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进党章。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特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常用的词语之一。经济建设要有中国特色，政治建设要有中国特色，文化建设也要有中国特色。一句话，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必须有中国特色。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特”在何处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的最优前进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照物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究竟相对于什么样的“主义”才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相对于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仅从字面上理解，“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而言，“中国特色”相对于外国特色而言。要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特色”的涵义？有人笼统地将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国情，因而借国情不同而拒绝学习国外经验；有人认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特点，因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口多、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有人认为中国特色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因而拒绝学习国外先进文化；有人认为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独有的而外国没有的，于是把诸如假冒伪劣、计划生育等视为中国特色；有人甚至不怀好意地戏称，中国特色就是在面对马列“老祖宗”的理论经典和外国人的狐疑目光时的一块“理论挡箭牌”，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如此等等。
从哲学方法论角度讲，特色的直接根据在于客观世界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个体的特征和特殊性是其特色的直接依据。在这个意义上，特色包含着特点。就一个民族国家而言，研究其特色，首先必须了解其特点，即国情。国情是对一个国家的特点的客观描述和分析。因而，在价值判断上，国情是一个中性概念，既包括诸如民族特长、民族优越性等方面的优质规定，也包括诸如民族保守性、民族劣根性等方面的劣质规定，是优质与劣质的统一体。就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国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是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对国情的认识和分析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选择和具体实施。因而，研究中国特色，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社会状况，这些状况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起点。[1]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脱离中国国情，照抄书本，照搬别国模式。
但是，在确立未来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时，仅仅认识和分析国情是不够的。特色不仅包含特点、特征，而且还是对特点、特征的超越。在价值判断上，特色代表的是事物的特长和优势，即优质规定性。用哲学的语言，特色代表事物的最优存在方式和最优演化方向。因而，特色的形成是在充分认识事物特点的基础上，对特点的优化和超越。对一个国家而言，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不是特色，传统的思想文化不全是特色，沉重的人口负担也不是特色，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浓厚的爱国情结、立足国情的现代化目标、独辟蹊径的社会发展道路等，才是构成其特色的真正内容。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但不能等同于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是在正确了解并深入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有利条件，创造性地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以最快速度和最优方式向前推进，使其既具有先进性和独创性，又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我们强调“中国特色”决不是要传统文化中陈腐的东西，也不是要向现实生活中不良现象妥协，而是要去粗存精，将自身的优点与国际惯例、世界潮流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对中国国情的筛选、改造和优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指中国社会的最优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党强调始终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理由。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不能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同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为“不够格”的社会主义。
要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最优发展方向，还必须说明三点：第一，我们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现阶段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内在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是与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既反映了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共性，但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和现在的古巴、越南、老挝、朝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表现形式上有许多不同。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方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不同。第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中蕴涵着唯物主义辩证法关于共性和个性相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内容。[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其中社会主义是共性，中国特色是个性，二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处在辩证联系之中。一方面，中国特色的个性一定要同社会主义的共性、世界性相联系，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我们党强调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坚持改革开放、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如果脱离社会主义共性，孤立地强调中国个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会存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共性只能在有各国特色的个性中并通过这些个性、民族性而存在，没有各种不同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有着本质的规定，具有区别于一切其他制度而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规律和本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先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时也区别于现时代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比如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证券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等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资本主义这个特殊社会形态的分析得出的一般原理，形成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但社会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理想。列宁、毛泽东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构想由理论变为现实，在如何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方面都带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带有俄国特色，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带有“中国特色”。邓小平更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民族的特点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一般到特殊，把科学的理论转化为革命的具体实践。
党的十四大报告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理论主题的。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从认识论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这个理论的形成过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所以，坚持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追踪变化着的客观实际，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从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趋势和联系。从历史观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贯彻到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特色。这一理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用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评判我们全部工作的根本标准，以此为中心来建构自己的价值系统和逻辑系统。从价值观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观念统一于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无产阶级立场。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生产力标准，也是人民利益标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进一步科学地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它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制度。[3]这种社会制度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共性，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阶段的起始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但不等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社会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实现形式。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实现的形式和程度也就不一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与其他国家社会主义也有许多不同，体现了我们党的制度创新。
第一，在所有制上，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种所有制结构，既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即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又不同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又极不平衡，从而决定了公有制程度不能太高，社会的经济结构不能是单一的，只能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国资本家所有制经济存在并适度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适合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具有中国特色。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同时并存的分配制度。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一方面同“贫穷的社会主义”相区别，相对立；另一方面又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相区别，相对立。能不能共同致富，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我们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与之相对应的分配制度，就只能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只有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但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成份的存在，我们还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还必须允许部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目前分配领域既存在平均主义现象，又存在收入过分悬殊的新的社会分配不公，还需要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分配制度，以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三，在经济管理和运行机制上，我们要建立的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去，由于我们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因而在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上过分强调计划性，而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就为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市场经济，既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单一的计划经济，又有别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它既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色。
第四，在政治制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具有鲜明的特色。任何国家的民主，都离不开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我们的民主，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具体的民主；不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而是适合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在长期的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我们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民主同对少数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实行专政的统一。我们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体，“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4]我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又不同于一党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对于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5]
第五，在文化体制上或在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结构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征：其一，它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文化，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其二，它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其三，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具有鲜明时代性；其四，它是融汇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其五，它是“把亿万人民紧紧地吸引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的大众文化，是凝聚和鼓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稳步创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
列宁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而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6]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各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都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在不同的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具体形式、具体途径又是各不相同的。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最近有许多国外学者把这种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发展道路上积累的成功经验称为“中国模式”。[7]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中，我们党特别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出和保持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文明，中国拥有特殊的国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立足于中国这块土地，研究、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建设，都要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搬别国模式。要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远离当今世界的体系，而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与当今世界融为一体的体系。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是实行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绝对排斥、水火不容的两极对立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许多属于全人类创造的文明果实，诸如反映现代生产规律的先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等，完全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但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绝不等同于照搬、移植资本主义。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要具有世界眼光，注意向世界学习，要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建设切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世界上每一种文明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任何文明，包括中国自己的文明，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得到发展。特别是在当代，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通信手段的改进，交通工具的发达，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外部环境的变动会影响到世界。中国的发展，是立足于中国的发展，也是在与世界比较中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关注世界潮流的变动，紧紧瞄住世界生产力、文化等等发展的动向和趋势，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不断吸取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的经验，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使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大国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以争夺霸权的道路。欧洲的发展与它的扩张同时并举。这一过程充满血腥味，表现为欧洲对其他地区的武力征服。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我们强调的是走和平发展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一条渐进发展之路。这条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的发展道路，它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累积的方式，并注重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中国的渐进改革与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激进改革有所不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改革的目标始终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由其独特的发展方向、理论、制度与道路（实现途径）等多重形态综合构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从多维度、多个层次来正确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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