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体育联赛治理模式：域外经验和中国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中国论文,联赛论文,思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5-06-11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15)06-0001-05 “保持联赛竞争格局均衡”似乎是职业体育领域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为何美国与英国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体育联赛治理模式都取得了成功？在现有的文献中，联赛选择横向一体化治理结构或纵向分层治理结构背后蕴含着什么？一直未能尽解，甚至被处理成一个“黑箱”。本文并非关注职业体育联赛应如何改革这样的“规范性”问题，而只希望探讨决定不同类型职业体育联赛治理模式背后的深层机制，从而对横向一体化结构与纵向分层结构、联盟治理主体与俱乐部治理主体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职业体育联赛治理现象给出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只有对现象的深层剖析且给出可靠的解释，才可能对“规范性”问题做出深刻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回答。 1 研究方法、文献回顾和分析框架 采用文献法和调查法。课题组负责人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1年(2012年9月-2013年9月)，课题组成员在英国考文垂大学访学4个月(2014年1-5月)，其间查阅了两校图书馆关于职业体育的相关文献，专访了英国拉夫堡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伊恩·亨利教授，并且进行了实地考察。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相关文献127篇，剔除相似文献后重点分析了21篇，再结合课题组前期的国内调查报告和近期我国出台的政策、文件撰写此文。 最早研究美国与英国职业体育联赛治理模式之间差异的是Sloane，他提出美国和英国职业体育最显著的差异是目标取向不同——美国是利润最大化，英国是效用最大化。尔后，学者们比较研究美国和英国职业体育差异基本上沿着以下2条脉络进行。一是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Jennett、Thomas、Cain从人文地理、球迷文化、联盟治理结构、俱乐部目标取向等视角进行论证。二是从要素论出发探讨何种治理模式更加有效——Dietl认为美国特许经营权方式有利于促进联盟竞争格局均衡，从而更有效地激励消费需求；Fort则认为比赛观赏性与治理模式无关[1]；Noll认为英国足球俱乐部的市场配置更符合消费者利益；Szymanski[2]提出纵向分层结构有利于短期竞争实力均衡，而横向一体化结构有利于长期竞争格局均衡，认为纵向分层结构的治理成本大于横向一体化结构的治理成本。 立足于探讨影响职业联赛治理的关键变量，Rottenberg指出，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是职业体育联赛吸引观众的核心要素[3]。Neale[4]试图通过考察职业拳击比赛验证Rottenberg的假设，结果证实拥有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是提高职业赛事收益的有效办法，而某个人频繁获胜会降低比赛产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Demment[5]认为，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是职业体育赛事最重要的特征。Noll、Siegfried、Cairns以及David Forrest和Robert Simmon基本认同比赛结果不确定性假设，但同时指出很难识别现场观众人数与比赛结果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Jennett分析了苏格兰足球联赛单场比赛观众人数与胜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Peel和Thomas考察了英国足球与观众人数之间的关系——尽管大多数球迷都喜欢主场球队，但主场获胜比例到达一定阈值时，观众人数反而下降[6]。 学者们为了精确测量关键变量对职业联赛的影响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如Knowles采用博彩资料分析美国棒球联赛，指出主场球队获胜概率为0.6时观众数量达到最大化。我国学者郑芳分析了多种研究方法对于职业体育俱乐部竞争实力均衡的基本假设的优劣，并于2011年运用HHI指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其能够较好地反映领先企业甚至是最大企业的个别情况的集中程度)方法验证了CBA和NBA竞争实力均衡与现场观众的关系，得出：竞争实力均衡与观众人数是正向匹配的关系[7]。