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过度是中国经济运行的潜在危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危险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府的行政措施是体现当前给定政策环境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机会，就不能不考虑行政环节的作用。从一般的直觉来说，行政的作用应该是增加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的稳定性，而过度膨胀的行政行为则是经济运行中不必要的阻力。尤其当我们处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的时候，愈演愈烈的行政过度现象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必定更为严重。有鉴于此，本文从理论角度探究行政过度现象对于当前经济运行状况乃至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一、对行政过度的定义描述
根据数年来对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实际体验和调查研究得到的结果判断，可以肯定地说行政过度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真正的、最严重的内在危险。在这里有必要指出，我们所批评和希望克服的是也仅仅只是过度的行政环节和行政现象，而不是笼统地反对所有的行政行为。为避免误解，给出关于“行政过度”的定义如下：
假定社会经济规模为S时相应最有效的行政规模为X，定义行政效率L＝S／X，考虑增量，有：
L′＝（S+ΔS）／（X+ΔX）
若L＞L′，则ΔX定义为行政当中过度的部分，简称为行政过度。
行政的目的应该是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关于一项行政行为是否有必要存在的判断准则，应该取决于这项行为是否有助于经济的运行，是否有助于增加全社会的财富。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由于某一项行政行为的取消或者不设置，能够减少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的话，这一行政行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局部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驱动，是行政过度的直接原因。这些利益的获得者通常以政府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作为掩护，不断寻求在更多的领域里设置障碍以扩大并把持权利。我们在这里使用了权利一词，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权力，是因为它们的确有利可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权力扩张中，作为总体利益集团的国家并不能得到多少好处，至少是有大量的利益流失。除了国家利益的直接损失，行政过度泛滥的更主要的危险，还在于它导致社会经济活动的阻力增加，民族精神亦随之败坏。
这种提法似乎不合时宜。因为在最近几年讨论得更多的是“加强各项管理”和“强化行政措施”。在具体做法上，首先就是增加行政机构人员，扩大行政分支机构。我们不能笼统地批评“强化管理”的口号，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现在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已经出现的繁琐倾向。宏观的，整体的口号即便正确，也会因为众多具体问题上出现的偏差而使口号成为空话。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是正确前提下的行政行为，也只有在简化程序，删除了多余环节之后才能是真正有效率和有效益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从来不缺乏正确的口号，但是实际效果的优劣并不仅仅取决于口号和名目的正确性。以企业年检为例，每年各个企业都要付出许多精力和财力应付各种年检。这些名目繁多的年检当中，究竟有多少是必需的和必要的？如果取消其中的某些“年检”，或者简化手续，或者适当延长其间隔，对各企业和国家整体的经济活动会有哪些影响？年检增加企业负担，增加行政部门的工作量，也可以说就是增加了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成本。这样的事，不做行不行？少做行不行？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年检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对企业而言，这样的事情多了，也就相当于减少了用于从事经济活动，从事创新生产以及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时间。事实上不仅是年检，还有许多所谓的规定都只是行政部门的游戏，没有多少实际的经济价值。
为什么现在某些行政机关或者地方官僚所制定的“规矩”既伤害民众利益，又损害国家形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他们掌管的那一局部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局部和个人利益。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是带着私心来制订所谓政策的，正如美国学者史蒂文·凯尔曼先生所说：这些人不问什么样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只注意什么样的政策对他们自己最有利（注：[美]史蒂文·凯尔曼，《制订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文版，第7页。）。行政机关滥用权力， 通常与其牟取额外利益的动机分不开。有观点认为，现在行政经费不足，所以一些机关巧立名目“创收”也可以理解。其实，行政经费不足可能恰恰说明了行政过度，机构臃肿的现实。对许多可管可不管的事都要插上一手，当然人手不足，于是扩充机构，于是经费不足，于是巧立名目败坏国家形象。在这整个过程中，国家与人民都没有得到利益。当然，行政管理不善，缺乏条理，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势必造成经济秩序混乱，造成系统损坏甚至崩溃。