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对中国经济成长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决定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劳动的数量与质量。一般来说，人是提供有用劳动的最基本的源泉。但这并不是说无需任何条件人就能够成为劳动的基本源泉。大量实践表明，一个自然人最终能够提供多少有用劳动，除了人通常所应具有的体力和所能做出的努力之外，人本身的内在质量是决定人实际能够提供多少有用劳动的最终界限。而所谓人本身的内在质量，说到底是个人才问题。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人才对人所能提供的劳动的数量与质量的决定作用就越大。然而，人才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什么天才与不天才的问题，而是能否把人作为一种投资对象即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与其说是劳动和资金共同决定经济成长，不如说首先是人才、其次才是资金决定经济成长；而人才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和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对中国经济成长的意义，就成了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成长格局与机理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为“资本”再正名
一提到“资本”，人们往往把它与机器、设备以及其他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这是资本的唯一存在形态，并且是一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实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界开始对此表示怀疑[①]。但是，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怀疑和阐述都是按照最传统的理论逻辑进行的，他们都把资本直接当成是物质资本。现在看来，不能不说这种认识存在极大的片面性。
实际上，“资本”有两种存在形态。其一是物质资本形态，即通常所使用的主要体现在物质资料上的那些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二是人力资本形态，即凝结在人体中的能够使价值迅速增值的知识、体力和技能的总和。
过去，人们往往重视物质形态的资本，而忽视人力形态的资本。这可能与当时条件下，相对于人力而言物质资本更稀缺或者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本来就是由人来操作有关。然而，大量事实表明，正是由于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忽视了与物质资本不同的人力自身所具有的资本属性，因而才没有使本来能够发展得更快的国民经济实现其应有的高速增长。二战以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实现经济起飞，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物质资本充裕，而是由于它们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这种实践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完整的资本概念是一个包括人力在内的概念，是物质资本形态和人力资本形态两方面的统一[②]。
二、人力资本在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成长中的作用
所谓人力资本，说到底就是通过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以人的高智能和高技能为基本存在形态的资本。具体说，对人力的投资主要包括用于教育、保健、劳动力再培训与国内外流动等方面的投资。虽然我们也承认先天就高人一筹的“天才”的存在，同时也承认这类“天才”对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但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才”并不是这类天才，而是那些借助于人力资本投资在后天才形成的人才。因此，人才问题，说到底并不是什么天才问题，而是人力资本投资及这种投资的效率问题。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可作两种划分：第一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即期效率，一般用人力资本短期投资的边际收益大于、等于或小于人力资本短期投资的边际成本来衡量。其中，等于关系是人力资本短期投资的均衡点，也是人力资本短期投资收益最大化点；大于关系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人力资本短期投资，其收益还明显大于这种投资的边际成本，即此时人力资本短期投资的效率还没有达到最大化；小于关系则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短期投资，其收益已经不及由此所造成的短期成本的上升，即此间人力资本短期投资已经出现了负效率。第二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效率，一般也用边际分析方法来衡量，差异在于投资期的长度不同，前者的时间跨度较短（一般以一个月、一季或一年为单位），后者的时间跨度较长（一般以二年以上为单位）。无论根据哪种划分，在中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至今还未发生过社会范围的人力资本投资出现负效率的情况。这是由现阶段中国的物质资本和技术相对稀缺和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决定的。所以，在中国现阶段，只要人力资本投资到位，总会带来较高的投资收益和社会经济效益。
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体现在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劳动力再培训支出等几个方面，因此，在分析与考察人力资本在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作用时，可以用这几个方面的支出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进行说明。
（一）教育支出对经济成长的贡献
教育支出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从广义角度看，教育支出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有普通教育（从正规的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支出、成人教育（对在职干部、职工的培训）支出、社会教育（通过各种文化知识传播媒体如广播电视等）支出等等。虽然上述各类支出的直接承担者不同，但不管哪类支出，都是一种预先进行的花费，因而都会降低支出者的现期收益，或者说是对支出者现期收益的一种扣除。就这一点而言，教育支出与生产性投资支出特别是流动性资产投资支出根本不同，它不是短期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投资。
实践证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与其教育投资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据世界银行专家的研究，增加教育投资，从而每使“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GDP就会增加9%。这是指头三年的教育，即受三年教育与不受三年教育相比，能使GDP提高27%。尔后增加的学年收益衰减为每年使GDP增加4%，或者说，其后三年的教育总共可使GDP提高12%”[③]。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从事木匠这个行当的工作时，一个受过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人与一个没有上过学或只上过三年学的人相比，他们学徒出师的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一般情况下，高中生出徒需要半年左右，大学生需要一周到半个月，而上过三年学的人通常需要三年，没上过学的人则至少需要三年，有的甚至四年也出不了徒。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尔多·W·舒尔茨曾在《人力资本投资》这篇有名的论文中指出：大量统计数字表明，国民收入的增长比国民资源的增长要快，有人把二者间的差额叫做“资源生产力”，这是一种用“无知”的办法对付无知的行为，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二者的差额不是由规模收益产生的，就是由投入品质量的改进产生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能力的改进”，其他方面应当置于“次要”地位。