至此，学者们基本认同的一个观点是：联赛的不确定性是保持观众兴趣的核心要素，而联赛竞争格局均衡是保障比赛结果不确定性的基本条件。事实上，职业体育联盟内部成员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竞争格局的平衡恰恰是球队之间互利共生的基础。这只能解释美国横向一体化模式的成功之处，其仍然无法解释英国足球联赛中俱乐部之间在实力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是如何成功运作的。 从上述的文献梳理看，中外学者均论及了美国和英国职业体育治理模式的差异，并且在比赛不确定性、竞争实力均衡与观众人数的一致性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然而，还没有研究能够解释为什么截然不同的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同时取得了成功。一种治理模式的成功离不开内在一致性与外在匹配度。基于此，本文的分析框架是：首先从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目标维度探讨美国与英国职业体育联赛治理要素的内在一致性；其次，从地理环境、资本结构、文化底蕴维度阐述美国与英国职业体育联赛治理模式的外在匹配度；最后，以美英两国经验审视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治理模式，从内在一致性与外在匹配度2条脉络分析我国职业体育联赛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横向一体化结构、联盟治理主体与均衡竞争策略：美国经验 1876年，美国8家最具竞争力的棒球俱乐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成立职业棒球联盟(MLB)，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实现利润最大化，俱乐部之间必须加强合作，成立联盟是俱乐部共同应对联赛危机的最优选择。随后，美国相继成立了职业篮球联盟(NBA)、职业冰球联盟(CHL)和职业橄榄球联盟(NFL)。 美国职业体育联赛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对获胜者和失败者均采用激励措施的均衡竞争策略，如获胜者进入季后赛的同时失败者获得下赛季的优先选秀权。因此，职业体育联赛治理要素必须与此保持内在一致性。其一，治理结构。美国的职业体育联盟选择了“横向一体化”治理结构——联盟内俱乐部形成利益共同体，拥有空间垄断权，再申请加入联盟的俱乐部则实行高额的准入制度。其二，治理主体。在横向一体化治理结构下，联盟内部俱乐部相对固定，竞争主要在联盟层面展开——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争夺市场份额。因此，联盟成为美国职业体育的治理主体，即“联盟主导”的治理模式——俱乐部拥有赛事的所有权和部分经营权(销售特许产品、制定门票价格、购买球星等)，而联盟拥有整个联赛无形资产的经营权、电视转播权、联赛管理权、联赛收益分配权和决策权。其三，治理目标。横向一体化治理结构和联盟治理主体的模式旨在服务于治理目标——利润最大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关键是通过各种定价行为控制联盟和俱乐部的运营成本，显然，运动员工资帽、运动员选秀、俱乐部薪金上限、奢侈税等制度安排以及将运动员梯队建设抛给小联盟或者大学系统是实现联盟成本最小化的最优选择；而横向一体化结构、高额准入费、集中营销计划等制度安排是保障联盟收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 美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均衡竞争思路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治理模式的外在匹配度。其一，地理环境。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影响，美国球迷随同自己钟爱的球队到客场观看比赛的成本很高，久而久之，现场观众几乎全是本地支持者和铁杆球迷。故在MLB成立时，主场垄断权规则获得俱乐部一致同意。其二，资本结构。美国职业体育联赛没有地方政府的资助以及商人和贵族的捐赠，联盟和俱乐部时刻面临着生存问题，联盟和俱乐部收入的“支柱”是门票、纪念品销售、媒体版权、商业赞助。普华永道报告：2009-2010赛季NBA平均每支球队有40家赞助商，赞助费共计6亿美元；2013年美国4大职业体育联赛门票收益共计173亿美元，占联盟总收入的1/4；2013年美国职业体育联赛普遍采用OTT传播模式和1V Everywhere策略，MLB与ESPN、FOX和TBS签下为期8年总价值为124亿美元的合同，NBA与ESPN签下9年266亿美元的合同。在此意义上，联盟只不过是追求利润的商人，与此匹配的是利润最大化的治理目标。其三，文化底蕴。美国的移民国家性质决定了其文化的兼容并蓄，并且逐渐形成美国人的文化品格——崇尚自由、强调平等、倡导民主、个人英雄主义等，运动员视职业体育比赛为一种展示个性的表演，球迷更加陶醉于比赛过程中的身心体验；因此，美国职业体育比赛的观赏性高于一切，而确保比赛观赏性的主要变量是比赛的不确定性。为此，NBA采取了不断完善高水平职业运动员的培养与流动机制，以选秀制和工资帽手段促进俱乐部之间的竞争平衡，以球迷需求为中心进行全方位人性化服务，为观众提供优质的消费体验，不遗余力地挖掘、缔造明星球员。