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如果机构管理混乱，很难设想相应的“系统”能够良好地运行。从行政的角度说，当然要加强管理，要尽量减少不确定因素，严格组织纪律，使有关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减少行政体系发生问题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增设机构，盲目添加行政人员并不等于加强管理。恰恰相反，行政过度，人浮于事的多头组织才是管理混乱的根源。同样，频繁的机构变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封建领导作风，也是不安全因素。当一个经济正在从计划走向市场，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来自权力机构的动荡，会使即将丧失旧有权利的一部分人努力寻找新的权和利机会。这时候，创造多余行政机会的最好理由，就是加强管理。一个足够冠冕堂皇的口号，可以像刀子一样割断反对者的舌头。但是过分的行政，除了可以为应该下岗的某些干部和待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之外，并不能给经济发展带来任何效益。相反，当来自税收的政府拨款不肯养活从事过度行政的那些人的时候，假借保护国家利益的不合理收费就不可避免。
行政过度等价于机构腐败。较之机构内部某些个人的腐败，机构腐败危害更大。目前流行一种盲目乐观的看法，似乎有了最新的技术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就能够一日千里。其实仅就行政过度而言，这种腐败就不是单纯技术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具有高智商的人未必一定具有良好的道德，掌握高技术也并不直接等价于社会的进步。现代化手段不是行政过度的天然防火墙。尽管从信息系统的角度可以判知某些过度行政环节的存在。但其逆命题不成立。这就是说，即便是可以借助于计算机管理和使用现代化手段运行的行政措施也可能是多余的。企业信息系统所反映的是企业管理过程的信息投影，而政府部门的信息系统则反映行政的业务过程。工具只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从信息系统角度可以判知的行政过度大多是混乱型的行政行为。由于混乱，所以与强调严格规范的信息系统格格不入。对于存在有混乱型行政过度的单位和部门来说，信息系统面临的危险是无法建造或者无法运行。在机构腐败的初期，混乱型的行政过度行为比较多见，当着机构的腐败已经逐渐完成的时候，信息系统也会堕落成为行政过度的帮凶。初期的行政过度，是多余行政环节所对应的信息混乱，有时甚至可以达到施政者随心所欲，被管者无所适从的地步：没有规矩，没有准则，朝令夕改。因着人事安排或其它动机的需要，派生出许多并无存在必要的环节。其实那些打着加强管理的旗号，推行过度行政的人并非真正关心政府和经济。大凡热衷于过度行政的人要么所关心的只是一己私利，要么就是根本不具备参与行政的能力。到后来，当着机构腐败的过程进入高级阶段的时候，初期混乱型的行政过度将会转化成为看似规范的繁文缛节。总会有人对这些繁文缛节提出异议，而这时候行政过度的受益者大多会以“这是法律规定”或者“这是上级确定的”之类的托词否决异议而坚持行政过度的要求。
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部门不能介入营利行为，这是不可含糊的基本原则。国家和中央政府对此三令五申。但是因为在某些部门具体执行时总是为自己留有余地，已经导致了中央政府指令的被架空。现在一些行政机构正在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变成“营利单位”，其危害之大，不能不察。中央政府应该下一狠心，绝对禁止任何行政机构以任何名义收取任何费用。行政机构的费用来自税收，也只能来自税收，从其他任何渠道牟取利益都会导致国家利益的丧失。昔日孟尝君焚烧地契以悦民心，今天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当权者也该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想繁荣经济，就必须在保证国家税收的前提下把人民的负担真正降下来。如果行政机构认为自己的费用不足，除了要求财政拨款之外只能靠精简机构减少人员的方式解决，放弃管理那些可管可不管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的决心与行为至为关键。中国公民有按章纳税的义务，也该有拒绝交纳苛款杂费的权利。
政府机关滥用权力的一种常见形式是与本单位“三产”或者与其它企业相互勾结，由行政部门发出文件，“要求”所属单位参加指定企业举办的活动，例如订阅杂志或参加某种培训。通常这种指定都有冠冕堂皇的借口，同时又发自顶头上司单位，除了天王老子，谁敢不从？于是老老实实交钱上课或者交钱不上课，取得证书。至于企业是否需要，学习是否有效，以及这种培训的费用多少只有天知道。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99年5月开始， 抚顺市交通队实行了一条新规定：每位驾驶员在年检时必须交15元钱，订阅2000年的《辽宁交通报》，不订报就不给办年审手续。据悉，当时抚顺市有需要年检的汽车驾驶员11万2 千多人，人手一份就是11.2万余份（注：参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11月26日（第8版）。）。 用小学算术中的乘法计算得出其金额总数至少要大于15元×11.2万＝168万元。 《北京青年报》转载这条小消息时冠以标题《想过年审须订报》，不褒不砭也未置可否，其中奥妙值得回味。再以会计电算化持证上岗为例，口号真是堂而皇之，又有红头文件规定每个单位都必须参加，培训费在500元上下不等。 可是对于有些小型企业来说，业务有限，帐目简单，会计们常用的依然是中国式的算盘，所谓电脑，最多也就是用到计算器和打字机。更有甚者，有些机关把办事程序搞得繁难无比，然后干脆拒绝直接面对服务对象，他们要求各企业“自愿”交纳咨询费给该行政机关举办的单位“代办”，美其名曰“方便群众”。
推行现代化，也成了某些行政机构或者准行政机构牟取利益的借口和手段。从1997到1998不足两年时间银行支票更换了三次。一本支票25张收费30元。1997年下半年要求企业换用“防伪印章”，到1998年春又要求所有企业通通改用直径为30毫米的铜制印章，使用专门的印油。刻一枚这样的铜章要花200元另买印油20元。这样做， 除了“救活”被专门指定的几家刻字店之外，对全社会的经济有多少好处？为了使用“清分机”的需要，银行规定所有支票均不得折叠，于是“支票夹”成为所有企业经营者必须购买的东西。后来又有消息说，银行打算在某个规定的日期之前要求所有支票都用支票机打印。这样做也许方便了银行或者养活了生产支票机的工厂，但是给社会公众添了多少麻烦？给企业增加多少负担？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搞得众人疲于应付。甚至对填写支票上的日期也作出了“必须大写，一至十月都要写成零壹月、零贰月等等”的荒唐规定。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个别坏人更改支票。且不说这种假设本身并不成立，即便假设成立，也是拿坏人的罪过惩罚好人。扪心自问，这些繁文缛节的招数，究竟能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什么？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要简单地再做一次乘法，用每一个企业都不得不支付的浪费乘以企业个数，就可以明白繁琐的危害。现在计算机病毒的危害已经为全社会所公认，其实繁琐也是一种病毒，是作用于社会肌体的一种可以扩散传播的病毒。