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最重要的不仅在于其“极端缺乏资本”，而且在于其没有把更多的资本“用来增加人力投资”。正是由于“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从而才使人的存在本身变成了“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④]。如表1所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差异是用于教育的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互不相同。前者所占比重较大（虽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下降），后者所占比重较小（但有上升趋势）。这种差异既是由前后两类国家发展水平决定的，反过来它又反作用于前后两类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导致前后两类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继续扩大。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开始注重对教育的投资，因而其经济成长速度也开始明显上升；发达国家对教育有所忽视，结果其经济成长速度就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教育对经济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
表1 世界不同地区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NP的比重（%）
区域或国家组别
1975年 1980年1985年
工业化国家 6.05.95.5
中亚与西亚 3.94.14.4
南亚国家
2.02.43.1
东亚国家
2.82.93.1
北美国家
6.05.76.9
撒哈拉以南非洲 4.24.65.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4.24.64.4
东欧国家
4.94.84.7
中国
2.12.83.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卷第31、33、224页，其中1991年中国政府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NP的比重又重新降为2.8%。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实践也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明显大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如果以国民收入（NI）为因变量、以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ED）和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IA）为自变量，分别以1953～1991年、1953～1979年、1978～1991年的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回归分析，可得到如下结果[⑤]：
（1）NI（1953－1979）＝336.3+2.54IA（－1）+14.8ED（－1）
（179.81） （0.80）（8.69）
（R[2]＝0.812） （D－W 检验＝0.78）
（2）NI（1978－1991）＝233.7+2.46IA（－1）+17.51ED（－1）
（274.48） （0.71）（4.44）
（R[2]＝0.991） （D－W 检验＝2.65）
（3）NI（1953－1991）＝259.9+2.42IA（－1）+17.7ED（－1）
（81.07） （0.44） （2.72）
（R[2]＝0.993） （D－W 检验＝1.68）
虽然上述三个回归方程中各项系数的大小略有差异，但他们所反映的趋势大体是一致的：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的教育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都会相应地带来国民收入的较大增长，但政府的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明显大于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实施改革前后相比，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份额略有下降（从2.54降为2.46，下降了0.8个百分点），但教育投资的贡献份额却大幅度上升（从实施改革开放前的14.8上升为实施改革开放后的17.5，上升了2.7个百分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固定资产投资不重要。其实，教育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较大恰恰是以每年都有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为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的。问题是近年来中国对教育的投资具有大幅度相对下降的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脱离了其他投资特别是教育投资的增长，因而造成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贡献率的下降趋势。
（二）劳动力再培训支出对经济成长的贡献
劳动力再培训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投资与教育投资有所不同。因为，教育投资是对就业者就业前的预先培训，因而是一种长期投资；而劳动力再培训投资则是对在职职工进行的就业后再培训。为了不断提高在职职工的劳动效率，虽然企业单位要坚持经常进行这种投资，但按其性质，这种投资却是短期性的。首先，这种再培训支出是针对在职职工上岗操作的实际需要进行的，投资的针对性强，投资支出后可以较快转化为职工的较高劳动效率，投资收益比较有保证，因而能够坚持经常进行；其次，这种再培训支出大都是短期性的，一次投资重点解决一个或几个主要问题，随支随用，即期培训即期投放资金，因而这种投资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最后，这种投资所需数额也比较小，只需在企业单位的流动资金中列支，并可以直接计入生产成本，因而能够即期投入即期收回。总之，经常性、时效性、可即期回收性等几个方面，恰恰表明了这种投资所具有的短期性质。
实践证明，哪个企业注重对在职职工进行就业后的再培训，哪个企业的生产效率就高，哪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就好，哪个企业在市场中就有较强的竞争力，从而哪个企业的发展就快。个别企业如此，整个社会亦同样如此。战后日本经济实现起飞，是由许多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日本的企业普遍注重对在职职工进行再培训。在中国，有很多企业曾经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甚至连年亏损，后来，经过机制转换，特别是在转换机制的同时，加强了对在职职工的再培训，结果，确有一批企业起死回生，收到了“柳暗花明”的效果。中外的实践经验都表明，全社会范围内对在职职工进行再培训，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企业职工的业务素质、企业职工对新事物和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专业劳动技能，而且还可以造成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大幅度提高。
（三）保健支出对经济成长的贡献