此外，卓越的媒体公关策略以及对无形资产的大力开发，灵活的价格策略和全方位的促销等也是其成功的关键。 显然，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的横向一体化治理结构、联盟治理主体的治理模式以及高额的准入费是典型的行业垄断行为，所谓的联盟计划配置资源和收益分享制度只不过是公开的“卡特尔合谋”。为了保持联赛的观赏性和不确定性，就必须保障联盟的竞争格局均衡，因此，美国竞争法将职业体育联赛列入“卡特尔适用除外条款”。 3 纵向分层结构、俱乐部治理主体与财政公平竞争原则：英国经验 英国职业体育联赛以足球最为典型，自1892年英国足球联盟与足球联合会合并，即开始将联赛打造成为2个层次的纵向分层结构[8]。 英国职业体育联赛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激励获胜者同时惩罚失败者的非均衡竞争策略，即升降级制度——获胜者升到高级别联赛并且享有参加欧洲联赛的资格，而失败者降级甚至是被剔除联盟；因此，职业体育联赛治理要素必须与此保持内在一致性。其一，治理结构。现今，英格兰足球总会构建了多达12级的“纵向分层”治理结构——联赛第1级是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FA Premier League，通常简称英超)，第2级是英格兰足球冠军联赛，之后是英格兰足球甲级联赛、英格兰足球乙级联赛、英格兰足协全国联赛等[9]。其二，治理主体。在纵向分层治理结构下，竞争主要在俱乐部层面展开——俱乐部通过升降级制度在不同层级联盟中流动。俱乐部是英国职业体育联赛的治理主体，即“俱乐部主导”的治理模式——俱乐部拥有联赛的经营权、管理权和决策权，而联盟主要负责统筹协调、规则制定、标准设置和仲裁。其三，治理目标。纵向分层结构、倡导自由竞争、升降级制度旨在服务于联盟和俱乐部治理目标——获胜最大化。各家俱乐部倾力追求胜利带来的丰厚利润：一方面，激励俱乐部为此不懈努力(典型事例是俱乐部构建“一条龙”培养体系，英超俱乐部普遍拥有多个不同年龄层级的球队)；另一方面，必然导致俱乐部过度投资和联盟竞争格局失衡问题。 英超的非均衡竞争思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同样离不开治理模式的外在匹配度。其一，地理环境。英国球迷在一天中往返观看比赛的成本明显低于美国，因此，无论主客场球迷都会追随自己钟爱的球队。英超成立之初就放弃了主场垄断权规则。其二，资本结构。英国俱乐部的收入主要来自门票、个人捐赠、地方政府补贴、广告、赞助，其中富有且慷慨的商人和偏好体育运动的贵族往往在俱乐部发生危机的时候扮演救世主的角色[10]，即使是英超成立初期，资助仍然是英超20家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根据Andreff的研究，在1993-1994赛季英超俱乐部商业化运作收入只占7.8%[11]。其三，文化底蕴。英国球迷强烈的忠诚度不仅依赖于较低的成本和俱乐部的资本结构，更加重要的是文化、历史、制度环境，而这种支持反过来影响了英超的发展和运营以及俱乐部的治理模式。比如升降级制度——欧洲悠久的体育传统已经将体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即使是一支低层级联赛的俱乐部，都会拥有非常忠诚的球迷和支持者，文化底蕴和历史情节将球迷与俱乐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论俱乐部的成绩好坏两者始终不离不弃，并且俱乐部往往与当地的社区有着紧密的联系，俱乐部时常成为属地的名片。富人资助的财政结构会同忠诚的球迷和悠久的足球历史使得英超俱乐部能够稳定地生存和发展，与此匹配的是，俱乐部将获胜作为首要目标以回报忠诚的球迷和慷慨的支持者，获利多寡则退居其次。 正是由于英超采取了自由竞争的开放式治理模式，导致俱乐部之间的经济实力、管理能力和经营绩效相差非常悬殊，联赛的竞争格局失衡日益加剧。根据Noll的研究，1998-1999赛季英超联盟内贫富俱乐部的收入差距是8.25倍，英冠是10.6倍，英甲是10.24倍[7]。英超成立以来的11个赛季里，曼联队8次夺冠，阿森纳队2次夺冠。一方面，超级联盟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对中小俱乐部照顾不够，导致许多中小俱乐部处境艰难，如电视转播权收入分配，英超规定50%的电视转播费收益分享且每支俱乐部所得份额由其转播场次决定[8]；另一方面，知名俱乐部努力提高自身实力和在球迷中的影响力，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分成，导致无序竞争。根据德勤公布的统计数据，高额工资使多家英超俱乐部陷入亏损，英超2009-2010赛季切尔西队的工资支出高达1.74亿英镑、曼城队1.33亿英镑、曼联队1.32亿英镑[8]。英国《卫报》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曼联队负债7.26亿英镑，2013-2014赛季切尔西队和曼联队的亏损均高达8 000万英镑左右，曼城队的亏损更是达到1.2亿英镑。为了扭转英超俱乐部巨额亏损的现状，普拉蒂尼推出财政公平竞争(Financial Fair Play)规则——所有欧洲足球俱乐部要在2012年实现收支平衡，否则在下年度将把球队25人大名单减至20人，如果再次违规将取消俱乐部参加欧洲联赛的资格[12]。从2011-2012赛季开始，财政公平竞赛将进入监控期，在此期间俱乐部的亏损必须在3 970万英镑以下[8]，并且不能依靠俱乐部幕后投资人的补助。