某些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存在已久成为痼疾。其实服务态度不好的背后，同样是“寻租”，同样隐藏着对额外利益的渴求，是行政过度的一种外在形式。调查中一位被访者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为办理公证他三次碰壁始终不得要领，终于在有经验人士指点下买了两条香烟给经办人。经办人当即声明不收礼，然后告诉他到楼上某处，几分钟后回到楼下原来柜台，香烟消失，大功告成。北京市南城某工商所一位专管员刁难客户，当客户打听他的姓名时，这位专管官员居然说：“怎么着，你这企业还想不想办了？”后来客户通过关系找到他的上级，才算盖章了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设一道关卡收一道钱，并不是只在城乡道路上才有的现象。大凡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个中奥妙。一瓶好酒两条烟，挥竿钓鱼也过关，如果你是关系户，万水千山只等闲。试想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再出几个大大小小的昏官又有什么稀奇！许多事情各个部门都争着管，同时也有些事情连该管的人也不管。为什么？就是一个钱字。当权力可以变卖成为金钱时，权力就成了抢手货。为了换取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他们并不在乎牺牲国家的形象。反之，当权力的作用只能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时，他们也就丧失了对这些权力的热情。
当然，精简办事的“程序”与精简办事“机构”同样重要。制度和规章的繁琐，办事程序冗长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无效成本增加，最终将体现为政府机构退化。对于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也是一种障碍。例如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乱收费”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各地收费名目之多，规模之大，增速之快，令人触目惊心（注：顾云华：清费保税为何难？《科技日报》1998年8月15日。 ）。据报道（注：参见《经济日报》1998年6月10日。）， 湖北省利川市从上到下行政事业收费竟多达2200多项，这还只是“正在统计登记中的一部分”。但是“惹不起，总躲得起”，仅1998年上半年，利川市城区就已有600 多个体户注销了户头。当年1～5月份，利川市国税局征收的税款还不足全年预期税款的20%。对此，朱总理说了8个字：“负担不堪， 民怨沸腾”（注：东摘：负担不堪，民怨沸腾，《报刊文摘》1998年6月15日。 ）。这种状况不加制止，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经济行为的主体是自然人，作为企业代表的法人概念应该说只是自然人概念的延伸。在中国经济实行转轨变型的前期，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曾经倡导“企业本位论”，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应该也有必要研究和提倡“自然人本位”。因为行政过度，管得太多，从自然人转变到“经济人”的过程太艰巨，妨碍自然人求职，不利于再就业。这里所说的经济人，是指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的人。现在社会上对各种经济活动的需求不少，空闲位置也很多，但是“办个企业不容易：一人干活十人管，恨不得剥了你的皮。就算不剥皮，也得烦死你”。这种状况须尽早结束。
1999年12月下旬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曾经播发了“一元钱就能当老板”的消息，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仅有这个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克服我们经济生活中的繁琐和行政过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解决行政过度的问题，无疑需要理论和研究的支持。但是这中间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学问而是良心，是常识。只要真正到下面走一走，对实际情况进行一番调查，列个单子出来，凡是有良心的人，不需要太高的智力，也能够说出哪些环节或者哪些规定是多余的。进而言之，那些在经济活动的第一线，饱受“繁琐”折磨的法人或者自然人更是深有感触。如果我们能认真地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至少对减轻企业负担是有益处的。
二、行政过度现象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
行政过度现象的存在，既是机构腐败的推动力，是助长官僚腐败的温床，同时又是腐败的结果，是直接导致社会环境和公众心理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肯定地说，行政过度与机构腐败是社会肌体上同生相伴，互为因果的一对肿瘤。行政过度的危害，主要体现在：
