观照“爱”，一种苏非主义式的“大爱”便诞生了：“宇宙中涌动着各种交互的信息，在光的世界中，界限消弭了，来自八方的人们追寻着纯粹的爱，交换着欢笑与关怀……”(
：45) “光”是苏非主义探寻“绝对”时的表现。阅毕全书，当读者再回头阅读尤素福信中所言的“你我之间的光构成了它脖颈上的一道彩虹，铺驾在麦加的天际”，便会若有所悟：作者是在期冀这种体现东西方文化之共同精神、超越自我的“大爱”成为鹁鸽颈上新的项圈，让麦加这座日益国际化的都市成为超越种族、宗教纷争的典范，让人类回归和谐共处。这是拉嘉·阿莱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通过与东西方前文本的互动，对“鸽项圈”这一既定的文化符号做出的进一步阐释。 除了让《鸽项圈》浸染女性主义主题，拉嘉·阿莱姆还致力于以现实与想象交织的手法揭示沙特阿拉伯的社会历史变迁。在作者眼里，麦加既是一座圣城，也是一座人间城市，充斥着人类的生活遭遇和日常斗争。通过人物的日记与书信、历史文件记录、作者摄影机式的场景描绘，读者发现，麦加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也在遭受全球化的侵蚀，“麦加的变化不仅在于躯体，也在于精神”(
：189)。作者批判极权、腐败、剥削、犯罪、以经济发展为由对古老文明的破坏，但她同时认为，这些丑恶现象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巨变中的世界就像一个为追逐高额利润不择手段的巨型企业，罔顾传统精神销蚀于物质主义的侵袭中，而麦加只是全世界的缩影。如何应对这种巨变？小说中尤素福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视为“开启心门的钥匙孔”(
：213)，固执地在“黑与白的世界中”(
：212)找寻失去的时空。但作者认为，现代人正是于“失去”中存在，因“失去”而意欲寻觅，获得爱、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在这一点上，麦加这只“脖颈上缠绕着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色彩”的“鹁鸽”，或者会给人们提供些许答案。 此外，拉嘉·阿莱姆在《鸽项圈》中竭力采用时下流行的元素，甚至有模仿畅销小说家丹·布朗的痕迹，许多读者在绞尽脑汁读完了那些隐藏的历史、飘忽的真相后，对故事的结局仍无法把握，甚至不知孰是孰非，有些令人遗憾。但这或许义是拉嘉·阿莱姆的用意所在，她希望“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文学的主要功用是“个体的解放”，这不仅指作者有权在意象、符号等方面做任何创新，也包括受众的解读环节，她一直认为，“多元的解读是衡量作者是否成功打破旧模式的一个标准”(19)。在《鸽项圈》中，她指出：“贝多芬胜于巴赫之处在于他敢于反叛规则，虽然后者因严格遵循音律成为所处时代的楷模。”(
：456)作为一位“敢于反叛规则”的女作家，拉嘉·阿莱姆以自己的实验写作独辟蹊径，与男权的垄断意识展开对话，追求“个体的解放”，她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使这种“个体解放”毫无疑问地成为阿拉伯女性主义“群体解放”的重要环节。 注释： ①也称“阿拉伯布克奖”，是目前阿拉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奖项。 ②http://www.darralhayat.com/culture/10...2b6/story.html
③.224
④为表敬仰与珍视之意，穆斯林依传统习惯，用绣有《古兰经》经文的黑色锦缎幔帐罩于克尔白天房外部，并每年定期更换。 ⑤.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⑥.20
⑦麦加是拉嘉·阿莱姆小说创作多次眷顾的空间，包括此前的《瓦哈达娜先生》(Sayidī Wehadāna,1998)、《哈提姆》(Khātim,2001)和《丝绸之路》(Tarīq al-harīr,1995)。 ⑧http://www.jouhina.com/magazine/article.php? id=3139
⑨See Gaston Bachelard,The Poetics of Space,trans.Maria Joras,New York:The Orion Press,1964,p.xvi. ⑩.77
(11)这些书信体和来自各人物的多声部叙事构成了小说上部的主体，有些对推进故事情节发展帮助不大，略显冗长，需要阅读耐心；但是，这些非传统全知叙事手法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作者的在场，使潜在读者以积极的方式参与文本的实现，通过自己的解读与阐释加强了小说的实验性，体现了拉嘉·阿莱姆对于“作者已死”这一理念的笃信。 (12)拉嘉·阿莱姆的处女作《四个零》(Arb'ah al-Sifr,1987)的标题即指向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一夫四妻”制，“四个”妻子意味着家庭和社会地位的“零度”。另一部小说《鸟之炉》(Mawqid al-Tayr,2002)的女主人公也叫阿依莎，因未生育男婴而遭到丈夫厌弃，与《鸽项圈》中阿依莎的命运有几分相似。 (13)譬如《鸟之炉》中，“身体”一词出现了两百多次。该作被视为沙特女性小说中创作技巧最深刻、语言最艰深的一部。 (14)努尔表面身份是阿拉伯犹太裔实业家哈立德·绥哈尼所包养的女子。绥哈尼实际上就是在麦加大兴土木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其西班牙之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那把失踪的“万门之钥”。作者如此构思，意在指出当代物质主义利欲熏心的脚步已非传统精神力量所能阻挡。 (15)中古时期阿拉伯帝国在安达卢西亚(今西班牙南部地区)的统治持续了近八个世纪，安达卢西亚文明被视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异域绽放的一朵奇葩。 (16)二者的细微差异仅在于“鹁鸽”一词的词尾。若精确翻译，伊本·哈兹姆的《鸽项圈》应被译为《一只鹁鸽的项圈》。 (17)当然，拉嘉·阿莱姆的另一题旨是引出嬷嬷藏在书中的钥匙模型图。这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大门，通向“绝对”和“终极”，是贯穿故事的另一重要线索。笔者认为“万门之钥”的意象性略显单薄，在此暂且不论。 (18)44－40
(19)See Saddeka Arebi,Women and Words in Saudi Arabia: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Discours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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