2013-2014赛季新政正式实行，如果达不到要求，俱乐部很可能被欧足联剥夺资格。职业俱乐部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控制成本，财政公平竞争规则将迫使英超俱乐部在财政上做出改变，真正达到自负盈亏。 4 中国职业体育联赛治理现状与发展思路 1994年首届中国足球甲A联赛就采纳纵向分层治理模式。10年后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简称中超)成立，调整期联赛经历了无升无降、只升不降、有升有降的复杂局面，最终于2006年中超全面采纳了升二降二的升降级制度。如今，中超竞争格局明显失调：2011赛季广州恒大一路领先，最终提前4轮夺得中超冠军；2012年，广州恒大获得中超和中国足球协会杯赛(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 Cup，简称中国足协杯)“双冠王”；2013赛季广州恒大提前3轮实现中超联赛“三连冠”且1年打破10项联赛纪录，在最后一轮5∶0狂胜武汉卓尔，以77分创造中超单赛季最高积分纪录，并于2013年11月9日晚成功问鼎亚冠联赛(AFC Champions League)。 2012年，中超16家俱乐部全部球员年薪支出合计约为10亿元，广州恒大占1/4。中超各家俱乐部的运行资本无一例外地依赖于幕后投资人的投入，值得关注的是中超转播费不是收入来源而是支出科目。2010年，广州恒大投入足球1亿元，每场比赛支付广东体育台4万元转播费。2013年，中超16家俱乐部中仅有广州恒大和辽宁宏运盈利，广州恒大盈利8 590万元，辽宁宏运盈利1795万元，另外14家中超俱乐部中广州富力亏损最多，亏损额达1.534 9亿元[13]。仅就资本结构而言，中超俱乐部资本结构单一且普遍亏损经营，似乎印证了纵向分层治理模式匹配的语境。 中国篮球职业联赛历经曲折，最终选择横向一体化治理模式。1995年创办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时，联赛分为甲A和甲B，每赛季甲A联赛最后2名降入甲B，而甲B联赛的前2名升入甲A。2004年联赛取消升降级制，并于2005-2006赛季采取准入制，即所谓的29条军规(内容涉及俱乐部制度、机构设置、比赛场馆设施、财务制度、参赛保证金、球队建设等12个方面)，准入制最核心部分就是俱乐部必须提供2 000万元注册资金及700万元参赛保证金，保证金可以由200万元现金和500万元的固定资产组成，中国篮球甲级联赛正式更名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hina Basketball Association，CBA)。2013年7月19日中国篮协公布了NBL俱乐部申请参加CBA准入实施相关文件：在资金方面，球队的注册资金必须达到2 000万元以上，而且新加盟CBA的球队需要缴纳3 500万元入籍费和200万元保证金，此外还需要保证未来3个赛季的资金充足率(每赛季不低于3 000万元)；在主场设置方面，所在城市必须满足同一省(直辖市)内的CBA俱乐部不得超过2个，同一城市内的CBA俱乐部不得超过1个的特殊要求。显然，上述政策具备典型的横向一体化治理结构的特征。 改革前后治理效果比较：1995-1996赛季至2000-2001赛季总冠军被八一双鹿包揽；改革后，联赛大体形成广东宏远、八一双鹿、新疆广汇、北京金隅争冠的格局。2010-2011赛季广东宏远战胜新疆广汇的总比分是4∶2，2013-2014赛季北京金隅在客场以98∶88战胜新疆广汇(总比分4∶2)，2015年北京以106∶98战胜辽宁总比分也是4∶2，而改革前如广东宏远4∶0战胜山东黄金，这种实力相差悬殊的比赛经常出现在总决赛中。近年来，中职篮上座率、收视率持续高涨，主要原因是联赛竞争格局逐渐趋于均衡，提升了比赛的观赏性，证明了横向一体化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说明我国并不缺少职业体育发展的文化基因。 从外在匹配度出发，一个国家在相近产业中同时采用2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模式，如何从地理环境、资本结构、文化底蕴维度加以解释。我国职业体育联赛处于“试错阶段”。既然是试错，那么偏离乃至失败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预测可能的结果与反思走过的道路是必要的。事实上，职业体育联赛的生存取决于观赏性(常常表现为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在保持联赛竞争格局均衡问题上，经济学理论只提供2条路径：一是横向一体化战略，组建联盟实行收益分享制度；二是政府出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产业扶植。美国职业体育联赛采用横向一体化结构、联盟主导的治理模式，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治理目标；英国采用纵向分层结构、俱乐部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导致竞争格局失衡的情况下适时出台调控政策确保联赛的观赏性，为获胜最大化的治理目标提供了保障。 由此，引出内在一致性问题，我国职业体育联赛官方治理目标是联赛服务于国内外大型赛事[14]，而俱乐部的治理目标是利润最大化[15]。治理目标的差异或治理主体的错位导致了一种既非横向一体化也非纵向分层的治理结构，进而形成了一种本质上是官方(足协、篮协)主导的治理模式，而此时投资方(俱乐部)转向追求联赛的外部利润。