第一，行政过度现象的存在，导致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增加，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降低。这种现象的直接结果，是公众心理环境的逐渐恶化。公众心理环境的恶化，又会迅速地反映在对于未来生活支出将大于收入的预期当中。对未来生活环境不乐观或者不明确的非良性预期，导致公众选择持币观望，存钱备急的行为方式。行政过度对于物价持续下降的影响通过这个渠道得到体现。中国历史漫长悠久，经朝累代的教训始终告诫国家的当权者：治国之道，民心为本。而行政过度的最大危险，恰恰在于使当权者丧失民心。现实生活中常有建筑工地因施工扰民造成的冲突，其实官僚扰民的可恶程度和危害之甚远在施工扰民之上。第二，行政过度现象的存在，导致经济活动阻力增大，内耗严重，民众与各级管理机构、各种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同体系之间各种管理机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发生摩擦的几率上升。这种状况反映在社会生活当中，就表现为全社会经济生活的节奏缓慢，行政系统运转不灵。所谓“办事难，难于上青天”、“阎王少见，众鬼难缠”正是这种现象的写照。经济学家经常讨论“交易成本问题”，在行政过度泛滥的地方，交易成本必定呈现上升趋势。社会机器在一种缓慢节奏的低速下运行，货币的流转机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沉淀或者沉积都不足为奇。第三，行政过度现象的存在，导致了全社会创新实现能力的普遍降低。如果说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着技术因素的壁垒，那么必要的行政措施所起到的作用绝对不应该是增加技术壁垒的强度。行政过度的存在，反映为社会创新活动中非技术壁垒的增加。定义总体的壁垒效果等于技术壁垒与行政壁垒因子的乘积，那么必要行政环节的数量衡量值即为1， 总体壁垒效果只取决于技术壁垒的强度。当行政过度存在时，非技术壁垒的数量衡量值大于1， 与技术因素的壁垒效果相乘，总体壁垒效果增强。社会于是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能量用于克服壁垒，其效果则表现为全社会创新实现能力的普遍降低。创新能力降低，必然使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新意，无法提供或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于是市场清淡，人气不足，通缩不可避免。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观点，只有通过不断的创新才有经济发展。这种创新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与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天职就在于创新，不能创新就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如果社会上没有以创新为天职的企业家，社会经济也就无从发展。但是从更高的层次考虑，无论何种创新都不能脱离开现行的行政环境，非技术壁垒的存在，可能会大大减损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热情（注：龚益：“非技术壁垒对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1月第一版，第112页。）。
经济学界前辈对萧条的解释未必已经过时。例如宏观经济学创始人约翰·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理论体系，以及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以减少失业、治理萧条的政策主张，在中国仍然具有相当意义。凯恩斯认为，货币购买能力不足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萧条。凯恩斯企图通过消费解决生产问题的系统见解是：（1）在人们的收入增加时， 消费亦随之增加，但消费增加的比例小于收入增加的比例。在收入减少时消费随之减少，但不如收入减少的那么厉害。（2 ）边际消费倾向取决于收入的性质。消费者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3 ）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严重地影响着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注：李义平：“经济学百年回眸”，《经济日报》1999年12月27日，第六版。）。凯恩斯的预见在20世纪末的中国得到了应验。对于如何走出萧条，凯恩斯提出了大致如下的政策性建议：（1 ）由于萧条阶段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信心不足，利率政策通常效果甚微。因此主要经济政策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手段维持足够的总支出水平，以投资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经济信心。（2 ）扩张性财政政策通常可以发挥乘数效应，即已有的就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决定乘数大小的两个因素是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度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与乘数大小成正比。鉴于收入低的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凯恩斯主张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例如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增加消费倾向，使得一个较小的投资量就可以维持其特定的就业效率。（3 ）政府应该制定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措施，与公众保持密切联系以谋求公众的拥护。
凯恩斯重视政府在公众心目当中的形象，因为只有具有良好形象的政府才能在经济运行中发挥足够的作用。凯恩斯经济理论曾经解释并促成了战后相当长的经济持续发展，被誉为“通向繁荣的经济学”。但是长期推行的凯恩斯主义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或交替上升的负面效应。有鉴于此，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重新倡导自由主义，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物价的稳定，国家应尽量解除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弗里德曼认为：（1）通货膨胀速度的快慢对就业问题毫无影响； （2） 影响就业的不是通货膨胀的绝对水平而是其不稳定性和易变性（注：李义平：“经济学百年回眸”，《经济日报》1999年12月27日，第六版。）。从弗里德曼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稳定的政策对于繁荣和发展的作用。为了宏观地调整经济的运行态势，政府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但是频繁改变政策措施的做法可能具有极大的负面效应，因为它会严重地破坏政策在公众心目当中的稳定形象。与政策的稳定形象相比，政策的具体内容可能微不足道。这个观点，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我们采取的某些政策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却没有作用。值得指出的一个微妙之处，是我们主张在纠正行政过度的具体政策方法上必须慎重考虑政策的延续和稳定性。