保健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支出究竟属于长期性投资还是属于短期性投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说，日常性保健支出（如对头痛脑热的治疗等等）应属于短期性投资。对于生产单位而言，这种投资主要是由企业承担、直接从企业生产成本中列支的。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这种投资则主要是由政府承担、直接从财政支出项目中列支的。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并不承担对全社会日常保健的投资支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国家，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都是被当作一种社会福利来对待的。虽然政府并不负责承担企业职工日常保健支出，但对于失去劳动能力、没有劳动收入来源而需要救济的贫民来说，则往往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医疗补助方案，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一定规模的日常保健性投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别是政府也承担相当规模的日常保健支出。不过，从保健支出的具体性质角度看，中国政府同西方国家一样，都是侧重于社会性的保健支出，如对人口质量、社会范围的疾病预防和社会性医疗保健措施的实施等方面的投资支出。这类投资支出大都是长期性的、对全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投资支出。
保健性投资支出是一国国民素质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也是一国经济发展与增长有无后劲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一种反论，我们不难设想，一个充满残疾人的国家，其经济是不可能有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的。目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9岁左右，高于一般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很明显低于高收入发达国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医疗保健投资支出还远不及许多发达国家。中国经常发生“未老先衰”或“早年英逝”，大批产业工人本来在岗期间其体质就满足不了其所在岗位对其体力和智力的要求，退休后则很快就彻底失去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等等，这类现象充分表明中国的医疗保健事业还远远跟不上经济迅速发展和高速增长的需要。虽然中国在这方面的支出已经占GNP的很大比重，但保健投资支出的效率极低、浪费严重，因而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还相对较小，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对其进行根治。这里所说的改革包括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社会保健制度改革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中国保健投资支出（包括政府支出和企业支出）的使用效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比物质资本投资更复杂的投资。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有助于提高推动经济成长的主观因素的质量。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物质资本和高新技术固然重要，但如果不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解决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观因素的质量问题，物质资本和高新技术就没有具有理性和创造性的人去推动，经济也就不会实现应有的增长。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对于经济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各国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竞争；各国经济能否获得持续高速增长，关键也将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结构和水平。市场经济越向前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要求就越高。在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已经深刻体会和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行动得比较早、比较快、措施比较得当有力，因而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并越来越为全社会所普遍接受。这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新趋势，是对长期困扰中国经济成长与发展的那种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甚至造成脑体收入倒挂倾向的一种有效纠正。
三、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与脑体劳动者收入倒挂
（一）现阶段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人力资本的物质载体是人，但又不能把人直接等同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不同于主体人本身而以人为对象所进行的各种投资的结果——主体人所具有的较高的智力和体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为12亿多，如果把实际已经出生但没有被官方统计或根本统计不到的那些人口和不纳入统计的人口包括在内，估计实际已达13亿以上，超过了世界人口总数的1／4。中国的人口数量虽然多，但真正高质量的人口却严重不足；表面上看，中国应当属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但实际上其中却有上亿人是不能适应生产发展和市场需要的“绝对过剩劳动力”。真正感到急需和供给明显不足的“有用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还相当低，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是一种“小托大式”结构：高智能、高技术劳动力所占比重极小，这些人收入虽然低却承载了带动占绝大比重的低智能和低技能劳动力进行现代化生产的历史重担。如表2所示，近年来中国的各项反映人力资本质量的指标均有所上升，但“小托大”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国有单位各类科技人员占在职职工总数的比重从1978年的5.9／10000上升为1992年的16.2／10000，上升了近3倍；全社会医生由占人口总数的1.12‰上升为1.54‰，上升了0.42个千分点；同期医院床位拥有量则上升了0.41个千分点；每万人口有大学生则由1978年的1.7上升为1994年的5.3，上升了3.6个万分点；与社会智力投资有关的图书、杂志、报纸的印数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不过，与人口绝对量相比，差距还相当大。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仍然是一个劳动力大量剩余、但高技能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国家。
表2 中国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结构
注：（1）国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百分比指占在职职工总数的比重；
（2）每万人口学生数指毕业学生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卷第81、714、761、780、791页；1995年卷第59、588、628、647页）
（二）对中国脑体劳动者收入倒挂及其负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某种资源不足时，其需求价格就具有上升趋势。因此，在这种趋势的引导下，这种相对稀缺资源的供给就会逐渐增加。可是，在中国，情况却恰好相反。中国高技能劳动力资源是严重不足的。前些年，在北京各大学毕业的学生大部分被留在北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目前中国人力资本的高度稀缺性。