可喜的是，2015年3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中国足球协会(足协)改革放在首要位置，明确了足协的定位和职能，按照政社分开、责权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重新组建足协。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且不再享有行政级别，其领导机构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地方及行业足球协会代表、职业联赛组织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组成[16]，建立职业联赛理事会运营“中超”(笔者理解为即将成立的中国特色的“大联盟”)。其实，无论是否成立联盟，我国职业体育联赛的当务之急是实现治理目标的相融，即将政府治理目标与俱乐部利益诉求统一起来，在利益主体的博弈妥协之后采取一致性行动进行联赛治理。 至于我国职业体育联赛采用何种治理模式，笔者认为，横向一体化治理结构占优，因为横向一体化结构、联盟治理主体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俱乐部收益及其实力相对较为均衡，有利于提升比赛的观赏性。我国职业体育联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培育需求市场——资本在我国职业体育联赛水平较低情况下的利益诉求，激励后备人才——权力在我国竞技体育战略目标下的现实需求，以及治理主体错位与越位并存引发的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如果选定横向一体化结构的治理模式，当下亟待从3个方面入手：①积极谋划俱乐部和联赛的资本结构多元化，以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从资本结构维度实现与横向一体化治理模式的外在匹配。《方案》指出，实行政府、企业、个人多元化投资，鼓励地方政府将俱乐部所在大型体育场馆作为资源投资入股，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结构，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避免俱乐部过分依赖单一的企业投资人，以及随着投资人的变更俱乐部频繁迁移的现象，积极培育稳定的球迷群体和城市足球文化[16]。②出台联赛利益分配方案，促进权力与资本的目标相融，实现横向一体化治理模式中的结构、主体、目标等治理要素的内在一致。职业体育联赛是由政府、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组成的利益关系网，利益诉求实现程度是激发主体努力的核心和关键。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套保护在职业俱乐部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主体的制度安排[14]。无论是何种治理模式及其对应的利益分配模式，俱乐部拥有绝大部分剩余索取权是肯定的，至少能够达到市场上可以接受的利润率，职业体育联赛才能在市场中生存。③构建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职业体育联赛治理机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权力运行程序、外部监管体系，确保治理机制的外生变量与内生激励良性耦合，这是横向一体化联赛治理模式的保障体系，也是构建长效机制的关键要素。《方案》中规定了新的中国足球协会拥有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订、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交流等方面的自主权，但权力如何运行、外部如何监管尚未明确。 5 结束语 通过分析美国和英国职业体育联赛的治理模式可知：第一，无论哪种形式的治理模式都有其存在的依据和理由，因此，职业体育联赛的治理模式理应多样性的；第二，有效的治理模式能确保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结构的逻辑一致，并与地理环境、资本结构、文化底蕴之间互相匹配，故各国选择职业体育治理模式应该充分考虑内在一致性与外在匹配度；第三，治理目标差异源于治理主体不同，进而导致迥异的治理模式，最终必然影响治理绩效，但比赛不确定性和联盟竞争格局均衡是职业体育联赛成功的普遍准则。显然，我国足球联赛借鉴的是英国职业足球联赛治理模式，而篮球联赛先实行升降级制度后改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治理模式。从资本结构看，这种选择有其合理性。然而，从更加广泛的视角考察，似乎相去甚远。在此意义上，本文探讨的“治理模式”也只是立足于一个维度的论证，未来的中国职业体育联赛成功与否，取决于如何构建外生变量与内生激励良性耦合的治理机制。标签：横向一体化论文; 中超论文; 职业体育论文; 美国足球论文; 职业联赛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球迷文化论文; 联盟标准论文; 足球论文; 英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