以阿瑟·拉弗为代表人物的供给学派通过一条简洁明了的“拉弗曲线”使供给学派的观点和政策主张广为传播。这条曲线描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即超过某一点以后，提高税率将会强烈地抑制纳税者的经济活动，以至税收反而减少，但是当税率降低到某一点后，人们认为值得生产，税收反而会更多。根据这个理论，供给学派试图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税后刺激，促使人们多工作、多投资、更好地发明创造。他们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会提高生产率，增强经济实力，降低通货膨胀。中国历史上没有拉弗曲线，却有“削税负，减徭役”富民强国的措施。只有让老百姓在轻松宁静的政策环境下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国家才能有持久的稳定发展和经济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行政的管理措施看作广义的税收，因为每一个经营者都必须为满足上一级别的行政管理行为付出代价，在支付代价的意义上，行政管理与税收并无两样。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将适当的、必要的行政管理比照为合理的税收，那么，拉弗曲线描述的道理就可以在“行政过度”的现象中再次阐述。惟一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把企业或任何经营者为了满足上级的管理欲望而不得不支付的成本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税负。遗憾的是，这种从经营者角度上看起来完全等价于税收的东西并没有像严格意义上的税收那样进入国家的金库。
当我们把经营者为满足上级机关行政管理欲望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视同税负的时候，其实已经接受了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思所倡导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某些东西。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一个枢纽性的概念：交易费用。他把达成一项交易、作成一笔买卖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作为交易内容的某种商品的价格不在其中）称为交易费用，并以此为枢纽向人们说明企业的规模应该适度，并非越大越好。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则从制度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持续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而另外一些国家在经济上却停滞不前甚至每况愈下。因为这一项贡献，他与福格尔分享了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诺思在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西方世界的兴起》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思考“行政过度”问题，那么就可以说，存在有行政过度的国家机器不可能是具有高效率的。至少，这样的经济组织的效率可以通过削减冗余的行政环节或行政程序而得到提高。
就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而言，目前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依然如故，企业经济效益总体下滑。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上，特别是如何通过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确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企业经济效益并非尽如人意。企业效益下滑，必然会造成企业自主投资需求和投资能力的减退，其他投资主体对于事业投资的意愿也会有所折扣。虽然自1994年开始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是由于长期积累的不良债务尚未得到妥善处理，所以宽松金融政策的运用也不能尽意所为。此外在金融政策运用的效率、效果和实施成本方面亦不容乐观。二是已经出台和正在不断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无一例外地都有增加居民预期支出的功效，大有向民间聚敛资财的味道，这就使得居民的心理预期严重恶化，减少当前支出，转而影响经济。与此同时，由于过分的行政约束使得居民的投资意向受阻，财富保有和增值的渠道过于单一。居民做为个体的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比较难于获得承认，在他们试图从消费者转化成为投资者或者经营者的过程中，将会面对比较严重的障碍。虽然中央最近出台了鼓励和保障个人投资或独资经营的相关法律，但是如果那些无效的行政环节依然存在甚至加剧，那种以行政管理者身份凌驾于生产经营者之上的官僚习气不能得到克服，任何有效的政策都可能沦落为无效。为了真正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首先要从经济运行的机制内部着手，简化程序，删除多余环节，为全社会提供轻松简练的经济环境。换句话说，已经存在的那些无效的行政环节和（尤其是）正在不适当地过分扩张的行政行为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真正危险。
1999年12月