然而，就是在中国人力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却发生了脑力劳动、高技能劳动相对收入持续下降、出现了“脑体收入倒挂”现象[⑥]。“脑体收入倒挂”的一个基本标志是脑力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体力劳动者、高科技劳动的收入水平低于低技术含量劳动的收入水平，表现为两类劳动收入水平的倒置。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从总体上看，教育部门、特别是中高等教育部门、纯科研单位和基础理论研究部门、医疗卫生保健部门以及国家机关干部和公务员的收入仍然明显偏低。例如，往往是同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在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或金融业就业，其工资收入就远远高于在上述所举部门就业的收入。近几年来，公司经理阶层中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级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或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些人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未取得这一职位的人，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脑体收入倒挂现象有所反转。其实，调查表明，受过高级教育后再取得公司经理职位的人的收入并不比未受过这种教育的人高。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脑体劳动收入倒挂现象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统计分析表明，长期以来在中国所出现的脑体劳动收入倒挂现象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读书无用论”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极左路线导致的一种错误思潮。当时出现“读书无用论”完全是政治斗争造成的，是“革文化之命”的产物。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思想、政治、组织、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强国富民等思想日益成为全社会各界的共识，“读书无用”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反对与唾弃。然而，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和高层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明显滞后于市场关系的发展，出现大批知识水平较低的金钱“大腕”和“大款”，形成了脑体劳动收入倒挂的局面时，所谓“读书无用”便重新抬头。有些人为了个人发财，甚至让自己的孩子弃学也上街去做生意。在市场大潮和金钱诱惑面前，许多大学生、研究生也纷纷退学“下海”。大量社会现象表明，正是由于脑体收入的倒挂，才造成了“读书无用论”的重新抬头。这种现象与近两年出现的“文凭有用论”、不少人特别是某些发了点儿财的“大款”用金钱买“文凭”，正好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现象的出现，则是脑体收入倒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科学技术的研究、发明与应用受到强烈干扰。在脑体劳动收入倒挂的影响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明。其最初表现是科技队伍不稳，人才大量流失，接着便是人们不大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高精尖技术的探索与发明。例如，国有企事业单位每万名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教学人员所占比重，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其中，到1992年工程技术人员在万名职工中的比重比1990年降低了15个百分点，科学研究人员比重比1990年降低了3.2点，教学人员比重比1991年降低了1个百分点。1992年全国申请批准的发明专利仅比1990年增加了128项，比1991年则减少了156项[⑦]。在脑体劳动收入倒挂、进而导致研究和发明不如购买和盗用的情况下，认真的科学研究与发明必然受到干扰，大面积出现“假冒伪劣”就在所难免。
第三，教育质量和国民素质以及人力资本质量普遍下降。既然低智能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较高、甚至极高的收入，既然努力学习、研究与发明创造还不如不学无术挣的钱多，既然社会上“最穷的是教授”、“最傻的是博士”，既然政府能够忍受这种颠倒，那么，当教师的心里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把份内工作对付下来、然后赶紧到别处去赚钱，当学生的则筹划怎么才能使自己以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容易得到的达到“毕业”所需的学分，当干部的便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如今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谭”，更不是什么个别现象，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一种广泛存在。尽管中国知识界还有相当一批良知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因而还不时有各类人才涌现出来，但正如人们所实际见到的，目前中国国民教育质量确实在下降，国民素质也在下降（市场上的短斤少量、汽车上的抢占座位、大街上的出口不逊、房前屋后衣物车辆的不翼而飞等等都是其具体表现），甚至从大学校门里走出来的最能代表人力资本质量的“当代学子”的质量也在下降。可以预见，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在脑体收入水平颠倒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上述问题可能还会更严重。
总之，只要容忍甚至允许脑体劳动收入倒挂，那么其负效应就不可避免，由此导致中国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形成所谓“无发展的增长”也就势所必然。其后果是严峻的。
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
首先，各级政府、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都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树立脑力劳动是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第一推动力和火车头的观念。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尚且知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近代许多发达国家的人们也知道“科学技术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难道现代中国人就把这些全忘光了么？难道非得等到中国的经济一天也离不开外国人时我们才能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么？显然，不能这样等下去。我们必须尽快提高认识，坚决纠正因受“左”的影响而持续了多年的收入分配上存在的这种弊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为实现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准备充分的人力条件。
其次，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逐步解决脑体收入倒挂问题。今后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大幅度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真正解决脑体收入倒挂问题。当然，中国收入分配中出现脑体收入倒挂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因此，也不能指望一下子将其彻底纠正。正确的作法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解决脑体收入倒挂问题。
再次，积极发展和完善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自由流动，打破劳动力的部门所有制，低能劳动力的市场就会相对缩小，高质量劳动力市场就会相应扩大，高质量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也就会大幅度提高。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虽然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各部门、各单位对高质量劳动力的管制还比较严，部门、单位所有制还广泛存在。劳动者还不能充分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岗位，高质量的劳动力所得到的工资收入也就无法得到市场的正确评估。因此，积极发展和完善劳动力市场、鼓励劳动者自由流动，对于有效克服脑体劳动收入倒挂将是一剂“良药”。
第四，转变财政职能，逐步消除脑体收入倒挂的经济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着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国收入分配出现不公，形成脑体收入倒挂，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生产条件的分配不公造成的。众所周知，中国高技能脑力劳动者大多数集中在事业性单位。这类单位的财产直接属于国家，其职工的收入水平也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工资制度和收入分配政策（目前国内流行着一种不成文的政策，即事业单位要想提高职工收入水平，就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创收活动）。当生产条件的分配出现不公时，收入分配也就必然会出现分配不公。例如，当体力劳动者相对集中的企业单位对企业的财产具有支配权和处置权时，企业就有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市场性的和非市场性的收益，并将其中一部分收益平分给企业内部职工，由此而使企业职工收入获得大幅度提高；相反，脑力劳动者相对集中的事业单位，由于他们没有财产支配权和处置权，尽管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活动，他们也不可能通过处置某种财产去获取额外收益。最近两年，国家允许学校进行招收自费生的试验，但如果把它当作提高学校（特别是中小学）职工收入的主要途径，则是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政策取向。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在继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搞好财政体制的改革，特别在改革过程中是切实转换财政的职能。只有转变财政职能，使中国现行财政职能彻底转向公共财政，才有可能使国家财政支出的结构得到调整，从而才有可能真正减少直接生产性财政支出、增加非生产性特别是文教、卫生、科学研究等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国家财政也才有可能切实为微观和中观经济行为主体开展创造性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国民经济才有可能获得持续健康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
最后，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高速成长准备充分的人力条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同前面分析指出的转变财政职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包括国家财政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增加财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包括全社会都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努力增加自身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国家财政首先着手采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的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虽然，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个人为了使自己的子女获得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受到较好的知识和品德教育，已经开始大幅度增加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多数人的良好愿望却受到了财力的限制。另外，还有一些人并不把送子女上学当成一件社会义务（这一点可以通过近年来文盲、半文盲人数有增无减得到证明）。他们如此做法，最根本的原因是目前在中国个人增大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还远远小于其边际成本。要提高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就是要在财政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的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的收入及其价值。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之处是前者能够自觉地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并促进其迅速发展。绝不能等到非国有企业普遍开始用高价收购各类人才后，国家才开始采取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收入的措施，因为那样一来，资源配置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严重扭曲（国家用大量投资培养的人才反而成为加速私人资本增值的助手）。因此，国家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切实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及其投资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与成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大幅度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则是强化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契机，深化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转变财政职能是从体制上和经济上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成长的一个重要保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例如，谢思全就曾于1988年发表论文《试论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本化趋势》（见《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1988年第4期第17～22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是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本化现象和资本化阶段？”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我也曾在博士论文《总需求变动规律与宏观政策选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一书中直接用“资本”一词取代了“资产”一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首次正式使用“资本”和“资本市场”等概念；冯子标和靳共元更进一步，他们直接以《论“社会主义资本”》为论文题目（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更加充分地论证和说明了“资本是迎合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方式”，只要某种价值难免在与劳动交换之后从生产过程中生产出剩余价值来，这种价值就是资本。这是资本的一般涵义，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社会主义资本”的基本根据。
②参见梁小民为〔美〕J·S·贝克尔著《人力资本》一书中译本写的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③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④〔美〕西奥尔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⑤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卷第43、149、224页提供的资料计算。回归方程下方括号内的数据为T检验值。
⑥参见刘迎秋：《论当前我国脑体劳动者收入倒挂》，《中青年经济论坛》1989年第5期。
⑦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卷第761、77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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